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动员与韧性提升：不确定性风险下城市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基于上海市L社区的考察与分析.pdf

2023 年第 4 期公共治理情感动员与韧性提升:不确定性风险下城市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 基于上海市 L 社区的考察与分析余敏江,方熠威(同济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上海 200092)摘 要:现代性的“自反”引致人类社会的不确定性风险频繁涌现。全球疫情、气候变暖、自然灾害等风险与技术滥用、恐怖主义以及国家间冲突甚至战争等风险的融合使得人类社会越来越陷入一种高度不可感知性和深度复杂性的境遇中。作为城市社会的基础单元,社区亟需形成动静相宜、张弛有度的韧性治理模式方能应对不确定性风险的挑战。然而,传统的城市社区治理依然遵循“刚性”的逻辑理路,屡陷于“工具价值”与“结构功能”的重层张力之中,梗阻着韧性社区的高阶进化。考察上海市 L 社区的治理实践发现,理性化的政策动员模式易错配“制度生活”的供求关系,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治理参与的活力。情感动员则另辟蹊径地揭示了合作导向行为的发生机制,通过“情感认同情感支持情感能量”的逻辑链条,构建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融通为特征的社区治理体系。情感动员塑造了一个公共精神充盈、公共秩序有序和行动能力适配的社区共同体,为社区韧性提升提供了组织和行动基础。关键词:不确定性风险;情感动员;韧性社区;城市社区治理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4-0115-1221 世纪以来,人类社会进入由现代性的“自反”所构建的“风险社会”。全球疫情、气候变暖、自然灾害等风险与技术滥用、恐怖主义以及国家间冲突甚至战争等风险的融合使得人类社会越来越陷入一种高度不可感知性和深度复杂性的境遇中。2001 年古吉拉特邦地震、2003 年“非典”、2004 年印度洋海啸、2005 年卡特里娜飓风、2008 年汶川地震、2009 年全球甲流 H1N1 盛行、2014 年埃博拉病毒、2020 年新冠疫情,持续不断的风险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特征。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126针对“不确定性”风险持续上升的态势,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全党明确要求:“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严密防范系统性安全风险。”153作为社会的“细胞”,社区不仅是市民生活的地缘共同体,亦是应对社会风险挑战的基础单元与前沿阵地。以此而言,全面提升党和国家防范化解风险的治理能力,亟需探寻一套与不确定性风险时代相适洽的社区行动模式,以实现基层社区的高效能治理。51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制度效能转化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研究”(23ZDA108),项目负责人:余敏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制度效能转化的经验与启示”(22AZD091),项目负责人:余敏江。作者简介:余敏江,男,博士,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方熠威,男,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2023 年第 4 期公共治理1 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面对不确定性风险,城市居民愈发难以获得恒定且持久的生活体验,却在“高速流动”的社会事实中真切地感受着现代性的“脱域”与“撕裂”,而这又进一步推高了居民的不安全感,反致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不确定性增加,以“陌生人”为显著特点的城市社区确然具有一定的脆弱性。一方面,城乡基层治理长期实行“双轨运作”的行政机制,呈现一种与复杂性风险思维不太符合的单维线性理路;另一方面,社会结构尚处于总体性向分散性转化的过渡阶段,公民自身也正经历着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型的“原子化”困顿。受双重张力的羁绊与牵扰,城市社区治理常逡巡于治理边界模糊性与新兴风险流动性、治理资源分散性与新兴风险关联性、治理结构稳定性与新兴风险动态变化性等多层嵌套的抵牾之中。理论和实务界逐渐意识到,传统、单一的社区治理模式已难以适配复杂性、不确定性与流动性叠加的复合风险,需要练就“动静相宜”“张弛有度”的韧性治理模式 既能在静态空间结构适当疏离情况下形成内在凝聚的共同体行动,又能在“常态”与“应急态”之间迅捷、自如地进行动态转换。然而,社区韧性的习得并非易事,其间存在共同体中个体参与的困境。市场化条件下的城市个体愈趋原子化,其与社区的联结大多建立在货币化的房产契约之上,这就使得以社区整体发展为目标的共意性集体行动难以自发生成。由此引申的连锁反应包括非常态时期多元主体间的协同困境、国家与社会之间“积极带动”与“及时回应”的互动关系匹配失衡、“反增长组织”抵制城市更新进程等。为此,有必要厘清:破解社区集体行动困境的内生性动力是什么?个体微观行为与共同体宏观行动之间存在一种怎样的结构关联?这种结构关联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区韧性的提升?围绕上述议题,中国学界的既有研究大多依循韦伯式理性视角,从“陌生人社会”行动理论的建构主义和功利主义出发,以成员的个人能力和理性元素为关键变量,来剖析其动力逻辑与运作机制。吴结兵、林坤洋曾采用社会行动理论中的文化、人格与社会三大维度来探讨风险情境下的行动者策略2。张伟等学者则分析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社区韧性的影响因素:第一类是来自社区系统主体层面的管理创新能力、组织再造水平、信息治理能力、“变革”领导力、自治能力、政策执行力、志愿参与水平以及居民自主适应能力等;第二类是社区系统内部环境层面的共识渗透率,包括防控规范、协作氛围以及共同体文化等;第三类是社区外部环境层面的人力、资金、物资以及知识输入等3。周利敏则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框架,细致剖析了“风险事件利他性行动”的转化机理4。这些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社区韧性提升的情感维度。对社区共同体概念进行溯源可以发现,滕尼斯的原初定义本就包含着人际亲密关系、情感深度等人文因素565-70。以往社区治理过程之所以日益凸显内卷化和过密化的特征,其弊病根结主要就在于个体“感性人”的缺席,以及居民群体情感表达和情感参与的阙如。与固化的理性相比,情感能够耦合现代社会的流动性特征,将宏观社会结构与微观个体行为联系到一个完整的、流动的体系中。611余敏江,方熠威.情感动员与韧性提升:不确定性风险下城市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2 情感动员:社区治理的一个行动框架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54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不仅意味着社区是政策有效执行和落地的形式共同体,更意味着社区是具有互助功能和归属感的实质共同体。然而,面对不确定性风险,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建设依然略显生硬,日益扩张且复杂化的情感需求很难在效率至上的政策动员框架中获取。纾解现代社区的共同体困境,迫切需要将情感维度带进来,使社区居民由旁观者向具有家园情怀和互助意识的行动者转变,以真正提升城市社区的抗逆力、适应力和自治力。2.1 情感动员的理论出场社会科学中关于情感与社会行动间关系的讨论由来已久。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列举了影响他人的三点因素,其中就包括情感654-55。法国启蒙思想家托克维尔更是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创造性地将“情感”和“民情”作为重要因素融入他丰富的民主意涵之中7671-675。然而,随着强调价值理性的“惟智主义”和强调工具理性的“实证主义”强势发展,情感维度逐渐被疏离在学界的主流框架之外,给人一种“心不在焉”或“语焉不详”之感。囿于理性主义专注于确定性、强制性与单一性的局限,法国学者涂尔干注意到情感这一社会因素。在他看来,社会秩序建立在分工整合的基础上,而“诉诸一种集体感情”则是这种功能得以发挥作用的根本点所在863。至 20 世纪中叶,秉持认知取向与习得理论的心理学家逐渐形成一种新的认识,即认为情感受到外部世界或情境事件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科学研究情感的社会特征提供了科学依据。美国学者乔治霍曼斯的社会交换理论将人类个体之间的社会互动因素归结为情感、报酬或资源91-23。美国学者兰德尔柯林斯甚至认为情感才是日常生活中人际交往行为的核心动因,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理性的全盘否定,因为“情感互动”本身即是理性选择的过程,人们往往依据“情感能量”的成本和收益来确定投入的多寡10239-241。但情感毕竟是抽象的,行动是具体的,促成二者之间的逻辑转换,需依托一个契合历史、文化和国情的运转机制。在我国政治制度框架下,各层级治理实践长期处于科层式治理和运动式治理交错运行的“组合拳”模式。其中,动员机制既符合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经验,又能够穿透结构性制度和非结构性制度之间的治理张力,因而被视为一种理性的“非理性选择”。在基层社区,惯常运行的“政策动员”模式具有鲜明的理性化特点,主要由行政要素(包括制度、资源和管理结构)与互动策略(信息和行动者的个体属性)共同塑造,但“上述两种力量之间缺乏自生的平衡,当行政控制凌驾于多主体间的策略性互动时,会衍生出代表性缺失的问题。而当后者绑架了前者时,又会因为缺乏有效的监督而面临回应性不足的窘境”11。相较而言,“情感动员”不依靠上级对下级的行政指令,也并非通过权力或权威的强制要求,而是运用情感策略或方式调节主客体间的关系,协调共同体的集体行为过程,促进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再生与联结并形成情感网络,继而实现场域内资源与力量的整合并共同作用于治理目标(见表 1)。711 2023 年第 4 期公共治理表 1 社区治理中政策动员模式与情感动员模式的比较行动模式情境形势行动过程具体策略政策动员常态应急态分工定责资源下沉因事定责因岗授权任务发包行政指导情感动员常态应急态情感培育情感连带身份建构协商议事政策沟通网络化参与2.2 情感动员的发生机制作为一种基于社会情感和公共性形成的“温和”动员方式,情感动员“另辟蹊径”地揭示了合作导向行为的发生机制。一是以情境感知为出发点。所谓情境,是一个兼具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指的是行动者在某一状态下对处于同一场所的集合、对局外人设置明显的边界,意在实施“触发行为”,使群体内部成员联合起来,以便于开展共同行动或成就共同事件。个体在互动中的情绪体验,受到当下互动情境的影响,框定情境范围有助于从情感唤起与抑制的角度解释居民互动与共同体团结的微观动力逻辑与发生机制。二是强调情感能量的作用。“情感能量”是互动参与者生成共同关注以及发生“节奏连带”的驱动力。这种驱动力确然赋予人的“原生情感”,具体而言,如果参与者个体在自己的情绪感受“连续统”中拥有高一端的情感能量,即对社会互动充满自信与热情的感受,那么他/她很大程度上会积极地与他人保持“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直到节奏同步。三是注重社会关系与秩序的实践性建构。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惯常依循“单一主体自上而下”的线性运行理路,该模式虽有利于治理资源下沉,却难以适应社区空间碎片化、社区人口复杂化及其高流动性等现实情况。空间层面的社区治理是社会生产的过程,也是调适社会关系与建构新社会秩序的过程,但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由前者到后者的推导实现需依托一个强有力的实践机制。四是以促成群体团结为依归。随着高强度的“相互关注”与“情感连带”之间彼此强化,参与者便会产生群体团结的感受。这是一种主体间性的调适状态,通过多样化的治理参与方式内化出对共同体成员身份的自我认同,是集体意识通过社会行动而内化于心的感受,继而使成员将自己与共同体紧密联结在一起。群体团结实质上是一种道德感与公共性的衍生产物,当群体的道德被内化为每个个体必须予以秉持的准则时,就会油然而生对共同体的认同感。2.3 情感动员与韧性治理的逻辑关联韧性是指物体面对不确定扰动的稳定、恢复和适应的能力。韧性社区理念强调的是在应对811余敏江,方熠威.情感动员与韧性提升:不确定性风险下城市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风险挑战带来临时紊乱下社区稳定、恢复和适应的能力,使社区在逆境之后能够因应调适、迅速恢复甚至反弹与提升。情感动员为动态审视社区治理的韧性提升过程提供了一个全景式分析框架。具体而言,社区的情感能量补给社区行动能力,社区既有管理逻辑更有生活逻辑。社区治理需贴近生活、情感的叙事空间,关注个体需求和人际互动。以灵活、适应和宜人的情感动员使得个体间沟通更加顺畅、主体间联动网络更容易集成。“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很多风险在邻里的守望相助下迎刃而解。而且,风险的不确定性特质意味着引发危机的因素无处不在,传统的事后修补模式显然不合时宜,情感动员中的行动过程分析在常态演练与实操中对不同情境任务的内生机理以及攻克靶向进行细致“画像”,这与韧性社区所强调的“升级组织的抗逆力、适应力和自治力”之间具有逻辑连贯性。为进一步明晰情感动员对社区韧性的作用机理,笔者在研究思路设计上选择依循“科尔曼之舟(Colemans Boat)”(见图 1)的方法论范式展开论证。“科尔曼之舟”是著名社会科学学者詹姆斯科尔曼在其著作社会理论的基础中所提出的一个挖掘社会科学因果机制的“黄金范式”124-23。这一模型启示研究者,唯有深入中观乃至微观层次,才能合适地解码宏观现象之间因果过程的内在联系。而“科尔曼之舟”对于情境、行动和转化机制的强调也与情感动员的基本主张不谋而合。因此,本文将二者进行结合与调适,以洞悉情感动员促进社区韧性提升的逻辑与过程。图 1 情感动员与韧性提升的“科尔曼之舟”3 从政策动员到情感动员:上海市 L 社区治理行动逻辑转换的过程分析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及单位制组织模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技治主义“理性”逐步代替情感,发挥组织和管理城市社区的功能。这一思维影响下的行动模式更多是总体性和刚性的,在不确定性风险下往往显得无所适从,因而需要重新接续起社区共同体的情感纽带,配以更多元的思路和更立体的体系设置。上海市 L 社区的行动模式演化过程恰好吻合这一趋势。L 社区隶属于上海市 L 街道(街道与社区同名),是一个居民群体构成较为复杂的基层治理单元。截至2022 年 6 月,该社区外来人口(非本地户籍)占比约为 45%,老年人占比约为 36%,群租房比例约为 39%。一名社区工作人员在初期访谈中表示:“他们(外来人口和租户)不愿将社区当作自己的家,没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主人公意识。”课题组的问卷调查也显示,60.6%的租户对自身定911 2023 年第 4 期公共治理位依然是旁观者。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异质化程度较高的社区能够在 20182022 年间先后完成多个特点迥异的复杂任务、产生蔚为可观的治理效能、展现出较强的社区韧性。3.1“制度生活”的错位供给与“社会距离”的技术镜像一般而言,风险社会的微观个体多是在“刺激反应”的被动状态下完成对情境的感知与共享性定义,继而与宏观社会行动之间交互形成新的秩序。但传统的政策动员模式常出现“失灵”现象,究其原因,概因其理性主义的治理策略在处理情境化的复杂问题时触碰到制度与生活间的紧张关系。制度和生活是两个相互连贯但又彼此殊异的方面。制度是以国家名义制定并支撑国家的各个层级和部门代理人行使其职能,而生活是社会人的日常活动包括各种权宜性生产的利益、权力和权利诉求13。诚然,一体化的制度策略有助于社区总体目标的实现,但“社区大事”无不是由关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点滴小事”所组成的,而这些“小事”对每一个家庭来说也都是“大事”。换言之,社区治理既应刚性地保证集体目标的实现,也应柔性地观照居民的生活需求。而过于重视塑造制度规约的政策动员模式常常“顾前不顾后”,以致于与以民为本、主动服务、以心换心的柔性生活理念背道而驰。另外,当前的社区治理实践过于依赖行政化治理格局,在无形中对个人和家庭的抗逆意识和能力造成干扰,反而出现个体感知风险的意识薄弱、居民自救互救的意识不足、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行动的主动性不强、等靠要的依赖心理与事不关己的冷漠心态共存等现象,又进一步加剧了共同体的脆弱性。事实上,作为社会空间的浓缩物,社区治理制度化的运转模式理应趋向于生活化,为柔性的情感因素涌现提供场域基础。如美国学者柯林斯所说,“同一个空间的亲身在场会使人们更容易察觉他人的信号和身体表现;进入相同的节奏,捕捉他人的姿态和情感;能够发出信号,确认共同的关注焦点,从而达到主体间性状态”10106。而在数字社会,人们的信息来源以及与外界的交流多通过互联网完成。以 L 社区多个微信群为例,各群内人数长期保持在 350 人以上,信息的主要内容多为社区通知、卫生知识普及等,有效的互动鲜有发生。社区微信群的实质是一种自组织性网络社群空间的承载方式,其初衷是实现“线上呼吁线下帮办”的紧密结合。然而,社区工作的重点对象(老年人、弱势群体等)恰恰处在信息技术的鸿沟中,以致于居委会不得不安排专人负责对接这些人群,技术“赋能”成为“负能”。更为紧要的是,线上互动终究无法带来即时性的行动反馈,桎梏了作为集体性社会事实的情感能量1421-34。L 社区党支部书记在和笔者交谈时提到:“靠微信群开展工作非常碎片化,实际效率在建群初期较高,后期变得很低,特别是不知道群众是不是接收到了我们的工作通知,是否有抵触情绪,如果存在抵触情绪,或者政策宣传没到位,后续可能会出现矛盾或抵抗。”网络交互模式的弊病反映出理性与现实之间的情绪化裂痕。这一裂痕不仅是居民个体原子化的后果,也是国家与社会间距的“镜像”。“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的矛盾在 L 社区曾经特别凸显,为缓解“资源任务倒挂”现象,L 街道所在的 X 区推动机关干部走出办公室、走进社区。然而,社会成员对组织权力的“敬畏心理”往往会制造出主客体之间的弹性距离,“既可使二者的关系伸缩有度,进退自如,把握适当,如鱼得水;又可致二者的关系荒腔走板,进退失据,不得要领,跋前疐后”15。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延展了“下沉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社会距021余敏江,方熠威.情感动员与韧性提升:不确定性风险下城市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离”。与此同时,“下沉干部”在多任务导向下也多秉持“事本主义”,常常无暇顾及方式方法,以致出现“干部干,群众看”“一人干活、九人指点”的状况。自上而下的政策动员模式能够在短时间内提升管理的权威性和科学性,调集资源解决社区物资与人力不足的难题,但“权力地位”之间不同的结果会引发不同的生理过程,后者又进一步与不同的情感产生关联16。城市场域内的新“差序格局”虽有别于传统社会单元所定义的只取决于血缘和亲缘的紧密关联,但在此种梯次结构中个体关系强度仍受到彼此间观念接近程度与共情程度的影响。正因此,社区治理行动中情感的暌违以及社会自主性的阙如在一定程度上会阻塞居民治理潜能的激发,也难以切实、持续地提高治理效能。3.2“社会感染效应”激发与“跨域性社会网络”重构在不确定性风险下,自上而下的权威机制保证了社区治理中的安全感,并将国家的宏观治理图景拓展到社区场域中。这为社区动员营造了制度空间,但权威性与合法性之间的距离始终存在,无法形成依照既定方向集体行动的自发倾向。作为特定情境下人际互动的根本引擎和变压器,情感能量起到弥补这种裂痕的功效。美国学者古德温曾分析指出,激活高浓度的情感能量能够创造社会感染效应(Social Contagion),使民众沉浸在浓郁的道德氛围之中17,继而将共同体内的诸多个体团结起来。治理的原初目的在于消除危机和风险,也正因此,共同体在不同阶段的动机会因情境的紧迫性与复杂性变化而变化。以此而言,促使社区共同体的动员机制更具韧性,迫切需要考量社区居民已有的感性知识,回归到社区居民最熟悉的日常生活和认知框架中。“人际关系的本质就是一种情感的社会交换”18288,而这种交换需在物理空间中发生,后者悄然触发、聚集人们的情感因素,并反身性地施加影响。2020 年夏季,L 社区“居民邻里中心”成立,成为活跃度、集聚度非常高的社区公共服务点。邻里中心注重培养愿意参与自治的热心人,专门设置了邻里议事厅,成员由居民代表、街道科室代表、中心服务团队代表组成。从规划、建设、活动安排到自身周边的社区事务,成员都会在每月例会上议一议。2020 年 6 月以来每季度以“为民服务一片情”为主题开展大型活动,创新菜单式服务形式为居民群众提供就近、多元、便捷的生活服务。通过这一平台,发现了社区的有心人、组织了社区的热心人、找出了社区的善心人,引导人人参与社区自治共治工作。可以说,邻里中心不仅是居民间人际互动的情感空间,亦成为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政治空间。长期以来,居委会游离在国家管理与居民自治的张力之中,扮演着行政性与自治性复合的双重角色,而通过融“情”于日常的服务性工作,不仅收获了居民的支持与理解,而且形成了友好稳固的私人关系。志愿服务大多建立在参与者积极情感能量积累的基础之上,其所承载的观念、经历等会成为志愿者在活动推进中行动和认知的“工具箱”,提供情感、文化、能力等资源供给。L 社区自2020 年 5 月起推动成立社区志愿者组织,引导居民走出私人领域走向公共空间。L 社区居委会主任提到:“我们社区有一个自发成立的老年协会,主动对接社区,派会员轮流在社区门口进行值守、测体温、登记访客等,也进行政策宣传工作。而对于其他个体的志愿者,则由我们居委会制定排班制度。”如美国学者蒂利所说,情感是跨边界的,将超出各方各自的范围行动197-8。志愿性个体背后携带有跨域性社会网络,能够渗透到场域内的各个群体,而且随着个体在圈子121 2023 年第 4 期公共治理中连带数量增多或者紧密度提高,个体也将在与环境的交互中形成新的认识和情感,显示出更强的交互能力,即“情感连带”。当受到“情感连带”的加能,个体逐渐生成对自我群体成员身份的认同,并加持了相应强度的情感能量,个体会与他人保持更加密切的相互关注,言语与姿态也更加同步20。在这一机理的作用下,居民将产生自我安全感和对共同体的归属感。3.3“情感能量”传导与“共同体团结”形成不同于政策动员模式,情感动员更进一步改变了邻里之间的交往方式,居民、管理者和服务者们在社区场域中发生“友爱”互动,越来越多的居民逐渐意识到“远亲不如近邻”的真正意涵。囿于建立在契约关系上的社区居民之间特有的匿名性和陌生感,以及极为有限的基层干部资源,致使庞大的社区居民关系间出现诸多困境,迫切需要“关键群众”作用的发挥,他们需在其他人不愿意加入的情况下也饶有兴致地进行动员,并且付出必要的社会成本,其他的参与者也会依附于这个高密度的积极分子网络。在社区,“关键群众”是居民间横向互动得以拓展的纽带,也是居委会、物业、社会组织和居民互动的枢纽。居委会无法了解和认识全部的居民,但是通过“关键群众”能比较全面地把握居民最迫切的需求,从而在行动时更有针对性。不仅如此,“关键群众”在居民中可以积累一定的声望,譬如同样的事情由他们转述比居委会的“通知”更容易被居民所接受,在遇到复杂情况且无法及时解决时,他们代表居委会立场表达意见也更不易引致居民反感。作为长者,老年人群体在邻里网络结构中也常处于相对顶端的位置,是在情感上被尊崇的对象。在日常生活中,L 社区的“关键群众”主要是退休老年人(“老娘舅”),而在抗疫期间,热心的年轻人接过“接力棒”,发挥其在信息时代的智识优势,扮演起“团长”的角色。“关键群众”具有感召力的社区互动使得每一个体内部生产出情感能量,并且在调动自身影响力的同时,也会被其他个体所影响。受市场逻辑影响,城市居民承担社区建设成本的意愿明显降低,个体难以生发出关注公共利益的公共精神。社区专业力量与志愿者团队需保持井然有序的联动合作状态,并在此基础上展现出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关爱,建立施助者和受助者之间的互惠关系,重新凝聚人心,实现共同体的状态。“老娘舅”和志愿者等基层积极分子的模范性在情感上感染了其他居民,使得社区建设长期积累的社会资本得以涌现,亦激发起社区居民主动关心他人以及参加集体事务的公共意识。一般认为,利益是与理性联系在一起的,但事实上,情感的内容同样包含着利益的成分,只不过其侧重点和关联机理有所不同。人情惯习是中国人传统的行动逻辑,此种以近情为特点的思维传统也为情感动员提供了文化层面的实践基础。当风险来临,共同体中潜藏着的情感价值迸发,趋向一种“融合共生”的演化情势。这其中存在着一条若隐若现的社会链条,即情感的波动被不断传递和接收,发生情感传导。究其原因,首先,物质赠予传递了积极的心理信息,凝聚了对共同体成员的关爱等主观意义,成为社会行动中的政治和社会符号,培育了成员积极的情感状态;其次,这些利益互惠活动还转化为前文提到的“人情”,而“人情”是以互相报答为基础的,它要求接受者要适当地回馈赠予者,达成和满足对方的企盼和愿望21,进而促成主体之间良好的关系状态。毋庸置疑,共同体的功能不仅在于夯实邻里之间的情感纽带,关键是建立起个人之间以及社会之间的信任,常规化地消弭系统性风险,并累积扩散效应,增益于治理目标的实现。221余敏江,方熠威.情感动员与韧性提升:不确定性风险下城市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4“刚柔相济”:情感动员增益社区治理韧性的作用机理传统的社区治理逻辑总体表现为一种对确定性的寻求,习惯于将情感因素作为理性的对立面而摒弃于治理程序之外。但随着现代社会面临深度不确定性,城市社区治理常陷于“工具价值”“结构功能”的双重张力之中,以此而言,实现基层治理效能的帕累托改进理应找到更具效力和可持续性的行动策略。情感动员作为一种结合中国“情理”传统特质与现代社会风险特征的策略选择,其本质是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主要依托“情感认同情感支持情感能量”的逻辑链条,柔化共同体内部诸个体之间的“边界”,继而在社区场域下联结多样化的治理资源,构建起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融通为特征的社区治理体系。概而言之,情感动员塑造了一个公共精神充盈、公共秩序有序、行动能力适配的社区共同体,为社区韧性提升提供组织和行动基础。4.1 情感认同滋养社区公共精神自觉且广泛的价值认同是具有协作性特征的韧性治理之基础。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原子化社会个体心态中“私”的观念在日常行为中频繁出现,并且囿于城市社区中的房产性质、居民的社会经济条件、家乡籍贯等差异,社区的地域性意义也相应被弱化,引致认同的危机、身份认知的区隔和本体性安全的缺乏。但治理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距离,有赖于主体身份的相互承认以及身份认同的制度化框架之证成。这就需要情感要素在居民与居民、居民与社区组织的互动场域中发挥着联结他人与联结内在自我的重要作用。质言之,社区治理中认同感的提升其实是一个自我关联性情感的再生产过程。“当居民感受到社区组织表达的正向情感后,便在不自觉中增进了对社区的认同,深化了社区参与的行动,而这种行动反过来又进一步彰显了居民自身的权利和影响力。”22此种影响力潜移默化地调适国家与社会的权力结构关系,表现为居民以自身行为促成政府、社会组织等他者介入社区,并借此达至主体间对彼此能力和地位的认同状态。情感认同以尊重价值差异、满足情感需求为基本条件,寻求一种与他者共有的素质或状态。通过情感认同建构进行邻里动员,社区治理不再是“单兵突进”而是变成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推动了公共精神的形成与演化。现代社会的公共精神是“一种促使人们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空间、有利于公共性生产的精神”23。随着个体自我的一致性和对他人的理解性提升,居民彼此学会尊重他人与自我尊重,继而获得一种鲜活的责任感,懂得对自己和他人的权利进行正确地评估,形成自我管理的技能与习性并学会服务于他人。而邻里之间的社会网络又促进了声誉的流动,将“公”的理念输入动员机制之中,以良善凸显城市社区中温暖人心的文化符号,亦推动共同体责任及公共性的回归。由此,社区成员从原子化的行动者逐渐转变为有责任感、有公共意识的集体行动者,城市社区也因此成为具有公共精神的治理共同体。4.2 情感支持筑牢社区治理秩序公共秩序有序是社区治理的核心价值追求。在社区治理中,公共秩序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因应调适,以具体形式上透射的价值准则来鼓励行动者在特定的框架下追求个体安全。而个体安全又受社会安全的影响与支配,二者之间呈现出复杂的交互循环与重叠并行关系。“社会安全321 2023 年第 4 期公共治理的生产既受到物理空间形态的影响,也受到空间中社会结构和文化物质的影响。”24在当前城市社区治理的秩序整合中,具有价值性意涵的文化因素日渐突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共同体、共同体与社会相互联系并互相赋予合意性及合法性。在不确定风险下,不确定性发展的内在张力被激化,刚性化的政策动员模式在基层社会亦逐渐弱化。作为情感网络的聚合体,柔性的情感投入、情感传递和情感支持是社区公共秩序整合能否成功的关键。情感支持在日常状态下更多表现为对居民实质性需求的满足,对于公共秩序也能带来积极改善。现代人常常以自利和避险为价值偏好,城市社区也充满了“不需要知道你是谁”的非人格化交往。事实上,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积累起来的各种主观性价值感受并没有消逝,而是寄居在人身体之中,形成隐性的行为倾向系统。对此,情感动员摒弃工具理性所固有的“程序化”和“公式化”,针对社区居民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在治理态度、方式方法等方面因地制宜、一人一策,搭建了一条条情感纽带。多元价值需求的满足使行动者会主观认定自身对于社区治理所涉制度安排和行动实践关系自身意图的达成,也将促使其自觉地对权利与义务进行概念化操作。而情感动员在融通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同时,也打破了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边界,完成了“公”与“私”的合理转换。在多样化的治理场景中,居民主动从家庭这个私人空间走出来,走进社区这个公共空间,通过邻里中心、楼组长、居民议事会等方式有效地厘清并规整公共需求的要素和治理资源(行动者)的结构,继而促进社区治理秩序有序迭代更新。4.3 情感能量补给社区行动能力在集聚风险的城市社会,社区共同体需匹配相应的“自适应”能力作为韧性支撑,不仅包括抵抗风险(抗逆力)和恢复常态(复原力)的能力,还强调发现和利用逆境中的成长机会进行知识更新(学习能力),以创造性地调适、整合、改变社区运行的基础。然而,受制于社会环境、专业人才以及知识储备等多种因素,社区对复杂问题识别的敏锐度以及技术学习的能力尚难以适配多样化的社会治理需求,而社区组织又较少真正发挥实质性作用。申言之,韧性社区建设是一个复合性行动能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这要求将多元价值具象化为话语、想法和意图,并纳入社区行动结构中,形成行动者与结构相互演绎的场域。情感动员通过调适社区自组织内部的治理规范,加强制度保障的能力,而与之相适配的行动模式依托多元主体间共同遵守的社会资本形成了一套非制度化的社会参与网络。这种新型的行动者网络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灵活机动性,其结构更具扁平化,运行流程更加迅捷;二是技能丰富性,居民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可以针对不同情况提供不同的服务,例如互助理发、心理慰藉、卫生知识宣传等;三是社会自主性,塑造了多元参与的价值共识,推动了更多的群众由被动参与向主动参与转变。由此,曾经“彼此疏离”的商住小区变成了“富有人情味”的生活家园,无数的“社区能人”也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社区治理,克服、缓解了社区共同体无序、低效等问题。而这种发展又反向赋予了社区居民自主参与、信息共享、资源调配、自救互救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感,也体现了社区自组织领导动员力和资源动员力的增长。在参与式治理格局的作用下,社区共同体得以保持其核心能力不受影响,进而盘活组织资源、流程和关系,敏捷地适配各类治理任务与风险挑战,并实现逆势增长。421余敏江,方熠威.情感动员与韧性提升:不确定性风险下城市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5 结语在不确定性情境的“风险叙事”中,情感动员通过寓情于理的动态调适促成了感性与理性间的复合优化,形成了刚柔相济的韧性机制,既调动和提升了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也保证了治理的合情性、合理性。然而,完善“维护公共利益”与“降低风险危害”的治理维系,是一个持续性挑战。情感动员并非完美无瑕的治理行动机制,人际关系的结构性压力引致“相对剥夺感”、情感的过度滥用滋生“权力寻租”等潜在问题仍然存在。鉴于此,社区治理行动的目的性指向应聚焦于如何将情感动员与技术治理、制度安排合理调配,做到张弛有度。具体而言,以情感动员提升社区韧性,需从多元主体结构优化、自组织能力提升以及行动策略/思维的动态调适入手,这不能仅等待“大考”检验,更要将“干中学”的动态理念贯穿于风险应对的全生命周期。在日常情景中,除了保留节日文化活动、科学知识普及以及社区达人培育等相对传统的情感动员形式外,还可通过“社区圆桌会谈视频直播”等温情式技术形式发挥自媒体的个性优势,及时了解民情民意,精准识别并防范潜在风险。其中,通过社区赋权增强居民的社区意识是最重要的一环,唯有社区获得了较好的赋权,才能通过情感动员使社区成员产生以社区为家的共同体意识。而社区居民参与意识与能力的提高又进一步强化居民的社区情感,从而形成双向正效应,构建相互信任、彼此支持、整体合力的共同体内部互动格局。参考文献: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 吴结兵,林坤洋.行动视角下的社区应急管理策略与韧性机制建设:以杭州市杨柳郡社区为例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2(6):100-107.3 张伟,陈琪伟,朱宇霁,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社区韧性影响因素模型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22(3):96-109.4 周利敏.灾害情境中的集体行动及形成逻辑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82-88.5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6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M.罗念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7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8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9 HOMANS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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