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与中国传统物审美活动的价值变迁.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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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9 月,第53卷第5期,Sep.,2 0 2 3,V o l.53,N o.5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JNWU【文学研究】“玩”与中国传统物审美活动的价值变迁刘欣(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陕西西安7 10 12 8)摘要: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玩”是一个与物亲和的独特美学范畴,其审美价值隐伏并受限于先秦时期的玩好娱乐,播迁并深度关联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的自觉,发扬并确立于宋明时期器物美学观念的成熟推展。从“丧志”之斥到“适情”“尊生”
2、的价值肯定,“玩”范畴生动揭示了中国传统物审美活动的价值突围及其对古典文论、美学观念的潜在深刻影响。当然,鉴于“玩”以其对物的具身经验最终超越了传统感物美学中物的媒介化定位,具有以物为直接、完整之感性对象的现代性美学意义,其亦为当代审美文化反思提供了可资参照的理论资源与实践范例。关键词:玩;物;审美;身体中图分类号:B83文献标识码:AD0I:10.16152/ki.xdxbsk.2023-05-017以物为具身经验对象的审美活动,即本文特指的物审美活动,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蔚为大观的“美物体系”,其虽是长期留驻于中国古人生活中的坚实存在,却始终未能有效进人以审美观想为核心内容的古典美学研究视
3、野。作为此现象的重要表征,传统文化中的“玩”范畴以其所代表的与物亲和的感性活动,从审美内涵的日臻成熟与影响范围的挪移、拓展方面,典型而集中地体现了上述物审美活动曲折的价值突围过程。对“玩”的审美价值定向中几个关键性历史节点的考察表明,尽管人们常以“玩”为象喻强调文艺审美体验的精神自由性,由此忽略其作为审美活动的独立价值。但事实却是“玩”并非文艺审美领域的边缘范畴,其作为传统审美文化的及物向度与身体脉象,对中国古典美学经验特质的形成具有十分关键的奠定、扩充意义。一、“玩好”:先秦时期物审美活动的价值阈限“玩 者何义?说文解字云:“玩,弄也,从玉,元声。”11 又云:“弄,玩也,从开持玉。”13“
4、玩”与“弄”同义互训,最初均指对玉的近身赏鉴活动,通过摩拳这一触觉动作,人对玉的诸种感官经验被充分激发,玉的质地、纹色、声音等形式因素随之获得细致品味。历史地看,古人所“玩”固然不限于玉,但“玩”本身作为一种与物亲和、令人愉悦的感性活动,却始终葆有丰富的审美意蕴,且因与对物的感受直收稿日期:2 0 2 2-11-2 9。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史研究”(2 1&ZD25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身体美学的发展谱系与知识图景研究”(2 0 XZX021)。作者简介:刘欣,西安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从事文艺美学研究。188接相关,其甚至常以名词形式直指供人近身赏鉴的
5、“审美精品”2 12。“玩”作为物审美活动的发生,源于我国早期社会生产力与造物艺术的长足发展。先秦时代的“玩好”,即指以玉石、犀角、象牙等原料精工制作的珍贵器物和饰品。据周礼记载,这些物品最初尽皆收归天子专享的“玉府”,因此其仅合法流通于上层贵族的“式贡”体系,所谓“职贡不乏,玩好时至“3110,即指“玩好”是国家秩序一一“礼”的一种呈现方式。然而,在礼乐崩坏的春秋时期,“玩好”制售跃出礼制束缚并走进权钱阶层的日常生活,后者不但以“玩好”为乐,更将这种悦人耳目的奢侈品作为结交、应酬之物,由此给国家秩序带来巨大危机。也正是基于此,管子视“亲也,贵也,货也,色也,巧也,玩好也”4 19 5为国之“
6、六攻”,而圣君明主则“犀象之器,不为玩好”58“明君贱玩好而去淫丽”1 15,于是,从君臣之仪的象征到频繁引发祸乱的不祥之物,人们在政治层面逐渐明确了此后封建时代国家秩序与“玩好”的长久对立关系。事实上,由于与物亲和的感官体验极易调动人之本能欲望,造成人心迷乱乃至行为失范,因此即使就个体来说,先秦思想家对“玩好”的耳目愉悦也充满警惕。对儒家而言,沉溺于物极易毁伤自我健进的君子修为,尚书旅樊“玩物丧志”之说即表现了儒家以健进为德、节制“玩好”的价值取向;对道家而言,老子主张清静无为,反对“丧已于物”,“玩好”于人的声色悲喜均有碍其精神澄明,故“不见可欲”“不贵难得之货”7 6 2;相比之下,墨家
7、更坚决抵制不中民之利的逸乐活动,不但强调造物时“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8 9 的基本原则,甚至把营造“玩好”的巧术贬斥为“拙”。可以说,先秦诸子对“玩好”的排斥态度大都隐含了节欲、尚俭的价值导向,这种态度既孕育于当时的政治文化情境,又符合艰困民生的现实要求。总体来看,从早期“式贡”体系的礼制约束,到之后的政治、伦理等诸多层面的警惕与批判,“玩”作为一种与物亲和的感性活动在先秦时期并未得到充分肯定。不过,这并未掩盖其与审美活动的潜在关联,国语楚语下记载,面对晋赵简子鸣其佩玉的炫示,楚使王孙回应:“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9 557,楚国并不以此“哗器之美”9 158 为宝。这便表明,尽管“玩”以其
8、造就的诸多风险而常被排斥,但其终究还是与一种低层次的“美”相联系。事实上,“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10 14 3。由于“玩”以物为直接对象,这便使其调动并历练了人的视、听、触等多种感官,具有对人之感性需求的巨大满足作用,也正是出于对这种以物的直接经验为核心的感性生命活动的申张,有论者指出:“所谓玩物丧志的“玩,本来就近于某种审美陶醉的境界。”二、“玩”与“文”:魏晋南北朝时期物审美活动的价值播迁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动荡、民生凋蔽的社会状况并未阻碍中外贸易交流的活跃发展,域外珠玉宝器经陆、海丝绸之路大量输入,为这一时期的玩好消费提供了可能。史载河间巨富王元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自徐酒器,有水晶
9、钵、玛瑙琉璃碗、赤玉厄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12 14-14 需要注意的是,彼时玩好多属上层门阀士族的奢侈享受之物,玩好的政治伦理规约均已废弛,其悦人耳目的装饰娱乐作用突显。颜氏家训勉学即载,梁朝全盛时期,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敷粉施朱,驾长檐车,“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1314 0。而对于此现象的潜在危害,文人阶层早有深切痛斥,陆机辨亡论追述东吴亡国之兆:“明珠玮宝,耀于内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应响而赴。”14 6 9 鲍照芜城赋慨叹豪华都市广陵城因变乱而昔日风光不再:“吴蔡齐秦之声,鱼龙爵马之玩,皆薰歇煜灭,光沉响绝。”512 6 8 7 这这些作品均以古鉴
10、今,延续了先秦以来人们对玩好之弊的历史反思,同时亦是对当时上层门阀断社会财富、大兴奢靡之风的强烈警示。不过,从思想取向看,魏晋以来“尚通脱”、追求个性自由的时代精神,经郭象“物各自生而无所出”10 2 6 的阐释,社会文化由尊礼法的“致用 型向越名教的“自娱”型转变,已属时代精神转换之必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2 3年第5期刘欣:“玩”与中国传统物审美活动的价值变迁也正是基于此,尽管文人阶层深切痛斥靡费物力之“玩”,“玩”的对象却仍以婉曲姿态向文人生活迁转,这也使得彼时之“玩”开始与艺术建立积极联系,且其作为物审美活动的正面价值定向,更典型、更集中地存在于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中
11、。首先,尽管时有对玩好之弊的现实反思,但在魏晋南北朝倾向“自娱”的文化氛围中,文学仍为以“玩”为代表的物审美活动提供了理想的表达空间,而“玩”本身,亦开始作为一种自觉的审美活动被书写。陆云曾在作品中频繁记述其适意的“玩物”生活:“蓬户惟情,玩物一室”152 6“幽居玩物,顾景自颐”11516 5。而从彼时的咏物赋看,由于其铺陈对象早已从楼台殿阁推及蒲扇、囊镜、案几、乐器、文房用具等,因此文人之“玩”亦多体现为对日常物的审美关注。如嵇康的琴赋,即生动描述了时人摩玩古琴、抑扬排的陶醉状态,以至连作者亦沉迷其中,“长而玩之”5 1319。当然,鉴于魏晋以来崇好自然的审美风尚,文人所“玩 亦向自然物推
12、展,陆机叹逝赋:“玩春翘而有思”4 138,以“春翘”为可玩之物,显示不仅日常物,山川花鸟等自然景观亦可触手成春,以其声色之美成为被表现和近身感受的对象。曹撼答赵景献之“俯玩璇濑,仰看琼华”16 4 5,更将“玩”融入俯仰自得的天地审美境界,由此彰显出物审美活动借助文学想象与文学表达所焕发出的积极意义。专注于“物”、对“物”进行穷形尽相的写,本是历经两汉、直抵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创作的一大方向,而“玩”作为一种满足人之感官欲望的方式,在其中则充当着深人引导作家发现、重视个体体验的重要功能。这种与物亲和的感性活动在文学中的价值显现,使得以物象追为能事的审美心理,扩展至近身之物触发的更具纵深感的审美
13、心理。此不音为艺术视野与审美观念上的一大进步,其结果是不仅开拓了新的文学题材,更预示并加速着人们对审美本身更为丰富的理解。如果说文学作品中的“玩”体现出文人以镜像反映方式对物审美活动的婉曲肯定,那么把作品本身作为赠答酬谢的手边玩物,更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物审美活动的一种积极呈现。陆机文赋即云:“体有万殊,物无一量”14 17,其看似以物状繁杂喻文情多变,实则以互文笔法陈述文之为物的观点,即如后世杨明所释:“此注以上句言文,下句言外物。文章亦万物中之一物,凡物则各有其体貌,二句混言众物,不必严为区划。”14 17-18 而从彼时著述来看,将文与物相联系,由此突出文的物质性外观、体貌、声色,并非偶然
14、之见,以至其在南朝刘那里获得了经典总结“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芳;书亦国华,玩绎方美。”17 1518 可以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物观文,以文为物,强调文学作品首先具有物质性构成,是供人“玩绎”的感性物件,已成为该时期颇为流行的文学观念。事实也是如此,这一时期文人普遍关注文之为物的感性愉悦,从不讳言“玩”文的乐趣。陈琳在为曹洪与魏文帝书中言道“得九月二十日书,读之喜笑,把玩无”519 6 8,其在答东阿王筹中更称誉曹植文章的巨大魅力,以至使其“载欢载笑,欲罢不能,谨韫模玩耽,以为吟诵”519 6 8;刘琨在答卢谌中谈及读卢谌赠诗的愉快感受,称其诗作令人“执玩反覆,不能释手”512 0 8 2;
15、萧统在答晋安王书中也描述其收到晋安王赠诗后,沉迷于斯,以至“吟玩反覆,欲罢不能”530 6 4。在这里,“把玩”“执玩”“玩耽”甚至“吟玩”,均突出强调了诗文作品以其物性因素与人建立的亲体关系,而诗文带给人的审美愉悦就生成于对这些物性因素的直接感觉之中。也正是基于对文学活动中这些物性因素的肯定,文以物为体现,物以文的面貌出场,成为彼时文人突破历史壁垒、彰显其文艺观念变革的一种重要叙事策略,在此“玩”文的时代,文与物交叠融合,一起构筑了文人阶层极富感性特质与现实情味的文学世界。总体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物审美活动的价值定向具有显著的过渡性特征:一方面,受上层权钱阶层崇奢竞豪的氛围影响,以“玩”为代
16、表的物审美活动在政治与伦理层面并未跳脱先秦玩好审美的基本价值定位,并因此受到历代广泛批评;另一方面,在该时期文人生活和文学空间中,以“玩”为代表的物审美活动的积极价值却得到初步肯定,彼时文人注重作品物性存在的事实,也体现出相关物审美活动的价值承托作用。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的自觉”背后实际亦潜藏着“物的自觉”,无论是“以文写189.190物”抑或是“以文为物”,“玩”范畴在文学中的频繁现身,均体现出以往备受贬斥的物审美活动在文学领域的间接表达,从历史效应看,这种间接表达不但启发后世文人继续于文学领域,尤其在山水园林、闲适生活的诗意描绘中,以婉曲方式实现物审美活动的正面价值定向,更为后世以
17、“玩”为代表的物审美活动在现实生活领域的价值突围提供了可能。三、“适情”与“尊生”:宋明之“玩”与物审美活动的价值凸显如果说魏晋南北朝以来,以“玩”为代表的物审美活动通过向文学领域的价值播迁,以婉曲方式肯定了其自身价值,那么有宋以来,清玩的出现终于使物审美活动以雅致之姿向文士的现实生活全面渗透,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宋代艺术的品类格局与整体面貌,有学者由此认为:“把握玩 是理解宋代艺术的一个关键。”18 12 4以清玩为标志的物审美活动在宋代勃兴,固然有赖彼时商业繁荣与先进的造物技术,但从时代文化来看,则首先源于宋代文士“追三代之遗风”“补经传之阙亡”19 12 的博雅好古精神。在一代文宗欧阳修带动
18、下,彼时文人玩古之风炽盛,古器作为几案尤物已是其摩玩欣赏的重要对象。李清照、赵明诚在金石录中谈赏玩古器之趣:“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2 0 12 7 在这里,历史遗物的质、形、纹、色固然重要,但多识的“博物君子”已不满足于对器物形制的表面娱乐,而是力求以古物为凭借,追慕历代先贤的精义神采。正如南宋朱熹所指出的,儒家艺教需借助“玩”的中介圆融作用,通过适情之玩使人返诚至乐,以至“忽而不自知其入圣贤之域”2 17。事实上,就玩古而言,这种精神追求已是如此,彼时博雅好古之士已不耽溺于钟鼎彝器的感性外观,而是“玩其文而既其实”2 19 3,并循此进人理想的道德人格境界此外
19、,宋代文人自然求真的旨趣,使得清玩不限于人工,所谓“不下堂链,坐穷泉壑”2 3 1,便体现了彼时文人力图使山水风物进入日常生活的审美理想。苏轼便曾记述其用饼饵从孩童手中换来的美石,其石温润如玉,“多红黄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爱”“大者兼寸,小者如枣、栗、菱、芡”“虽巧者以意绘画有不能及 2 19 6。云林石谱则记载了苏轼钟爱的雪浪石:“色灰黑,燥而无声,混然成质。其纹多白脉笼络,如披麻旋绕委曲之势。”2 519%从表面看,“玩石”的愉悦源于自然物颜色、光泽、形式产生的视觉张力及其引发的心理节律。不过,文人亦在对自然物的赏玩中超越物本身的限制,由“物”至“物之理”,从而达到对于天地之理的把
20、握,正如苏轼所说:“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2 4 137 这表明,对宋代文人而言,“玩”也是一种穷其物理的认知方法,正是在对自然物的赏玩中,天地之理最终落实于人心,天成之物也便成为文人们于平常处冥想宇宙的神机。概而观之,清玩与儒学尤其是理学融洽互补,为宋代文士生活注人了活力。在这里,“物物而不物于物”10 36 0 的价值追求,使“玩”呈现为雅致的审美活动,进而成为宋代艺术文化的重要标识。不过,由于宋人将“适情”作为“玩”的尺度,倡导儒家观念在相关物审美活动中的主导作用,这便决定了“玩”在宋代虽以亲物的审美活动为形式,却反对与物交接的过度沉浸。苏轼即指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
21、,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2 4 13由此“玩”实际便成为一种独特的修养方式,其目的乃是使人自由愉悦地进人理想的伦理或认知境界。鉴于“玩”与文人的精神取向紧密结合,以其代表的物审美活动也便局限于文人圈层,一如有学者所说:“这玩不是一般的玩,而是以一种胸襟为凭借,以一种修养为基础的玩。”18 12 4与宋代不同,明代尤其是晚明商品经济繁荣,使社会呈现出“工商皆本”的早期现代特质,而以“玩”为代表的物审美活动亦突破文人圈层束缚,向更广泛的市民阶层扩展。孙枝蔚斋记即记载:“所谓贫而必焚香,必暖茗,必置玩好。”2 6 114 画家杜堇的玩古图更是生动再现了时人颇
22、为风靡的披玩古器的典型场景。此外,彼时所“玩”的物品范围亦突破了文房清供的局限:一方面,古物的稀缺性与当下巨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2 3年第5期刘欣:“玩”与中国传统物审美活动的价值变迁量需求的矛盾,使时人放弃了单纯以古为贵的玩好风尚,其审美眼光投向更易获取的同时代器玩。沈德符即指:“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2 7 6 3。另一方面,明代市民阶层的地位提升以及世俗文化的活跃,使得以往隐没于底层生活的凡俗器物,也成为可供赏玩之物,文震亨的长物志、李渔闲情偶寄中均设“器玩部”,其直言“粗用之物,制度果精亦可同乎玩好”2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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