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录非文”与“妄附通裁”——从目录著作看语录的文献形态与古代语录观念的演变.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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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录非文”与“妄附通裁”从目录著作看语录的文献形态与古代语录观念的演变陆 月*摘 要:综观古代目录学著作,语录类文献在不同时期呈现了不同的形态类型。先秦以“百家语”统称记录“言说行为”的一切书籍,汉代目录则将语录类文献置于“经传传统”加以认识,且以注疏体与经解体作为“传记”二体,初具唐宋“义疏体”与“语录体”的文体雏形。魏晋至唐时期,语录类文献分隶于经部训诂、史部杂传与子部小说等三种不同目录部类,显示了以语录命名的文献的复杂性。至宋代目录则专辟“语录类”以收录宋代理学语录,“语录”逐渐成为专指宋儒表达理学思想的特定文体名称,剥离了史传小说类文献的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特质,更多地担负着师承讲授和道
2、统建构的作用。明清之际,随着语录类文献的盛行与泛滥,“语录非文”在目录著作中逐渐成为广泛应用于书籍评论的流行观念;语录的体制源流与分类状况也得到较好的理论总结。通过目录学史的梳理,可看出语录既与史传小说、诗话说部等体类颇具渊源,又呈现出章学诚所谓“训诂经解子部儒家俗儒语录庸师讲章”的流变脉络;同时,章学诚从理论层面揭示了语录类文献体例不明、“妄附通裁”的著录状况,而 四库全书 则以目录分类与提要撰述的方式呈现出语录文献不备、四部难收的尴尬局面。总之,由于缺乏统一明确的著述宗旨与剪裁得宜的篇章体例,语录始终不被视为一种成熟的文体。直到近现代白话文学史重写、文体观与文体生态重建的语境下,“语录体”
3、才作为一种文类文体在现代学术视野中得到激活与阐发。关键词:目录学;语录体;文献形态;语录非文;妄附通裁“语录体”一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并不常见,今人所谓“语录体”乃现代文体观念下对古代某种记言性质文献的回顾性指认。对于“语录体”的文体标准、文献范围、发展源流以*作者简介:陆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论。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语录类文献整理与儒家话语体系建构及传承的研究”(2 0&Z D 2 6 5)阶段性成果。这一说法至乾嘉时始有存在,如 四库全书总目 论 程氏易通 曰“其 精义 统论 易 理,通其说于道学,略如语录之体”;又评 礼记疑问 曰“是书依文训
4、义,多作语录之体”。再如顾炎武论语录曰“孔门四科,后世五科,曰语录科”,方东树在 书林扬觯 中对此评曰“顾氏此条即语录体”。此二处所谓的“语录之体”“语录体”仍落于宽泛意义的文献指称,明显区别于近现代文体学意义上的“体”之概念。参见纪昀等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 9 6 5年版,第8 0、1 9 4页;方东树:书林扬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1 1年版,第7 8页。及古代的语录观念等问题,学界至今仍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实际上,同“小说”一样,“语录”是一个历史概念,既有漫长的历史沿革,也有特定的时代烙印。“语录”在古代所呈现出的体制模糊不清的特点,在目录著作的杂乱分类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不
5、同时代的目录学家对语录类文献的不同著录与分类,也反映出古人对“语录”认识观念的演变。如果从目录学视角出发,尽可能还原古代的“语录”观念,对我们认识“语录”的内涵特点、体制流变及文献形态或许有所助益。本文围绕古代目录著作关于语录类文献的著录与阐述,一方面以历史还原的方式考察语录类文献的著述形态与存在面貌,另一方面则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原则出发揭橥语录类文献生成与发展的流变线索,以期在对古代语录类文献真实的存在形态加以概览的同时,厘清古代“语录”观产生与演变的复杂过程。一、依经立传:汉代目录视野中的“语类”文献目前学界关于“语录体”的起源仍有争议。多数学者认为 论语 乃“语录体”之滥觞,如袁
6、行霈称“语录体是 论语 文体的基本特征”,谭家健指出 论语 是“后世语录体的鼻祖”,杨树增也认为“语录体是由 论语 创立的”。但也有学者主张语录体起源于 尚书,认为 尚书 具有“王曰、周公曰”等语录体的形式特征,并影响了 论语 墨子 孟子 等文献的成书,故以 尚书 为最早的语录体散文。与此同时,还有不少学者将具有“子曰”的记言式表达皆视为“语录体”,由此使“语录”的文献范围扩大到 孟子 墨子 等诸子之书。如游国恩将先秦散文分为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两类,在诸子散文中,论语 是语录体散文,墨子 孟子 等保留了语录体对话形式。夏德靠也认为先秦散文可分为史传文献与诸子文献,前者沿着“记言体记事体事语体”
7、演进,后者遵循“语录体对话体专论体”的演进路径。从这种较为宽泛的观点来看,以“立言”为目标的诸子百家语实际上都带有“语录”的记言体式,李斯即有以“百家语”代指诸子文献的说法。史记李斯列传 曰“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又云:“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其中,所谓“文学”指与俗语相对的雅言;“诗书”特指 诗经 尚书;“百家语”则指先秦诸子之书,张舜徽对此评曰:“古人恒举文学与诗书百家语相联并称,用以概括一切书籍。”可见,先秦以“百家语”统称记录言说行为的诸子典籍由来已久。如果说先秦以“百家语”来笼括一切诸子类记言书籍,汉代目录则始以“家数”的学术标准对书籍进行了重
8、新分类。汉书艺文志 沿袭 七略 的分类原则以“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六略著录图书,而统称“百家语”的记言类文献则主要分布于“六72“语录非文”与“妄附通裁”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 9 9 9年版,第1 0 8页。谭家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 9 9 5年版,第1 6页。杨树增:先秦诸子散文:诗化的哲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 9 9 9年版,第1 0 9页。刘绪义:尚书 中国最早的语录体散文,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 0 0 4年第4期。夏德靠:先秦散文文献生成的文体学考察,广西社会科学2 0 1 6年第3期。司马迁:史记 卷
9、八十七 李斯列传,中华书局2 0 1 3年版,第3 0 7 5页。吕思勉:秦汉史,见 吕思勉全集(4),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1 6年版,第8页。张舜徽:广校雠略汉书艺文志通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0 4年版,第1 6 7页。艺略”与“诸子略”之中。就“六艺略”而言,一方面,汉志 应“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官方要求,既著录六经以显其尊崇,又将记录孔门阐说“六经”的“传注”类文献作为“经”的附庸与之同列;另一方面,汉志 将其他“百家语”的记言类书籍皆归于“诸子略”,据“九流十家”的家数渊源对诸子典籍分门排列。汉志 的图书分类以“家数”为标准的同时,还以“经传”为原则衡定图书的等级与排列次序
10、。“六艺略”中,除六经之外,所增列的 论语 孝经、小学三种皆被视为“传记”。余嘉锡对此解释道:至于 论语、孝经、小学之附六艺,则因其旨当时学校诵习之书也。论语、孝经 汉人皆谓之传记,论语 书多,故自为一类。孝经 则附以 五经杂议、尔雅、弟子职 诸书,皆后世之五经总义,特当时总解群经之书尚少,故姑附之于此耳。小学书为学童所必读,亦以次入焉。汉志 云:“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于六略中独变六艺之名。刘歆传 云:“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于六艺诸子之间,忽著传记两字,明六艺之中,除五经以外,皆传记也。可见,汉人并未从文体角度划分书籍,而主要从文献功用的角度将先秦语类文献置于“
11、经传”关系中加以考察,认为 论语 孝经、小学类等文献属于“依经立传,传以解经”关系中的辅助性文献。当然,“经”“传”之别并非仅限儒家,同样也见于其他诸子类著作,如 墨子有 经 上下与 经说 上下、管子 有“经言”与 管子解 等与“经”“传”相近的不同著述形式。高华平认为:“从思想的创作、表达、传承及思想文本生成的角度来看,先秦时期经典文本中的典、谟、训、诰、誓、命、祝、诔、诗、歌、赋、颂、箴、铭、序、辞、传、解、说、记等各种文体形式,实际都不外 经 传 两种性质。”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经”与“传”之别,汉志 所著录的“传记”亦可分为“传”与“记”两类。章学诚 文史通义传记 曰:“传记之书,其流
12、已久,盖与六艺先后杂出。古人文无定体,经史亦无分科,春秋 三家之传,各记所闻,依经起义,虽谓之记可也。经 礼 二戴之记,各传其说,附经而行,虽谓之传可也。”章学诚将“传记之书”区分为依经起义的“记”与附经而行的“传”两类。这种区别也为其他学者所指出,如张舜徽就 汉志 著录 鲁说 条按曰:“说亦汉人注述之一体,说之为书,盖以称说大义为归,与夫注家徒循经文立解、专详训诂名物者,固有不同。”此处即明确标识出“称说大义”与“经解训诂”的不同。可见,在汉人的传记注述之书中,既有“与经相辅而行”、以“称说大义为归”的类型,也有“循经文立解、专详训诂名物”的类型。前者意在依经起义、阐发己说,成一家之言,是后
13、世“经解”“语录”之雏形;后者意在章句考证、训诂名物,乃后世“义疏体”之先声。在 汉志 所体现的这种“经传”观念下,汉人著述活动受到“述而不作”思想的重要影82文 学 研 究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巴蜀书社1 9 9 1年版,第1 3 01 3 1页。高华平:“经”与“传”:思想史视野中的先秦文体类型和文本特点,社会科学战线2 0 2 2年第2期。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 卷三 传记,中华书局1 9 8 5年版,第2 4 8页。张舜徽:广校雠略汉书艺文志通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0 4年版,第1 9 92 0 0页。响。礼记乐记 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龚鹏程称之为“神圣性作
14、者观”,意谓士人不私意著作,只通过阐发古代典籍进行言说,以示对经典权威性与真理性的尊奉。论语 即是述而不作的典范,虽备受推崇,但不能与“经”等而视之,而只属于阐说经典的“传”,作为辅助性文本而存在。这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汉人要论说己意往往要采取“摹经拟圣”的方式。据 汉书扬雄传:“经莫大于 易,故作 太玄;传莫大于 论语,作 法言 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有人据此认为扬雄 法言 为“拟语录体”的代表,但从经传传统来看,扬雄本意并非模拟 论语 的语录这一文章体式,而是出于对 论语作为“传”之首的重要地位的认同。换言之,法言 的语录体式可能是“模仿”“尚用”“立言”等多种因素综合作
15、用的结果,其“拟圣”的学统皈依远大于其“文体”的形式自觉。另一方面,在“尊经崇圣”的思想意识下,“摹经拟圣”也被视为严重的僭越行为。扬雄正因此遭到儒生的强烈斥责:“诸儒或讥以为雄非圣人而作经,犹春秋吴楚之君僭号称王,盖诛绝之罪也。”“扬雄 法言,盖云时人有问,用法应之,抑亦可矣。乃云象 论语 者,抑何其谬邪?”与此相似,王充 论衡 一书也受到诸儒非议,王充辩解曰:“非作也,亦非述也,论也。论者,论之次也。五经之兴,可谓作矣。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传,可谓述也。桓君山 新论、邹伯奇 检论,可谓论矣。”由扬雄、王充之例可见“述而不作”的“经传”传统之影响力非同一般,面对该传统的压力,东汉士人在
16、“作”与“述”之外,另取“论”作为自己阐说观点的著作名称。这既与“论说体”的兴起与发展相关,也与记录师说、阐发己意的“经解传述”类文献划定了界限。综上所述,在汉人的思想体系中,先秦以来的记言类文献被归置于“经传”传统,当时并无以“语录”为文体的观念,即便出现了“拟语录体”的文本,“语录”在此时也并未如诗赋铭诔一般成为特定的文章或著作体裁。汉志 不以文体观念而以“家数”与“经传”为图书分类的标准与原则,一方面,严分“经”“传”,“经”特指六经,“传”则指对经典的叙说与阐释;另一方面,“传”之中又分训诂名物的注疏之体与传述经典、阐发己意的传述之体两类,前者在汉学中的兴盛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后者的发展。
17、从这个意义上说,宋儒在汉学训诂名物的注疏传统之外,以自铸语录的方式接续了先秦以来传述传统,这既有益于恢复“传”“说”等先秦经解体阐发义理的开放性与灵活性,也为古代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精神活力。二、语录之名:以“语录”为名的六朝史传小说类文献魏晋至唐时期,随着大量以“拾遗”“说”“语”“录”等命名的书籍的产生,彼时的目录著作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首先,“语录”一词于此时产生。该词最早见于唐代刘知几 史通 卷三“书志第八”,其云:“近者宋氏,年唯五纪,地止江、淮,书满百篇,号为繁富。作92“语录非文”与“妄附通裁”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 卷四十七 乐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0 8年版,第
18、1 4 7 7页。龚鹏程:汉代思潮,商务印书馆2 0 0 5年版,第5 9页。班固:汉书 卷八十七 扬雄传,中华书局2 0 1 3年版,第3 5 8 3页。班固:汉书 卷八十七 扬雄传,中华书局2 0 1 3年版,第3 5 8 5页。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 卷一 经解下,中华书局1 9 8 5年版,第1 1 0页。王充:论衡校释 卷二十九 对作第八十四,中华书局1 9 9 0年版,第1 1 8 01 1 8 1页。者犹广之以拾遗,加之以语录。”此处将“语录”与“拾遗”对举,可以看出“左氏记言,右史记事”观念的影响,与“拾遗”记载历史事件不同,“语录”专指言说内容的记录。其次,首部以“
19、语录”为名的书籍 宋齐语录 也始见于史家著述。史通 卷十“杂述第三十四”列举了十种史家撰述的文献类型:“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其中“琐言”一类下即著录 宋齐语录,其云:“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贤于己。故好事君子,无所弃诸,若刘义庆 世说、裴荣期 语林、孔思尚 语录、阳玠松 谈薮,此之谓琐言者也。”刘知几将 宋齐语录 与 世说新语 语林 谈薮 等文献同归于街谈巷议的“琐言”一类,据 太平御览 载 宋齐语录 佚文,也可看出 宋齐语录 确与 世说
20、新语 谈薮 等书的体例相近,既有表现魏晋清谈的辞令之妙,又有宣扬儒家式的仁爱精神,还有佛教相关的崇佛获报的故事,故有学者认为 宋齐语录“一部分作品模仿 世说新语 的写作方法来记载同时代人的故事,另一部分则夹杂一些志怪故事”。因此,宋齐语录 虽名曰“语录”,实则以记录故事琐言为主要内容,故被视为一种史体,收录于史部杂传类。然而,此类“语录”之名所源出的六朝琐言类文献与 论语 等今人所谓的先秦语录文献在文本内容与文体类型上皆存在显著区别。从目录学角度来看,该类文献主要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就其文本内容而言,六朝琐言既不同于依经起义、传述师说的经解训诂,也迥异于以“立言”为目的、阐发作者思想观点的诸子
21、论说。其重点不在于“语”的思想性,而在于“录”的记叙性,强调文献的“翼史”功能与传记史料意义。刘知几认为“琐言类”文献渊源于古之书、记、格言等文献,因具有补阙正史的功能而被列入史体,史通杂述 曰:“在昔三坟、五典、春秋、梼杌,皆上代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行诸历代,以为格言。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 本草;夏禹敷土,实著 山经;世本 辨姓,著自周室;家语 载言,传诸孔氏。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在刘氏看来,帝王之书,诸侯之记,流传在后世皆为历史“格言”,其余则曰“外传”,即不同于正史却可补其阙遗的传说故事,具体包括医书类、地理书类、姓氏类、家语类以及“偏记小说
22、”类等多种文献,有历史资料的含义。唐代以来,区别于正史的“杂述”流为十类,“琐言”即其中之一。史通 列 宋齐语录 于“史部杂史类”的做法为新、旧 唐志 所沿袭,二书“杂史类”同样著录了如 古文琐语 魏晋代说 宋拾遗录 等刘知几所谓“琐言类”文献。隋志“杂史类”小序云:“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杂传类”云:“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可见,这类以“语”或“说”为名的六朝史传类书籍,虽取材于迂怪妄诞的街谈巷议,但本源上仍不离传记史料的含义。03文 学 研 究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0 9年版,
23、第5 9页。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0 9年版,第2 5 4页。见任昉等编 太平御览 卷五一三、五一九,河北教育出版社1 9 9 4年版,第7 87 9、1 1 8页。宁稼雨:中国志人小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 9 9 1年版,第9 3页。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杂述 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0 9年版,第2 5 3页。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2 0 1 1年版,第9 6 2、9 8 2页。其次,六朝琐言虽被归置于史部杂传,但因取材于街谈巷议以资闲谈,也与“小说类”相近,较为关注内容的叙事性与娱乐性,并具有一定的艺术审美性。新旧 唐志 即将 史通中同
24、属于“琐言类”的 世说新语 等书从“史部杂史类”移置于“子部小说类”。尤为显要的是,新唐志 还将部分原属于史部传记类的志怪鬼神类书籍改隶于“子部小说类”,数量上远超 旧唐志 收录的1 9部小说,多达4 1部,其中就包括祖冲之 述异志、干宝 搜神记、刘义庆 幽明录 等志怪类作品。蒋寅认为此变动原因在于:一是欧阳修乃无神论者,因志怪类文献不足征信,故不列于史;二是经由唐传奇等文体的盛行,北宋初人们已经将其当成一种自觉的文艺创作,初具现代意义的“小说”观念。可见,虽然“传记”类在 新唐志 之前一直被作为记载历史故事的“史体”著录,然而随着史部分类严密化,部分“杂传”“传记”类中带有虚言伪托性质、传述
25、怪力乱神之说的书籍被转入“子部小说类”。由此,六朝琐言不仅与“经部传注体”渐行渐远,也逐渐丧失了“史部传记”的严肃性,而其文学艺术性的凸显使之成为后世小说文体的先声。最后,六朝琐言因记录道听途说、街谈巷议的言说内容,作品体例与图书命名就显得尤为灵活,如有“语”“语录”“谈录”“谈薮”“琐言”等多种不同称谓。自 新唐志 后,该类文献在目录分类就显得较为混乱,既载录于“史部杂传类”,又见于“子部小说类”,最终出现章学诚所谓“说部书无定体”的局面,其曰:“天下学业,后人或多不及前人。惟说部之书,后人实胜于古,正以专门著述,不如古人。说部书无定体,人人可为,而精华所萃,转为前人所不及也。”在章学诚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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