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燕与清代厦门商贸.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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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贡燕与清代厦门商贸蔡少辉 摘 要:明中叶以来,中国对燕窝的需求日渐高涨。这一需求不仅刺激了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燕窝贸易量的增长,而且还在清初催生了贡燕先例。与东南亚有着密切商贸来往的厦门,因其地利之便及繁荣的商贸状况,成为清廷备办贡燕的首选地。19世纪中叶以后,国内外的商业形势发展愈来愈不利于贡燕的采办。其原因有三:一是西人不断抢夺华人在南洋的市场份额,改变了国际燕窝产销状况;二是厦门开埠影响当地税收,造成贡资收取困难;三是贡燕本身存在的剥削弊病日渐显露。以上因素共同导致贡燕最终被废止。在考察贡燕时,我们发现它与厦埠商业有着密切关联,贡燕为我们管窥清代厦门商贸及其与东南亚的燕窝贸易提供了重要视角
2、。关键词:清代 厦门 贡燕 东南亚在中国传统的医学典籍和文学作品中,燕窝不仅是具有营养价值的食品,而且还是具有医疗价值的药品,这一双层属性使得中国人对它万分推崇,也使它一度被贡人天厨,但是,燕窝主产地在东南亚而非中国。得益于地利之便,厦门 这座清代中国对南洋贸易的重要港口 成为采办贡燕的最佳之地。学界对中国与东南亚的燕窝贸易、厦门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都做了相当深人的研究,对清代各行省贡物的研究也取得不错的成果,然而对厦门贡燕一项的研究却少之又少。笔者翻阅相关史料后发现:清代厦门贡燕的历史演变,实是厦埠社会经济发231厦门与东南亚的贸易则可参见傅衣凌 清代前期厦门洋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
3、民出版社,1956,第 198 214 页;陈国栋 清代中叶厦门的海上贸易(17271833),载吴剑雄主编 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 第4 辑,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1,第61 100 页;李金明 清代前期厦门与东南亚的贸易,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 年第 2 期。其中,关于中国与东南亚燕窝贸易的研究可参见冯立军 略论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燕窝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5 年第2 期;冯立军 论 1819 世纪东南亚海参燕窝贸易中的华商,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4 期。清末,贡燕改由厦门商务总会办理,及最后废除时,时人多有记述,见 清稗类
4、钞 清朝续文献通考紫燕金鱼室笔记 申报 台湾日日新报 汉文台湾日日新报 等文献材料,但这些材料的记载往往为只言片语,且较为零散,未有深人分析。今人对贡燕的研究甚少,以笔者所见,仅有新浪博客博主“海峡问史”以李禧 紫燕金鱼室笔记 进行分析。“海峡问史”:“乌衣国”的“贡燕”之扰 读李禧 贡燕,http:/ 年 11 月 8 日。展的缩影,以此开展研究,不仅有助于深人物质消费生活史领域,还可管窥清代厦门社会经济的发展走势。因此,笔者不揣简陋,阐述个人粗浅想法,敬请方家指教。一 明清时期的燕窝消费状况中国人对燕窝认识的不断深人及与之相关的饮食习惯,是明清燕窝消费的重要推动因素。在此部分中,我们首先梳
5、理明清时期的燕窝消费状况,为讨论厦门贡燕做一背景介绍。篠田统(Osamu Shinoda)的研究指出,贾铭 饮食须知 是目前可见的记载中国最早消费燕窝的文献。冯立军进一步指出,贾铭记载的燕窝应来自海外,而国内产燕窝的历史则始于 16 世纪,即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开展燕窝贸易之后。其时,国内燕窝的集售地多在南方,如福建、广东两地的沿海府县。王世懋称,漳州海边产有燕窝,临海之人得而售之。“燕窝菜竟不辨是何物,漳海边已有之多为海风吹泊山澳,海人得之以货”。广东燕窝产于南海诸岛,如大洲岛(旧称独洲岭),“南海中,近产燕窝”。尽管有材料证明闽粤两地产出燕窝,但更多的文字记录表明,海外才是明代燕窝消费的主要来
6、源。闽之远海近番处,有燕名金丝者,首尾似燕而甚小,毛如金丝,临卵育子时,群飞近汐沙泥有石处,啄蚕螺食。此燕食之,肉化而肋不化,并津液呕出,结为小窝,附石上,久之与小雏鼓翼而飞,海人依时拾之,故曰燕窝也。燕窝不知何物所成,秋来,燕渡海,畏身轻,各衔之,倦则置窝水上,坐其中,随波漂荡。燕多归于西洋之六坤、柬埔寨二番,山中取燕窝者必于此地。海燕,大如鸠,春回巢于古岩危壁葺垒,乃白海菜也。岛夷伺其秋去,以修竿接铲取而鬻之,谓之海燕窝。随舶至广,贵家宴品珍之,其价翔矣。331贡燕与清代厦门商贸日 篠田统:燕窝,日本历史 第 260 期,1970。冯立军:略论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燕窝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
7、 2015 年第 2 期。王世懋:闽部疏,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 年影印本,第 27 页。万历 琼州府志 卷3 地理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年影印本,第49 页上栏。陈懋仁:丛书集成初编泉南杂志 卷上,中华书局,1985,第 5 页。姚旅:错篇下,姚旅著,刘彦捷点校 八闽文献丛刊露书 卷10,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第248 页。黄衷:丛书集成初编海语 卷中,中华书局,1991,第 8 页。当是时,南洋不独六坤、柬埔寨产燕窝,交趾、占城、大泥、马六甲、哑齐、彭亨、柔佛皆产燕窝,且这些产地早已通过海运航线与中国进行燕窝贸易,将燕窝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明代燕窝的
8、消费风潮甚炽,宫中以此为常馔。明熹宗喜好脍食,其中便有“燕菜”一品,“帝喜用炙蛤、鲜虾、燕菜、鲨翅诸海味十余种,共脍一处食之”。崇祯帝亦喜好燕窝,且注重五味调和,“帝嗜燕窝羹,膳夫煮就羹汤,先呈所司尝,递尝五六人,参酌咸淡,方进御”。至于民间,燕窝仅能出现在豪富和养生家的餐桌上,普通人难以享用这道珍馐。人清以后,宫中的燕窝消费力更加强劲。在乾隆下江南的巡游中,燕窝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他的餐桌上。清人对燕窝的认识在前代基础上有了显著的提高,与之同步提高的还有清代对与东南亚燕窝贸易的认识。根据约翰克劳福德(John Crawfurd)1820 年的不完全统计,东印度群岛 1818 担的燕窝产出,绝大
9、部分流人中国,而品质最好的燕窝售价比同等重量的白银还高。?10至清末,中国每年从东南亚进口燕窝约 24.24 万磅。清代燕窝进口量较明代大,但也并非人人能够享用。约翰克劳福德在考察清代广东燕窝价格时便已察觉到燕窝消费的阶级性,他说:“从这些定价便可明确判定,燕窝充其量就是一件高昂的奢侈品,只有大人物们才能消费得起。而那些质量上等的燕窝,则被送到首都,为皇室所用。”?11商贸史料亦印证了明清大量进口燕窝的事实。明代海澄港记录了海外流人燕窝的征税标准:万历十七年(1589),燕窝每百斤上者税银一两,中者税银七钱,下者税银二钱。万历四十三年(1615),减免部分税额,燕窝每百斤上者税银八钱六分四厘,
10、中431清史论丛?10?11大泥,或称“太泥”,今泰国北大年府一带。哑齐,又称“亚齐”“亚崎”“大亚齐”“哥打拉夜”,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亚齐特区一带。彭亨,一般指彭亨州,位于马来西亚半岛的东部。柔佛,一般指柔佛州,位于马来西亚西部的最南端,与新加坡隔柔佛海峡相望。张燮著,谢方点校 东西洋考 卷 1 4 西洋列国考,中华书局,1981,第 15、29、58、69、76、79、81 页。蒋之翘:天启宫词,载朱权等著,商传点校 明宫词,北京出版社,2018,第 54 页。王誉昌:崇祯宫词,载朱权等著,商传点校 明宫词,第 78 页。海语 记载:“随舶至广,贵家宴品珍之,其价翔矣。”见闻杂记
11、写道:“公(徐阶)曰:吾松往时,巡按临府,则四府节推偕至本府,太府作主款之,而僚友陪席,凡为盛筵者十,以一倍十,所费不赀。每送下程,用燕窝菜二斤一盘。郡中此菜甚少,至赂节推门子,市出而成礼焉。”见黄衷 丛书集成初编海语 卷中,第 8 页;李乐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见闻杂记 卷 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影印本,第 690 691 页。相关记载不胜枚举,可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清宫御膳,华宝斋书社,2001 年影印本;吴正格编著满族食俗与清宫御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第 290 294 页。John Crawfurd,History of the Indian Archipel
12、ago,Vol.3,Edinburgh:Archibald Constable and Co.,1820,pp.434-437.John Crawfurd,History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Vol.3,p.434.者税银六钱五厘,下者税银一钱七分三厘。清代 粤海关志 记载彼时税率:白燕窝每百斤税四两,红燕窝每百斤税二两,红白对半则每百斤税三两。道光 厦门志 也记载了当时厦门海关对燕窝征税的情况:“燕窝百斤例,厦征三两四钱;红者百斤例,厦征二两;毛燕比燕窝例或三七或四六酌量折征。”由此可见,明清时期经由海澄港、广州港、厦门港进口燕窝的数量已有一定规模。广州和厦门
13、除了是燕窝的重要进口地外,也是毛燕的加工场所。乾隆时人阮葵生记录了闽粤两地加工燕窝之事:“近见闽广贡船所载,大者长止六寸,鲜白无织翳,据云取小者拆制,人力合成,非天然也。”郭柏苍 海错百一录 中也记载了厦门加工燕窝的情形:“血燕、毛燕及各种燕窝,多至厦门始制成片片。”从这些的记载可知,进口的部分燕窝并不直接投人市场,而是就地分拣分类,再加工,最后投人市场。而在清人笔下,厦门贩售的燕窝品优质良,“燕窝一物,美劣悬殊,价值亦异。如广东澳门及吾闽厦门所产,洁白不待言,而其丝之长,至与箸等,只须一两即可充一碗而有余”。沈葆桢曾托人在厦门购买燕窝,并称:“驱风之剂燕窝最好,务要捡治纯净如厦门有靠得住之人
14、,可托买好燕数斤,省城恐无上等者。”综上所述,明清时期社会各阶层对燕窝的热捧,刺激了燕窝的进口贸易。当时,厦门拥有与东南亚贸易的优越地理位置,不仅成为该项贸易的重要港口,而且也间接催生了进贡燕窝的先例。二 厦门贡燕始末相关文献对厦门贡燕的记载并不多,尤其是人贡缘由、起讫时间及运行模式。在此部分中,我们将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对上述三个问题进行简略解答。(一)入贡缘由厦门从来都不是燕窝的主产地。明清两代的史料在提到福建燕窝产地时,都提及漳州沿海,而非厦门。厦门之所以会成为时人口中的燕窝的重要产地,很重要的原因是厦门有与东南亚繁荣的燕窝贸易。只不过,在清代海禁初开时,燕窝贸易未臻繁盛。因其稀有,故燕窝成
15、为闽省督抚要员向朝廷表忠心、向下级索贿的特殊物品。531贡燕与清代厦门商贸崇祯 海澄县志 卷 5 赋役志二,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 368 页上栏、第 369 页上栏。梁廷枏纂,袁钟仁点校 粤海关志 卷 9 税则二,广州人民出版社,2014,第 178、196 页。道光 厦门志 卷 7 关赋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影印本,第 134 页。阮葵生撰,李保民点校 茶余客话 卷 20,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 484 页。郭柏苍:海错百一录 卷 4,光绪十二年刻本,第 12 页 b 13 页 a。梁章钜著,刘叶秋、苑育新校 浪迹三谈 卷 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 337
16、338 页。林庆元、王道成考注 沈葆桢信札考注,巴蜀书社,2014,第 54 页。王世懋:闽部疏,第 27 页;嘉庆 大清一统志 卷 42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影印本,第 10 册,第 172 页。一份清末的报纸称,最初进贡燕窝的官员是降清的明郑将领黄梧,他将燕窝呈送康熙帝时诈称,燕窝是海澄(一说厦门)的土产。于是,朝廷便在海澄(或厦门)设贡行,拣选商人采办。紫燕金鱼室笔记 也记载:“相传某提督人都,以燕窝分饷京员,称为乡土物。时海禁未开,得燕窝颇难。亲贵遂乘机奏闻,责令人贡,以便染指天厨。贡燕有定额,选品须佳,由厦而省、而都、而大内,规费甚多。”按照上述清末人士的记载,闽省大员因地
17、利之便获取燕窝,时因海禁未开,燕窝颇贵,遂以此行贿上级,后因皇亲贵胄染指而定下此例。后世贡燕便由闽省督抚、将军按春秋两季分次呈进。根据学者研究,清代有资格例行纳贡的官员大致包括督抚、将军、府尹和盐政、织造、关差。其中,督抚、将军、府尹是地方要员,握有地方财政大权。上文提及的黄梧,是康熙时重要的海军将领,当然有此资格。所以,我们可以确认,贡燕实非土贡,乃清代闽省官员的例贡。除燕窝外,督抚衙门交代厦防厅官员一并购办的贡品还有大呢一百丈、羽缎五十丈、羽纱五十丈。后三样物件陆续停办,而燕窝却延续至清末。(二)起讫时间厦门贡燕废止的时间为宣统元年(1909),这点是明确的,大量史料都提及此点。但大量史料
18、对于贡燕开始的时间则言之不详,仅提到“始于乾隆初年”。因而我们有必要考察贡燕产生的时间。燕窝多非土产,乃商人贩洋而来。在清代,燕窝成为贡品最早可追溯至雍正年间,由苏禄朝贡至。之所以会在乾隆初年出现厦门贡燕之事,其原因就在于厦埠贩洋船只在彼时达到了巅峰期,“厦门贩洋船只始于雍正五年,盛于乾隆初年。时有各省洋船载货人口,倚行贸易征税,并准吕宋等夷船人口交易,故货物聚集,关课充盈。”物阜631清史论丛 台湾日日新报 1896 年7 月16 日,第3 版;厦门通信贡燕尾声,汉文台湾日日新报 1909 年 5 月 13 日,第 4 版。李禧著,何丙仲、吴仰荣校注 紫燕金鱼室笔记,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
19、95,第 41 页。何新华:清代贡物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 129 页。商部奏请贡燕改归商会采办折,申报 1905 年 8 月 18 日,第 9 版。徐珂编撰 清稗类钞 第 1 册,中华书局,1984,第 417 页;刘锦藻撰 清朝续文献通考 卷 62 土贡考一,王云五主编 万有文库 第 2 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影印本,第 8191 8192 页。清末,有报道称厦门贡燕始于康熙之时。如1896 年7 月16 日 台湾日日新报 报道:黄梧降清后曾进燕窝予康熙帝,并诈言燕窝为海澄土产。时因海澄对外贸易繁荣,商行有资本备办燕窝。厦门通商后,贡行才移至厦门。黄梧贡燕的细
20、节值得我们后续考察。此新闻报道与官方诸多材料的记载有出人,因而本文倾向“乾隆初年”的说法。蒋彬:岩燕之涎与筵宴之鲜 砂劳越的燕窝生产与社会关系,载蒲慕州主编 饮食传播与文化交流,台北: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2009,第 331 332 页。道光 厦门志 卷 5 船政,第 115 页。民丰的社会环境使得大量海外奇珍进人了中国人的视野。根据笔者研究,贡燕的产生应不晚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乾隆二十六年(1761)福建水师提督“马龙图私用存营公项银两案”,以及乾隆二十九年(1764)厦门陋规案,为我们提供了相关证据。乾隆二十六年,福建水师提督马龙图私自挪用水师提标五营存公银两,被闽浙总督杨廷璋弹劾
21、。被侵用银两,其中有一千余两用以买办燕窝、呢缎、人参、珍珠等项。此些物件多是乾隆初年便已定下的贡物。也就是说,马龙图挪用公银极有可能是为了置办贡物。乾隆二十九年之厦门陋规案,进一步揭露了督抚收受海关陋规银贴办贡物之事。乾隆二十九年,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密奏厦门海关文武衙门勒取番银,朋分收受。根据底账记载,厦门各汛因有洋船出人,按船只大小制定陋规费额:厦门出入洋船,以往来噶喇吧、马辰者为大船,每只出口入口俱贴银六百两;往网加萨等处为中船,每只出口入口俱贴银五百两;往把打、一老戈为小船,每只出口入口俱贴银二百两。其余各项洋船俱酌中作为次中船,每只出入口俱贴银四百两。每年往来洋船在四十只内外,共银三万
22、余两。内为督抚办燕窝、呢羽银每年四千圆。以上陋规银两数目由厦门洋行行户李锦等六家会商酌定,事出自愿。而此些陋规银收人厦防同知口袋之后,便成为督抚衙门备办贡物的经费。“办买燕窝、呢羽等物,总督衙门每燕窝一斤官价发银四两四钱,巡抚衙门官价每斤发银三两三钱。呢羽等项,各衙门官价俱系十分之三,皆由同知衙门承办。不敷之数,即在各商贩贴出银内垫支。”也就是说,以督抚之名上呈的燕窝等物,大多是其属员收取陋规费后帮办、垫付的。从乾隆二十九年公议的陋规项目便可看出,洋行贴银购办燕窝、呢羽之事应由来已久。又,杨廷璋在呈递给乾隆的奏折中辩称,购置燕窝向有定例,早在其任闽浙总督前便有,“燕窝一项,历年买自厦门,定价每
23、斤四两四钱。前任各督臣均照价给买,731贡燕与清代厦门商贸高宗纯皇帝实录 卷 628,乾隆二十六年正月戊申,中华书局,1985 年影印本,第 17 册,第 4 5 页;高宗纯皇帝实录 卷 637,乾隆二十六年五月戊午,第 17 册,第 112 114 页。舒赫德、裘曰修奏报到闽查办厦门陋规大概情形折,乾隆二十九年四月十五日,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 21 辑,台北故宫博物院印行,1984 年影印本,第 225 页。舒赫德、裘曰修奏报到闽查办厦门陋规大概情形折,乾隆二十九年四月十五日,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 21 辑,第 225 226 页。向有成例,并非创自奴才,然亦陆续采买,亦无一次即买七八十斤至多。
24、”查杨廷璋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初任闽浙总督,若杨氏所言不虚,则总督购办燕窝之例必始于乾隆二十四年之前。这与绝大部分史料提及的“始于乾隆初年”的说法出人不大。至于贡燕的废止时间,史书上则有明确记载。光绪三十一年(1905),农工商部左参议王清穆考察厦门商务时,承办贡商以亏累甚多而请辞,于是农工商部改燕窝由厦门商务总会办理。但厦门商务总会之资金亦不敷使用。经该商务总会多次呈请,终于在宣统元年豁免厦门贡燕之事,嗣后,如需燕窝则由内务府行文农工商部采办。(三)运行模式根据相关材料记载,厦门进贡燕窝的数量起先定为 100 斤,不久又添办 60 斤,此后便定 160 斤为例。每年分春秋两季经督抚、将
25、军衙门呈进,其中,春贡 70 斤,秋贡90 斤,由洋行办理。因厦门洋行所有洋船出口,都由厦防同知负责查验货物,征收关税,因而厦防同知在贡燕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乾隆年间,采买燕窝的资金很大一部分是变为公帑的商人资金。尽管闽浙总督杨廷璋辩解称,买办资金部分来自衙门拨款,部分来自属员垫付。但乾隆二十九年厦门陋规案很明显指出,所谓的属员垫付资金,其实就是商人资金。如乾隆二十九年洋行底帐内记载:“总督共买过燕窝二百五十斤,内已发价格者一百八十斤,未发价者七十斤。以总督官价每斤四两四钱合算,尚短发银三百零八两。”代督抚衙门购买之物件时,因督抚衙门所发公帑不敷使用,厦防同知等衙门只能向商人收取陋规银用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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