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差”与宋代官制演进中的权力关系——以添差官、侍从官和兼官为例.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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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恩差”与宋代官制演进中的权力关系社会科学2023年第1 0 期恩差”与宋代官制演进中的权力关系以添差官、侍从官和兼官为例屈武亮摘要:“恩差”,是宋代官制中的一种权力关系特征,形成于君臣之间的权力互动,具体到政制中,即“恩典”与“职差”,前者侧重于皇帝的优宠与拔擢,后者侧重于具体政务的处理。由于宋神宗朝的政治实践,添差官在出现之初便作为皇帝“恩差”而具有恩典性与职差性。侍从官群体较为复杂,其“恩差性”始终交融,但元丰改制前后亦有不同的侧重。兼官最初则主要集中于恩典性,无职差性,随着元丰改制的推行,兼官获得了职差性,从单纯的皇帝“恩典”转变为皇帝“恩差”。在之后的制度演变中,添差官开始逐渐融
2、入地方官僚系统中,“恩典性”趋于消亡。侍从官由于职事侍从官群体的扩大,开始从“言语侍从”转变为“有司之臣”,职差性大大增强。存在于中央高层官僚中的兼官,则因改制后职事官的恢复,塑造了新的权力结构。以权力关系为视角,探讨非常规制度的常规化,或可展示更为丰富的历史图景。关键词:恩差;宋代;添差官;侍从官;兼官中图分类号:K244;K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 2 57-58 33(2 0 2 3)1 0-0 0 56-1 6作者简介:屈武亮,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引言宋代添差官是非正任的、员阙之外的官员;兼官是宋代官员同时出任两种或以上的官职,是兼任官;侍从官则是宋代高级文臣群体,前后内涵有所
3、变化。三者均属于非常规的制度,其制度规范是在诸多政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恩差”的概念辨析与“恩差”视角下宋代添差官、兼官与侍从官的动态考察是本文的主体脉络。“恩差”,本质上是君主与大臣间的一种权力关系,具体来说,“恩典性”和“职差性”是权力关系作用于官职制度中的两个基本特征,在正常授职与额外赐官中均有表现,而宋代添差官、兼官和侍从官本身极具灵活性,遵循方便法门的原则,最能体现这两个基本特征,尤其是其中“恩典性”与“职差性”的消长变化也体现着非常规制度与常规制度之间的转换。以往研究对添差官的“恩差”属性注意不够,仅将添差官看作官的一种,聚焦于添差官“恩”的一57“恩差”与宋代官制演进中的权力关系
4、社会科学2023年第1 0 期面,而往往忽略其“差”的一面。实际上,宋人对添差官的态度相当复杂,绝非简单地将其视为耗蠹州县的制度。本文拟通过对“恩差”这一概念的辨析来论述宋代添差官的演变,揭示这一“穴官政制”生命力旺盛的原因。侍从官作为一类官僚群体,目前对其讨论也并不充分,笔者将在概念辨辩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类讨论侍从官群体。兼官的研究,多集中于地方,而缺少对中央高层官僚的分析,若将目光投射到这一群体,可以明显看到兼官的“恩差”特性,正如宋人常常称之为“兼官之宠”,这种“宠”即“恩差”中的“恩典性”。元丰改制前,存在于中央高层官僚中的兼官主要是一种“恩典性”的官职;元丰改制之后,兼官获得“职差性
5、”而成为皇帝“恩差”,最终导致新的权力变化。“恩”与“差”的交织转换:宋代添差官的演变(一)“恩差”及其二重性宋代的授官制书中经常会出现“恩典”与“差遣”的说法,如担任过神宗朝知制的胡宿,其文集中就保留了大量的制诰文书,例如“敕某等:朕日者右飨合宫。咸泽庶位,并甄一等之秩,用洽三神之和。尔等类偕典恩,差进茂级”。尽管这段话似乎属于该文本的边缘信息,却将整个制书权威化和仪式化了,所用文辞为“类偕典恩,差进茂级”,君主施“典恩”于臣下,臣下应当努力回报君上,最终就会得到“差进茂级”这一奖赏。同样的,如刘一止,曾任南宋高宗朝给事中,也在制书中用了类似的礼仪式话语,“锡以典恩,超进官秩”。君主“恩典”
6、的“权威性”在救诏制书的文本中,由上而下地完成了。臣下在这一仪式化与文本化的塑造中,接受这一权威,从而完成权力关系的缔结。类似诸如“蒙恩差知”“蒙恩差遣”的说法也在宋代史料中屡见不鲜。例如,彭汝砺与宰相关于狱事起争执时曾言“臣比蒙恩差充皇帝贺北朝生辰使”宗泽上奏时也曾使用“臣蒙恩差知开封府”一类话语。此类自我认知话语由“蒙恩”与“差知”两个短语组成,实际上,所谓“蒙恩”是指君臣间的权力关系之基础在于“恩”,而“差知”“差遣”则是通过授予官职的方式将这一权力关系固定下来,就形成了士大夫官职中的“恩差”权力关系特征。81国内学者最早对此进行专文研究的是刘坤太的宋朝添差官制度初探(河南大学学报(社会
7、科学版)1 9 8 4年第4期)一文,认为宋代添差官虽然对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起了一些作用,但却为宋朝统治者带来了诸多问题,导致允官几费。而国外学者最早如梅原郁在宋代官僚制度研究(京都:同朋社1 9 8 5年,第1 8 5页)一书中也简要说明了宋代的“添差官”制度,介绍了添差官的来源,并认为添差官是北宋穴官的重要表现,其结论与刘坤太相同。何兆泉的试论宋代添差官制度研究(前沿2 0 0 6年第3期)也持偏向否定的态度,认为宋代添差官泛滥带来的弊端远远超过其积极性。李勇先的宋代添差官制度研究(成都:天地出版社2 0 0 0 年)一书,是第一本全面论述宋代添差官制度的著作,从其演变、来源、范围、影响
8、等方面来论述,认为既有严重弊病,又对巩固统治有积极影响。贾玉英的略论宋代地方添差官的演变(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1 7 年第5期)一文认为宋代地方添差官性质相当复杂,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的政治形势有不同变化,贾玉英对添差官持相对肯定的看法。关于侍从官研究,参见王宇:试论宋代“侍从”内涵与外延的变化,浙江学刊2 0 1 1 年第2 期;张祎:宋代侍从官的范围及相关概念,国学研究第3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 0 1 4年。余蔚的隐性的机构精简与南宋中央集权之弱化一一论南宋地方行政机构的“兼职”现象(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从政区地理的角度出发,讨论了宋代尤其是南
9、宋跨高层政区长官之间的互兼,认为地方行政组织之间的互兼是一种隐性的机构精简,反映着南宋中央集权的减弱;田志光的北宋前期宰相本官与兼官制度考论(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讨论了北宋元丰改制前宰相兼官的现象,认为是一种系衔。此为确论,然未注意到兼官的“恩典性”特征。胡宿:文恭集卷1 4,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 0 8 8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 9 8 7 年,第7 36 页下栏。5刘一止:茗溪集卷35,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 1 32 册,第1 7 6 页下栏。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46 5,哲宗元祐六年(1 0 9 1)闰八月王午,北京:中华书局2 0 0 4年,第1 1
10、 1 1 9 页。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6,建炎元年(1 1 2 7)六月戊辰,北京:中华书局1 9 8 8 年,第1 56 页。8“恩差”这一权力关系的基础在于“恩”。有关君臣间权力关系的研究,中古史学界已有一定的成果,如尾形勇的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北京:中华书局2 0 0 9 年)和甘怀真的中国中古时期的君臣关系(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 0 0 4年,第2 49 一2 9 8 页)。尾形勇和甘怀真都提及两汉六朝时期的君-臣州-豫这一“双重君主关系”,并讨论了所谓公私之间的关系如何冲突,将君臣关系认定为“恩”与“公”。侯旭东
11、则将西汉君臣关系划分为礼仪性或信任型关系,后者侧重于“宠”,而“宠”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影响重大(侯旭东:宠:信一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1 8 年)。笔者认为,汉宋间的君臣权力关系,在总体上存在着一个由“宠”到“恩”的变化趋势,当然在实际中,无论是“恩”还是“宠”并非是此消彼长的线性变化过程,而是在各个方面互有侧重。“宠”作为一种权力关系更侧重于“私”的一面,“恩”作为一种权力关系则更加侧重于“公”的一面,这一变化背后则是官僚系统不断独立于君主权力的过程,尽管由六朝至宋是士族主体性消亡、士大夫在仕进上更加依赖国家权力的演进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士大夫的主体性
12、对皇帝权力的依赖程度更强,而是与皇帝权力和国家权力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宋代作为文官政治发达的时期,也可由此体现。在宋代,“恩”类型的权力关系在史料中具体表现为士大夫对皇帝的超常拔擢与减免磨勘之举均以“恩典”称之,不过宋代依然存在“宠”类型的权力关系,如卢多逊、赵普都被称为“受宠非常”,但“恩”与“宠”两者在宋代不同时期存在何种区别与联系,仍有待进一步考察。本文所使用的“恩差”概念是“恩”这一权力关系在官制中的提炼。58“恩差”与宋代官制演进中的权力关系社会科学2023年第1 0 期简言之,这一权力关系特征可被理解为“恩”即“恩典性”,属于一种赏赐与赐予,多是优宠和抚恤。“差”即“职
13、差性”,属于一种政务上的便宜措置,多具有灵活性。具体到添差官中,如将宗室、退伍军人、东宫旧人、归明归正之人给予地方官职,大部分是领俸不厘务,属于一种“恩典”“恩赐”。而添差地方监当官如酒税、盐税等官,以及地方州县厘务官如添差通判、教授等,这一类发挥实职的添差官,或是由于皇帝惜其才,欲观其政,或是由于地方政务繁复,需要扩大官僚数量,是一种“职差性”的添差官。以往学者常将目光放在添差官“恩”的一面,将研究视角集中在“不厘务”添差官身上,得出添差官导致几官穴费的结论。但我们也应看到其“差”的一面,看到“厘务”添差如何因解决元丰改制的弊病而兴起。添差官作为皇帝“特与”,在员阙不足的情况下由皇帝直接任命
14、,无论在朝堂还是在地方,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厘务”与“不厘务”添差官的划分,更是将“添差官制度化”,其“恩”与“差”的二重性进一步剥离,也反映了宋代官制的演变逻辑,背后更是深层的权力博奔。(二)宋代添差官演变的主要阶段1.仁宗朝的萌芽期。“添差”一词在宋代最早被用于官僚系统当是仁宗时期。如北宋乾兴元年(1 0 2 2),真宗驾崩,仁宗即位,为免政治局势出现动荡,故而诏“閣门使王遵度为皇城四面巡检,新旧城巡检各权添差,益以禁兵器仗,城门亦设器甲,以辨奸诈”。但这里“添差”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是临时“因事设官”,注重强调“添差某事”,事毕即罢。而关于地方出现“添差”的时间,贾玉英也认为是仁宗时期。康
15、定元年(1 0 40),“诏陕西点募强壮,命琦抚谕”,韩琦上奏提到了“添差弓手”一词,但同样的,此处的“添差弓手”之设,是自下而上的,由韩琦因“抚谕军事”之需而“添差”,且这时的“添差”很可能仅是表示“临时增置”之意,而非固定化的“添差某官”,一是由于宋代的“弓手”在前期有“职役”性质;二是宋廷仅是对这些添差弓手减免赋税和力役,并且通过“停上供不急之物数十万”来抚恤其人,带有半强迫半抚慰的特征。在军事需要之外,宋朝政府也在内地采用此种方法,如“令淮南等路添差弓手督捕盗贼”。故而,仁宗朝“添差”仅是一种临时增置的行政手段,可将仁宗朝视作其萌芽期。2.神宗朝的形成期。在神宗时期,首次出现了“特与添
16、差”的政治实践,如熙宁八年(1 0 7 5)“诏左侍禁、閣门候周有母丧去职,特给俸。初令有句当骐骥院,枢密院言骐骥院并不阙官,诏特与添差。既逾月,又有是命,以有旧事东宫故也”。周有是神宗东宫旧人,史籍无载,骐骥院本来无员可阙,而神宗“诏特与添差”,使其勾当骐骥院事。尽管检阅史籍,神宗朝明确表明“特与添差”某人某官的大概只此一例,但除此之外也出现了“特创添差”的现象,如元丰六年(1 0 8 3)十二月,承议郎、权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范恂言及属界税事艰难,“奏乞差勾当公事官一员,或未许添置,则乞以提举司管勾官兼充”,上批:“宜特创添差与本司勾当公事官一员,令自选奏差。”这里的“特创添差”的实质内
17、涵与“特与添差”相同,均是由于员阙不足或是地方政务需求而由皇帝首肯,进行破格授官、设官。神宗朝“特与添差”“特创添差”的出现不仅大大提升了添差官的“恩典性”,并且还赋予添差1宋史卷1 2 2 礼志二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 9 8 5年,第2 8 51 页。贾玉英:略论宋代地方添差官的演变,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1 7 年第5期。李焘:长编卷1 2 6,仁宗康定元年(1 0 40)二月丁未,第2 9 7 9 页。宋初太祖虽规定弓手“俸禄与主薄同”(宋绶、宋敏求主编:宋大诏令集卷1 6 0,司羲祖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 0 0 9 年,第6 0 4页),但至真宗、仁宗时期,宋代“弓
18、手”还多是强迫的“职役”性质,如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 0 1 0)戊寅,“太常丞乞伏矩奏:“川界弓手役户多贫乏,困于久役,州县拘常制不替,以至破坏家产。”(李焘:长编卷7 3,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 0 1 0)二月戊寅,第1 6 6 9 页。)可见,弓手对于当时百姓还属于较为沉重的负担。但这一时期,弓手已经开始由“职役”向“差役”转变了。参见黄宽重:唐宋基层武力与基层社会的转变一一以弓手为中心的观察,历史研究2 0 0 4年第1 期。李焘:长编卷1 33,仁宗庆历元年(1 0 41)八月辛已,第31 6 0 页。5李焘:长编卷2 6 6,神宗熙宁八年(1 0 7 5)七月丙寅,第6 52 3页
19、。7李焘:长编卷341,神宗元丰六年(1 0 8 3)十二月戊寅,第8 2 0 8 一8 2 0 9 页。592023年第1 0 期社会科学“恩差”与宋代官制演进中的权力关系官“职差性”,使其由仁宗朝解决一时之需的行政手段转为皇帝“恩差”,添差官作为“恩差”的实质内涵正式得到确立。随后设置的“添差九路勾当公事”更是如此,由职事和厘务为初衷获得皇帝恩典,形成名副其实的“恩差”。3.哲宗、徽宗朝的确立期。哲宗时期具体规定了宗室中“祖免亲”与“非祖免亲”的区别,从中详细确定了大小郡的宗室添差员额,宗室到地方添差仍可厘务,但需要“辖长贰或监司二人保奏”。徽宗时期,添差官开始明确标注“厘务”与“不厘务”
20、,这就使添差官的“恩”与“差”二重性更进一步分离,添差官进一步制度化,至南宋更成为官僚系统中的重要部分。4.徽宗以降至南宋的成熟期。添差官在南宋时,已遍及州县,“自中兴以来,添差之员浸广,率多取诸班著,视正员之选愈重”,福州甚至诸多官职均有添差,如福州按抚司使臣,“正任厘务指挥使二员,添置厘务听候差使十员”,州司使臣里“正任厘务四员”“添置厘务四员”,而宗室添差不厘务则本州有十五员。添差官在南宋开始融人地方官僚系统。添差官本是临时增置,属编外人员,从居住、办公场所来看都与正任官有所区别。以添差通判为例,南宋时期其政治空间就发生了明显变化。如绍兴八年(1 1 38),严州添差通判所住之处仍是“馆
21、驿”,“公馆在子城东,东山下,屋颇宏壮,旧为兵马司。绍兴八年,知州董奔重加治,榜以今名,以待监司按临及往来贵客喝寓,今添差通判居”,而“通判舍在遂安军门内街西”。此外,从严州图经也能看出作为办公场所的添差通判厅与通判厅所处空间的区别:后者位于遂安军内街西,与居所同处于此;而添差通判厅则处于遂安军门外。从空间上来看,“添差通判”依旧是“客”,住处被安排在“屋颇宏壮”却远离行政中心的城东馆驿,办公场所也与正任通判有所区别,处在军门之外。这反映了此时添差通判仍未完全融入当地官僚系统。到了南宋中后期,添差通判厅已与通判厅东西对居。如明州,通判最多时期有3员(2 员正任,1员添差),正任通判于通判东厅和
22、通判南厅办公,添差通判(宋孝至宁宗朝任命)于“通判西厅”办公,嘉定元年(1 2 0 8),省添差通判,南厅通判移治西。其后“酒务得复”,酒务便居于南厅。通判西厅在权力变化之下,几经易主。此时的添差通判已与正任通判无实质区别,其在任时,正任通判也只好一居于东厅,一居于南厅,使之能够与正任通判对居东西,表明地位。虽然任期到限后可能会被移作他用,但添差通判已经成为宋代地方官僚系统的一部分。一旦添差官融人地方官僚体系,其“恩典性”便开始趋于消亡,“职差性”开始增强,由非常的“恩差”开始转变为常规的“职事官”了。恩差性:添差官的制度观念流变(一)元丰改制与添差官的“职差性”从添差官在宋代的变迁可以看出,
23、添差官获得职差性,形成“恩差”的实质内涵确立于神宗时期,在此之前,添差不过是一种临时的任用方式,在此之后作为“恩差”的添差官不仅用来优待宗室及归朝之人,也作为职差性添差官参与政务,且“差”的特性被愈发强调,甚至超越其“恩”的李攸:宋朝事实卷8 玉,北京:中华书局1 9 5 5 年,第1 30 页。陈公亮:(淳熙)严州图经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7 0 4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 9 9 6 年,第30 页上栏。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2 4,王晓波、李勇先等点校,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六),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 0 0 7年,第7 9 9 一8 0 4 页。陈公亮:(淳熙)严州图经卷1,续
24、修四库全书第7 0 4 册,第1 2 页下栏。陈公亮:(淳熙)严州图经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7 0 4 册,第1 2 页上栏。罗潜:(宝庆)四明志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7 0 5 册,第4 5 一4 6 页。添差官中品级最高者,不过一路长官如添差转运使、制置使,在中央也不过三省六部之下的政务繁忙的官员,如添差尚书省礼部贡院考官、户部度支使郎官等。由于添差官的性质,又带有“使职差遣”的特点,如添差三京留守司准备差遣、添差小侍臣、添差诸州军听候使唤等官职。参见李勇先:宋代添差官的范围,宋代添差官制度研究第5 章,第6 8 一110页。60“恩差”与宋代官制演进中的权力关系社会科学2023年第1 0 期
25、属性。此特征的形成,与元丰改制以及北宋前期的官制精神密切相关。北宋前期,官制体系由寄禄官、馆阁职、差遣官三者组成,学者经常引用宋史职官志中的一段话来描述此时期的官制特点:“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实际上,北宋前期的官制延续了中晚唐以来职事官的“阶官化”和新设立的差遣官进一步“职事化”的大趋势。从元丰三年(1 0 8 0)到元丰五年(1 0 8 2),宋神宗推行元丰改制,其本质是一次官制的重新回归,是“职事官阶官化”的一次修正,但这次官制上的修正与现实政治的需要又产生了冲突,出现了行政效率低下和官阶迁转过快等诸多问题。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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