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交互型平台:有效驱动村民自治的数字技术类型及机理_曹银山.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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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166期)2023(4)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多维交互型平台:有效驱动村民自治的数字技术类型及机理曹银山1,刘义强1,2(1.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9;2.暨南大学 侨乡治理与乡村振兴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632)摘 要 数字技术正在实践中迅速运用于村民自治场域,由此引发村民自治效能的深刻变革。数字技术驱动村民自治的根本在于,数字技术所蕴含的横向聚合性、层级交互性这两大功能要素,能够从参与条件、参与能力与参与意愿
2、三大维度赋能村民自治。由于村民自治场景中各类数字技术平台所包含的横向聚合性、层级交互性功能要素不同,可以将不同的数字技术软件区分为多维交互型平台、横向联结型平台、信息接受型平台、行政管理型平台四种主要类型。对鄂西南Q村“Y市一家亲”APP的运作考察发现,只有横向聚合性、层级交互性均较强的多维交互型平台才是有效驱动村民自治的数字技术类型。多维交互型平台有效驱动村民自治的作用机制在于能够建构起自治主体有效参与的数字空间,信息公开共享机制能够保障村民理性决策,去中心化协商机制能够显著提升村民协商意愿,可视化问责机制能有效提升村民自治效能感。关键词 数字技术;村民自治;有效参与;横向聚合性;层级交互性
3、;多维交互型平台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23)04010310DOI编码:10.13300/ki.hnwkxb.2023.04.011村民自治是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对于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推进乡村振兴与有效治理有着基础性作用。当前,在村民自治面临新发展瓶颈的背景下,数字技术被认为是重塑村民自治的有效手段。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可见,数字技术成为驱动村民自治体系建设的重要手段。但是,在各地不断推出“一门通”“乡村钉钉”APP等创新性技术软件的背景下
4、,数字技术有效驱动村民自治的机理是什么?是否所有的数字技术都能有效驱动村民自治?有效的数字技术又有何特点?本研究基于对鄂西南Q村“Y市一家亲”APP的运作考察,揭示数字技术有效驱动村民自治的微观机制,分析不同数字技术类型对村民自治的不同效能,试图为理解数字技术类型与村民自治的学理关系及政策改进提供依据。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自治有效是治理有效的基础,而有效参与是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前提条件1。当前村民自治中,由于行政村规模过大,参与难、村民需求难以得到回应降低参与积极性、村级权力封闭性运作排斥村民参与、村民外出务工制约村务参与可能性24等问题广泛存在。面对当前村民自治发展遭遇新困境的不争事实,学
5、界及实务界围绕自治单元选择、制度供给、村民文化57等与自治激活的关系展开研究,取得丰硕成果。近年来,科技变革使得互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在村民自治场域中得到愈加广泛的运用,数字技术成为研究提升村民自治效能的一条重要路径。学界围绕数字技术与村民自治的收稿日期:20221016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农村基层组织资料收集与数据库建设”(18ZDA128)。(总166 期)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关系,形成以下两种争论性观点。持肯定性观点学者在2.0版本规则型自治8的基础上,提出了要从数字人、数字平台、数字事务三个层面走向3.0版本的技术型自治9。现有研究认为数字
6、技术从以下三个方面促进自治:(1)数字技术赋能自治主体维度研究。农村流动人口的数字化参与可以突破物理条件对农村流动人口参与自治的限制,实现农村人口在身体缺场情况下参与自治4。(2)数字技术与乡村自治共同体营造维度研究。以村务微信群为代表的乡村网络公共能量场,通过打破干部“话语霸权”与群众“失语”双重困境,增强了村民公共性与村庄认同10。同时,微信群协助村民实现了跨时空的“共同在场”、情感的“共振共鸣”以及村务的“共同参与和行动”,在离散的村民之间形成了关系重构、情感重构、利益重构,造就了紧密的线上共同体11。(3)数字技术与自治机制创新维度研究。互联网打破了乡村治理场域中的话语独裁与话语垄断,
7、重塑乡村治理结构,给予各大主体平等对话机会12。否定性观点则认为,技术治理的形成与强化,造成政府职能过重、社会自治空间发育不足13。以互联网、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技术手段,在强化国家对基层治理监控、规范村级治理的同时,会带来基层治理能力弱化问题,导致村民自治体系瓦解,从而出现技术消解自治14的局面。此外,信息技术不仅会消解自治,而且不一定能提升治理效能。“12345”热线的运用,导致“二阶治理”替代“一阶治理”,加重行政负荷,损害基层治理效率15。上述研究成果为认识数字技术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有着诸多有益启示,但将数字技术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与自治的关系,掩盖了数字技术特征与自治场景治理需求间的关系
8、。正是缺乏数字技术与自治场景的适配性研究,由此产生了数字技术促进抑或消解自治的争论。笔者以2020年4月、2021年9月先后在鄂西南Y市Q村长时段驻村调研所得的经验材料,结合对全国其他乡村地区数字软件的考察,发现数字技术类型与村民自治效能存在显著关联。以“数字技术有效参与自治有效”三者间的逻辑关系为理论预设,抽离出数字技术影响村民自治效能的根本在于横向聚合性、层级交互性这两大功能要素。在此基础上,研究“何种类型的数字技术能够有效驱动村民自治”这一理论命题。二、数字技术类型化:基于“横向聚合性层级交互性”的分析框架不同类型的数字技术软件作用于村民自治场域,具有不同的治理效能。如何从学理上区分不同
9、类型的数字技术,对于理解数字技术与村民自治效能间关系有着基础性意义。1.“横向聚合性层级交互性”:理解数字技术类型的双重功能维度数字技术所建构起的数字平台,本质上是对现实场景的虚拟映射。尽管数字技术改变了自治参与途径,但仍旧遵循自治基本原则9。由此,数字技术驱动村民自治取决于两大关键要素:第一,能够将该行政村内村民、村干部这类自治主体整合进同一虚拟平台的横向聚合功能,是为村民自治提供参与平台,驱动村民自治的基础性要素;第二,能够使该行政村内村民、村干部这一类自治主体与不同层级政府及职能部门干部有效沟通对话的层级交互功能,是激发村民参与积极性、确保自治效能的保障性要素。具体而言:(1)数字技术驱
10、动村民自治的基础性要素:横向聚合性。参与是民主的重要因素,只有通过参与才能实现民主16。具体到村民自治场景,不论是基层民主,还是有效治理,都要求广大村民的积极参与17。开展村民自治,必须具备一定的参与条件,具体而言则包括参与单元、参与便利、参与设施、参与氛围1。数字技术所建构起来的QQ群、微信群等数字空间,能够突破市场化带来的人口流动、地形崎岖、单元规模过大等不利参与条件,将村民重新汇聚在同一治理空间中。此外,数字空间作为新型治理空间,具有符号化、去权威化特征,村民依据话语表达的合情理性、逻辑性而获得大家认可,有助于摆脱传统线下自治中权力权威的影响,刺激村民表达意愿18。在村民自治场景中,不妨
11、将数字技术所具有的将该行政村内普通村民、村干部这一类自治主体整合进同一数字空间,并使其互相交流对话的能力,称之为横向聚合性。如图1所示,如果该数字技术能够整合该行政村内普通村民、村干部104第4 期曹银山 等:多维交互型平台:有效驱动村民自治的数字技术类型及机理的数量越多,能够使其更加有效地沟通对话,那么则可以认为其横向聚合性更强。没有横向聚合能力,就没有可供村民、村干部参与的数字空间载体,建立在参与基础上的民主协商、民主决策等技术型自治事项也就无从谈起。可见,横向聚合性是数字技术有效驱动村民自治的基础性要素。(2)数字技术驱动村民自治的保障性要素:层级交互性。有效参与是实现有效村民自治的前提
12、条件与保障,其中,参与能力与参与意愿是有效参与的必要条件1。没有村民高强度的自愿参与,难以催生出高效的自治行为。长久以来,村民分散性需求难以得到村干部的有效回应,村民掌握的村级治理信息具有模糊性和滞后性。村民村务参与效力和参与能力的双重缺乏,导致村民丧失参与积极性、主体性,进而导致参与形式化19。而在数字技术所建构的数字空间中,由于能够将不同层级政府人员整合进村民、村干部这类自治主体所在的同一时空维度,上级政府借助数字空间中的事项办理进度情况、满意度评价、一键举报等以结果为导向的可视化考核功能,倒逼村干部有效回应村民需求,可以显著提升村民自治参与积极性。同时,研究表明,网络公共空间所衍生的可视
13、化机制,除了会造成自上而下的行政问责压力,还会使村民的诉求表达让村庄所有人可见,使村民形成对村干部的群体道德舆论压力,促使村干部积极主动回应村民意见20。由于不同层级政府干部与村民、村干部这类自治主体共处同一数字空间中,政务、村务信息能够即时、真实公开发布,村民决策的信息来源更加便捷多元,可以极大增强村民协商决策能力。因此,在村民自治场景中,不妨将数字技术所具有的使该行政村内村民、村干部这类自治主体与乡镇、县级政府及各职能部门干部有效交流互动的能力,定义为数字技术的层级交互性。如图1所示,如果该数字技术能够使该行政村内村民、村干部这类自治主体与更高层级政府、某一政府职能部门内部更高层级干部有效
14、沟通对话,那么则可以认为其层级交互性更强。可见,层级交互性是数字技术有效驱动村民自治的保障性要素。2.数字技术类型化:数字技术驱动村民自治的类型及效能横向聚合性、层级交互性共同决定着数字技术作用于村民自治的效能。在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村民自治的过程中,各地形成了差异化叙事逻辑,由此产生了多样性的自治实践。通过比较微信群、“乡村钉钉”APP等不同数字技术软件,可以发现不同的技术软件在横向聚合能力、层级交互能力两个维度上存在较大差别。一旦框架得以建立,多样性事实只是要素的不同组合所导致的产出21。如表1所示,可以依据横向聚合能力、层级交互能力的不同,将村民自治场景中不同的数字技术软件区分为四种主要类型
15、。(1)多维交互型平台。同时具备较强的横向聚合能力、层级交互能力的数字技术软件,可以将其定义为多维交互型平台。以“乡村钉钉”“龙游通”APP等数字技术软件为代表,这类数字技术软件以村民所在行政村(社区)为单元,能够将村民、村干部有效整合进同一数字空间。同时,乡镇干部、县级政府职能部门进驻平台。县、镇级政府部门对自治运行情况全程监督考核,能够促使村民、村干部、政府部门有效沟通,使村民自治落到实处。(2)横向联结型平台。只具备较强的横向聚合能力,而层级交互能力较弱的数字技术,可以将其定义为横向联结型平台。以微信群、QQ群、“武汉微邻里”小程序等数字技术软件来看,这类数字技术平台可以有效实现村民、村
16、干部间互联,为村内自治主体提供一个虚拟议事平台。但由于缺乏政图 1 数字技术驱动村民自治的功能要素及其特征表1村民自治场景中数字技术的类型学考察层级交互性强弱横向聚合性强多维交互型平台横向联结型平台弱行政管理型平台信息接受型平台105(总166 期)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府部门介入,村民意见、需求难以得到村干部有效回应。(3)信息接受型平台。横向聚合功能较差,同时层级交互功能也较差,主要是以被动接收信息为主的数字技术软件,可以将其定义为信息接受型平台。比如,“掌上村情”小程序、“村务通”APP等。这类数字技术平台可以接收大量信息,但是既无法实现村民、村干部间的横向聚合,又不能在村民、村
17、干部与政府间建立纵向沟通机制。(4)行政管理型平台。能使村民、村干部这类自治主体与不同层级政府及职能部门干部有效沟通对话,但不能使村民、村干部这类自治主体内部有效互联的数字技术软件,可以将其定义为行政管理型平台。“鄂汇办”APP、“12345”热线等政务类软件,其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便于政府治理。越来越多的政务服务、生活服务等事项通过这类平台一站式办理,大大提升了民众生活便利度、满意度。但这类平台无法横向聚合村民、村干部这类自治主体,因而无法满足村民自治中自治主体有效参与这一基础性条件。3.多维交互型平台:有效驱动村民自治的数字技术类型数字技术类型化为当前“乡村钉钉”APP、微信群等差异化数字技术
18、软件提供了统一的分析框架。由于不同数字技术软件横向聚合性、层级交互性功能要素的分布与组合不同,因而对村民自治效能有着不同的影响。其中,横向联结型平台尽管可以为村民、村干部线上自治提供基本参与条件,但缺乏与政府部门的纵向互动,使得自治效能难以得到保障。信息接受型平台尽管可以使村民获得村务信息,但既不能提供村民、村干部间协商交流的平台,也不能使村民、村干部这类自治主体与政府间纵向沟通,因而无法有效驱动村民自治。行政管理型平台缺乏横向聚合功能,不满足村民自治的基础性条件。此外,其高效畅通的层级交互渠道,致使原本自治领域内可以解决的事务直接溢出到行政范畴,从而大大加重了行政负荷,这正是学者基于“123
19、45”热线研究,得出技术消解自治14结论的根源。多维交互型平台不仅能够将村民、村干部这类自治主体有效聚合起来,为村民、村干部参与自治奠定基础条件,而且还能促进村民、村干部与政府间有效沟通对话,促使村民需求得到有效回应,使自治与行政力量有效良性互动。可见,多维交互型平台能够最大化村民自治效能。如上所述,对数字技术进行类型化分析,是认识数字技术与村民自治效能关系的关键步骤。在当前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以“乡村钉钉”APP、小程序等为代表的各类数字技术,正在村民自治场域中得到广泛运用。但理论推演与实证考察发现,并非所有类型的数字技术都能有效驱动村民自治,只有多维交互型平台才是有效驱动村民自治的数字技术
20、类型。三、多维交互型平台有效驱动村民自治:Q村“Y市一家亲”APP的运作考察Q村为鄂西南百强县Y市下辖农业型村庄。长久以来,该村面临干群信任度低、村民村务参与不积极等自治困境。2020年初,在中央政法委的推动下,Y市“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三治办”)在Q村推行“Y市一家亲”APP试点。正是这一具备“强横向聚合性强层级交互性”特征的多维交互型平台的深度运用,最终激活了村民参与,有效提升了Q村自治效能。1.Q村自治困境与“Y市一家亲”APP的引入Q村经济发达,为地方政府打造的“亮点村”。但与经济地位相悖的是,该村自治活跃度远远低于附近经济欠发达村庄。村民村务参与度低的
21、原因在于:一是村庄空心化严重。该村2892人中,将近1000人外出务工,留守在村的多为妇女、儿童及老人。二是在村群众开会不便利。该村地处丘陵地带,行政区域面积达14.5平方千米,辖12个村民小组。在村群众到村委会距离较远,必须爬坡越岭,故不愿集中开会。三是村内信息不透明。村支书WJ“一言堂”现象严重,普通村民缺乏话语权。同时,普通村民不了解村务,难以在村内公共决策中发挥作用。四是村干部对村民意见缺乏回应。村民反馈的修路、建垃圾池等问题一直未得到回复,村民逐渐产生参与无用的想法。久而久之,村民不106第4 期曹银山 等:多维交互型平台:有效驱动村民自治的数字技术类型及机理再过问村内公共事务。村民
22、村务参与度低带来村内公共设施维护成本高、政府投入高效率低、村民满意度低等问题。市政府、镇政府一直试图缓和干群关系,依靠村民自治力量筹资投劳,提高乡村建设中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2013年以来,市委组织部、政法委等部门陆续在Q村推进“村务通”APP、微信群自治、“市长热线进家门”等改革,但一直效果有限。2020年初,中央政法委启动的“Y市一家亲”APP项目改革,为提升Q村村民自治效能提供了良好契机。2.“Y市一家亲”APP的自治功能Y市“三治办”推动“Y市一家亲”APP项目改革的初衷在于,借助数字技术畅通村民表达渠道,提升村民对村内公共事务的关注度与参与度,从而培育村民自治能力。如图2所示,该AP
23、P主要包含公共事务表达决策、村务信息公开、公共服务三大功能模块。(1)嵌入APP中的线上表达渠道。该APP通过在线表达,畅通了村民自身利益诉求与村务表达渠道。同时,为了提高效率,APP设置了三级表达机制。一是涉及村民私人利益的事情,可以通过APP中的“联系干部”私信村干部,要求得到回复和解决。二是涉及公共事务,但属于村民小组内部可以解决的事情,可以选择APP中的“网格群组”进行发问,其他村民、小组长均可参与讨论。三是需要在行政村甚至是超越村级层面才能解决的事务,则可以在“互助问答”平台上发问。这一平台面向所有村民、村组干部、乡镇干部、市“三治办”干部。村民以实名注册,可以随时发问,村干部实名制
24、回应。为了防止村干部回应形式化,APP设置有“跟帖、点赞、满意度评价”等功能,乡镇根据村民评价对村组干部进行考核。(2)APP中的信息公开共享机制。APP中的信息公开功能,使得村务、财务、党务等信息公开化,提升了干群信任度。同时,村民对村务信息的充分掌握,为村民参与村内公共事务决策奠定了基础。其一,“公示公告”模块。这一模块主要针对村务、财务公开等内容。对于村内的工程结算账目、上级财政补贴、通告等文件,按照“能公开尽公开”原则处理。自2017年以来,Q村一直想要实施自来水管入户工程,因要收取每户500元管道费一直无法落地。村民认为上级仅为修建村委会就补贴了200余万财政资金,村里有足够集体资产
25、,因此不同意收取。2021年,Q村支书公布了村里的财务状况、专项资金文件后,在网格群组里反复做工作,最终说服了村民。村民CSQ表示:“我看了村里财务和文件,听了镇里综治办干部解释,才知道这是专款专用。村里每用一笔钱都要向乡镇申请,并不是我们过去以为只要村里有钱,干部就可以胡乱花。”最终,该工程得到村民的投资投劳,很快动工实施。村支书WJ认识到信息公开带来的好处,主动要求技术人员设计“党务公开”模块,就容易引起村民猜疑的党员培养问题一并公布。其二,“家乡动态”模块。市里相关涉农文件、村里招商引资工程、招工信息,甚至是领导下乡视察工作等信息,均在该模块上发布。不论是否在村,村民通过APP均可以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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