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传播: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信息扶贫再思考_李都.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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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3 年 6 月第 3 期 第 23 卷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Jun.2023No.3,Vol.23收稿日期:2022 10 20基金项目: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自由探索项目“信息扶贫视域下的数字乡村传播与新媒介赋权研究”(2021TS105)作者简介:李都(1994),男,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数字技术传播研究。doi:10.16112/ki.53 1160/c.2023.03.262数字乡村传播: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信息扶贫再思考李都(陕
2、西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摘要: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大屯街道团结村为个案,综合考量信息扶贫与数字乡村建设,深入思考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行动者网络与价值趋向演变。研究发现:在信息扶贫的背景下,多元主体被裹挟到了数字乡村的建设中来,并在动态的博弈中实现平衡,进而通过问题化 利益相关化 征召 动员四个“转译”阶段构建行动者网络。探究多元共同体之下的行动者网络关系,适时转换媒介介入角色与扶贫对象的战略理念,从而为不同主体提供在乡村振兴中积极作为的空间,这是数字乡村振兴的基础,亦有益于媒介与数字乡村的未来发展规划。关键词:行动者网络;新媒介赋权;乡村
3、振兴;媒介环境;数字乡村中图分类号:F49;G206;F3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 1254(2023)03 0151 08Digital ural Communication:ethinking Information PovertyAlleviation Based on Actor Network TheoryLI Du(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 an 710119,Shaanxi,China)Abstract:Based on the Actor Network T
4、heory,this paper takes Tuanjie village,Datun Street,Gejiu Cit-y,Honghe Hani and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as a case,comprehensively considers inform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and deeply thinks about the evolution of actor network and value trends inin the construction
5、 of digital villages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context of inform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variousforces were trapp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villages gaining balance in dynamic game and thereby establishthe actor network through the four“translational”stages of problematization,stakeholder,recr
6、uitment,and mo-bilization By exploring the network relationship of actors under the multi community and changing the strate-gic concept of media intervention roles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targets in a timely manner,we can provide spacefor different subjects to take an active role in rural revitaliza
7、tion,which offers the basis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digital villages and is beneficial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media and digital villagesKey words:Actor Network Theory,new media empowerment,rural revitalization,media environment,digital village2021 年 2 月 25 日,国家乡村振兴局在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北街 1 号正式
8、挂牌,替代了原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这意味着国家在补齐了物质环境与社会经济短板的情况下,开始转变乡村工作思路。国务院办公厅在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中提出,互联网在农村的普及率要有明显的提升,利用数字资源库打造有特色的乡村文化,使乡村经济在数字技术的辅助下得到有效发展;“互联网+政务服务”要快速渗透到乡村的发展中去;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明显缩小,村民的媒介素养有较大幅度的提升等目标1。在“信息扶贫”推动下,数字化的乡村业态将成发展趋势,但数字乡村并非简单的新媒体建设,而是涉及乡村的社会结构与关系不断地进行重塑与规整,由此也使城乡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深层结构产生联动,激发乡村数
9、字化建设与振兴的内在力量。数字乡村建设要建立多元主体参与格局。拉图尔认为行动者具有能动性与广泛性,由于行动者时时刻刻都在发生作用,整个系统网络的运转是动态的,因此要评估行动者的地位和作用。需要注意的是,不同于自然的媒介渗透,“信息扶贫”通过国家的顶层设计作用于不同的乡村社会,需要针对不同的乡村因素深入探讨数字化建设,而媒介环境变化必然牵动着在扶贫过程中行动者的主体与转译。因此,本文基于田野调研与深度访谈,试图回答以下问题:第一,当前阶段的信息扶贫对乡村传播格局产生了何种影响?第二,在新媒介格局的影响下,行动者主体发生了哪些变化?第三,行动者如何通过转译来实践扶贫行动?第四,如何在调动多元主体参
10、与的前提下,建立独特传播方式,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内在动力。一、研究个案与研究方法(一)研究个案关于个案选择,考虑到研究价值与推广价值,在选择个案的时候需具备以下几个条件:该地区是否符合国家重点扶持的“老少边穷”的条件;是否在近期完成或即将完成物质脱贫;所选个案是否正在进行信息扶贫工作。结合现实条件,最终选择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团结村为个案。该行政村隶属云南省个旧市大屯街道,在国家扶贫工作开展后,经济已不是主要问题,在信息扶贫的开展之下,媒介环境变迁,其媒介影响已经自然化,正处于完成物质脱贫走向信息扶贫的阶段。因此,以团结村为案例,探究如何在新媒介普及下提高村民的媒介意识,从而达到挖
11、掘自身的地方性资源,寻找乡土社会“自有”的发展脉络,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建构自身独特的传播模式,具有代表性与科学性。(二)研究方法研究方法主要采用调查问卷与深度访谈,调查问卷主要涉及当地的基本信息,包括媒介使用情况,媒介消费水平以及村民的媒介意识的反馈等,以此希望通过问卷的形式来把握团结村的信息扶贫进展,执行效果与村民的媒介实践等。为宏观地了解团结村的媒介使用情况,本研究共发放 350 份调查问卷。限于部分村民文化程度不高、沟通不畅等因素,回收有效问卷 285 份,回收率为 81.4%。在接受调查问卷的填写人中,女性 192 人;男性 93 人。初中及以上学历 50 人,大部分人家庭以养殖业或
12、种植业为主。深度访谈围绕团结村的媒介变迁,深入了解村民民族文化传播与媒介日常实践,重点考察在信息扶贫政策中,“行动者”的实践反馈。深度访谈对象具体信息见表 1:表 1深度访谈对象名单及信息采访对象年龄性别社会身份150男农民228男自由职业者346男村委员会委员435女农民580女农民642女个体户755男团结村老年大学领导878男农民956女个体户1063男农民二、团结村数字乡村建设与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ANT),阐释了行动者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异质性网络空间,而“行动者”这一概念包含组织、群体、个人等“人”的行动者,也包含通过制造差别而改变事
13、物状态的“非人”行动者。该理论核心概念有三个:行动者(Actor)、转译者(Mediator)、网络(Network),强调一种自然、251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3 卷社会、文化等人与非人的联动,以此来促进某一种事业的进程。通过此理论视角对团结村数字乡村建设进行研究。一方面,是对目前信息扶贫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印证;另一方面,在分析团结村数字乡村建设的同时,挖掘容易被忽略的行动主体以及对此能够适时有针对性地转换媒介角色与扶贫对象的战略理念,为不同主体在乡村振兴中挖掘积极作为的空间。(一)被裹挟的行动者:多元主体的凸显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行动者”可以指人,也可以指非人的存在和力量。每
14、个行动者都有行动的能力和自身的利益,不同利益取向和行动方式的参与者结成了强大的“无缝之网”2。在数字乡村扶贫与建设中,人类行动包括记者、扶贫干部、村委会、村民等,非人类行动者则分为物质与意识两种范畴类型。物质表现为新媒介网络系统、农业、商业技术等,意识范畴行动者表现为政策制度、村民媒介意识、村民的媒介需求等。在信息扶贫的大背景下,媒介融合注定是趋势。但是,不可否认,正如费孝通在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总结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人际关系以个人为中心,亲疏关系以血缘、地缘为基础,公私关系具有相对性以及礼治秩序以人伦为基础3。以关系为导向的行为方式依然是乡村社会的主要模式,在田野调查中,或多或少会
15、在一个村民面前提到另一个村民,他们都能够找到与其对应的熟人网络圈子。这种社会关系的亲疏直接关系到每一个村民的行为,影响着其价值认知取向,并起到稳定的人际传播作用,信息在这个圈子里面发酵传播,并且基于熟人关系网络的人际传播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而在新媒介环境之下,团结村从人际传播模式逐渐转化为大众传播模式,以媒介平台为载体向大众传播信息。自从信息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团结村媒介信息获取从报纸、广播向电视、手机、电脑等方向转变。一方面,村民媒介素养与媒介消费能力还没有完全能匹配上高速接入的大众媒介,致使村民更依赖传统的广播、报纸等。电视、电脑、智能手机刚刚开始在城里兴起的时候,农村对于这些还没普及。之前
16、村里也开展过组织大家学习有关扶贫的信息,但都是开大会,有时候对一些知识点或者政策一知半解。现在电视、手机、电脑都有了,可以自己了解一些信息动态。受访者 3 号另一方面,信息扶贫依托新媒介的发展消解了以人际传播为主的乡村传播模式,但并未达到完全的消解,从而导致一部分拥有并熟练运用新媒介的村民形成独立的媒介小圈子。村子里最先开始使用智能手机的是从事种植业或者渔业的一批人,因为他们不仅需要一部分农业方面的知识,而且需要找到销售渠道,他们之间也相互有联系,沟通最多的是在种植、销售等问题上,生活中的事情沟通较少。受访者 6 号对团结村的管理来说,信息传播模式主要以线下走访科普为主、线上通知为辅的方式。在
17、这种传播模式背景之下,传播主体往往是村委会或者扶贫小组,以及讲解农业知识的老师。传播对象集中在从事种植业、畜牧业等劳动的乡村常住人口,村委会也在尝试运用微信、QQ 等平台建立快速便捷的线上政务,但受众面积局限于拥有并且熟练运用社交平台的村民,这对村民媒介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前村里有事情开会都是在村委会的大喇叭通知,我们也建议用手机来通知一些信息,这样就不必要每次都集中起来。但有一部分村民使用微信或者 QQ 不熟悉,还有一部分村民对手机上发送的信息读起来能力较差,还需要打电话或者询问其他身边的人,所以还不如把大家召集起来一起开会,但这样有点浪费时间。不在村子里的村民或者有事情不能去开会的村民
18、,村委会有时候就通过微信发给一些年轻人,但是要做到每次都通知到每一个人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受访者 1 号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是权力运行机制的具体表现。从团结村新媒介情况来看,对于村民来说,改变的是一种形式,而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所呈现出来的状态正是一种形式,单一的传播维度被多维、即时、平等、高效的传播模式替代。一定程度上来带来不仅是个体话语权的回归,提供了构建完善的行动者网络参与的渠道与权力,并且个人的情感、信任、互动也将影响着行动力351第 3 期李都:数字乡村传播: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信息扶贫再思考的方向,所有的人际传播、大众传播被调动,融合交叉,凸显了微观层面个体的力量。可以看出,从目前的信息
19、扶贫上来看,物质层面的“行动者”更为完善,实现了新媒介环境的改善,而意识层面的“行动者”则相对欠缺,从内部的村民、村委会成员,到外部的企业、专家、学者,都需要形成命运共同体。也正是由于这种权力关系的颠覆与重构,原先的传播机制、传播关系需要在多元主体的参与之下寻求稳定的动态平衡,适应乡村的“数字化”。(二)行动者的“转译”:新媒介赋权下的主动参与转译是行动者之间相互作用、建立行动者网络的基本途径4。核心行动者通过转译,把其他行动者的问题和兴趣用自己的语言转换出来,经过磋商和博弈,最后协调利益,达成共识。转译包括四个阶段:第一,问题化,即让所有行动者接受实现各自利益的途径,并提出目标要解决的关键
20、问 题,也 就 是 通 过 该 网 络 强 制 通 行 点(OPP);第二,利益相关化,即核心行动者根据其他行动者的目标引起兴趣并界定行动者角色;第三,征召,即核心行动者尽可能把其他行动者纳入相关网络;第四,动员,即动员所有的行动者在即将构建的网络中能发挥自身的作用5。在信息扶贫背景下,第一阶段首先需要明确问题化,媒介环境是如何改善的?在媒介环境变化下,如何提高村民“接受使用熟练”的媒介意识,拓展以媒介为主的扶贫渠道。对于政府主体来说,“转译”意味着提供多维信息获取保障、落实媒介设备的同时,寻求在高速的媒介变迁与缓慢的观念接受里寻求共容,找到与既定的媒介意识形态相匹配的扶贫效率。例如,在团结村
21、,中青年以上的人口都属于“数字移民”,多样化的扶贫形式依托各种新媒体开展,尽快让“数字移民”转变为“数字精英”,能为村民主动参与乡村建设提供平等对话平台。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在于“数字精英”的发展,而“数字精英”的培养关键在于鼓励“数字移民”成为“数字精英”。“数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s)在数字、网络科技没有普及之前出生的人,他们的生活从“没有互联的世界”迁入“万物互联的时代”,数字技术对他们而言算是相对新鲜的事物,在面对当下的互联网、数字信息时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的过程。团结村在借鉴个旧市“老年大学”提供村民学习互联网、电脑、智能手机运用等知识的老年大学,同时开展声乐、
22、舞蹈等文化班。开始学员的年龄跨度从 36 76 岁,老中青三代学员。后来在短短半个月的学习过程中,原定两个班的开班计划人数,由于学员人数越报越多,只得从第二周起分成午班、夜班共四个教学班分别上课。让人想不到的是,以老年人为重点招生对象的学校,却在中青年人中的反响更大。我们鼓励大家在学习文化艺术的同时,积极在互联网上分享,也是给自己打打气,让外面的人能够看到我们村子的活力。受访者 7 号对于新媒体的接触,团结村的村民表现出从“信息欲望”转变为“信息需求”。“我孙子在昆明上大学,以前想孙子的时候只能打打电话,后来孙子提议给我买个好手机,能在手机上和他见面聊天,但我不会使用。现在办了这个老年大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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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 乡村 传播 基于 行动 网络 理论 信息 扶贫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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