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整合与研究范式的转化:汉唐碑志与新时期敦煌学研究的展望.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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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献整合与研究范式的转化:汉唐碑志与新时期敦煌学研究的展望赵世金1 马振颖2(1.西北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2.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摘要:汉唐碑志存世数量巨大,且陆续被发现,这些碑志资料对研究中古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将汉唐石刻文献与敦煌学研究结合,会在新时期进一步促进敦煌学研究的进步和发展。碑志文献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较多重要的史料,涉及敦煌学研究中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民族史、书法艺术史等方面,给新时期敦煌学研究注入新活力。碑志文献亦将敦煌区域史纳入丝绸之路史、中西交通史、中古社会史的研究范畴,进一步加强与“长安学”“西域史”“中亚史
2、”等研究领域的结合,为敦煌学研究开拓了新视野。并且碑志文献亦为敦煌学研究范式的转化提供了新的方向,汉唐碑志中大量涉及中古社会史的资料,为敦煌学研究旨趣、理论方法提供有力支持。关键词:碑志 敦煌学 研究价值 丝绸之路中图分类号:K877.45;K2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6252(2023)01-0193-16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在敦煌学研究各个领域已取得骄人的成绩,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局面,掌握了国际敦煌学发展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但是面对敦煌学研究的成熟,我们则亟需要用新范式和新视角开辟敦煌学研究的新领域,许多历史学者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近来郝春文强调敦煌学亟需
3、扩展研究范式和视角,譬如需要重视“社会学的研究范式”,需要运用传播学的视角来研究新时期的敦煌学,即需要采用交叉学科的研究范式来进行敦煌学的研究。而郑炳林强调,敦煌学的研究需要关注中亚历史和中原佛教艺术,将西北边陲与内地文化交融互动的历史轨迹清晰地展收稿日期:2022-10-17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敦煌河西碑铭与河西史研究”(21VJXT002);西北民族大学引进人才“河西黑河流域金石整理研究”(Z2200619);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战略发展专项项目“敦煌汉唐金石与河西历史研究”(2022jbkyzx004)作者简介:赵世金(1990-),男,
4、甘肃环县人。讲师,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马振颖(1992-),男,山东桓台人。讲师,主要从事敦煌学、碑刻文献学研究。郝春文 用新范式和新视角开辟敦煌学的新领域,敦煌研究 2020 年第 6 期,第 17 页。郝春文 用新范式和新视角开辟敦煌学的新领域,第 18 页。391现出来,研究地域的扩展与史料的进一步丰富是目前敦煌学研究的一种新探索。荣新江认为敦煌学在新时期必须建立学术规范,譬如敦煌学者需要自己编订索引,以免重复劳动。刘进宝认为,我们提倡利用敦煌文献时要走出“敦煌”,将其放在全国乃至世界视野中。只有将敦煌与中原地区的历史结合起来,将“敦煌”纳入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系中,才能彰显敦煌文献的价值
5、。所以敦煌吐鲁番学的未来发展既需发掘更为丰富的资料,亦需要借鉴明清社会史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特别是地域社会史。因此,在众多前辈敦煌学者看来,敦煌学的研究范式与研究内容的转变是目前敦煌学研究中亟需解决的问题。所以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运用新范式和新视角来开辟敦煌学研究的新领域,成为当前敦煌学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新的难题。如何在传统文献学和现代史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敦煌学的研究门径,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在我们看来,敦煌学经历百年发展之后,在敦煌学史料方面,“碑石文献”的介入则为敦煌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首先,碑石文献进一步丰富了敦煌学研究的史料,碑石资料中有大量的人物或者历史事
6、件与“敦煌”这一地域具有密切的关系,这就为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敦煌学遗留问题提供了帮助。尤其是碑石文献数量庞大,并且在不断的发掘和整理,这就为敦煌学的研究源源不断的提供新动力。此外,碑石文献的出土地域极为广泛,特别是丝绸之路沿线地域,出土大量与敦煌相关的碑石文献,为敦煌学的研究提供了新视野和新理论。最后,碑石文献、敦煌文献皆属于出土文献,尤其是汉唐碑石中有大量的史料与敦煌文献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特别是近年出土的一些墓志文献,为敦煌学和碑刻学的有机结合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亦为敦煌学这门学科提供了新的研究门径。一一、由由点点及及面面:敦敦煌煌河河西西出出土土碑碑石石文文献献与与敦敦煌煌学学研研究究河
7、西四郡自汉代设立之后就属于关系密切的地域共同体,河西区域史为敦煌学研究的主要范畴,因此敦煌学的研究需要将学术视野扩展到整个河西走廊,并且需要将河西出土的简牍文献、墓葬文献、民间史料等纳入敦煌学研究范围,尤其是河西出土的汉唐碑石文献是研究敦煌学的重要资料。碑石文献具有特殊的书法价值和史料价值,“一座石碑建立以后,就成为一个地方的丰碑,具有一定的威慑力。如果碑文出自名家手笔,文采的确漂亮;或者书者为著名书家,刻写传神;那么这方石碑就更引人瞩目,成491敦 煌 学 辑 刊 2023 年第 1 期郑炳林、朱建军 敦煌学研究工作的根本遵循和实践指南 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精神的一些思考
8、,敦煌学辑刊 2019 年第 3 期,第 3-4 页。荣新江 迎接敦煌学的新时代,让敦煌学规范健康地发展,敦煌研究 2020 年第 6 期,第 20-22 页。刘进宝 敦煌学视域中的中古历史,中国社会科学 2021 年第 8 期,第 139 页。陈于柱 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敦煌禄命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 年,第 11 页。僧海霞 两汉之际“河西五郡”共同体的构建与解体 兼论金城郡的地缘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2 年第 1 辑,第 92-99 页。为人们争相抄写、传拓的对象,于是这篇碑文不胫而走,流传四方,产生更大的影响。”且在出土碑石文献中,与“敦煌”这一特殊地域关系密切的碑石文
9、献,在时间上主要集中于汉唐时期,即陆上丝绸之路昌盛的时代。这一时期,由于特殊的地理交通位置,“敦煌”成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前沿地带,因此,河西出土的碑志多与敦煌关系密切。首先,在藏经洞出土的敦煌文书中,保存了大量的碑志类文献,均为手写文书,大多数碑志文献皆未制作成碑,所以多以写本传世。但是这些写本碑文、墓志铭、邈真赞等人物传记资料是研究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及西北其他地区历史的重要文献。这些碑赞文书的内容在时间上,上起于唐初 常何墓碑 写本,下迄于宋太平兴国五年(980)李存惠墓志并序,前后约 360 年。除了 常何墓碑 写本为唐初中原传抄外,其余大部分集中于晚唐五代敦煌地区。在这些文书中保存了 唐
10、左武卫大将军常何碑(P.2640)唐左翊卫将军康国公史大奈碑(S.2078)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S.6161+S.3329+S.6973+P.2762+S.11564)等唐代非常重要的写本碑志,对于唐史以及敦煌学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自敦煌文书被发现之后,学界已经注意到这批文献的史料价值,学界在该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尤其是现存敦煌本墓志铭八篇,即李明振、张淮深、阴善雄、罗盈达、张氏、刘金霞、李存惠等人的墓志铭,受到学界的关注,这些墓志材料对于研究归义军史、敦煌佛教史、敦煌社会史等方面提供了极为罕见的史料。此外,在敦煌莫高窟及其周边地区也保存了大量的碑刻,在清代前期已经受到学者关
11、注。雍正三年(1725),清政府在敦煌城内设立沙州卫,开始重新营建敦煌城,当时负责督修敦煌城的汪漋在对莫高窟进行修整时,发现了唐代碑刻 李君莫高窟佛龛碑,汪漋异常兴奋,吟诗作文赞美莫高窟。清道光时期西北史地学家徐松亦对此碑极为重视,徐松在其著作中作了录文,并收入其名作 西域水道记 中,文字时已不完整。后这通碑石被流窜至敦煌的白俄军人破坏,上截散佚,下截保存于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这通碑文除了徐松在 西域水道记 中收有录文之外,在张维陇右金石录、罗振玉 西陲石刻录 等文献中均有收录,且在敦煌写本文书P.2551V 收录该碑碑文,碑文中对于敦煌莫高窟的营建史具有详实的记载。此外,还有大唐陇西李氏莫高
12、窟修功德记 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 索公碑 杨公碑等碑石,对于研究敦煌莫高窟的营建、敦煌豪门大族、归义军史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且几乎都有抄本保存。除了写本碑志之外,在敦煌文献中,有三种拓本,即唐太宗591文献整合与研究范式的转化:汉唐碑志与新时期敦煌学研究的展望荣新江 石碑的力量 从敦煌写本看碑志抄写与流传,荣新江主编 唐研究 第 23 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322 页。郑炳林、郑怡楠辑释 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自序第 1 页。郑炳林 敦煌碑铭赞及其有关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0 年 6 月 1 日,第 5 版。熊双平
13、 敦煌唐碑书法考察,西泠艺丛 2021 年第 1 期,第 9 页。清 徐松著,朱玉麒整理 西域水道记(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148-152 页。温泉铭、欧阳询 化度寺碑、柳公权 金刚经,据荣新江先生考证,这几方拓本应当都是从长安或关中地区传入的,均出自于名家之手,所以这些拓本对于研究中古时期书法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除敦煌保存的写本碑志文书和存世碑刻之外,在河西其它地区保存了大量的汉唐碑志材料,与中古时期敦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密切。河西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均位于绿洲之地,地域之间交往密切,在中古时期大量的水利、农田建设,非仰仗集体合作不可,加上一年春秋两次社祭以及年
14、底的腊祭等集体活动,居民之间往来亦比较频繁,各种信息的交流也会更为充分。而且河西四郡在中古时期在军事上被视作整体,四郡之间保持密切的交流。如在武威地区发现的 前秦梁舒墓表,志文载曰:“凉故中郎、中督护公国中尉、晋昌太守、安定郡乌氏县梁舒,字叔仁。夫人,故三府录事、掌军中候、京兆宋延女,名华,字成子。以建元十二年十一月卅日,葬城西十七里杨墓东百步,深五丈。”志文中记载了梁舒曾任晋昌太守,可与 晋书地理志十六国春秋 等互相对照,了解敦煌区域的地理沿革。在 2015 年出土于酒泉市的大唐故昭武校尉行左威卫同谷郡夏集府别将上柱国李府郡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李礼墓志),志文中记载了李礼曾于开元十六年参加唐
15、蕃双方的瓜州之战,志文记载:“去开元十六载六月十三日,吐蕃袭我邑居,决河灌墉。备筑渟海,加以晓夕坚阵,劳师累旬,君奋不顾身,临敌有勇,番戎于焉败绩,王师是以全军。”碑文中对于唐蕃双方在河西的战争有比较详细的记载。除了 李礼墓志 之外,武威地区出土的 崔怀珍墓志 志文中亦有此次事件的相关论述,即:“时金方骤警,玉关多难,公奋击戎阵,亟摧首级。”尤其是在河西酒泉、武威出土大量的碑刻文献,与敦煌、河西地区许多重要的军事事件关系密切。在河西地区还保存了一些中古时期的墓志,对于研究敦煌河西地区中古时期的大族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例如酒泉出土的 宋文墓志陈节本墓志李礼墓志 等,在志文中保存了有关敦煌宋氏、颍
16、川陈氏、陇西李氏相关资料。此外,在武威地区出土的墓志文献对于武威段氏、阴氏等有相关记载。在河西发现了大量的粟特人、吐谷浑人墓志,主要集中于武威,这些少数民族墓志、碑刻的发现为敦煌学的研究拓宽了范围,为中华民族的交融、交流、交往等方面的研究提供充足的资料。中古时期的河西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地区都有粟特人聚落的691敦 煌 学 辑 刊 2023 年第 1 期荣新江 石碑的力量 从敦煌写本看碑志抄写与流传,第 322 页。侯旭东 东汉 曹全碑“敦煌效谷人也”发微,学术月刊 2022 年第 7 期,第 190 页。魏迎春、马振颖编著 凉州金石录,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21 年,第 5-6 页。朱
17、旭亮 上下求索 内外兼修:武威金石学之典范 凉州金石录 述评,敦煌学辑刊 2022 年第1 期,第 215 页。范晓东 新出 唐李礼墓志 释略,档案 2017 年第 1 期,第 50-53 页。魏迎春、马振颖编著 凉州金石录,第 79 页。王锋朝、马振颖、赵世金 酒泉市博物馆新入藏两方唐代墓志浅释,敦煌学辑刊 2019 年第 3 期,第183-187 页。分布,在敦煌文献以及河西其他地区均有粟特人相关文献的遗存。在敦煌地区,分布着大量的粟特人聚落,其中敦煌文献中的从化乡、安家庄、翟家庄、罗家庄、康家庄、鄯家庄、史家庄等均为粟特人聚落,甚至张议潮之所以能够驱逐吐蕃统治,其依靠的力量有两个方面:一
18、方面是敦煌地区汉族大姓家族的帮助,另一方面就是敦煌地区粟特人支持。在归义军政权建立初期,粟特人安景旻曾任归义军节度副使,他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担任要职,且在归义军政权建立后出任节度副使。此外,同一时期的粟特人康秀华在吐蕃时期担任敦煌部落使,到归义军时期因军功而晋升为瓜州刺史、墨离军使,且其家族在敦煌地区具有非常庞大的经济实力。敦煌文献中保存有一部分粟特人邈真赞、功德记等,为敦煌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另外,在武威出土的墓志、碑刻中也有大量的粟特人墓志,例如 唐修隋曹庆珍墓志,该方墓志为研究隋末唐初河西地区的历史以及武威粟特曹氏家族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史料。志文中记载:祖达,禀慈辰象,素挺仁英。稸
19、水镜于生年,蕴美玉于当世。周天和二年,除甘州西安县令父浑,建德四年,授大都督、黄石镇将。所以曹庆珍家族自汉代迁徙至凉州后,其家族势力不断发展壮大,至其父祖时期,均任职于河陇地区,而曹庆珍则续仕于隋朝及李轨河西大凉国,卒亡于唐。除 曹庆珍墓志 之外,在武威地区还发现了 唐康阿达墓志,志文虽然简略,仅有 195 字,但是作为河西地区最早出土的粟特康氏墓志,志文中记载了武威康氏的家族渊源和康拔达、康莫覃、康阿达祖孙三代的任职情况,该方墓志对于凉州康氏以及萨保等职官的研究都有重要价值。而武威在隋唐时期曾为吐谷浑人内徙的主要据地之一,且在武威南山具有吐谷浑人之“先茔”,截至目前在武威南山青咀湾和喇嘛湾曾
20、发现吐谷浑王族墓葬 9 座,出土墓志 9 方。学界对于武威地区出土的吐谷浑人墓志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中以夏鼐、周伟洲的成果最为突出,而新近出版的 凉州金石录 对于武威地区出土的吐谷浑人墓志亦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和校释,为研究吐谷浑历史提供了便利。其中,2019年新发掘的吐谷浑王族慕容智墓,是目前发现和发掘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唐代吐谷791文献整合与研究范式的转化:汉唐碑志与新时期敦煌学研究的展望郑炳林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胡姓居民与聚落,荣新江主编 粟特人在中国 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第 181-184 页。魏迎春、郑炳林 敦煌归义军节度副使安景旻考,敦煌学辑
21、刊 2019 年第 1 期,第 124-130 页。郑炳林 晚唐五代敦煌康氏家族与归义军瓜州刺史康秀华考,敦煌研究 2018 年第 3 期,第 10-12 页。魏迎春、马振颖编著 凉州金石录,第 15-16 页;冯培红 隋曹庆珍墓志铭 与武威粟特曹氏,社会科学战线 2019 年第 1 期,第 119-121 页。张国才、柴多茂 武威粟特康氏与凉州萨宝之职再探,社科纵横 2020 年第 6 期,第 99-103 页。夏鼐 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考古学论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210-252页。周伟洲 吐谷浑资料辑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 62-76 页;
22、周伟洲 吐谷浑墓志通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9 年第 3 期,第 65-79 页。浑王族墓葬,墓葬形制基本完整,墓葬年代及墓主人身份明确,随葬品丰富且极具特色,慕容智墓志 也保存完整,该墓的发掘还丰富和拓展了丝绸之路物质文化资料,对推动唐与丝绸之路沿线民族关系史、交通史、物质文化史、工艺美术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为确认慕容智墓志中提到的“大可汗陵”的具体范围及墓群的布局方式,从 2020 年开始,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青咀湾、喇嘛湾、长岭 马场滩等进行全面考古发掘。2021 年,在长岭 马场滩墓群发掘出土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大唐冯翊郡故太夫人墓志铭 一合。据志文可知,墓主人
23、党氏,先祖为西戎别族,后归附唐朝,其夫蓬子氏,或为随吐谷浑慕容诺曷钵降唐并定居武威的蓬子部落首领。长岭 马场滩一带可能有蓬子部落的家族墓地。二二、西西进进东东出出:丝丝绸绸之之路路沿沿线线碑碑石石文文献献与与敦敦煌煌学学研研究究敦煌学研究需要将视野扩展至中西文明交流互动之中,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敦煌、西域地区的传播这一宏观历史背景中,进一步扩展内涵、拓宽领域,取得新进展与新突破。由于敦煌在中古时期特殊的地理交通,这就决定敦煌文献不仅仅是敦煌的地方文献,而是全国的文献,要跳出敦煌,放眼全国。所以敦煌学的研究亟需扩展地域范围,尤其是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出土大量与敦煌密切相关的碑石文献,为敦煌学的研
24、究添砖加瓦,为新时代敦煌学的发展拓宽了范围和视野。郑炳林针对当前敦煌学的发展现状,提出“西进东出”的研究构想,“东出”就是要与中原文化结合,中原地区的佛教遗址、敦煌人的墓志铭等都值得研究,很多敦煌的东西,要到敦煌以外来解释,找其根源。而“西进”则需要注意敦煌文书之外的其他类型的文献,包括简牍文书、西夏文献、和阗文文献、龟兹文文献、粟特文文献等,主要是西域地区出土的胡语文献。碑石文献在全国各地均有发现,尤其是丝绸之路沿线地域出土了大量的与敦煌、河西关系密切的碑石,对于敦煌学研究中的政治史、社会史、民族史、书法艺术史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一)政治事件史的重新解构与补阙在史学研究中,政治史、事件史长
25、期占据历史编纂与研究的主流,虽然自 20 世纪以来,受到梁启超等为代表的新史学流派的批判,特别是自年鉴学派的治史方法与史学书写原则传入国内后,使得以事件为中心的政治史被视为“海面上的浪花”,失去了历891敦 煌 学 辑 刊 2023 年第 1 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天祝藏族自治县博物馆 甘肃武周时期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 2021 年第 2 期,第 38 页。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天祝藏族自治县博物馆 甘肃武威市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考古 2022 年第 10 期,第 29-47 页。郑炳林 传承敦煌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光明日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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