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成本、认知偏差对公益基金会捐赠收入的影响研究.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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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现代化72战略与管理Strategy and Management一、引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公益基金会在促进各类主体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公益基金会能否动员、链接不同的捐赠方参与慈善捐赠,影响着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轨迹。然而,近年来频繁爆出的公益基金会账目管理无序、人员开支过度等基金会治理问题,不断对基金会获取捐赠收入造成负面影响。截至 2021 年底,我国公益基金会接受社会捐赠所占 GDP 的比重仅为 0.18%,与发达国家 2%左右的比重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因此,有效提升公益基金会的捐赠收入水平,成为实
2、现第三次分配与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任务。多数研究认为,基金会治理状况的信息会影响捐赠者的决策。治理状况良好的基金会可以向捐赠者发出积极的信号,并提升其捐赠意愿,继而增加该基金会的捐赠收入1。然而,以往研究忽视了捐赠者实施捐赠决策中的认知偏差情况。不同地域的捐赠者受到不同的先前经历、外部环境及自身经验等因素影响,形成了不同的认知偏差,导致不同捐赠者在决策过程中采用不同的信息处理方式。进而基金会治理状况等客观信息也会对捐赠者的捐赠决策产生相应的影响,导致不同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具有差异。可见,就上述两类因素对基金会捐赠收入的影响进行进一步探索,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本文可能的理论贡献在于通过引入捐赠者
3、的决策视角,提出不同捐赠者的认知偏差有所不同,做出捐赠决策所关注的信息也有所差异。例如,在信息输入、信息处理等决策环节中,捐赠者的认知偏差会导致其遗落部分信息的内容、忽视部分信息的重要性。此外,文章将基金会管理成本等信息与捐赠者决策中的认知偏差整合到统一的分析框架中,归纳出捐赠者的认知偏差是如何改变其决策过程中的信息使用方式的,进而厘清不同地域的基金会管理成本等因素为何对基金会捐赠收入的影响有所不同。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一)文献回顾1.委托-代理视角下基金会捐赠收入的影响因素捐赠者向公益基金会捐赠资源后,双方即构成“委托-代理”关系。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可以采取问责代理人的方式,
4、惩罚代理人的不当行为,防止其背离委托人的实际意图。问责产生实效的关键在于,委托人能够充分掌握代理人不当行为的信息2。“委托-代理”关系的有效维系,需要充分解决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捐赠活动中,作为委托人的捐赠者与作为代理人的公益基金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主要受公益基金会的信息透明度影响。公益基金会未能及时、准确DOI:10.19634/ki.11-1403/c.2023.03.009管理成本、认知偏差对公益基金会捐赠收入的影响研究杨佳譞1宋程成2(1.浙大城市学院公共管理系,浙江杭州310015;2.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200433)摘要本文使用 RICF 数据库中省级公益
5、基金会年报数据与相关省份的统计年鉴数据,实证检验在不同的认知偏差因素作用下,基金会的管理成本对其获取捐赠收入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基金会的相对管理成本会更显著影响捐赠收入;在公益基金会认知程度更高的地区,辖区内基金会获得的捐赠收入越高;同时,认知程度能够正向调节基金会的相对管理成本对其获得捐赠收入的影响。据此,基金会应当根据该地区的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与捐赠者认知的状况,采取差异化的发展策略。关键词公益基金会;管理成本;认知偏差;捐赠收入 中图分类号C9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154(2023)03-0072-08基金项目浙江省社科规划“党的二十大和省委十五届二次全会精神研究阐释”专项
6、课题“健全新型慈善体系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富国 ESG 研究院重点项目“ESG 与社会治理”(2023110019);上海财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研究:基于数量与质量的视角”(2021110443)。作者简介杨佳譞,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公益慈善。宋程成,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公益慈善,邮箱:。73Strategy and Management战略与管理2023年第 期3地公开自身资金使用信息,导致捐赠者无法有效遏制其不当行为,削弱了捐赠者的捐赠意愿。因此,公益基金会的信息透明度成为其捐赠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部分学者通过实证研究,佐证了基金会捐赠收入与自身的信
7、息透明度直接关联。程昔武等人通过对基金会中心网的数据分析,发现财务信息披露的完整性、正规性越高,基金会所收到的捐赠收入也会越多3。李晓燕等也发现公益基金会的信息披露机制越完善、披露的信息完备性越强,捐赠者对公益基金会的满意程度越高,公益基金会的筹款总量也会越高4。陈百红等提出,除了基金会正常披露的信息外,选择何种信誉程度的审计机构也会影响捐赠者对公益基金会的信任程度,进而改变捐赠者的捐赠意愿5。然而也有学者提出,只有理性度较高的捐赠方才会将基金会的信息透明度作为自身捐赠的判断标准。如潘珺等研究发现,审计师质量只能正向影响基金会的企业捐赠收入,而个人捐赠收入则不会受到影响6。因此,学者们开始关注
8、其他影响捐赠者向基金会实施捐赠的因素。2.社会交换视角下基金会捐赠收入的影响因素该视角下,研究者将捐赠者捐赠活动看作社会交换的过程,捐赠者向公益基金会捐赠资源可以换得某种利益或需求的满足。捐赠活动通常可以满足捐赠者的显性与隐性的需求。显性需求主要包括捐赠者捐赠后获得社会声望、荣誉与奖励等物质与社会需求,隐性需求主要包括捐赠者捐赠后获得快乐与满足等精神与情感需求7。现有研究发现,显性需求的满足并不能激励捐赠者进一步实施捐赠,只有隐性需求的满足才能激励捐赠者不断实施新的捐赠8。捐赠者隐性需求的满足度与受助者境况改善度直接关联,捐赠资源越多地用于改善受助者的境况,捐赠者隐性需求的满足度才会越高。公益
9、基金会需要将捐赠资源最大化地用于改善受助者的境况,以此更好满足捐赠者隐性需求,激励捐赠者更多地向该组织实施捐赠9。因此,学界一般认为管理成本低、运营效率高的公益基金会,其捐赠资源的使用效率越高,获得的捐赠收入越多。基于此,谢晓霞分析了 20112013 年间的 1169 家中国慈善基金会的数据,证实基金会管理成本与获得捐赠收入成反比10。刘志明等还发现,管理成本较低的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机制也会更加透明11,更加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也会提升捐赠者的捐赠意愿。这些研究表明,管理成本是基金会捐赠收入的更直接、更重要的因素。然而,也有研究者证明,基金会的管理成本与公益基金会获得捐赠收入并无显著关联12。
10、显然,对于基金会管理成本对其获取捐赠收入的影响机理,现有文献还缺少充分的研究。本研究认为,基金会管理成本只是作为捐赠者实施决策的重要信息与判断依据,并非基金会捐赠收入的直接影响因素。部分决策者的认知偏差导致其未能有效使用相关信息,致使该因素对基金会捐赠收入影响的稳健性不足。(二)分析框架及假设提出决策者的决策过程主要分为信息输入、信息处理与决策输出等环节13。在不同环节中,受到认知偏差影响的决策者会采取不同的信息处理方式,如图 1 所示:图 1决策过程中个体认知偏差的影响在信息输入环节,决策者受到信息搜索能力与收集成本的限制,难以将全部信息输入决策系统中14。为平衡决策信息的充分性与收集成本的
11、低廉性,决策者通常会采取理性疏忽的方式处理信息,即在决策过程中有意忽略一些可能与决策结果缺乏关联的信息15。此外,过多的信息容易让捐赠者产生信息过载效应,增加其决策困难,引发决策者的负面情绪16。因此,面临信息过载时,决策者会主动“疏忽”与自身决策相关性 不足的信息。在信息处理环节中,决策者主要受外部环境中多数人观念与认知的影响。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决策者倾向于自身的决策依据与多数人保持一致,以此降低决策可能产生的负面结果17。随着相应的决策依据被越来越多的决策者使用,这些决策依据的社会认可度也会被进一步加强18。此外,在缺乏明确决策依据或判断标准时,决策者更倾向于根据自身所掌握的经验与知识处
12、理自身获得的信息19。因此,决策者自身知识、经验等个体禀赋因素的差异,也会让他们对同样的信息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当决策者对某类信息的认知不足、相关经验欠缺时,其会忽视该信息的重要性,导致该信息对决策者造成的影响不够显著。基于此,文章做出以下分析假设。近年来,随着公益基金会管理规范度、透明度的提升与公益慈善知识的传播,捐赠者对基金会管理成本的关注度越来越高20。然而,近年来公益基金会数量的快速增长增加了捐赠者的信息筛选成本,捐赠者掌握所有基金会管理成本信息的可能性不断降低。在“理性疏忽”的作用下,捐赠者放弃了对比全国各地不同的基金会管理成本高低,转向根据自身捐赠地域框定比较对象。捐赠者如果向省级
13、范围内活动的基金会实施捐赠,会着重对该省份内不同基金会之间进行横向比较并做出捐赠决策。当某一基金会相对于该辖区内其他基金会的管理成管理现代化74战略与管理Strategy and Management本更低时,捐赠者会倾向于捐赠该基金会的公益项目,该基金会获得的捐赠收入也会增加,本文可以提出假设 1。H1:基金会相对管理成本越低,捐赠收入越高。基金会所处的认知环境改善也能够促进捐赠者向基金会提供更多捐赠。随着人们对基金会认知水平的增长,基金会能够提升捐赠者的捐赠效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向基金会捐赠能够提高捐款实际效用”的观念会被不断强化。这种对基金会认知的改变会影响捐赠者的捐赠决策。一方面,
14、在基金会参与度与认知度较高的环境中,为将自身捐赠决策标准与其他人参与者保持一致,尚不明确自身捐赠对象的捐赠者会选择向公益基金会捐赠。另一方面,捐赠者希望通过捐赠,为自己赢得其他人的尊重与肯定,因此其捐赠决策不仅仅会考虑自身内在偏好,还会考虑其他人对自己捐赠行为的看法21。捐赠者的捐赠行为容易受到周围其他社会成员的影响,慈善捐赠的同群效应更显著22。在人们对基金会认知度较高的环境中,捐赠者受其他社会成员的影响,也会选择向公益基金会捐赠。综上,对公益基金会认知度较高的地区,受到“外部一致性”约束的捐赠者会更倾向于向公益基金会实施捐赠。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2。H2:对公益基金会认知程度越高的地区,基金
15、会获得的捐赠收入更多。基金会参与度与认知程度不同的地区,捐赠者对基金会所涉及知识的掌握程度也有差异,这种捐赠者的个人禀赋差异会影响基金会管理成本的实际作用。在基金会参与度与认知程度较低的地区,部分捐赠者不了解基金会管理成本的含义,也不会在捐赠决策中考虑基金会管理成本。在基金会参与度与认知程度较高的地区,人们了解基金会实际运作情况的渠道越广,基金会与捐赠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也越低。捐赠者能够掌握更丰富、准确的基金会管理知识,从而充分认识到基金会降低相对管理成本可以提升自身捐赠效用。在这种情况下,捐赠者“个人禀赋”得到改善,其会依据正确的基金会管理知识与实际经验纠正原有捐赠决策的偏差,其更愿意将
16、基金会相对管理成本的信息作为自身做出捐赠决策的重要参考信息。越来越多的捐赠者与基金会从业者认识到,基金会相对管理成本对捐赠效用的影响,基金会相对管理成本会更显著地影响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同时,当捐赠者将基金会相对管理成本作为自身捐赠的重要参考信息时,其他未能认识到该因素重要性的捐赠者也会将其作为捐赠决策的重要依据。这是因为认可与接受该因素的人员增多,该因素的社会认知合法性也越高23。认知合法性的提升对人们的行为改变具有重要作用,人们愿意遵守社会普遍认可的社会规范采取行动。因此,在基金会工作人员占比越高的地区,人们更看重各基金会的相对管理成本,并减少向相对管理成本高的基金会捐赠,相对管理成本对基金
17、会获得捐赠收入的影响也更加显著。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3。H3:对公益基金会的认知程度会正向调节基金会相对管理成本对获得捐赠收入获得。三、数据与方法(一)样本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的公益基金会样本主要来源于中国基金会 研 究 基 础 数 据 库(Research Infrastructure of Chinese Foundations),该数据库是依据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网站及社会组织官网中公布的社会组织年报与审计报告建立的,目前公开 20132015 年的数据。相关权威期刊已刊发关于数据库建立的过程及真实可靠性的文章24,采用该数据库进行研究具有合理性。在具体的样本选取方面,本研究对数据库中公布的样
18、本进行以下处理:首先,本研究剔除数据库中未能完整公布本研究主要变量的基金会。其次,本研究探究重点在不同省份的环境差异下,基金会管理成本对捐赠收入的影响,研究剔除全国性公益基金会以及地市级层面的基金会。同时,考虑到目前高校基金会注册地在省级民政部门,但其捐赠来源与地方基金会有很大差异,部分高校基金会的捐赠者分散在全国的校友及企业家,而非所在省份的居民25,因此研究将高校基金会予以剔除。最终本研究得到 2764 个观测样本。省级层面的数据,本研究主要选取 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与 中国统计年鉴中20132015 年的省份数据。由于甘肃省没有在数据库中找到合适的基金会样本,因此研究使用不包含港澳台和甘肃的
19、 30 个省份数据作为数据来源。(二)变量的测量与来源1.因变量对于公益基金会获取捐赠收入的测量,一般研究采用基金会年报中的捐赠收入26。公益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分为限定性捐赠收入与非限定性捐赠收入两个部分,考虑到限定性捐赠收入来源较为单一且受基金会与个别捐赠者间关系影响27。因此,本研究使用非限定性捐赠收入作为测量指标。2.自变量对于管理成本的测量,大部分研究倾向于使用管理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作为测量指标。基金会的管理支出占总支出比例越高,其管理成本越高,本文则沿用这一测量方式。为了与捐赠收入的测量指标保持一致,本文采用非限定性管理成本除以非限定性总支出对该变量进行测量。对于相对管理成本的测量,本
20、文使用基金会管理成本减去该地区当年同级别基金会管理成本平均值作为测75Strategy and Management战略与管理2023年第 期3量标准。从该指标可以看出某一基金会管理成本在自身所处地区各类基金会中的相对位置。该指标数值越大,说明该基金会的管理成本高于本地区其他基金会的平均水平越多,其相对管理成本也就越高。对于公益基金会的认知程度,主要借鉴测量社会组织参与程度与认知程度的万人社会组织从业人数,设立公益基金会所在省份的万人基金会从业人数作为测量指标28。该变量使用基金会所在省份的基金会从业总人数除以该省总人口数进行测量,旨在测量不同省份人们参与基金会工作的情况。当参与基金会工作人员
21、占总人口比重越高时,该地域居民接触基金会的机会和渠道也会更多,居民有更多机会了解基金会日常工作流程与组织实际价值,能够不断提升自身对基金会的认知程度。同时,基金会工作人员比例的增加说明人们更愿意参与基金会活动,间接表明该地区的人们对公益基金会的认知程度较高。3.控制变量针对公益基金会的捐赠收入,相关文献还讨论了其他变量的影响,本研究将相关变量列为控制变量处理。首先考虑基金会内部治理的相关变量的作用。基金会的政府补助收入,大量的政府投入使得基金会产生行政依赖,导致基金会着力发展政府关系而减弱自身的社会筹款活动。基金会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和筹资费用,以及基金会的总支出,由于活动支出的增加可以促使
22、基金会获得更多筹款渠道,这些支出的增长也可能影响基金会捐赠收入的增加。公益基金会的信息披露情况,良好的基金会财务披露情况可以使捐赠人有效了解基金会,披露机制越好的基金会收到的捐赠越高29。公益基金会性质、年龄、总体规模等组织因素也会有所作用。由于公募基金会有更广泛的募捐渠道和来源,因此会比私募基金会更有募款优势。本研究将公募基金会设定为 1,私募基金会设定为 0。基金会成立时间越长,积累的资源与声望也会越多,筹款方面也会更有优势。但也有部分研究认为,公益基金会年龄的增加,在管理方面也会逐渐僵化,因此在达到一定顶点后年龄优势会转化为劣势。为了避免年龄因素可能产生的倒 U 型影响,本研究使用公益基
23、金会年龄的平方对该变量进行测量。基金会的总规模越大,基金会的资源与声望也越高,因而能获得的捐赠收入也会越多。本研究使用基金会的净资产作为基金会规模的测量指标。对于不同省份基金会可获得的物质资源的多寡,本研究使用省内基金会收到捐赠资金除以省内基金会的总数量进行测量。由于本研究的对象是各基金会在个体层面的捐赠收入,测量该变量不仅需要考虑总体物质资源的绝对状况,还要考虑各类基金会竞争资源的激烈程度。因此,研究使用一个地区内基金会所得资源的平均水平作为测量指标,更加准确地判断基金会可获得物质资源的相对情况。除此以外,基金会所在地的市场化指数与法律制度也会影响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行政干
24、预越低,捐赠方就可以自主采取捐赠行为30。而法律制度越完善的地区,人们之间和人与组织间的信任程度越高,也越有利于基金会捐赠收入的提高。现有文献测量两种指标大多数使用樊纲、王小鲁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为依据31,因此本文使用该指标对变量进行测量。各变量的测量及来源如表 1 所示:表 1各变量名称、测量方式与数据来源类别变量名变量测量来源因变量Lndon捐赠收入基金会非限定性捐赠收入,取自然数对数RICF 数据库自变量Admin管理成本基金会非限定性管理支出占非限定性总支出的比例RICF 数据库CAdmin相对管理成本基金会管理成本-该省份基金会平均管理成本RICF 数据库People对基金会
25、的参与和认知状况基金会所在省份的从业人数除以该省份总人口数中国民政统计年鉴控制变量LnGov_income政府补助收入基金会非限定性政府补助收入RICF 数据库lnAc_cost业务活动成本基金会非限定性业务活动成本RICF 数据库lnAd_cost业务管理费用基金会非限定性的管理费用RICF 数据库LnRa_cost业务筹资费用基金会非限定性的筹资费用RICF 数据库LnAll_cost总支出基金会非限定性的总支出RICF 数据库FTI基金会的财务披露情况基金会在 FTI 透明指数榜中的 FTI 指数基金会中心网 FTI 透明指数Public基金会性质基金会为公募或非公募型,公募取 1,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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