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赋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理论探索与中国式路径.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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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代经济 第40卷2023年第8期CONTEMPORARY ECONOMICS VoI.40 No.8.2023一、引言自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中国成功搭乘“工业化阶梯”,实现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和赶超;这一过程也被理解为,中国依托劳动力成本优势,充分参与全球产业分工,驱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更高生产率现代产业部门转移的产业结构转型过程(蔡昉等,2018)。然而,中国工业部门增加值占比在2012年达到峰值,此后进入到工业份额下降、服务业份额持续上升的工业化后期阶段。在服务业占比提高过程中,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却低于工业,且两部门间生产率差距仍在扩大(见图 1);产业结构的服务化使生产要素由高生产率部
2、门向低生产率部门转移的低效再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造成了结构性减速冲击,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减速与之有密切联系。图 1我国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与劳动生产率(注: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数字经济赋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理论探索与中国式路径王希元赵茂【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专项”项目,数字经济赋能云南产业结构现代化研究,编号:ZD202224。【作者简介】王希元,云南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经济发展理论;赵茂(通讯作者),云南师范大学泛亚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金融理论。【摘 要】产业结构现代化是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变革的重要方向,
3、数字经济为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新契机。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经济赋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机制:首先,数字技术簇群拓展技术进步渠道为产业提供了技术支撑底座;其次,数据要素对传统要素的替代和互补优化了产业的要素体系;最后,数字虚拟集聚突破传统地理空间约束重塑了产业的空间条件。从优势利用的视角来看中国式赋能路径,重点在于以制度优势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利用大国优势驱动“数实”深度融合,以及利用“机会窗口”实现数字化赶超。【关键词】数字经济;产业结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378(2023)08-0024-0724CONTEMPORARY E
4、CONOMICS VoI.40 No.8.2023 当代经济 第40卷2023年第8期可见,中国进入到工业化后期阶段,基于产业结构转型驱动经济增长的机制面临挑战,结构性减速集中反映出目前经济发展的矛盾已经不再是调整产业间的结构比例问题;以产业间结构比例调整作为驱动增长的工具化手段,其阶段适用性、学理依据和经验支撑方面都需要进一步扩展;更为关键的是中国要加快形成有效的结构转型新路径,重构结构转型驱动增长的动力机制,延续结构转型红利。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论断,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同时为解决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提供了理论启发和战略引导,也为化解
5、产业结构转型驱动经济增长难题提供了破题思路。即“产业结构转型”理论可向“产业结构现代化”理论拓展,以更为系统的分析框架刻画产业结构变迁驱动增长的机制与效应。其实,已有学者提出了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概念,强调现代部门的形成与扩张,以及现代部门在吸收越来越多劳动力的同时,通过缩小相对于世界前沿的技术差距来实现技术进步,构成成功实现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条件(Lavopa 和 Szirmai,2018;何传启,2018)。这与“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一致,但如何驱动产业结构现代化的问题,虽已有研究但涉及不深。随着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经济新兴业态不断涌现,并逐渐
6、向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渗透。产业的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及其与其他产业的跨界融合,正在驱动传统产业生产效率提升和结构跃迁。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强调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数字经济正逐渐成为中国产业转型与升级的重要契机和驱动力,甚至也将会是驱动产业结构现代化的重要动能;但是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现代化影响的机制仍不明确,中国是否存在特有的数字赋能的路径仍需要探讨。鉴于此,尝试将数字经济嵌入产业结构现代化理论体系,从技术、要素和空间的维度分析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影响机制,并结合中国发展阶段和禀赋优势提出中国式赋能路径。二、产业结构现
7、代化转型动因与数字赋能取向当前我国产业发展存在诸多短板,迫切需要加快产业变革,走出发展困境。一是创新能力亟须提升,“卡脖子”现象日益突出,亟须强化自主创新能力以保障产业自主可控性(陈劲等,2020)。二是产业链和供应链缺乏韧性,在面临如新冠疫情等突发事件的影响时,物资短缺、供应滞后、协同性差等产业链循环不畅的问题突出(郑东华,2020)。三是“过早去工业化”等产业结构比例矛盾凸显,当前出现制造业下滑过快、服务业占比上升过快的“过快去工业化”倾向;过早去工业化使得发展中国家失去经济赶超的机会、并加大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黄群慧等,2017)。产业发展存在的诸多问题,集中体现在产业存在结构性矛
8、盾,需要通过产业变革与转型走出困境;而向现代化转型将是我国产业变革的主攻方向,正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强调的,要“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以现代化成分替代传统成分,驱动产业结构质量跃迁,重塑以结构转型驱动增长的效率模式。Lavopa 和 Szirmai(2018)提出结构现代化的概念,认为经济发展的本质在于结构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不仅是结构转型过程。Harberge(1998)指出,经济发展就是要素不断地从低生产率行业配置到高生产率行业,这是导致发展消长和绩效差异的原因。从这一基本概念出发,
9、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结构现代化的实现至少应包含如下两层含义:一是从广度视角来看,结构现代化的推进遵循传统结构分析强调的三次产业结构转型过程(Syrquin,1988);二是从深度视角来看,结构现代化强调技术进步对产业现代化的决定性作用(Kuznet,1966)。结构现代化体现二者融合,正如 McMillan(2014)等所指出的那样,生产率和结构变动的作用是共同决定性的,没有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发展就没有方向性,而没有结构变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不会扩散到整个经济中。近年来,数字经济高速发展,为赋能产业发展与结构升级,驱动产业结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契机。纪园园和朱平芳(2022)指出,数字经济可通过对生
10、产与需求的双重赋能来提高生产效率,改变传统消费模式,推进产业结构升级;Cardona 等(2013)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可以提升产业的技术效率25 当代经济 第40卷2023年第8期CONTEMPORARY ECONOMICS VoI.40 No.8.2023和组织效率,从而推动产业升级;Jorgenson 等(2008)研究指出,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可以加速产业的技术转移、扩散和创新,并强化产业竞争性和规模效率从而推动产业转型与升级;Heo 和 Lee(2019)分析指出,ICT 产业与其他产业存在较强的关联效应、扩散溢出效应,从而对产业转型升级有较强的驱动能力。白雪洁等(2022)分析指出
11、,数字产业化有助于促进数据要素的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并且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有助于推进新产品、服务、模式以及业态产生,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和体系的优化;产业数字化通过将数字技术有效地应用于传统产业,加速数据与资本、技术、劳动力等传统要素的结合,从而极大地改善产业发展质量。考虑到数字经济日渐成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效率提升乃至现代化转型的关键路径,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进一步探讨数字经济如何赋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机制与路径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三、数字经济赋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理论逻辑数字经济飞速发展,数据要素和传统要素的融合也愈加深化,数字技术也从单一的发展演进模式转变为集成化的迭代,
12、与此同时,数字化也在重塑产业的经济地理空间,由地理集聚向虚拟集聚转型。数字经济正在从技术、要素乃至空间维度改变着产业发展的条件,从而对中国产业结构的现代化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一)技术维度:数字技术簇群拓展技术进步渠道驱动产业结构现代化数字技术不是单一技术,是一个技术族群。包括信息采集技术,如数字化传感器等;信息传输技术,如互联网、物联网、移动通信技术等;信息存储技术,如数据库技术等;信息处理技术,如量子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等多类技术(王超贤等,2023)。世界主要大国也都将数字技术作为优先发展的战略领域,美国将 5G、量子信息科学、先进制造规划为未来新兴产业;日本通过制定研发计划鼓励物联网、
13、机器人、3D 打印等技术的创新;韩国仍然延续其在半导体产业优势,并强化与数字技术的融合;中国则以重大项目为抓手促进量子信息、人工智能、5G 技术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史丹,2022)。从单一维度来看,数字技术簇群中的各个专业化技术都是产业结构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例如,人工智能技术将大数据、精确的算法模式以及高速计算技术有效地运用在实际产业当中,大幅提升了产业的智能化水平;云计算技术则将大规模的计算资源整合,并利用软硬件进行自动化处理;区块链技术则解决传统产业所面临的信息安全与信任问题,增强共享和重塑信任关系,促进信息流和资金流的统一;大数据技术则对大规模数据进行搜集、存储、管理和分析,在企业层
14、面指导生产经营实践,从而在产业层面起到预测产业发展以及为实体经济注入活力的作用(洪银兴和任保平,2023)。与此同时,不同数字技术之间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互补协同的数字技术簇群,它们之间的交叉组合形成了工业 4.0、工业互联网、平台经济等更大的数字化生产交易体系、数字化组织体系的技术支撑底座。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簇群,承载了数据采集、存储传输、计算分析、安全保障等多重功能,系统化、专业化地为生产和生活提供服务,是数字经济的技术基础。以至于从“技术-经济”范式看,数字经济本质上是由数字技术驱动而形成的“经济上的最佳惯行方式”。Perez(2010)指出,当前正在发生
15、基于 ICT 的“技术-经济”范式转变,它以信息通信技术集群及其创新为初始动力,以芯片等为新的关键投入品,以互联网等为新型基础设施,以网络扁平型组织、数字化管制制度等为重要内容和保障。因此,数字技术簇群重塑了产业发展的技术基础、运行效率、组织模式以及生产交易方式等,是赋能产生结构现代化的核心支撑(张路娜等,2022)。(二)要素维度:数据要素与传统要素的互补/替代效应驱动产业结构现代化与普通要素相比,数据要素的特点突出。首先,收集和生产数据要素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这使其具有低成本、易于复制的特点;其次,由于数据要素往往涉及多个主体,其传播范围广泛,在使用中具有非排他性;最后,数据要素不仅可以被
16、不同的主体使用,而且还能够在使用过程中保持其原有的价值不被削减,甚至可能会升值,从而具有非竞争性(钞小静和王宸威,2022)。26CONTEMPORARY ECONOMICS VoI.40 No.8.2023 当代经济 第40卷2023年第8期报酬递增是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源泉,也是产业结构现代性的本质要求。数据要素的上述特征为产业实现报酬递增提供了多种条件。首先,有助于强化规模经济效应,由于数据要素边际成本趋近于零,企业在任何价格下的生产都是最大产量,生产规模不存在临界值,使规模经济效应得到进一步放大。其次,有助于形成“数据网络效应”,指当用户越多,网络平台越能够利用大数据信息来改善产品的质
17、量和提高服务体验,以吸引更多用户,从而形成了正向循环的报酬递增机制。最后,具有独特的学习效应,要将数据中的信息和知识进行提炼以及实现数据的价值,需要借助机器学习等工具的转换,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数据要素参与生产和创造价值的主体过程,并与创造价值的过程相辅相成,即数据要素的价值实现与价值创造过程本身就是学习的过程。内生增长理论强调“干中学”效应,即在实践中不断学习,从而实现动态报酬递增;在数据驱动的学习过程中,学习效应与数据报酬性质正相关,即随着数据驱动学习效应的加强,数据要素实现报酬递增的可能性也越大(王超贤等,2022)。数据要素的以上收益递增机制使其对诸多传统要素既有替代又有互补机制,在替代与
18、互补中推动产业结构现代化。替代效应方面,数字技术扩展了生产要素的配置范围,改变了要素组合的序列和地位;使得土地、原材料等传统要素的重要性逐渐下降,而数据、智力、信息和云空间等新要素的重要性逐渐提升,并将成为产业结构现代化的重要依托(王谦和付晓东,2021)。例如,数据要素与网络、通信技术融合带来了线上、无地化的新发展空间,减少了对土地资源的依赖,缓解了土地资源的紧缺;同时,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融合,使得某些职业逐渐消失,进一步体现了数据要素对劳动力要素的替代(王谦和付晓东,2021)。此外,在“云+网+端”的信息传输模式下,数据正在逐步成为生产活动的独立投入要素,日渐演变为各行业的基础性战略资
19、源(张路娜等,2022)。互补效应方面。通过与数据要素深度融合,实现对传统资本和劳动等有形要素的重新组合,单位资本或劳动将产生比缺乏数据要素时更高的价值。在与资本的互补性方面,传统经济当中资本的投资范围受到信息传播和地理空间的限制,但在数字时代,数据的信息披露功能使得全国乃至全球的资金都紧盯着最具投资价值的项目,资本流动更加便捷;同时,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金融可获得性,使得资本配置效率进一步提升;在生产过程中积累的大量数据,比如消费者的需求信息,有助于进一步改进以设备生产线等形式存在的资本,进而提高其生产效率(陈昌盛和许伟,2022)。在与劳动力的互补性方面,数据要素通过与劳动力的互补配合,为劳
20、动力赋能,从而促进人机协作,提高了劳动技能;同时,数据要素的赋能也改变了过去劳动力只能被动接受生产指令的单向工作模式,转变为实时跟进工作并进行精细化协同的双向互动模式,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吕铁和李冉,2022)。(三)空间维度:数字虚拟集聚重塑空间条件驱动产业结构现代化数字技术发展催生虚拟经济兴起,加快了功能价值模块的知识跨界和跨区域流动速度,使得经济时空和物理时空原本高度契合的状态发生变化。虚拟集聚是数字技术发展的产物,是企业或组织机构跨越地域并按价值链相整合的新型产业组织形式,以现代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为连接纽带、以组织接近替代地理接近形成的无边界生产网络形态(Molina 等,2001)
21、。王如玉等(2018)指出,虚拟集聚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下产业变革的新理念,是“互联网+”下产业组织的新形态,是资源空间配置的新方式,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虚拟集聚将改变产业的组织方式。相较于地理集聚,虚拟集聚以组织邻近替代了地理邻近,拓展了产业集聚的组织空间,通过组织之间的网络化信息平台建立行为主体彼此的联系;虚拟集聚使得产业的组织形态、运作机制、规模和能力都实现了无边界发展,从而使建立其上的虚拟产业集群成员可以遍布全球(陈小勇,2017)。同时,虚拟集聚使得企业等组织机构按照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内在联系在网络虚拟空间集中,是产业实体价值链和互联网价值链的“跨链”重组,是原本独立的价值链条上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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