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方法的“乡村”:中国共...闻政策研究立场及其空间转向_王仕勇.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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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传媒观察2023 年第 6 期 总第 474 期【作者简介】王仕勇,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贾浩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变迁研究”(19ZDA321)阶段性研究成果。作为方法的“乡村”: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研究立场及其空间转向王仕勇 贾浩伟(广西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2488)【摘 要】新闻事业是时空条件下的产物,新闻政策的制定很大程度上与地域相关,但“地方性”却较少被新闻政策研究关注。作为一种与城市相对的生产生活空间和综合性文
2、化范式,乡村及其新闻政策的制定和传播有着独特的语境。新闻政策是党和政府实现乡村振兴、现代化治理的重要抓手。在解决“三农”问题中,新闻政策扮演了重要角色。重新审视乡村新闻政策、乡村传播的重要地位,对于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实现中国乡村的现代化治理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关键词】新闻政策;乡村;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乡村振兴;中国式现代化【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406(2023)06-0005-8作为一种与城市相对的生产生活空间和综合性文化范式,乡村及其新闻政策的制定和传播有着独特的语境。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年度统计公报显示,我国乡村人
3、口总数为 49835 万人,依然占全国大陆总人口的 35.3%。与城市相比较,乡村相对贫困和落后,但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又使得乡村的稳定和发展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至关重要。“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一公里,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必经之路。”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在党的新闻政策的推动下,乡村新闻业态、传播结构、文化载体及乡村主体性等多方面都发生了历史性变迁。从改革开放初期四级办广播电视,到新时代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大力建设,对农新闻传播在农民生产生活和国家基层治理体系中一直有着重要地位。但梳理分析我国乡村新闻政策的历史与现状不难发现,当下新闻传播体系中存在着都市媒介文化强势
4、与乡村传播缺位的问题,乡村“被遮蔽”、农民“被想象”。党的新闻政策如何更好地对乡村新闻传播作出引导、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重要课题。新时代新思想新传播DOI:10.19480/ki.cmgc.2023.06.0166传 媒 观 察新时代新思想新传播一、问题提出:被遮蔽的乡村与被想象的农民当下,我国的新闻传播体系整体上还存在着乡村“被遮蔽”和农民“被想象”的情况。由此引发出新闻治理和乡村现代化相关的系列问题:新闻的意义在中国乡村如何生成?“乡村”在党的新闻政策中的定位如何?国家如何通过新闻政策实践实现与底层乡村社会的连接?新时代面向乡村的新闻政策如何更加科学地制定?对这些问题
5、的回答成为本文的逻辑起点与意义所在。(一)都市媒介文化强势与乡村传播的缺位对城乡关系的研究是中国学界一个无法绕开的焦点问题。但在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探讨的往往是基层治理、社会结构等问题,大量是政治学者、社会学者在场,新闻传播学者往往缺席。乡村传播、乡村文化内生性等研究处于边缘。作为维系中国乡土社会的空间载体,乡村不仅是中华文化基因的母体,也是中国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自农村改革以来,乡村社会出现了需要警惕的“原子化”趋向。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事关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的战略出台,为乡村新闻政策研究提供了契机。以“乡村”为方法开展新闻政策研究,不仅符合几千年来乡土中国的发展逻辑,也契合新时代乡村振
6、兴的现实要求。2022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乡村振兴战略将“乡村”带回了学界研究的视野。在新闻传媒领域,中国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伴随着“村村通”工程、“下乡”工程,新闻媒介在乡村发展、乡村现代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毫无疑问,在媒介社会化和社会媒介化的现代社会,从新闻治理和乡村现代化的互动关系入手研究乡村新闻政策的变迁,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乡村振兴、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新闻传播助力。当下,我国的新闻传播体系仍然存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新闻传媒在城乡融合发展
7、中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新闻媒介分布的差距,二是新媒体普及的差距,三是媒介资讯分众化的差距,四是传媒技术应用的差距,五是新闻价值选择的差距。由于这种结构性失衡,加剧了“城市中心主义”的媒体强势逻辑,乡村成为新闻传播中的“他者”,占我国人口总数近三分之一的农村人口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众多的差距反映出城乡居民获得新闻媒介公共服务机会的不平等,阻碍了乡村社会的持续发展与进步。随着互联网及智能设备的普及,中国新闻业发生转机:县乡用户成为移动互联网最大增量群体,以“土味”为代表的泛娱乐社交风靡。尽管如此,当下我国却仍旧面临信息传播“最后一公里”失灵的困境。乡村振兴的真正实现,不仅关乎政治和社会
8、,也与新闻传媒及其公共性相关。解决这一供需错位的关键在于政策先行,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新闻政策理应推出新的改革举措。党和政府应充分发挥其宏观管理、政策调控的作用,持续推进乡村信息化建设,不断完善乡村新闻传播基础设施,通过政策引导缩小城乡之间的新闻传媒鸿沟。总之,中国的新闻研究不应忽略城乡关系视野。新闻传媒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密不可分,结合我国仍有 4 亿多人口生活在乡村的现状,新时代党的新闻政策应该从城乡融合的视野扩展新闻政策的一体化思维。即乡村新闻政策不能仅仅局限于新闻、广播、电视、电影、交通等“单向度的下乡”,而要整体推进,逐步关注到如何更好地满足乡村居民新闻信息需求,引领构建乡村新
9、闻传媒体系,培育好乡村文化的主体性,不断满足乡村居民对现代美好生活的追求。(二)中国式现代化呼唤乡村新闻治理乡村是一种解决城市甚至是民族危机的“方法”。学者甘阳曾指出:“中国社会科学的真正发展唯有建立在对乡土中国的大量经验研究之上才有可能。”从梁漱溟的乡村运动,到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再到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中国式现代化应建立在乡村振兴和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之上。7作为方法的“乡村”: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研究立场及其空间转向新时代新思想新传播在学术研究中,“三农”相关议题一度被“边缘化”。诞生于工业文明的新闻传播学,更是长期关注工业化、城市化中的新闻传播现象,乡村成为“被新闻传播研究遗忘了
10、的角落”。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研究的乡村转向,对于构建中国自主的新闻学知识体系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一是有利于中国新闻传播研究深入思考如何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群众路线,制定符合乡村特点的新闻政策,有效发挥新闻政策的现代化治理效用。以“乡村”为方法,要求对丰富的本土性探索与经验进行深入总结,诸如群众办报传统、乡村内生性媒介的价值、乡村现代新闻传媒体系的构建、乡村主体性等,对今天的乡村传播、中国式现代化等决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二是有利于拓展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体系研究的理论视野,促使相关研究系统化、体系化及科学化,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城市中心主义”的学术桎梏。赵月枝认为:“中国新闻传播学整体都应该具有城乡
11、关系、中心与边缘的大视野。”从城乡关系调整的历史渊源出发,融合新闻学、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和领域的理论资源和知识体系,结合乡村这一创新性角度展开研究,可以把握中国共产党乡村新闻政策的宏观理论体系及规律。三是有利于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新闻传媒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关于新闻传播的理念,是放在文化(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社会治理),以及更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语境中进行思考的。将党的乡村新闻政策与中国式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相勾连,是新闻学研究以问题为导向的重要体现。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乡村文化振兴这一基础性工程随即被提上日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12、研究乡村新闻政策变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弥合城乡信息鸿沟,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有利于帮助新闻媒体改进对农传播策略;有利于推进乡村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二、改革开放以来“乡村”之于新闻传播的学术史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新闻传播与乡村社会的研究,可以从两条逻辑主线展开梳理分析:一是从时间纵向上来看,可将 40 余年的乡村新闻传播研究历程划分为三个时期,以从整体上统揽现有研究的发展脉络;二是从横向领域来看,则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到 1978 年以来乡村新闻传播研究的具体议题。(一)纵向:从冷门到热点19781994 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对乡村受众的传播调查研究范围内,仍属“冷门”。
13、随着西方传播学的引入、传媒的市场化改革,现代传播理念也随着“大众媒介”“信息”“舆论”等语词流传。1982 年我国出现了农村受众调查,此类关于受众与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走入学界视野,成为国内乡村新闻传播研究的起点。1986 年党中央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乡村及其新闻传播业得到更多关注。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与乡村新闻传播研究相关的学位论文,如刘燕南的大众传播与农民观念现代化、王怡红的论农业新技术传播以及裘正义的大众传播与中国乡村发展等。此时的研究与我国传媒业的市场化改革以及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同步的。19952005 年为第二阶段。随着互联网进入中国,我国传媒业出现新局面,
14、开始向着市场化、网络化方向发展,与乡村新闻传播相关的研究实现从理论到方法的多角度拓展。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相关团队上,如张国良教授主持的“新闻媒介与扶贫”项目,李双龙博士后主持的“江西赣南调查”“上海青浦调查”,以及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与云南大学新闻系联合开展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等,主要关注新闻媒介与乡村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1999 年,方晓红教授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苏南农村大众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该课题组在苏南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涌现出一系列高水平研究成果,促进了乡村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8传 媒 观 察200
15、3 年,郭建斌的博士论文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成为国内传播民族志研究的典范。2005 年 6 月,中国农业大学成立乡村传播研究所。同年 9 月,李红艳等人主编的中国乡村传播学出版,该著作多层面系统阐释了乡村新闻传播研究的内涵,推动了传播学本土化发展。2006 年至今为第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后,有关乡村新闻传播的研究开始增多。这一时期相关研究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吸取了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统计学等学科范式,研究议题也愈发深化,涌现出一批高质量成果。同时,乡村新闻传播研究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全国各地的新闻传播院系都或多或少将目光投向乡村领域,
16、“返乡书写”在近年兴起并广泛传播。(二)横向:新闻传播学视域下的多主题讨论新闻传播学科视域下,与“乡村”有关的研究可大致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党的新闻思想史中的“乡村”。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是从“山沟沟”成长起来的,其优良新闻传统之一就是“群众路线”。此类研究将乡村纳入研究范畴,特别着眼于延安或工农兵的新闻实践。代表性的研究如童兵、郑保卫、吴廷俊等对以毛泽东为主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新闻思想的研究等,陈力丹、黄旦、朱清河、田中初等对“群众办报”“全党办报”等中国共产党新闻传统的研究等,以及陈龙对中国共产党的办报模式的研究等。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诞生在城市(上海),此后又转移到农村(苏区时期、延安时期
17、),新中国成立后,又由农村转向城市。但学界普遍认为,延安党报范式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办报的唯一模式。如甘惜分认为,当时的报纸体制完全继承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时代的传统。李金铨认为,1949年以后解放日报成为中国共产党办报的唯一模式。二是新闻实践史路径下的“乡村”。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有着丰富的乡村新闻传播实践,如工农通讯员制度、黑板报、墙报、读报组等实践。学界也涌现出一些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村新闻传播实践的个案研究,如李文的黑板报研究,认为这是群众办报思想的重要实践基础;田中初、周峰对革命根据地工农通讯员的研究,认为这是一种“知识分子工农化”以及“工农分子知识化”的实现途径;沙垚对农村读报组的研究,
18、认为这是新闻传播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表现;潘祥辉也提到由于广播,“声音”与“倾听”被广泛地应用于农村治理。这些乡村新闻实践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独具特色的新闻大众化的“业余路线”,为中国革命进程贡献了新闻力量。三是传播学议题下的乡村传播研究。这类研究主要采用民族志、田野调查等方法,关注乡村中传播活动的仪式、空间、权力、文化等议题。代表学者有郭建斌、吴飞、卜卫、孙信茹等。此类研究立足中国乡村,增加了西方传播学与中国新闻学的对话。尤值一提的是赵月枝团队“从全球到乡村”的实践,体现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乡村转向。团队扎根乡村,一面从党的新闻理论与实践中归纳和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闻传播理论,一面以
19、乡村为方法,从乡村共同体中寻找人类发展的另类可能性。四是文化研究视野下的“乡村”。此类研究关注现代新闻传媒对乡村社会文化发展、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供给模式等方面的作用。方晓红认为,在现代传播媒介的作用下,农民对新闻信息的需求与城市逐渐趋同,有利于农民身份转型。这些讨论大多对新闻传媒对乡村文化观念变迁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也有少数研究关注到了新闻传播在乡村文化发展中的反作用,认为乡村文化特征日益弱化,乡村文化丧失主体性,“文化基础秩序”遭受挑战。(三)国外“传媒与乡村社会发展”相关研究美国乡村社会学家罗吉斯曾指出:“一个国家要发展,必须研究农民。”国外相关研究尤以“发展传播学”为主要学术脉络。发展传播
20、学与现代化理论的产生相契合,本质上是大众传播理论与现代化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其研究议题包含了乡村地区以及亚非拉落后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政府和学者普遍认为,通过新闻传播技术和内容的援助,能够推动发展新时代新思想新传播9中国家社会的发展,进而“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社会转型。由此,多数传播学者立足国家层面,着手研究传播与现代化之间的联系。例如,发展传播学的代表人物、荷兰学者丹尼斯麦奎尔提出了新闻媒介必须把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目标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勒纳通过实证研究中东 6 个国家,认为大众传播如同现代人格“奇妙的放大器”,加速了社会和观念的流动性,大众传播推动城市
21、化、工业化。1964 年,施拉姆出版了大众传媒与社会发展:信息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一书,提出了大众传媒开阔人们的视野,教育民众,促进国家的整合,赋予人们社会地位等观点。罗杰斯在研究乡村和农民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扩散”理论,来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媒介接触和使用形态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总体来看,这些西方学者的研究将大众传播视为社会变革的基本要素,并强调大众传媒对社会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新闻传媒系统能够把城市话语传达给村庄,能够为乡村安排问题的议程,能够向农民推广农业科技等,从而促进传统农业社会转型。然而,这一设想并未如愿,发达国家的传播技术或内容援助并不能直接改变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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