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成本、认知偏差对公益基金会捐赠收入的影响研究.pdf

管理现代化72战略与管理Strategy and Management一、引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公益基金会在促进各类主体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公益基金会能否动员、链接不同的捐赠方参与慈善捐赠，影响着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轨迹。然而，近年来频繁爆出的公益基金会账目管理无序、人员开支过度等基金会治理问题，不断对基金会获取捐赠收入造成负面影响。截至 2021 年底，我国公益基金会接受社会捐赠所占 GDP 的比重仅为 0.18%，与发达国家 2%左右的比重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因此，有效提升公益基金会的捐赠收入水平，成为实现第三次分配与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任务。多数研究认为，基金会治理状况的信息会影响捐赠者的决策。治理状况良好的基金会可以向捐赠者发出积极的信号，并提升其捐赠意愿，继而增加该基金会的捐赠收入1。然而，以往研究忽视了捐赠者实施捐赠决策中的认知偏差情况。不同地域的捐赠者受到不同的先前经历、外部环境及自身经验等因素影响，形成了不同的认知偏差，导致不同捐赠者在决策过程中采用不同的信息处理方式。进而基金会治理状况等客观信息也会对捐赠者的捐赠决策产生相应的影响，导致不同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具有差异。可见，就上述两类因素对基金会捐赠收入的影响进行进一步探索，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本文可能的理论贡献在于通过引入捐赠者的决策视角，提出不同捐赠者的认知偏差有所不同，做出捐赠决策所关注的信息也有所差异。例如，在信息输入、信息处理等决策环节中，捐赠者的认知偏差会导致其遗落部分信息的内容、忽视部分信息的重要性。此外，文章将基金会管理成本等信息与捐赠者决策中的认知偏差整合到统一的分析框架中，归纳出捐赠者的认知偏差是如何改变其决策过程中的信息使用方式的，进而厘清不同地域的基金会管理成本等因素为何对基金会捐赠收入的影响有所不同。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一）文献回顾1.委托-代理视角下基金会捐赠收入的影响因素捐赠者向公益基金会捐赠资源后，双方即构成“委托-代理”关系。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可以采取问责代理人的方式，惩罚代理人的不当行为，防止其背离委托人的实际意图。问责产生实效的关键在于，委托人能够充分掌握代理人不当行为的信息2。“委托-代理”关系的有效维系，需要充分解决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捐赠活动中，作为委托人的捐赠者与作为代理人的公益基金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主要受公益基金会的信息透明度影响。公益基金会未能及时、准确DOI：10.19634/ki.11-1403/c.2023.03.009管理成本、认知偏差对公益基金会捐赠收入的影响研究杨佳譞1宋程成2（1.浙大城市学院公共管理系，浙江杭州310015；2.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200433）摘要本文使用 RICF 数据库中省级公益基金会年报数据与相关省份的统计年鉴数据，实证检验在不同的认知偏差因素作用下，基金会的管理成本对其获取捐赠收入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基金会的相对管理成本会更显著影响捐赠收入；在公益基金会认知程度更高的地区，辖区内基金会获得的捐赠收入越高；同时，认知程度能够正向调节基金会的相对管理成本对其获得捐赠收入的影响。据此，基金会应当根据该地区的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与捐赠者认知的状况，采取差异化的发展策略。关键词公益基金会；管理成本；认知偏差；捐赠收入 中图分类号C9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154(2023)03-0072-08基金项目浙江省社科规划“党的二十大和省委十五届二次全会精神研究阐释”专项课题“健全新型慈善体系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富国 ESG 研究院重点项目“ESG 与社会治理”（2023110019）;上海财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研究：基于数量与质量的视角”(2021110443)。作者简介杨佳譞，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公益慈善。宋程成，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公益慈善，邮箱：。73Strategy and Management战略与管理2023年第 期3地公开自身资金使用信息，导致捐赠者无法有效遏制其不当行为，削弱了捐赠者的捐赠意愿。因此，公益基金会的信息透明度成为其捐赠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部分学者通过实证研究，佐证了基金会捐赠收入与自身的信息透明度直接关联。程昔武等人通过对基金会中心网的数据分析，发现财务信息披露的完整性、正规性越高，基金会所收到的捐赠收入也会越多3。李晓燕等也发现公益基金会的信息披露机制越完善、披露的信息完备性越强，捐赠者对公益基金会的满意程度越高，公益基金会的筹款总量也会越高4。陈百红等提出，除了基金会正常披露的信息外，选择何种信誉程度的审计机构也会影响捐赠者对公益基金会的信任程度，进而改变捐赠者的捐赠意愿5。然而也有学者提出，只有理性度较高的捐赠方才会将基金会的信息透明度作为自身捐赠的判断标准。如潘珺等研究发现，审计师质量只能正向影响基金会的企业捐赠收入，而个人捐赠收入则不会受到影响6。因此，学者们开始关注其他影响捐赠者向基金会实施捐赠的因素。2.社会交换视角下基金会捐赠收入的影响因素该视角下，研究者将捐赠者捐赠活动看作社会交换的过程，捐赠者向公益基金会捐赠资源可以换得某种利益或需求的满足。捐赠活动通常可以满足捐赠者的显性与隐性的需求。显性需求主要包括捐赠者捐赠后获得社会声望、荣誉与奖励等物质与社会需求，隐性需求主要包括捐赠者捐赠后获得快乐与满足等精神与情感需求7。现有研究发现，显性需求的满足并不能激励捐赠者进一步实施捐赠，只有隐性需求的满足才能激励捐赠者不断实施新的捐赠8。捐赠者隐性需求的满足度与受助者境况改善度直接关联，捐赠资源越多地用于改善受助者的境况，捐赠者隐性需求的满足度才会越高。公益基金会需要将捐赠资源最大化地用于改善受助者的境况，以此更好满足捐赠者隐性需求，激励捐赠者更多地向该组织实施捐赠9。因此，学界一般认为管理成本低、运营效率高的公益基金会，其捐赠资源的使用效率越高，获得的捐赠收入越多。基于此，谢晓霞分析了 20112013 年间的 1169 家中国慈善基金会的数据，证实基金会管理成本与获得捐赠收入成反比10。刘志明等还发现，管理成本较低的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机制也会更加透明11，更加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也会提升捐赠者的捐赠意愿。这些研究表明，管理成本是基金会捐赠收入的更直接、更重要的因素。然而，也有研究者证明，基金会的管理成本与公益基金会获得捐赠收入并无显著关联12。显然，对于基金会管理成本对其获取捐赠收入的影响机理，现有文献还缺少充分的研究。本研究认为，基金会管理成本只是作为捐赠者实施决策的重要信息与判断依据，并非基金会捐赠收入的直接影响因素。部分决策者的认知偏差导致其未能有效使用相关信息，致使该因素对基金会捐赠收入影响的稳健性不足。（二）分析框架及假设提出决策者的决策过程主要分为信息输入、信息处理与决策输出等环节13。在不同环节中，受到认知偏差影响的决策者会采取不同的信息处理方式，如图 1 所示：图 1决策过程中个体认知偏差的影响在信息输入环节，决策者受到信息搜索能力与收集成本的限制，难以将全部信息输入决策系统中14。为平衡决策信息的充分性与收集成本的低廉性，决策者通常会采取理性疏忽的方式处理信息，即在决策过程中有意忽略一些可能与决策结果缺乏关联的信息15。此外，过多的信息容易让捐赠者产生信息过载效应，增加其决策困难，引发决策者的负面情绪16。因此，面临信息过载时，决策者会主动“疏忽”与自身决策相关性 不足的信息。在信息处理环节中，决策者主要受外部环境中多数人观念与认知的影响。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决策者倾向于自身的决策依据与多数人保持一致，以此降低决策可能产生的负面结果17。随着相应的决策依据被越来越多的决策者使用，这些决策依据的社会认可度也会被进一步加强18。此外，在缺乏明确决策依据或判断标准时，决策者更倾向于根据自身所掌握的经验与知识处理自身获得的信息19。因此，决策者自身知识、经验等个体禀赋因素的差异，也会让他们对同样的信息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当决策者对某类信息的认知不足、相关经验欠缺时，其会忽视该信息的重要性，导致该信息对决策者造成的影响不够显著。基于此，文章做出以下分析假设。近年来，随着公益基金会管理规范度、透明度的提升与公益慈善知识的传播，捐赠者对基金会管理成本的关注度越来越高20。然而，近年来公益基金会数量的快速增长增加了捐赠者的信息筛选成本，捐赠者掌握所有基金会管理成本信息的可能性不断降低。在“理性疏忽”的作用下，捐赠者放弃了对比全国各地不同的基金会管理成本高低，转向根据自身捐赠地域框定比较对象。捐赠者如果向省级范围内活动的基金会实施捐赠，会着重对该省份内不同基金会之间进行横向比较并做出捐赠决策。当某一基金会相对于该辖区内其他基金会的管理成管理现代化74战略与管理Strategy and Management本更低时，捐赠者会倾向于捐赠该基金会的公益项目，该基金会获得的捐赠收入也会增加，本文可以提出假设 1。H1：基金会相对管理成本越低，捐赠收入越高。基金会所处的认知环境改善也能够促进捐赠者向基金会提供更多捐赠。随着人们对基金会认知水平的增长，基金会能够提升捐赠者的捐赠效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向基金会捐赠能够提高捐款实际效用”的观念会被不断强化。这种对基金会认知的改变会影响捐赠者的捐赠决策。一方面，在基金会参与度与认知度较高的环境中，为将自身捐赠决策标准与其他人参与者保持一致，尚不明确自身捐赠对象的捐赠者会选择向公益基金会捐赠。另一方面，捐赠者希望通过捐赠，为自己赢得其他人的尊重与肯定，因此其捐赠决策不仅仅会考虑自身内在偏好，还会考虑其他人对自己捐赠行为的看法21。捐赠者的捐赠行为容易受到周围其他社会成员的影响，慈善捐赠的同群效应更显著22。在人们对基金会认知度较高的环境中，捐赠者受其他社会成员的影响，也会选择向公益基金会捐赠。综上，对公益基金会认知度较高的地区，受到“外部一致性”约束的捐赠者会更倾向于向公益基金会实施捐赠。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2。H2:对公益基金会认知程度越高的地区，基金会获得的捐赠收入更多。基金会参与度与认知程度不同的地区，捐赠者对基金会所涉及知识的掌握程度也有差异，这种捐赠者的个人禀赋差异会影响基金会管理成本的实际作用。在基金会参与度与认知程度较低的地区，部分捐赠者不了解基金会管理成本的含义，也不会在捐赠决策中考虑基金会管理成本。在基金会参与度与认知程度较高的地区，人们了解基金会实际运作情况的渠道越广，基金会与捐赠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也越低。捐赠者能够掌握更丰富、准确的基金会管理知识，从而充分认识到基金会降低相对管理成本可以提升自身捐赠效用。在这种情况下，捐赠者“个人禀赋”得到改善，其会依据正确的基金会管理知识与实际经验纠正原有捐赠决策的偏差，其更愿意将基金会相对管理成本的信息作为自身做出捐赠决策的重要参考信息。越来越多的捐赠者与基金会从业者认识到，基金会相对管理成本对捐赠效用的影响，基金会相对管理成本会更显著地影响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同时，当捐赠者将基金会相对管理成本作为自身捐赠的重要参考信息时，其他未能认识到该因素重要性的捐赠者也会将其作为捐赠决策的重要依据。这是因为认可与接受该因素的人员增多，该因素的社会认知合法性也越高23。认知合法性的提升对人们的行为改变具有重要作用，人们愿意遵守社会普遍认可的社会规范采取行动。因此，在基金会工作人员占比越高的地区，人们更看重各基金会的相对管理成本，并减少向相对管理成本高的基金会捐赠，相对管理成本对基金会获得捐赠收入的影响也更加显著。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3。H3:对公益基金会的认知程度会正向调节基金会相对管理成本对获得捐赠收入获得。三、数据与方法（一）样本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的公益基金会样本主要来源于中国基金会 研 究 基 础 数 据 库（Research Infrastructure of Chinese Foundations），该数据库是依据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网站及社会组织官网中公布的社会组织年报与审计报告建立的，目前公开 20132015 年的数据。相关权威期刊已刊发关于数据库建立的过程及真实可靠性的文章24，采用该数据库进行研究具有合理性。在具体的样本选取方面，本研究对数据库中公布的样本进行以下处理：首先，本研究剔除数据库中未能完整公布本研究主要变量的基金会。其次，本研究探究重点在不同省份的环境差异下，基金会管理成本对捐赠收入的影响，研究剔除全国性公益基金会以及地市级层面的基金会。同时，考虑到目前高校基金会注册地在省级民政部门，但其捐赠来源与地方基金会有很大差异，部分高校基金会的捐赠者分散在全国的校友及企业家，而非所在省份的居民25，因此研究将高校基金会予以剔除。最终本研究得到 2764 个观测样本。省级层面的数据，本研究主要选取 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与 中国统计年鉴中20132015 年的省份数据。由于甘肃省没有在数据库中找到合适的基金会样本，因此研究使用不包含港澳台和甘肃的 30 个省份数据作为数据来源。（二）变量的测量与来源1.因变量对于公益基金会获取捐赠收入的测量，一般研究采用基金会年报中的捐赠收入26。公益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分为限定性捐赠收入与非限定性捐赠收入两个部分，考虑到限定性捐赠收入来源较为单一且受基金会与个别捐赠者间关系影响27。因此，本研究使用非限定性捐赠收入作为测量指标。2.自变量对于管理成本的测量，大部分研究倾向于使用管理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作为测量指标。基金会的管理支出占总支出比例越高，其管理成本越高，本文则沿用这一测量方式。为了与捐赠收入的测量指标保持一致，本文采用非限定性管理成本除以非限定性总支出对该变量进行测量。对于相对管理成本的测量，本文使用基金会管理成本减去该地区当年同级别基金会管理成本平均值作为测75Strategy and Management战略与管理2023年第 期3量标准。从该指标可以看出某一基金会管理成本在自身所处地区各类基金会中的相对位置。该指标数值越大，说明该基金会的管理成本高于本地区其他基金会的平均水平越多，其相对管理成本也就越高。对于公益基金会的认知程度，主要借鉴测量社会组织参与程度与认知程度的万人社会组织从业人数，设立公益基金会所在省份的万人基金会从业人数作为测量指标28。该变量使用基金会所在省份的基金会从业总人数除以该省总人口数进行测量，旨在测量不同省份人们参与基金会工作的情况。当参与基金会工作人员占总人口比重越高时，该地域居民接触基金会的机会和渠道也会更多，居民有更多机会了解基金会日常工作流程与组织实际价值，能够不断提升自身对基金会的认知程度。同时，基金会工作人员比例的增加说明人们更愿意参与基金会活动，间接表明该地区的人们对公益基金会的认知程度较高。3.控制变量针对公益基金会的捐赠收入，相关文献还讨论了其他变量的影响，本研究将相关变量列为控制变量处理。首先考虑基金会内部治理的相关变量的作用。基金会的政府补助收入，大量的政府投入使得基金会产生行政依赖，导致基金会着力发展政府关系而减弱自身的社会筹款活动。基金会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和筹资费用，以及基金会的总支出，由于活动支出的增加可以促使基金会获得更多筹款渠道，这些支出的增长也可能影响基金会捐赠收入的增加。公益基金会的信息披露情况，良好的基金会财务披露情况可以使捐赠人有效了解基金会，披露机制越好的基金会收到的捐赠越高29。公益基金会性质、年龄、总体规模等组织因素也会有所作用。由于公募基金会有更广泛的募捐渠道和来源，因此会比私募基金会更有募款优势。本研究将公募基金会设定为 1，私募基金会设定为 0。基金会成立时间越长，积累的资源与声望也会越多，筹款方面也会更有优势。但也有部分研究认为，公益基金会年龄的增加，在管理方面也会逐渐僵化，因此在达到一定顶点后年龄优势会转化为劣势。为了避免年龄因素可能产生的倒 U 型影响，本研究使用公益基金会年龄的平方对该变量进行测量。基金会的总规模越大，基金会的资源与声望也越高，因而能获得的捐赠收入也会越多。本研究使用基金会的净资产作为基金会规模的测量指标。对于不同省份基金会可获得的物质资源的多寡，本研究使用省内基金会收到捐赠资金除以省内基金会的总数量进行测量。由于本研究的对象是各基金会在个体层面的捐赠收入，测量该变量不仅需要考虑总体物质资源的绝对状况，还要考虑各类基金会竞争资源的激烈程度。因此，研究使用一个地区内基金会所得资源的平均水平作为测量指标，更加准确地判断基金会可获得物质资源的相对情况。除此以外，基金会所在地的市场化指数与法律制度也会影响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行政干预越低，捐赠方就可以自主采取捐赠行为30。而法律制度越完善的地区，人们之间和人与组织间的信任程度越高，也越有利于基金会捐赠收入的提高。现有文献测量两种指标大多数使用樊纲、王小鲁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为依据31，因此本文使用该指标对变量进行测量。各变量的测量及来源如表 1 所示：表 1各变量名称、测量方式与数据来源类别变量名变量测量来源因变量Lndon捐赠收入基金会非限定性捐赠收入，取自然数对数RICF 数据库自变量Admin管理成本基金会非限定性管理支出占非限定性总支出的比例RICF 数据库CAdmin相对管理成本基金会管理成本-该省份基金会平均管理成本RICF 数据库People对基金会的参与和认知状况基金会所在省份的从业人数除以该省份总人口数中国民政统计年鉴控制变量LnGov_income政府补助收入基金会非限定性政府补助收入RICF 数据库lnAc_cost业务活动成本基金会非限定性业务活动成本RICF 数据库lnAd_cost业务管理费用基金会非限定性的管理费用RICF 数据库LnRa_cost业务筹资费用基金会非限定性的筹资费用RICF 数据库LnAll_cost总支出基金会非限定性的总支出RICF 数据库FTI基金会的财务披露情况基金会在 FTI 透明指数榜中的 FTI 指数基金会中心网 FTI 透明指数Public基金会性质基金会为公募或非公募型，公募取 1，非公募取 0RICF 数据库Age基金会年龄基金会成立时间长短，取年龄的平方RICF 数据库Lnsize基金会规模基金会的净资产额，取自然数对数RICF 数据库Don_per基金会可获得的物质资源状况基金会所在省份的全部基金会收到的捐款总收入除以省内全部基金会数量中国民政统计年鉴Market市场化指数基金会所在省份的市场化指数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Legal法律制度环境基金会所在省份的法律与制度环境指数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资料来源：作者自制管理现代化76战略与管理Strategy and Management（三）模型构建与方法选择为验证论文假设，研究构建的模型如下：模 型 中，下 标 i（i=1,，3338）和 t（t=2013，2014，2015）分别表示基金会在数据库中 ID 号“i”和第 t 年。公式（1）主要考察管理成本对基金会捐赠收入的影响，公式（2）主要考察认知环境的调节作用是否显著。由于数据呈现双层结构，本文首先尝试分层线性模型进行研究，将省份作为分层依据，并使用 stata15.0 测量。结果显示，该数据的组内相关性系数（ICC）仅为0.026，不符合分层线性模型中要求 ICC 大于 0.06 的假设32，因此本文采用面板数据进行研究。为了判断模型应当采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本文首先使用豪斯曼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模型豪斯曼值超过 0.05，据此本文选用随机效应来报告数据处理结果。四、结果分析（一）描述性分析该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1234lnitititititdonadminDon perPeoplecontrol variablee=+_+_+（1）12345lnitititititititdonadminDon perPeopleadminPeoplecontrol variablee=+_+_+（2）表 2各变量描述性分析表变量名变量平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Lndon捐赠收入*5.2177462.1112810.6931477.39879Admin管理成本0.16652530.266023601CAdmin相对管理成本0.00011890.2597986 -0.38049330.9063534People对基金会的参与和认知状况0.36962110.41138850.0283571.31368LnGov_income政府补助收入*0.33709591.12821204.96981lnAc_cost业务活动成本*6.2376541.8227750.6931477.73892lnAd_cost业务管理费用*6.8756081.0361172.484917.92262LnRa_cost业务筹资费用*5.723440.59129106.94022LnAll_cost总支出*6.8259710.967044607.878913FTI基金会的财务披露情况（FTI）44.9128.691100Public基金会性质0.34666670.475994301Age基金会年龄#111.3268198.487401156Lnsize基金会规模*15.759411.3865918.4887121.5562Don_per基金会可获得的物质资源状况0.0708020.05568720.00178570.2728814Market市场化指数7.37 1.61 0.62 9.88 Legal法律制度环境*8.55 4.96 0.449.65注：*表示取变量的自然数对数，#表示取变量的平方，观测值为 2764 个。表 3变量间相关系数表格AdminCAdminPeopleLnGov_incomelnAc_costlnAd_costLnRa_cost LnAll_costFTIPublicAgeLnsize Don_per MarketLegalAdmin1CAdmin0.14811People-0.18760.72161LnGov_income0.0803*-0.0016-0.00011lnAc_cost-0.00620.0221-0.02730.0440*1lnAd_cost0.0353*0.03120.04030.0153*0.0413*1LnRa_cost0.00420.04170.01140.023*-0.0326*-0.0264*1LnAll_cost0.0634*0.0368*0.0565-0.01340.33170.1082*0.00351FTI0.0027-0.0127-0.03520.02080.0353-0.0134-0.0489*0.00341Public-0.0169*0.1525*0.10510.2616*-0.0383-0.03830.0706-0.0136*0.00931Age-0.0601*0.12030.0754*0.2344-0.0066-0.02930.0275-0.00850.00850.4366*1Lnsize0.0162-0.0188*-0.0146*0.17670.0303*-0.03710.0906*0.0281*0.0292*0.38160.3232*1Don_per0.05240.00250.0001-0.0295*0.00540.0330*-0.0166-0.00140.1562-0.1505*0.010.10761Market0.0838*-0.0291*0.0001-0.04330.06540.0426*-0.0049-0.0070.1310*-0.2721-0.0400*0.05840.5706*1Legal-0.0005-0.00510.00010.0501*0.0052-0.0283*0.0571*-0.0016-0.1247*0.1368*0.0966-0.0304*-0.2526-0.1942*1注：*表示两变量之间在 0.05 水平上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资料来源：作者自制77Strategy and Management战略与管理2023年第 期3从描述性的结果来看，基金会的捐赠收入的标准差较大，表明不同基金会的捐赠收入有较大的差别，这也证明研究基金会特征对其捐赠收入的影响是有必要的。基金会的管理成本均值较高达到 0.16，超过基金会管理规定中要求基金会管理开支不得多于总开支 10%的规定，说明地方基金会的管理效率还有待提高。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呈现出的变量分布具有一定离散性，证明不同地区的基金会的管理成本、相对管理成本与人们的认知状况都存在一定差别，这有助于我们分析相关自变量与捐赠收入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自变量之间的关系也较少具有自相关性，说明该模型内生性的问题并不严重。（二）回归结果及讨论本研究采用逐项回归的方式，将自变量逐项加入面板数据模型，既可以分别探究不同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又可以观察各自变量在不同模型中的显著性变化程度，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定性。模型 1-模型 5 的统计结果如表 3 所示：表 4主效应回归分析表模型 1模型 2模型 3模型 4模型 5Admin-0.092*（-3.244）-0.044（-1.159）-0.045（-1.208）-0.045（-1.202）CAdmin-0.561*（-1.989）-0.563*（-1.998）-0.556*（-1.970）People0.344*（2.122）0.670*（1.685）CAdmin*People0.331*（2.040）LnGov_income-0.233（0.378）-0.031（-0.830）-0.034（-0.908）-0.034（-0.893）-0.027（-0.710）lnAc_cost0.208*（0.222）0.168*（6.764）0.131*（4.211）0.129*（4.149）0.127*（4.081）lnAd_cost0.038（0.037）0.004（0.106）0.004（0.110）0.004（0.096）0.001（0.025）LnRa_cost0.024（0.066）0.009（0.138）0.003（0.049）0.001（0.012）0.000（0.005）LnAll_cost-0.001（0.039）0.032（0.778）0.060（1.396）0.061（1.424）0.062（1.448）FTI-0.001（0.001）-0.000（-0.837）-0.000（-0.886）-0.001（-1.036）-0.000（-0.932）Public0.167（0.135）0.112（0.797）0.121（0.865）0.136（0.968）0.240*（1.775）Age-0.001*（0.001）-0.001*（-2.763）-0.001*（-2.734）-0.001*（-2.757）-0.001*（-2.382）Lnsize0.030（0.040）-0.009（-0.228）-0.009（-0.226）-0.009（-0.217）0.007（0.178）Don_per0.584（1.023）0.574（0.563）0.493（0.483）0.493（0.484）0.594（0.583）Market0.011*（0.004）0.010*（2.372）0.010*（2.533）0.006（1.243）0.006（1.356）Legal0.002（0.002）0.001（0.187）0.001（0.189）0.003（0.952）0.003（1.115）_cons3.105*（0.802）3.188*（3.975）3.384*（4.190）3.383*（4.195）3.341*（4.137）N27642764276427642764注：*、*和*分别表示 10%、5%与 1%的显著性水平（下同）。资料来源：作者自制根据模型 1-5 所示，该模型中的各个控制变量的显著性程度基本保持不变，说明控制变量的选取基本合理。根据模型 2 所示，基金会的管理成本与基金会捐赠收入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基金会管理成本越低，其所获得的捐赠收入就会越高。然而，根据模型 3 所示，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加入基金会的相对管理成本后，模型中基金会的管理成本与基金会捐赠收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不再显著，而基金会的相对管理成本与基金会捐赠收入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相对于基金会管理成本，基金会相对管理成本才是影响基金会捐赠收入变化的关键因素。由此说明，人们会依据经过主观筛选的信息做出捐赠决策，证明假设 H1。根据模型 4 所示，基金会所在地从业人员比例与基金会的捐赠收入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基金会所在地的居民越理解和认可公益基金会的工作价值，越愿意向基金会捐赠资金，基金会的捐赠收入也会越多，印证了假设 H2。本研究为论证假设 H3，将基金会相对管理成本与从业人员占比两个变量进行交互项分析。为了防止生成交互项后与原变量间产生多重共线性的问题，研究将基金会相对管理成本与从业人员占比两个变量先进行中心化处理，然后再设置交互项并加入面板数据模型中，呈现出了模型 5 的结果。根据模型 5 所示，基金会相对管理成本与基金会所在地从业者比例的交互项和基金会获得捐赠收入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这说明基金会所在地区的人们认知状况会正向调节基金会相对管理成本对捐赠收入的影响。随着基金会所在地区人们的认知状况改善，基金会相对管理成本降低，会对基金会捐赠收入的增长产生更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 H3 得到验证。根据研究结果所示，基金会所处地区的人们对基金会的认知水平无论是作为自变量还是作为调节变量，都能够发挥作用。在从业者比例更高的地区，人们获得基金会治理状况的信息渠道更多，可以了解到更加准确的基金会管理知识，形成更合理的捐赠效用判断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原有捐赠决策的认知偏差会逐渐被捐赠者感知，捐赠者会依据基金会管理的知识与自身从业经验等因素积极调整捐赠决策的参考信息，向能有效控制管理成本、捐赠效用更高的基金会中投入更多捐赠。（三）稳健性检验文章首先对模型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模型 VIF 的平均数值仅有 1.6，各要素的数值也均低于5，模型各因素间多重共线性较低。此外，有学者认为管理成本的测量应该使用管理支出与收入之比，以此测量出管理成本投入是否能有效地转化为基金会增收的产出33。本文参考相关文献，将管理成本除以捐赠收入作为管理成本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设立管理成本管理现代化78战略与管理Strategy and Management的代理变量 Admin2。由于部分基金会捐赠收入为 0 导致该变量无法计算，本研究排除捐赠收入为 0 的样本，最终保留 2128 个有效样本，将代理变量与新生成的交互项分别加入模型中替换原变量，形成的模型 6，如表 5所示：表 5稳健性检验结果模型 6Admin-0.002（-0.216）CAdmin-0.001*（-4.877）People0.213*（3.032）CAdmin*People0.001*（2.192）控制变量控制_cons5.276*（13.630）N2128资料来源：作者自制根据结果显示，代理变量及新生成的交互项在加入模型后，变量的相关性系数方向与显著性都没有发生变化，其他变量的相关性系数方向与显著性也未发生较大的改变，由此可以证明本研究的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五、结语本研究基于中国基金会研究基础数据库及相关统计年鉴的数据分析，验证了基金会管理成本对其捐赠收入的影响机制。研究通过将基金会管理成本、捐赠者决策过程中的认知偏差，以及基金会的捐赠收入整合到一个分析框架中，探讨了捐赠者的认知偏差对基金会捐赠收入的直接与间接影响。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由于决策者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基金会的相对管理成本高低对其获取捐赠收入的影响更大；第二，基金会所在地区从业人员占比越高，该地区居民对基金会的认知水平越高，基金会获得捐赠收入越多；第三，基金会从业人员占比越高的地区，受个体从业经历等因素的影响的捐赠者会更加重视基金会相对管理成本这一决策信息。如果该地区基金会降低相对管理成本，能够更显著地提升其捐赠收入。文章的上述发现有一定的政策启示。由于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并不均衡，公益基金会需要因地制宜地制定发展策略与工作重点。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尝试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政府与基金会等主体要鼓励居民参与基金会的运营实践，提升居民对基金会的认知状况。特别是在公益基金会发展相对薄弱地区，改善居民对基金会的认知，不仅有助于潜在捐赠者做出捐赠决策，提升基金会获取捐赠收入，还有助于拓展捐赠者的信息渠道，便于其采取更加理性的捐赠决策，激励基金会不断提升自身的运营效率与管理能力。二是在基金会降低管理成本的前提下，基金会应当根据该地区的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状况，采取差异化的发展策略。在基金会发展相对薄弱地区，基金会管理者应当努力吸引更多人员参与公益慈善事业，营造全民慈善的氛围，以便增加自身的捐赠收入。在基金会相对较发达地区，基金会管理者应当锚定当地基金会管理成本的平均水平，通过简化程序、优化流程等多种方式将基金会管理成本约束至合理区间，才能获得更多捐赠资源的青睐。参考文献 1 Frumkin P,Ki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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