情感动员与韧性提升:不确定性风险下城市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基于上海市L社区的考察与分析.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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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3 年第 4 期公共治理情感动员与韧性提升:不确定性风险下城市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 基于上海市 L 社区的考察与分析余敏江,方熠威(同济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上海 200092)摘 要:现代性的“自反”引致人类社会的不确定性风险频繁涌现。全球疫情、气候变暖、自然灾害等风险与技术滥用、恐怖主义以及国家间冲突甚至战争等风险的融合使得人类社会越来越陷入一种高度不可感知性和深度复杂性的境遇中。作为城市社会的基础单元,社区亟需形成动静相宜、张弛有度的韧性治理模式方能应对不确定性风险的挑战。然而,传统的城市社区治理依然遵循“刚性”的逻辑理路,屡陷于“工具价值”与“结构功能”的重层张力之中,梗阻着
2、韧性社区的高阶进化。考察上海市 L 社区的治理实践发现,理性化的政策动员模式易错配“制度生活”的供求关系,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治理参与的活力。情感动员则另辟蹊径地揭示了合作导向行为的发生机制,通过“情感认同情感支持情感能量”的逻辑链条,构建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融通为特征的社区治理体系。情感动员塑造了一个公共精神充盈、公共秩序有序和行动能力适配的社区共同体,为社区韧性提升提供了组织和行动基础。关键词:不确定性风险;情感动员;韧性社区;城市社区治理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4-0115-1221 世纪以来,人类社会进入由现代性的“自反”所构建的“风
3、险社会”。全球疫情、气候变暖、自然灾害等风险与技术滥用、恐怖主义以及国家间冲突甚至战争等风险的融合使得人类社会越来越陷入一种高度不可感知性和深度复杂性的境遇中。2001 年古吉拉特邦地震、2003 年“非典”、2004 年印度洋海啸、2005 年卡特里娜飓风、2008 年汶川地震、2009 年全球甲流 H1N1 盛行、2014 年埃博拉病毒、2020 年新冠疫情,持续不断的风险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特征。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126针对“不确定性”风险持续上升的态势,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全党
4、明确要求:“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严密防范系统性安全风险。”153作为社会的“细胞”,社区不仅是市民生活的地缘共同体,亦是应对社会风险挑战的基础单元与前沿阵地。以此而言,全面提升党和国家防范化解风险的治理能力,亟需探寻一套与不确定性风险时代相适洽的社区行动模式,以实现基层社区的高效能治理。51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制度效能转化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研究”(23ZDA108),项目负责人:余敏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制度效能转化的经验与启示”(22AZD091),项目负责人:余敏江。作者简介:余敏江,男,博士,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
5、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方熠威,男,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2023 年第 4 期公共治理1 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面对不确定性风险,城市居民愈发难以获得恒定且持久的生活体验,却在“高速流动”的社会事实中真切地感受着现代性的“脱域”与“撕裂”,而这又进一步推高了居民的不安全感,反致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不确定性增加,以“陌生人”为显著特点的城市社区确然具有一定的脆弱性。一方面,城乡基层治理长期实行“双轨运作”的行政机制,呈现一种与复杂性风险思维不太符合的单维线性理路;另一方面,社会结构尚处于总体性向分散性转化的过渡阶段,公民自身也正经历着由“单位
6、人”向“社会人”转型的“原子化”困顿。受双重张力的羁绊与牵扰,城市社区治理常逡巡于治理边界模糊性与新兴风险流动性、治理资源分散性与新兴风险关联性、治理结构稳定性与新兴风险动态变化性等多层嵌套的抵牾之中。理论和实务界逐渐意识到,传统、单一的社区治理模式已难以适配复杂性、不确定性与流动性叠加的复合风险,需要练就“动静相宜”“张弛有度”的韧性治理模式 既能在静态空间结构适当疏离情况下形成内在凝聚的共同体行动,又能在“常态”与“应急态”之间迅捷、自如地进行动态转换。然而,社区韧性的习得并非易事,其间存在共同体中个体参与的困境。市场化条件下的城市个体愈趋原子化,其与社区的联结大多建立在货币化的房产契约之
7、上,这就使得以社区整体发展为目标的共意性集体行动难以自发生成。由此引申的连锁反应包括非常态时期多元主体间的协同困境、国家与社会之间“积极带动”与“及时回应”的互动关系匹配失衡、“反增长组织”抵制城市更新进程等。为此,有必要厘清:破解社区集体行动困境的内生性动力是什么?个体微观行为与共同体宏观行动之间存在一种怎样的结构关联?这种结构关联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区韧性的提升?围绕上述议题,中国学界的既有研究大多依循韦伯式理性视角,从“陌生人社会”行动理论的建构主义和功利主义出发,以成员的个人能力和理性元素为关键变量,来剖析其动力逻辑与运作机制。吴结兵、林坤洋曾采用社会行动理论中的文化、人格与社会
8、三大维度来探讨风险情境下的行动者策略2。张伟等学者则分析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社区韧性的影响因素:第一类是来自社区系统主体层面的管理创新能力、组织再造水平、信息治理能力、“变革”领导力、自治能力、政策执行力、志愿参与水平以及居民自主适应能力等;第二类是社区系统内部环境层面的共识渗透率,包括防控规范、协作氛围以及共同体文化等;第三类是社区外部环境层面的人力、资金、物资以及知识输入等3。周利敏则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框架,细致剖析了“风险事件利他性行动”的转化机理4。这些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社区韧性提升的情感维度。对社区共同体概念进行溯源可以发现,滕尼斯的原初定义本就包含着人际
9、亲密关系、情感深度等人文因素565-70。以往社区治理过程之所以日益凸显内卷化和过密化的特征,其弊病根结主要就在于个体“感性人”的缺席,以及居民群体情感表达和情感参与的阙如。与固化的理性相比,情感能够耦合现代社会的流动性特征,将宏观社会结构与微观个体行为联系到一个完整的、流动的体系中。611余敏江,方熠威.情感动员与韧性提升:不确定性风险下城市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2 情感动员:社区治理的一个行动框架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54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不仅意味着社区是政策有效执行和落地的形式共同体,更意味着社区是具有互助功能和
10、归属感的实质共同体。然而,面对不确定性风险,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建设依然略显生硬,日益扩张且复杂化的情感需求很难在效率至上的政策动员框架中获取。纾解现代社区的共同体困境,迫切需要将情感维度带进来,使社区居民由旁观者向具有家园情怀和互助意识的行动者转变,以真正提升城市社区的抗逆力、适应力和自治力。2.1 情感动员的理论出场社会科学中关于情感与社会行动间关系的讨论由来已久。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列举了影响他人的三点因素,其中就包括情感654-55。法国启蒙思想家托克维尔更是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创造性地将“情感”和“民情”作为重要因素融入他丰富的民主意涵之中7671-675。然而,随着
11、强调价值理性的“惟智主义”和强调工具理性的“实证主义”强势发展,情感维度逐渐被疏离在学界的主流框架之外,给人一种“心不在焉”或“语焉不详”之感。囿于理性主义专注于确定性、强制性与单一性的局限,法国学者涂尔干注意到情感这一社会因素。在他看来,社会秩序建立在分工整合的基础上,而“诉诸一种集体感情”则是这种功能得以发挥作用的根本点所在863。至 20 世纪中叶,秉持认知取向与习得理论的心理学家逐渐形成一种新的认识,即认为情感受到外部世界或情境事件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科学研究情感的社会特征提供了科学依据。美国学者乔治霍曼斯的社会交换理论将人类个体之间的社会互动因素归结为情感、报酬或资源91-23
12、。美国学者兰德尔柯林斯甚至认为情感才是日常生活中人际交往行为的核心动因,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理性的全盘否定,因为“情感互动”本身即是理性选择的过程,人们往往依据“情感能量”的成本和收益来确定投入的多寡10239-241。但情感毕竟是抽象的,行动是具体的,促成二者之间的逻辑转换,需依托一个契合历史、文化和国情的运转机制。在我国政治制度框架下,各层级治理实践长期处于科层式治理和运动式治理交错运行的“组合拳”模式。其中,动员机制既符合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经验,又能够穿透结构性制度和非结构性制度之间的治理张力,因而被视为一种理性的“非理性选择”。在基层社区,惯常运行的“政策动员”模式具有鲜明的理性化
13、特点,主要由行政要素(包括制度、资源和管理结构)与互动策略(信息和行动者的个体属性)共同塑造,但“上述两种力量之间缺乏自生的平衡,当行政控制凌驾于多主体间的策略性互动时,会衍生出代表性缺失的问题。而当后者绑架了前者时,又会因为缺乏有效的监督而面临回应性不足的窘境”11。相较而言,“情感动员”不依靠上级对下级的行政指令,也并非通过权力或权威的强制要求,而是运用情感策略或方式调节主客体间的关系,协调共同体的集体行为过程,促进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再生与联结并形成情感网络,继而实现场域内资源与力量的整合并共同作用于治理目标(见表 1)。711 2023 年第 4 期公共治理表 1 社区治理中政策动员模式与
14、情感动员模式的比较行动模式情境形势行动过程具体策略政策动员常态应急态分工定责资源下沉因事定责因岗授权任务发包行政指导情感动员常态应急态情感培育情感连带身份建构协商议事政策沟通网络化参与2.2 情感动员的发生机制作为一种基于社会情感和公共性形成的“温和”动员方式,情感动员“另辟蹊径”地揭示了合作导向行为的发生机制。一是以情境感知为出发点。所谓情境,是一个兼具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指的是行动者在某一状态下对处于同一场所的集合、对局外人设置明显的边界,意在实施“触发行为”,使群体内部成员联合起来,以便于开展共同行动或成就共同事件。个体在互动中的情绪体验,受到当下互动情境的影响,框定情境范围有助于从情感唤
15、起与抑制的角度解释居民互动与共同体团结的微观动力逻辑与发生机制。二是强调情感能量的作用。“情感能量”是互动参与者生成共同关注以及发生“节奏连带”的驱动力。这种驱动力确然赋予人的“原生情感”,具体而言,如果参与者个体在自己的情绪感受“连续统”中拥有高一端的情感能量,即对社会互动充满自信与热情的感受,那么他/她很大程度上会积极地与他人保持“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直到节奏同步。三是注重社会关系与秩序的实践性建构。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惯常依循“单一主体自上而下”的线性运行理路,该模式虽有利于治理资源下沉,却难以适应社区空间碎片化、社区人口复杂化及其高流动性等现实情况。空间层面的社区治理是社会生产的过
16、程,也是调适社会关系与建构新社会秩序的过程,但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由前者到后者的推导实现需依托一个强有力的实践机制。四是以促成群体团结为依归。随着高强度的“相互关注”与“情感连带”之间彼此强化,参与者便会产生群体团结的感受。这是一种主体间性的调适状态,通过多样化的治理参与方式内化出对共同体成员身份的自我认同,是集体意识通过社会行动而内化于心的感受,继而使成员将自己与共同体紧密联结在一起。群体团结实质上是一种道德感与公共性的衍生产物,当群体的道德被内化为每个个体必须予以秉持的准则时,就会油然而生对共同体的认同感。2.3 情感动员与韧性治理的逻辑关联韧性是指物体面对不确定扰动的稳定、恢
17、复和适应的能力。韧性社区理念强调的是在应对811余敏江,方熠威.情感动员与韧性提升:不确定性风险下城市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风险挑战带来临时紊乱下社区稳定、恢复和适应的能力,使社区在逆境之后能够因应调适、迅速恢复甚至反弹与提升。情感动员为动态审视社区治理的韧性提升过程提供了一个全景式分析框架。具体而言,社区的情感能量补给社区行动能力,社区既有管理逻辑更有生活逻辑。社区治理需贴近生活、情感的叙事空间,关注个体需求和人际互动。以灵活、适应和宜人的情感动员使得个体间沟通更加顺畅、主体间联动网络更容易集成。“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很多风险在邻里的守望相助下迎刃而解。而且,风险的不确定性特质意味着引发危
18、机的因素无处不在,传统的事后修补模式显然不合时宜,情感动员中的行动过程分析在常态演练与实操中对不同情境任务的内生机理以及攻克靶向进行细致“画像”,这与韧性社区所强调的“升级组织的抗逆力、适应力和自治力”之间具有逻辑连贯性。为进一步明晰情感动员对社区韧性的作用机理,笔者在研究思路设计上选择依循“科尔曼之舟(Colemans Boat)”(见图 1)的方法论范式展开论证。“科尔曼之舟”是著名社会科学学者詹姆斯科尔曼在其著作社会理论的基础中所提出的一个挖掘社会科学因果机制的“黄金范式”124-23。这一模型启示研究者,唯有深入中观乃至微观层次,才能合适地解码宏观现象之间因果过程的内在联系。而“科尔曼
19、之舟”对于情境、行动和转化机制的强调也与情感动员的基本主张不谋而合。因此,本文将二者进行结合与调适,以洞悉情感动员促进社区韧性提升的逻辑与过程。图 1 情感动员与韧性提升的“科尔曼之舟”3 从政策动员到情感动员:上海市 L 社区治理行动逻辑转换的过程分析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及单位制组织模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技治主义“理性”逐步代替情感,发挥组织和管理城市社区的功能。这一思维影响下的行动模式更多是总体性和刚性的,在不确定性风险下往往显得无所适从,因而需要重新接续起社区共同体的情感纽带,配以更多元的思路和更立体的体系设置。上海市 L 社区的行动模式演化过程恰好吻合这一趋势。L 社区隶属于上海市
20、L 街道(街道与社区同名),是一个居民群体构成较为复杂的基层治理单元。截至2022 年 6 月,该社区外来人口(非本地户籍)占比约为 45%,老年人占比约为 36%,群租房比例约为 39%。一名社区工作人员在初期访谈中表示:“他们(外来人口和租户)不愿将社区当作自己的家,没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主人公意识。”课题组的问卷调查也显示,60.6%的租户对自身定911 2023 年第 4 期公共治理位依然是旁观者。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异质化程度较高的社区能够在 20182022 年间先后完成多个特点迥异的复杂任务、产生蔚为可观的治理效能、展现出较强的社区韧性。3.1“制度生活”的错位供给与“社会距离”的技术
21、镜像一般而言,风险社会的微观个体多是在“刺激反应”的被动状态下完成对情境的感知与共享性定义,继而与宏观社会行动之间交互形成新的秩序。但传统的政策动员模式常出现“失灵”现象,究其原因,概因其理性主义的治理策略在处理情境化的复杂问题时触碰到制度与生活间的紧张关系。制度和生活是两个相互连贯但又彼此殊异的方面。制度是以国家名义制定并支撑国家的各个层级和部门代理人行使其职能,而生活是社会人的日常活动包括各种权宜性生产的利益、权力和权利诉求13。诚然,一体化的制度策略有助于社区总体目标的实现,但“社区大事”无不是由关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点滴小事”所组成的,而这些“小事”对每一个家庭来说也都是“大事”。换
22、言之,社区治理既应刚性地保证集体目标的实现,也应柔性地观照居民的生活需求。而过于重视塑造制度规约的政策动员模式常常“顾前不顾后”,以致于与以民为本、主动服务、以心换心的柔性生活理念背道而驰。另外,当前的社区治理实践过于依赖行政化治理格局,在无形中对个人和家庭的抗逆意识和能力造成干扰,反而出现个体感知风险的意识薄弱、居民自救互救的意识不足、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行动的主动性不强、等靠要的依赖心理与事不关己的冷漠心态共存等现象,又进一步加剧了共同体的脆弱性。事实上,作为社会空间的浓缩物,社区治理制度化的运转模式理应趋向于生活化,为柔性的情感因素涌现提供场域基础。如美国学者柯林斯所说,“同一个空间的亲身在
23、场会使人们更容易察觉他人的信号和身体表现;进入相同的节奏,捕捉他人的姿态和情感;能够发出信号,确认共同的关注焦点,从而达到主体间性状态”10106。而在数字社会,人们的信息来源以及与外界的交流多通过互联网完成。以 L 社区多个微信群为例,各群内人数长期保持在 350 人以上,信息的主要内容多为社区通知、卫生知识普及等,有效的互动鲜有发生。社区微信群的实质是一种自组织性网络社群空间的承载方式,其初衷是实现“线上呼吁线下帮办”的紧密结合。然而,社区工作的重点对象(老年人、弱势群体等)恰恰处在信息技术的鸿沟中,以致于居委会不得不安排专人负责对接这些人群,技术“赋能”成为“负能”。更为紧要的是,线上互
24、动终究无法带来即时性的行动反馈,桎梏了作为集体性社会事实的情感能量1421-34。L 社区党支部书记在和笔者交谈时提到:“靠微信群开展工作非常碎片化,实际效率在建群初期较高,后期变得很低,特别是不知道群众是不是接收到了我们的工作通知,是否有抵触情绪,如果存在抵触情绪,或者政策宣传没到位,后续可能会出现矛盾或抵抗。”网络交互模式的弊病反映出理性与现实之间的情绪化裂痕。这一裂痕不仅是居民个体原子化的后果,也是国家与社会间距的“镜像”。“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的矛盾在 L 社区曾经特别凸显,为缓解“资源任务倒挂”现象,L 街道所在的 X 区推动机关干部走出办公室、走进社区。然而,社会成员对组织权力
25、的“敬畏心理”往往会制造出主客体之间的弹性距离,“既可使二者的关系伸缩有度,进退自如,把握适当,如鱼得水;又可致二者的关系荒腔走板,进退失据,不得要领,跋前疐后”15。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延展了“下沉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社会距021余敏江,方熠威.情感动员与韧性提升:不确定性风险下城市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离”。与此同时,“下沉干部”在多任务导向下也多秉持“事本主义”,常常无暇顾及方式方法,以致出现“干部干,群众看”“一人干活、九人指点”的状况。自上而下的政策动员模式能够在短时间内提升管理的权威性和科学性,调集资源解决社区物资与人力不足的难题,但“权力地位”之间不同的结果会引发不同的生理过程,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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