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新媒介实践——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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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2023 年 6 月June 2023No2第 2 期华侨华人历史研究Journal of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Studies后疫情时代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新媒介实践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童欣(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上海 200083)关键词德国;华人研究;政治参与;新冠肺炎疫情;新媒介摘要论文梳理了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背景与路径以及疫情影响下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新媒介转向,并以 2021 年全德华人抗议德国儿童读物事件(简称“童书事件”)为例,就德国华人如何构建新媒介政治实践的行动网络展开探讨。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新媒介实践归纳为三类:第一
2、,以信息资讯类平台为代表的选举政治投票助力;第二,以视频社交类平台为代表的政治参与虚拟在场;第三,以即时通讯类平台为代表的政治动员增量表达。研究显示,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三类新媒介都在“童书事件”得到了具体运用,并在盟友招募与集体动员的转译环节中,实现了华人政治诉求与权益表达“流量、声量与增量”的交融互促。中图分类号D63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162(2023)02-0039-12ANew Media in Chines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Germany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n Analysis B
3、ased on the Actor-Network TheoryTONGXin(ShanghaiAcademyofGlobalGovernance&AreaStudies,ShanghaiInternationalStudiesUniversity,Shanghai200083,China)Key words:Germany;Chineseoverseasstudies;politicalparticipation;theCOVID-19pandemic;newmediaAbstract:ThispaperexaminesthepathofChineseoverseaspoliticalpar
4、ticipationinGermany,inparticularontheusageofnewmedia.ThroughanalyzingChineseprotestsagainstaGermanchildrensbookconcerningChinawithregardtotheoriginoftheCovid-19epidemic,theauthoremphasizesalternativeplatformsfromwhichChinesehaveacquirednewsaboutGermanyincudingtechnicalsupportfortheGermanelectoralsys
5、tem,andavarietyofinstantmessagingsocialmediaformssuchasYoutube,WeChatandZoom.ApplyingtheActorNetworktheory,theauthorarguesthatChineseoverseaspoliticalparticipationandmobilizationmaybeactivatedandenhancedthroughdynamicwaysofcollaborationandcooperation.收稿日期2022-10-14;修回日期2023-02-13作者简介童欣(1988),女,德国汉堡大
6、学哲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跨文化比较、移民研究、记忆研究与媒介理论。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2 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德国唐人街的文化记忆与民族认同研究”之阶段性成果(立项批准号:22CSS014)。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为拙稿提出的宝贵建议。40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德国华人移民A规模的不断壮大与人口构成的转变,华人对德国政治生活的关注度与参与度显著提升。如同全世界一样,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蔓延对德国社会造成巨大冲击,疫情不仅成为 2021 年德国联邦议院选举的重要议题,也深刻重塑了包括华人在内的德国民众的政治参与方式。德国实行的一
7、系列防疫措施在客观上促进了网络社交媒体的使用,极大提高了新媒介B在政治参与及实践领域的重要性,使德国华人的政治参与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烙印与新特征。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德国华侨华人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现有研究或从中德关系史与移民史的角度探究近现代德国华人群体的代际演变,或通过实证分析阐述在德华人社区发展及其族群生活,或以文化人类学为视角聚焦德国华人群体在跨文化碰撞中的形象流变与身份建构,或将德国华人的政治活动进行共时性横向比较,辨析欧洲华人参政模式的区域性差异等。1但相较于对北美等地华侨华人的研究,学界对德国华侨华人发展的探讨仍显不足,尤其是针对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专门研究有待深入。德国华人
8、的政治参与是观察德国政治运作模式的一扇窗口,在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的叠加影响之下,对于助力构建中德大国关系亦具有特殊意义。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新媒介实践作为切入点,重点考察华人政治参与、新媒介使用及传播影响的内在关联,并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展开个案分析,以加深对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现状和发展趋势的认识,为后疫情时代进一步发挥华人对中德关系的推动作用提供参考与借鉴。一、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背景与路径政治参与是指公民通过个人或团体的行为,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过程。2政治参与是海外华人融入居住国主流社会的必经阶段,也是其维护合法权益与表达诉求的重要渠道。3(一)华人政治参与转向的背景因素
9、近年来,德国华人群体的公民意识与政治意识逐渐觉醒,通过多元方式更积极地参与政治,并在德国政坛屡获突破。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有以下背景因素。首先,进入新世纪以来,德国逐步放宽了移民限制,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取得长期居留权及加入德国国籍,为外国人的参政议政扫清了法理障碍。随着德国老龄化加剧,高技术领域劳动力缺口亟待填补,德国于 2005 年正式生效的新居留法成为德国面向外来移民的最重要法律依据,为人才引进战略奠定了法律基础。4此后,德国多次修订完善条款,引进欧盟蓝卡等措施,加大高层次人才的引入力度,为国外高校毕业生进入德国就业市场创造更便利的条件。这些措施标志着德国移民政策的重大转向,使得该国在“实
10、际上已经成了一个移民国家”。5其次,德国华人群体规模日益壮大,具有高学历高技术的新移民数量增长迅速,这一人口的结构性变化为德国华人的政治参与提供了社会基础。中国成为德国重要的非欧盟移民来源国,中国留学生是德国数量最大的外国留学生群体。62000-2017 年,国籍为中国的在德外国出生人口流量增长了 81.18%,72020 年,在德中国公民总数已接近 15 万人,8加上中国公民的德国籍后代与已入德国籍的华人及其后裔,德国更广泛的华人群体预计“在 20 万人以上,而且在稳步增长”。9在获得欧盟蓝卡的外国移民中,华人所占比例与平均收入仅次于印度移民,且高于全德平均水平。与传统移民限于语言障碍等因素
11、表现出的“政治沉默”不同,华人新移民的参政议政意识更强,更倾向以主动自信的姿态融入德国主流社会。A本文讨论的华人移民概念基于学界普遍共识,如无特别说明,不对定居国外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原中国公民及其外国籍后裔或中国公民的外国籍后裔做进一步区分与界定。B本文中的新媒介泛指除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以外的、以互联网(PC端、手机或平板等移动端)为主要载体的各类数字媒体平台,如新闻资讯网站、网络社群 APP、即时通讯软件、视频网站等。41(二)华人政治参与的路径与方式就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路径与方式而言,本文综合参考学界近年对华人移民传统移入地参政的分析模型,10将德国华人的政治参与
12、归纳为精英参政、选民参与和非选举政治参与三种类型。第一,华人精英作为关键少数参加竞选是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华人精英在德国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他们或以中国籍外国人的身份参与德国联邦州、市级的外国人参事会,参与针对外国人的政策法规制定;或以华裔德国公民身份代表政党参加地方议会选举,真正全方位参与德国政治生态。11在德国华人成功参政的案例中,A尽管其代际、党派背景不同,但他们在参政过程中都表现出强烈的华人身份认同,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与文教领域,为推广中华文化、促进中德友好做出了贡献。此类参政经历对德国华人群体起到鼓舞与激励效应,随着华人及其后裔的成长壮大,未来或将继续涌现更多华人直接参
13、选的案例。12第二,华人选民参与各级选举投票是行使公民政治权利的直接体现。德国华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选举票仓,但随着入籍华人数量增加与新移民受教育水平提高,华人选民开始主动行使投票权利和履行选举义务。以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为例,2013 年德国大选中,华人年轻选民受到德国主流媒体的关注,该群体更注重表达与维护自身权益,参与投票的热情高涨。132017 年大选之际,华人选民普遍期待中德关系保持友好平稳,对德国右翼势力的崛起表示担忧,用自己的选票表明不欢迎右翼民粹政党。14面对 2021 年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德国政府与领导人换届,华人群体的普遍关注度更高,提升族群话语权的政治期待更强烈,选举投票参与政治
14、议题也更具现实性,初步显现其政治参与的年轻化趋势及内在动能。第三,非选举政治参与是德国华人在当地进行参政议政的必要补充。非选举政治参与对于增强凝聚力、提升维权和参政意识有重大意义,主要方式为“个人接触、游说、法律诉讼、抵制、不合作、加入参政团体、利用大众媒体进行政治表达、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和请愿等”。15德国华人的非选举政治参与往往以维护华人权益与尊严为目标,在实践中直接或间接起到影响德国各级政府决策与社区公益再分配的作用。近年来,德国华人既有维护祖籍国的政治性活动,如 2008 年、2012年与 2019 年在德国多地举行“反藏独、支持北京奥运”、“捍卫钓鱼岛主权”与“反港独”游行,也涉及
15、德国社会的治理与维权议题,如 2017 年华侨华人团体于全德 13 个城市举办关于李洋洁被害案的统一集会。此外,德国华人非选举政治参与逐渐向历史议题延展,如“绊脚石”落成仪式B兼具历史与现实双重意义,16折射出当代德国华人对自身移民历史及族裔认同等问题的深度发掘。尽管德国华人移民存在来源地、年龄、性别构成等差异,其社群的内在异质性与身份认同的混杂性尚需长期追踪研究,但整体而言,该群体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社会地位呈现从“边缘化”走向“聚光灯”的新态势。现阶段的德国华人政治参与处于持续发展期,他们在直接参与选举政治的同时,结合广泛的非选举政治参与形式,逐步摸索出具有自身代表性的多元化政治参与路径
16、。A例如,2009 年当选卡尔斯特市首位华人议员的张逸讷、2010 年当选法兰克福市政府外国人事务参事会的首位华人女议员顾裕华、2014 年当选班贝格市议员的谢盛友和当选施韦青根市议员的 90 后女议员王伟华。2013 年,顾裕华再次担任法兰克福市外国人参事会议员;2017 年,王伟华以高票进入德国绿党国家委员会,成为绿党国家委员会最年轻的委员;2018 年,谢盛友在基督教社会联盟党内获全票通过,作为该党代表竞选欧洲议会议员;2021 年,曾参与 2018 年法兰克福市长竞选的华人议员杨明顺利当选并连任黑森州与法兰克福市的外国人参事会议员,再次进入德国联邦州一级的参政议政机构,开创在德华人参政
17、历史的先河。B2021 年 6 月,在德国汉堡市文化部长、中国驻汉堡总领事及中德民众见证下,13 块铭刻华人遇难者信息的“绊脚石”(Stolpersteine)被镶嵌在位于汉堡市中心的唐人街旧址,象征种族主义悲剧对后世的警醒。这是德国政府官方首次对受纳粹迫害的华人群体进行公开纪念,标志着正式将其纳入反思战争罪行的历史叙事与记忆话语,作为少数族裔的华人由此进入更广泛的公众与历史视野。“绊脚石”是德国当代艺术家冈特德姆尼希(GunterDemnig)于 1992 年起发起的艺术项目,目前已在全球 20 多个国家铺设超过 7.5 万块绊脚石,是世界上最大的非集中式纪念碑。42二、疫情影响下德国华人政
18、治参与的新媒介转向从 2019 年底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再到 2021 年德国开始逐步取消防疫限制迈入后疫情时代,这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深刻影响了德国华人的政治参与。面对多轮疫情的冲击,德国政府根据疫情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先后出台“局部封锁”“硬封锁”“餐饮限令”“大型活动禁令”等防疫举措,居家办公、减少社交与保持人际距离成为德国传染病防控机制的新常态。17疫情影响下,原本依赖人群聚集与面对面社交接触的传统政治活动受到限制。每当疫情处于加速蔓延阶段时,政治集会与竞选活动往往被延期、取消或改为线上进行。据德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统计,疫情致使 2021 年德国大选现场投票人数骤降,邮寄投票比例达到创
19、历史纪录的 47.3%,相较 2017 年增长了约 65%。18与此同时,防疫举措客观上增加的物理距离与空间阻隔进一步促进了网络数字媒体的使用,德国华人的政治参与也呈现出自我调适与新的转向,其发展趋势值得关注。首先,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媒介技术在政治生活中的迭代,传统媒介的式微使精英参政模式向大众参与模式传导与转变。疫情期间德国华人精英的参政数量呈现阶段性的缩减,或在较大程度上与竞选活动受限、传统传播渠道受阻等外部因素有关。例如,在德国出版发行的华商报、欧洲时报等华文纸质报刊往往由华人餐馆、商铺、社团和机构所订阅,大众一般可免费领取阅读。但受到防疫措施的影响,华文报刊在传播参政信息与进行政治动员
20、方面起到的作用被削弱。换言之,疫情致使传统华文纸媒面临更严峻的生存危机,在传媒格局重新整合下,新媒介“移动化、智能化、互动化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成为华人“获取信息、交流互动的首选”,19也是德国华人群体进行政治动员的最主要渠道。这类新媒介形态与相应的政治参与实践具有开放性、平等性、交互性、全民性的特征,因而也被美国媒介学家詹金斯(Jenkins)称为“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culture)。20 通过新媒介进行的大众政治参与冲击了以政治精英为主体、以传统报刊、广播与电视为单向传播渠道的方式,是一种从线下媒体时代到移动互联时代的转型和“网络民主力量的展现”。21其次,防疫举措
21、增加了用户的新媒介使用时长,使其从被动的媒介消费者转变为更主动的内容生产者,激发了华人对政治参与方式的探索与拓展。疫情期间华人不能频繁跨境流动,微信、微博、WhatsApp、Facebook 等网络社交平台成为华人与外界交流的关键。以用户主要为华人的微信为例,截至 2021 年 5 月,微信在德国的日活跃用户高达 120 万人次,22远超在德华人的实际数量。这反映出疫情下德国华人群体对微信的高频使用与深度依赖,作为“刚需”的微信已然“深深地嵌入到华人移民的日常生活中”。23疫情期间的新媒介使用占据了华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地位,而作为影响政治参与的变量,媒介使用时间越长、用户黏性越强,其接触政治信息
22、与进行政治实践的可能性就越高:“在网络空间中与他人互动频繁的用户,更容易介入到请愿、给政府写信等政治活动中”。24基于新媒介社交圈带来的文化认同,华人实现了即时通讯、社群互助、信息获取等基本需求,也衍生出新的社会关系,强化了华人的身份归属、公民参与及政治意识。由此可见,疫情直接影响了华人新媒介的参与、使用时长与用户黏性,而新媒介的多平台发展又丰富了华人政治参与的方式。随着数字媒介的不断交融,新媒介往往兼具多重功能,分类标准不一而足。仅就德国华人通过新媒介进行的政治参与实践而言,本文根据平台使用目的与媒介特性,将其归纳为以下三类。(一)以信息资讯类平台为代表的选举政治投票助力2021 年,德国联
23、邦议院选举标志着德国正式迈入“后默克尔时代”,受到包括德国华人在内的外界高度关注。对此次德国大选,华人不仅关注外交与国际关系议题,也聚焦政党与候选人内政的制定与实施,尤其是移民政策、税费征收、电价改革、就业与教育等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除了报纸、电视等传统渠道外,德国华人也通过信息资讯类新媒介获取大选信息:例如阅读新闻网站报道、在线观看竞选广告与辩论、查阅各政党网站与竞选纲领、在华人 BBS 论坛发起民意调查、在43社交平台参与大选讨论等。这里有两个新现象值得注意。一是德国华人群体中的知识精英踊跃地进行网络发声,积极发挥华人意见领袖的作用。许多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华侨华人以传媒工作者、学者或
24、自由撰稿人的身份活跃在互联网的政治评论领域,撰写有关德国大选的报道与时评,分析各党纲领与选情走向。其中较为年轻的一代华人意见领袖成长迅速,他们更容易接受、也更擅长使用新媒介,或通过澎湃新闻、观察者网等网络新闻平台进行大选深度分析及问答互动,或在 FT 中文网、微信公众号、知乎等开设时评专栏,持续关注德国社会与政治动向。二是选举测试网站与选举应用软件的普及使用,成为民众了解和参与德国选举的技术辅助。媒介的发展带来纷繁庞杂的信息,为了帮助民众更快了解不同政党的立场与纲领,各类选举测试网站和手机应用软件应运而生。其中最成功的莫过于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于 2002 年推出的 Wahl-O-Mat 选举
25、互动系统。该软件旨在向公众介绍德国各州、联邦与欧洲议会的选举信息,鼓励选民参与投票,辅助其作出选择。Wahl-O-Mat 精炼各政党的竞选纲领,以问答形式呈现不同领域的施政陈述,用户只需在其网页或 APP 进行“赞成、中立、反对”式的选择,即可得出与自身理念契合度最高的政党结果。该软件在德国得到广泛运用,在近几届德国大选期间使用人数屡创新高:2013 年与 2017年的用户数据分别为 1330 万人次与 1570 万人次,252021 年更是突破 2125 万人次的使用记录。26该应用以高效快捷、使用门槛低、将资讯化繁为简的优势受到年轻人的欢迎,在华文媒体与华人选民中也有较高的知名度,起到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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