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實録》早期流傳考.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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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1明實録 早期流傳考*張贇冰提要:萬曆十六年以前,明實録 流傳相對較少,姑可稱爲“早期流傳”。於其具體情形,前人所知尚少,更不明所以然。明實録 在明代可能流傳者,僅有副本。明廷原無明令禁覽禁傳實録,只因實録副本初藏古今通集庫,歸内監收掌,士人難以見及;正統以後,移貯文淵閣,其實已向部分士人開放,却因文淵閣成爲辦理機務的清嚴重地,實録藏於其中,自然“不禁而禁”。然明代實録獨居國史地位,常用於查考故事,自不能絶對秘藏。尤其每逢纂修實録,此前累朝實録例發史館,部分士人便可藉機查考,但因纂修期間程限促迫,而一旦纂修告竣,實録副本即從史館發還原處,重歸秘藏,故長期無有大規模私抄實録之例。明代館閣藏書
2、,本屬一體,實録理應長期收貯史館,方稱便利,惟因嘉靖以前,史館雖常設却不長開,以致實録每每須歸還文淵閣。及至嘉靖時期,纂修與抄録任務接踵,史館二十餘年長開不輟,實録因而長期留置史館,出入翰苑者便有機會從容抄録,明實録 始得外傳,並對明代私修史的發展産生影響。關鍵詞:明實録 文淵閣史館早期流傳聖政記唐代以降,實録一直是官修史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也是官私史書重要的史料來源。實録之流傳與利用,於史學之發展,從來關係匪淺,而在明代尤爲突出。蓋因明代官修史制度多有荒廢,每朝例修不輟者僅實録、寶訓而已,餘皆少有成果。故實録在明代獨居國史地位,有明一代的朝政大事,以實録記載最全面詳贍,也最稱權威可靠。明實
3、録 秘藏抑或流播,稍傳抑或廣布,對明代史學發展影響至大,其中關節,不可不詳察。關於 明實録 在明代的流傳情形,學界已達成一些基本共識。簡言之,明代實録長期秘藏,少有人見及,至嘉靖時期始稍稍傳布,直到萬曆十六年(1588),因敕命重抄歷朝 寶*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知識社會史視野下明代私修本朝史研究”(22CZS032)階段性成果。蒙李新峰、李成晴、苗潤博等師友教示,受益良多;匿名審稿專家亦惠賜修改意見,謹此誌謝!文史2023 年第 3 輯總第 144 輯182訓 實録,從而得以廣泛流播 。這個總體認識,大抵無可置疑,但仍有幾個重要問題值得追問。其一,明代實録長期未得外傳,今人一般認爲是明
4、廷“崇重秘書”、嚴密保管的制度使然,但並無詳論 。考諸史乘,也從未發現明代曾明令禁止閲覽或傳布實録。反觀宋代,朝廷雖三令五申禁止傳抄、收藏實録,但實録依舊不乏流傳之例 。此間反差,誠使人困惑。究竟 明實録 爲何在嘉靖以前總體秘而不傳?其二,明實録 在嘉靖以前極少流傳,却也非絶無流傳,因史料缺乏,其具體情形尚十分模糊。究竟哪些人有哪些機會閲覽實録?他們對實録的了解和利用,能够達到什麽程度?其三,百餘年秘而不傳的 明實録,緣何在嘉靖時期忽然稍稍傳布?管見所及唯金久紅曾正面回答。金氏認爲嘉靖十三年(1534)重録累朝 寶訓 實録,導致 明實録“第一次有機會向外大量流傳”,但並無確證。這更像是一種邏輯
5、上的比附和推導:既然萬曆年間重抄歷朝實録導致其大規模外傳,那麽嘉靖年間的重抄理應帶來同樣的結果。審若如此,歷朝實録修成後,皆有謄録正副本環節,却爲何未導致外傳?況且,如果大規模重録必然造成大規模外傳,那麽明人爲何獨稱萬曆時期的重録對 明實録 外傳的影響?欲回答上述問題,僅縷舉極爲有限的個例,而不明其深層的形成機制,實難窺斑知豹。只有盡量探明明代實録收掌和利用的制度實態,將有關 明實録 流傳的個案落實到具體的歷史背景下,方有可能更進一解。考慮到上述問題主要涉及的時間範圍是萬曆以前,又鑒於萬曆十六年是 明實録 流傳過程中關鍵的時間節點,故本文以此斷限,姑稱萬曆十六年以前的流傳爲“早期流傳”。一、秘
6、藏禁閣:明實録 的收掌明代實録修成後,底稿焚燬,正本進呈,前期藏於内府,嘉靖以後尊藏皇史宬,即便皇帝也是“不尚冠不敢恭看”,故底稿和正本在明代基本上不可能外傳。唯獨副本具備流傳的 錢茂偉 論晚明當代史的編撰,史學史研究 1994 年第 2 期,第 6061 頁;明實録 編纂與明代史學的流變,學術研究 2010 年第 5 期,第 111113 頁。謝貴安 明實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3738 頁。謝貴安 明實録研究,第 34 頁。金久紅 火災、政争與實録的外傳:嘉靖中期之後私人撰述本朝史興盛的契機新探,史學月刊 2019 年第 12 期,第 116 頁。謝貴安 宋實録研究,上海
7、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226238 頁。金久紅 火災、政争與實録的外傳:嘉靖中期之後私人撰述本朝史興盛的契機新探,第 118 頁。明神宗實録 卷一九六,萬曆十六年三月甲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 年,第 3683 頁。下引歷朝明實録 皆此版,不具注。183明實録 早期流傳考條件,明實録 在明代的一切流傳,皆源出副本。探討 明實録 的早期流傳,必先考明其副本的收掌情況。(正德)大明會典 載:“凡内閣收貯御製文字、實録 玉牒 副本、古今書籍及紙劄筆墨等項,典籍等官收掌。”但明初並非如此。建文時初修 明太祖實録 是否抄録副本,於史無考。永樂七年(1409),明成祖令黄淮
8、等人“以 太祖高皇帝御製文集 及 洪武實録 點檢完備封識,付老成内官一人,同錦衣衞指揮王真及翰林院官鄒緝、梁潛、李貫、王洪送赴北京”。這裏所指顯然是永樂元年成書的再修 太祖實録,未言及正副本之别。永樂十六年,三修 太祖實録 成書進上,明成祖深感滿意,諭曰:“此本朝夕以資覽閲,仍别録一本,藏古今通集庫。”此處特命“别録一本”,説明當時可能尚無録副制度,再修 太祖實録 僅有一部抄本而已。是則明代實録之有副本,始於永樂十六年,而副本初藏古今通集庫。及至宣德間,太宗、仁宗兩朝 實録 進上之次日,賞賜名單中即包括“謄寫副本兼録稿官”,説明録副已屬纂修程序的一環,此後遂成定制。太祖以後的幾朝 實録 副本初
9、藏何處,史無明文,然以理度之,在移置内閣以前,當一直藏於古今通集庫。實録副本何時移入内閣收掌?查 文淵閣書目,其漫堂抄本中未見明代實録 ,而 四庫全書 本天字號第三至五廚即爲洪武至宣德四朝 實録 寶訓 。據劉仁考證,漫堂抄本反映的是“正統六年楊士奇等初步整理文淵閣藏書時藏書的狀態”,四庫全書 本則反映的是“整理完畢的狀態”。可見明代實録副本是在正統六年(1441)楊士奇等整理文淵閣藏書時,從古今通集庫移交内閣收掌,自此終有明一代不改。古今通集庫屬於内府衙門,由内監管理。劉若愚 酌中志:“印綬監,掌印太監一員,僉書、掌司數十員。職掌古今通集庫,并鐵券、誥敕、貼黄、印信、圖書、勘合、符驗、信符諸事
10、及南京解文武誥軸。”古今通集庫具有檔案庫的性質,其所收掌,主要目的在於秘藏,而非利用。(正德)大明會典:“凡公、侯、伯初受封爵,合給鐵券以右一面頒給,左一面年終奏送古今通集庫收貯。”又:“凡寫完誥敕,類成寶簿。每年終於御前奏過,送古今通 (正德)大明會典 卷一七四“翰林院”,中華再造善本 影印明正德六年司禮監刻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年,第5b6a 葉。明太宗實録 卷九三,永樂七年六月己酉,第 1231 頁。明太宗實録 卷二,永樂十六年五月庚戌,第 2081 頁。明宣宗實録 卷六一,宣德五年正月癸亥,第 1457 頁。楊士奇等 文淵閣書目,國家圖書館藏清宋氏漫堂抄本,無頁碼。楊士奇等
11、文淵閣書目 卷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 675 册,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 年,第 120 頁上欄。劉仁 文淵閣書目 版本系統考論,文獻 2019 年第 4 期,第 119133 頁。劉若愚 酌中志 卷一六 内府衙門職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 105 頁。文史2023 年第 3 輯總第 144 輯184集庫收貯。”又:“凡吏部累次選除過官員職名,附寫文簿用寶,年終本科奏送印綬監,轉送古今通集庫收貯。”收貯以上物件的場所,必定輕易不許外人進入,故實録副本藏於古今通集庫時,自然難以流傳。實録副本從古今通集庫移交内閣,根本原因在於實録究非檔案,而是記注之史,不可與檔案一體管理。之所
12、以在正統初實現移交,或許是因爲當時英宗年幼,“三楊”以宿望舊臣輔政,深得張太后倚重,内閣的權力、官階、地位都空前提高,故此事最易辦成。在實録副本交内閣管理之後,貯藏於文淵閣,由翰林院典籍收掌。典籍只是從八品官,地位較低,所以實質上實録副本自此歸翰苑詞臣掌握。表面看來,此時已可比擬宋代的情況,實録廣泛傳布似指日可待,但事實却又不然。文淵閣設立初衷,是作爲藏書之所,部分士人自由閲覽文淵閣藏書,本有明詔允許和鼓勵。永樂間,明成祖特命於新進士中選擇二十八人“就文淵閣進其學”,且諭勉之曰:“朕不任爾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爾各食其禄,日就閣中,恣爾玩索。”此後又多次選拔俊異之士入文淵閣讀書 。宣德末、
13、正統初,效仿永樂故事,也於進士中選擇二十八人,“皆入文淵閣進學”。特選之人尚且如此,翰林官員更不待言。然而,在永樂年間,雖已開設内閣參預機務,但地點並非設在文淵閣,所以閒雜人員往來出入其中,自然無妨 。及至正統時期,文淵閣已成爲閣臣專門的辦事之所,勢必日益嚴邃,再不可能允許大量人員自由入閣讀書 。黄佐 翰林記 載:“正統丁卯,詔選本院官之有譽望者,入東閣讀中秘書。”又:“景帝興自藩邸,議者謂與太宗同,故在御恒思復太宗之舊。景泰二年,詔選庶吉士并首甲柯潛等二十八人,命進學於東閣。”可見正統後期及景泰間選拔官員入内進學,地點從文淵閣改爲東閣,即便一意復永樂之舊的景帝亦然,原因自然是文淵閣當時已成爲
14、宥密之地。職是之故,自正統以後,除閣臣之外,極少有人能够經常進入文淵閣讀書。翰林記 載:(正德)大明會典 卷一六七“中書舍人”,第 7 葉。(正德)大明會典 卷一六七“吏科”,第 11a 葉。明太宗實録 卷三八,永樂三年正月壬子,第 642643 頁。周應賓 舊京詞林志 卷三“讀書舉人”條,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第 259 册影印民國三十年輯 玄覽堂叢書 影印明萬曆刻本,齊魯書社,1996 年,第 405 頁。黄佐 翰林記 卷四 文淵閣進學,中華再造善本 影印清初抄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 年,無頁碼。張昇 明清宫廷藏書研究,商務印書館,2015 年,第 7375 頁。王其榘 明代内閣制
15、度史,中華書局,1989 年,第 179180 頁。黄佐 翰林記 卷二 東閣儲用。黄佐 翰林記 卷四 東閣進學。185明實録 早期流傳考自正統以前,凡官本院者,每朝退即入閣中檢所未見書,蓋館閣無政事,以討論考校爲業,故得縱觀中秘,而受命進學者,亦與焉。景泰時,編修周洪謨輩猶然,其後始爲内閣所扃鑰。翰苑諸人與受命進學者自由閲讀文淵閣藏書的好景光,只在正統以前,景泰而後,遂成絶嗣。此時實録藏於文淵閣,實際上也就處於秘藏狀態。天順、成化間閣臣彭時描述了文淵閣庋藏實録的具體情形:“文淵閣在午門内之東,文華殿南,面磚城。凡九十間,皆覆以黄瓦。西五間中揭 文淵閣 三大字牌扁,牌下置紅櫃,藏三朝 實録 副本
16、。前楹設櫈,東西坐。餘四間皆後列書櫃,隔前楹爲退休所。”實録書櫃前方,便是閣臣辦理機務之所,很難想象在這種環境下,等閒之人能够查閲實録。當然,文淵閣藏書一般允許借閲。嘉靖八年進士李開先有“借抄先館閣”詩句,自注:“内書例許抄覽,必先具領狀,以時繳納,世所謂讀中秘書者是也。”而且明代文淵閣藏書長期管理不善,屢被盜竊,大量散失 。不過實録的保管必定與普通書籍不同。萬曆間明神宗“欲盡覽累朝 實録,而索其副於閣臣”,時任典籍吴果提醒閣臣道:“故事,正史尊藏禁中,而異時纂述,惟副草是藉。有如乙覽未周,浸致遺軼,後將何稽乎?聞嘉靖初,亦取諸閣臣,嘗别録以進。今宜先録永昭二史,其他經進者可仍也。”雖皇帝索覽
17、,典籍也擔心其不慎遺失,反對直接將副本進呈,而建議别録以進,明代對實録副本的謹慎保管,可見一斑。蓋實録正本尊藏,副本實同孤本,又時時需要查考,一旦遺失,既無從彌補,且易被發覺,故上至閣臣,下至典籍,都不得不慎重。且看明代館閣藏書,在嘉靖時“缺軼過半”,至萬曆間“十無二三”,却從不聞實録缺失,在萬曆時期仍可據副本抄成全帙進呈,足見實録的管理較爲特殊,必定輕易不許外借。因此,在實録庋藏文淵閣期間,實録流傳的機會,與其藏於古今通集庫之時相差無幾,除了個别閣臣之外,即便翰林院官員也無法隨意查閲。但這並非由於實録禁止閲覽,而是 黄佐 翰林記 卷一二 收藏秘書。彭時 彭文憲公筆記,朱當輯 國朝典故,哈佛大
18、學圖書館藏明抄本,無頁碼。按當時明代已有太祖、太宗、仁宗、宣宗四朝實録,此處言“三朝實録”,未知其詳。然似非傳抄訛誤,因黄佐 翰林記 引此條,亦作“三朝”。又“九十間”,鄧士龍輯 國朝典故 本(許大齡、王天有主點校,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沈節甫輯 紀録彙編 本(明萬曆四十五年刻本)皆作“十間”,蓋“九”字衍。李開先 李中麓閒居集 卷二 積書省悟,續修四庫全書 第 1340 册影印明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467 頁下欄468 頁上欄。張昇 明清宫廷藏書研究,第 129132 頁。焦竑撰,李劍雄整理 澹園集 卷三一 光禄寺少卿兼翰林院典籍小江吴君暨配宜人高氏墓志銘,中華
19、書局,1999 年,第489 頁。題萬斯同 明史 卷一三三 藝文志叙,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無頁碼。文史2023 年第 3 輯總第 144 輯186緣於文淵閣成爲機密重地。然而,實録不僅有秘藏的必要,還面臨諸多利用的需求,正是對實録的利用,帶來了實録流傳的契機。實録副本秘藏古今通集庫,與秘藏文淵閣,只是表面相似,前者由内監收掌,後者由詞臣收掌,一旦涉及實録的利用,便可看出兩者畢竟有本質區别,正是這種區别,增加了實録流傳的機會,擴大了其流傳的範圍。二、查考故事:明實録 的利用實録在明代獨居國史的地位,是官修史最重要的成果。大臣建白施政,時需援引祖宗故事,而實録的記載無疑最稱權威詳贍。成化三年(14
20、67),左春坊左庶子黎淳等奏請以東宫官僚兼翰林之職,奏疏首稱“臣等伏覩祖宗 實録 并御製 五倫書”,以示嘗詳考舊例。萬曆十六年,禮部尚書沈鯉疏陳親王之國舊例,特别强調“臣等猶恐不的,復從史館恭奉累朝 實録,歷歷查考”,以示審慎。至於史官纂修書史,若涉本朝故事,更是常要稽考實録。倪謙嘗言:“余嘗被命在東閣纂修天下地志,欲采當代人物以見其郡邑之所産,然名公鉅人建功立業者,莫詳於國史。乃發内閣秘藏,因得拜觀累朝 實録。”按倪謙於景泰間預修 寰宇通志,所謂在“東閣纂修天下地志”即指此 。纂修地志不常有,但實録却是每朝例修,各朝實録之間,自然要盡量避免相互牴牾,對於經歷數朝之事,勢必要查對舊文。嘉靖初,
21、董玘奏請修改 孝宗實録,云:“兹者恭遇皇上入繼大統,敕修 武宗毅皇帝實録,内閣所藏 孝宗皇帝實録 副本,例發在館。”“例發”之謂,證明每次纂修新朝實録時,調發前朝實録以備參對,已是成例。顧炎武也説:“每一帝崩,修實録,則請前一朝之書出之,以相對勘。”事實上,纂修新實録時調發的不止是前一朝實録,而可能是此前歷朝實録。王鏊云:“初,鏊讀鄉先正陳公 直道編,至諸學士伸救公語,心獨偉之,而不知其主名。頃入史館,得竊覽本朝實録,至大學士陳循傳,備載救公語,與此脗合,乃知學士者,循也。”王鏊先後預修憲宗、孝宗兩朝 實 明憲宗實録 卷四六,成化三年九月己卯,第 958 頁。沈鯉 亦玉堂稿 卷四 親王之國疏,
22、明别集叢刊 第 3 輯第 53 册影印明萬曆間刻本,黄山書社,2016 年,第 368 頁下欄。倪謙 倪文僖公集 卷二四 書黄學士鐃歌鼓吹曲後,明别集叢刊 第 1 輯第 43 册影印明弘治六年刻本,黄山書社,2013 年,第 375 頁上欄。廖道南 殿閣詞林記 卷五 學士拜禮部侍郎倪謙,中華再造善本 影印明嘉靖間刻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年,第11a 葉。董玘 較勘實録疏,陳子龍等輯 皇明經世文編 卷一五二,續修四庫全書 第 1657 册影印明崇禎平露堂刻本,第 204頁下欄205 頁上欄。顧炎武 亭林文集 卷五 書吴潘二子事,顧炎武全集 第 2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23、 174175 頁。王鏊 震澤先生集 卷三五 書直道編後,明别集叢刊 第 1 輯第 66 册影印明嘉靖刻本,第 621 頁下欄。187明實録 早期流傳考録,此所謂“頃入史館”何指?考邵寶 直道編序,是書乃“故禮部尚書吴公爲題今名”,吴公者,吴寬也,既稱“故”,則邵 序 作於弘治十七年(1504)七月吴寬卒後,而邵 序 又是因編者陳怡之請而作,故當與成書時間相去不遠。因此,王鏊讀 直道編 是在弘治末年,彼時其丁憂在家,所謂“頃入史館”是指正德元年(1506)還朝充 孝宗實録 副總裁。而陳循傳在 英宗實録,是則王鏊修 孝宗實録 時得見 英宗實録,已超出“前一朝之書”的範圍。纂修書史,調發實録,意味
24、着實録副本的收貯地點暫時發生轉移。明初,文淵閣是修書之所,遷都北京以後,在文淵閣辦理機務,於是修書地點改爲東閣與史館。宣德五年(1430)進呈兩朝 實録,起點爲“史館”,行進路綫爲“從左順門東廊出,由金水橋中道行”,可見此“史館”即爲特指,非泛指意義下的文淵閣。此後歷朝實録,皆在位於左順門北廡的史館纂修(圖 1)。這意味着至少在纂修歷朝實録期間,已有的實録副本通常收貯於史館。内河金水圖 1:明代館閣位置圖 邵寶 容春堂續集 卷一二 直道編序,明别集叢刊 第 1 輯第 76 册影印明正德十二年刻本,第 95 頁上欄。明宣宗實録 卷六一,宣德五年正月壬戌,第 1451 頁。圖據侯仁之主編 北京歷史
25、地圖集政區城市卷 之 明紫禁城(文津出版社,2013 年,第 67 頁)改繪,“史館”和“東閣”位置係筆者標識,相關考證參謝貴安 明實録研究,第 8183 頁。文史2023 年第 3 輯總第 144 輯188史館非特别宥密之地,而明代實録原無禁覽禁傳之令,因此當實録藏於史館之時,部分士人便可藉機閲覽。參修實録的史官自不在話下。譬如楊守阯,弘治元年閏正月以南京翰林院侍讀奉召赴京纂修實録 ,同年十二月王竑卒,楊氏撰輓詩序,即云:“予在史館,拜觀 英宗皇帝實録。”未參修實録的翰林院官員,入館閲覽實録也非難事。譬如黄佐,雖在嘉靖初任翰林院編修,却未參修 武宗實録,然嘗言:“予在史館,閲實録,見謝給諫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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