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传播：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信息扶贫再思考_李都.pdf

2023 年 6 月第 3 期 第 23 卷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Jun.2023No.3，Vol.23收稿日期:2022 10 20基金项目: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自由探索项目“信息扶贫视域下的数字乡村传播与新媒介赋权研究”(2021TS105)作者简介:李都(1994)，男，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数字技术传播研究。doi:10.16112/ki.53 1160/c.2023.03.262数字乡村传播: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信息扶贫再思考李都(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摘要: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大屯街道团结村为个案，综合考量信息扶贫与数字乡村建设，深入思考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行动者网络与价值趋向演变。研究发现:在信息扶贫的背景下，多元主体被裹挟到了数字乡村的建设中来，并在动态的博弈中实现平衡，进而通过问题化 利益相关化 征召 动员四个“转译”阶段构建行动者网络。探究多元共同体之下的行动者网络关系，适时转换媒介介入角色与扶贫对象的战略理念，从而为不同主体提供在乡村振兴中积极作为的空间，这是数字乡村振兴的基础，亦有益于媒介与数字乡村的未来发展规划。关键词:行动者网络;新媒介赋权;乡村振兴;媒介环境;数字乡村中图分类号:F49;G206;F3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 1254(2023)03 0151 08Digital ural Communication:ethinking Information PovertyAlleviation Based on Actor Network TheoryLI Du(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 an 710119，Shaanxi，China)Abstract:Based on the Actor Network Theory，this paper takes Tuanjie village，Datun Street，Gejiu Cit-y，Honghe Hani and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as a case，comprehensively considers inform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and deeply thinks about the evolution of actor network and value trends in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villages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context of inform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variousforces were trapp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villages gaining balance in dynamic game and thereby establishthe actor network through the four“translational”stages of problematization，stakeholder，recruitment，and mo-bilization By exploring the network relationship of actors under the multi community and changing the strate-gic concept of media intervention roles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targets in a timely manner，we can provide spacefor different subjects to take an active rol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which offers the basis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digital villages and is beneficial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media and digital villagesKey words:Actor Network Theory，new media empowerment，rural revitalization，media environment，digital village2021 年 2 月 25 日，国家乡村振兴局在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北街 1 号正式挂牌，替代了原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这意味着国家在补齐了物质环境与社会经济短板的情况下，开始转变乡村工作思路。国务院办公厅在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中提出，互联网在农村的普及率要有明显的提升，利用数字资源库打造有特色的乡村文化，使乡村经济在数字技术的辅助下得到有效发展;“互联网+政务服务”要快速渗透到乡村的发展中去;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明显缩小，村民的媒介素养有较大幅度的提升等目标1。在“信息扶贫”推动下，数字化的乡村业态将成发展趋势，但数字乡村并非简单的新媒体建设，而是涉及乡村的社会结构与关系不断地进行重塑与规整，由此也使城乡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深层结构产生联动，激发乡村数字化建设与振兴的内在力量。数字乡村建设要建立多元主体参与格局。拉图尔认为行动者具有能动性与广泛性，由于行动者时时刻刻都在发生作用，整个系统网络的运转是动态的，因此要评估行动者的地位和作用。需要注意的是，不同于自然的媒介渗透，“信息扶贫”通过国家的顶层设计作用于不同的乡村社会，需要针对不同的乡村因素深入探讨数字化建设，而媒介环境变化必然牵动着在扶贫过程中行动者的主体与转译。因此，本文基于田野调研与深度访谈，试图回答以下问题:第一，当前阶段的信息扶贫对乡村传播格局产生了何种影响?第二，在新媒介格局的影响下，行动者主体发生了哪些变化?第三，行动者如何通过转译来实践扶贫行动?第四，如何在调动多元主体参与的前提下，建立独特传播方式，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内在动力。一、研究个案与研究方法(一)研究个案关于个案选择，考虑到研究价值与推广价值，在选择个案的时候需具备以下几个条件:该地区是否符合国家重点扶持的“老少边穷”的条件;是否在近期完成或即将完成物质脱贫;所选个案是否正在进行信息扶贫工作。结合现实条件，最终选择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团结村为个案。该行政村隶属云南省个旧市大屯街道，在国家扶贫工作开展后，经济已不是主要问题，在信息扶贫的开展之下，媒介环境变迁，其媒介影响已经自然化，正处于完成物质脱贫走向信息扶贫的阶段。因此，以团结村为案例，探究如何在新媒介普及下提高村民的媒介意识，从而达到挖掘自身的地方性资源，寻找乡土社会“自有”的发展脉络，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建构自身独特的传播模式，具有代表性与科学性。(二)研究方法研究方法主要采用调查问卷与深度访谈，调查问卷主要涉及当地的基本信息，包括媒介使用情况，媒介消费水平以及村民的媒介意识的反馈等，以此希望通过问卷的形式来把握团结村的信息扶贫进展，执行效果与村民的媒介实践等。为宏观地了解团结村的媒介使用情况，本研究共发放 350 份调查问卷。限于部分村民文化程度不高、沟通不畅等因素，回收有效问卷 285 份，回收率为 81.4%。在接受调查问卷的填写人中，女性 192 人;男性 93 人。初中及以上学历 50 人，大部分人家庭以养殖业或种植业为主。深度访谈围绕团结村的媒介变迁，深入了解村民民族文化传播与媒介日常实践，重点考察在信息扶贫政策中，“行动者”的实践反馈。深度访谈对象具体信息见表 1:表 1深度访谈对象名单及信息采访对象年龄性别社会身份150男农民228男自由职业者346男村委员会委员435女农民580女农民642女个体户755男团结村老年大学领导878男农民956女个体户1063男农民二、团结村数字乡村建设与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ANT)，阐释了行动者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异质性网络空间，而“行动者”这一概念包含组织、群体、个人等“人”的行动者，也包含通过制造差别而改变事物状态的“非人”行动者。该理论核心概念有三个:行动者(Actor)、转译者(Mediator)、网络(Network)，强调一种自然、251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3 卷社会、文化等人与非人的联动，以此来促进某一种事业的进程。通过此理论视角对团结村数字乡村建设进行研究。一方面，是对目前信息扶贫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印证;另一方面，在分析团结村数字乡村建设的同时，挖掘容易被忽略的行动主体以及对此能够适时有针对性地转换媒介角色与扶贫对象的战略理念，为不同主体在乡村振兴中挖掘积极作为的空间。(一)被裹挟的行动者:多元主体的凸显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行动者”可以指人，也可以指非人的存在和力量。每个行动者都有行动的能力和自身的利益，不同利益取向和行动方式的参与者结成了强大的“无缝之网”2。在数字乡村扶贫与建设中，人类行动包括记者、扶贫干部、村委会、村民等，非人类行动者则分为物质与意识两种范畴类型。物质表现为新媒介网络系统、农业、商业技术等，意识范畴行动者表现为政策制度、村民媒介意识、村民的媒介需求等。在信息扶贫的大背景下，媒介融合注定是趋势。但是，不可否认，正如费孝通在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总结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人际关系以个人为中心，亲疏关系以血缘、地缘为基础，公私关系具有相对性以及礼治秩序以人伦为基础3。以关系为导向的行为方式依然是乡村社会的主要模式，在田野调查中，或多或少会在一个村民面前提到另一个村民，他们都能够找到与其对应的熟人网络圈子。这种社会关系的亲疏直接关系到每一个村民的行为，影响着其价值认知取向，并起到稳定的人际传播作用，信息在这个圈子里面发酵传播，并且基于熟人关系网络的人际传播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而在新媒介环境之下，团结村从人际传播模式逐渐转化为大众传播模式，以媒介平台为载体向大众传播信息。自从信息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团结村媒介信息获取从报纸、广播向电视、手机、电脑等方向转变。一方面，村民媒介素养与媒介消费能力还没有完全能匹配上高速接入的大众媒介，致使村民更依赖传统的广播、报纸等。电视、电脑、智能手机刚刚开始在城里兴起的时候，农村对于这些还没普及。之前村里也开展过组织大家学习有关扶贫的信息，但都是开大会，有时候对一些知识点或者政策一知半解。现在电视、手机、电脑都有了，可以自己了解一些信息动态。受访者 3 号另一方面，信息扶贫依托新媒介的发展消解了以人际传播为主的乡村传播模式，但并未达到完全的消解，从而导致一部分拥有并熟练运用新媒介的村民形成独立的媒介小圈子。村子里最先开始使用智能手机的是从事种植业或者渔业的一批人，因为他们不仅需要一部分农业方面的知识，而且需要找到销售渠道，他们之间也相互有联系，沟通最多的是在种植、销售等问题上，生活中的事情沟通较少。受访者 6 号对团结村的管理来说，信息传播模式主要以线下走访科普为主、线上通知为辅的方式。在这种传播模式背景之下，传播主体往往是村委会或者扶贫小组，以及讲解农业知识的老师。传播对象集中在从事种植业、畜牧业等劳动的乡村常住人口，村委会也在尝试运用微信、QQ 等平台建立快速便捷的线上政务，但受众面积局限于拥有并且熟练运用社交平台的村民，这对村民媒介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前村里有事情开会都是在村委会的大喇叭通知，我们也建议用手机来通知一些信息，这样就不必要每次都集中起来。但有一部分村民使用微信或者 QQ 不熟悉，还有一部分村民对手机上发送的信息读起来能力较差，还需要打电话或者询问其他身边的人，所以还不如把大家召集起来一起开会，但这样有点浪费时间。不在村子里的村民或者有事情不能去开会的村民，村委会有时候就通过微信发给一些年轻人，但是要做到每次都通知到每一个人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受访者 1 号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是权力运行机制的具体表现。从团结村新媒介情况来看，对于村民来说，改变的是一种形式，而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所呈现出来的状态正是一种形式，单一的传播维度被多维、即时、平等、高效的传播模式替代。一定程度上来带来不仅是个体话语权的回归，提供了构建完善的行动者网络参与的渠道与权力，并且个人的情感、信任、互动也将影响着行动力351第 3 期李都:数字乡村传播: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信息扶贫再思考的方向，所有的人际传播、大众传播被调动，融合交叉，凸显了微观层面个体的力量。可以看出，从目前的信息扶贫上来看，物质层面的“行动者”更为完善，实现了新媒介环境的改善，而意识层面的“行动者”则相对欠缺，从内部的村民、村委会成员，到外部的企业、专家、学者，都需要形成命运共同体。也正是由于这种权力关系的颠覆与重构，原先的传播机制、传播关系需要在多元主体的参与之下寻求稳定的动态平衡，适应乡村的“数字化”。(二)行动者的“转译”:新媒介赋权下的主动参与转译是行动者之间相互作用、建立行动者网络的基本途径4。核心行动者通过转译，把其他行动者的问题和兴趣用自己的语言转换出来，经过磋商和博弈，最后协调利益，达成共识。转译包括四个阶段:第一，问题化，即让所有行动者接受实现各自利益的途径，并提出目标要解决的关键 问 题，也 就 是 通 过 该 网 络 强 制 通 行 点(OPP);第二，利益相关化，即核心行动者根据其他行动者的目标引起兴趣并界定行动者角色;第三，征召，即核心行动者尽可能把其他行动者纳入相关网络;第四，动员，即动员所有的行动者在即将构建的网络中能发挥自身的作用5。在信息扶贫背景下，第一阶段首先需要明确问题化，媒介环境是如何改善的?在媒介环境变化下，如何提高村民“接受使用熟练”的媒介意识，拓展以媒介为主的扶贫渠道。对于政府主体来说，“转译”意味着提供多维信息获取保障、落实媒介设备的同时，寻求在高速的媒介变迁与缓慢的观念接受里寻求共容，找到与既定的媒介意识形态相匹配的扶贫效率。例如，在团结村，中青年以上的人口都属于“数字移民”，多样化的扶贫形式依托各种新媒体开展，尽快让“数字移民”转变为“数字精英”，能为村民主动参与乡村建设提供平等对话平台。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在于“数字精英”的发展，而“数字精英”的培养关键在于鼓励“数字移民”成为“数字精英”。“数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s)在数字、网络科技没有普及之前出生的人，他们的生活从“没有互联的世界”迁入“万物互联的时代”，数字技术对他们而言算是相对新鲜的事物，在面对当下的互联网、数字信息时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的过程。团结村在借鉴个旧市“老年大学”提供村民学习互联网、电脑、智能手机运用等知识的老年大学，同时开展声乐、舞蹈等文化班。开始学员的年龄跨度从 36 76 岁，老中青三代学员。后来在短短半个月的学习过程中，原定两个班的开班计划人数，由于学员人数越报越多，只得从第二周起分成午班、夜班共四个教学班分别上课。让人想不到的是，以老年人为重点招生对象的学校，却在中青年人中的反响更大。我们鼓励大家在学习文化艺术的同时，积极在互联网上分享，也是给自己打打气，让外面的人能够看到我们村子的活力。受访者 7 号对于新媒体的接触，团结村的村民表现出从“信息欲望”转变为“信息需求”。“我孙子在昆明上大学，以前想孙子的时候只能打打电话，后来孙子提议给我买个好手机，能在手机上和他见面聊天，但我不会使用。现在办了这个老年大学，我也想来学学怎么使用网络，不要老让年轻人看不起我们嘛。”受访者 5 号四五十岁的学员熟练地运用电脑或操作智能手机网购甚至网销，六七十岁的奶奶、婆婆级甚至老祖级的老人发微信、晒照片。一位在电脑和摄影班学习半年的村民说:“我今年 78 岁了，以前电话都是有钱人家用的，现在每个人一个大屏手机。虽然有钱了，但买来也不会用，这就很尴尬。我们也想尝试，但也没有人教。现在有机会去学习当然一定要去了。”受访者 8 号我们无法忽视“数字移民”在乡村建设中的作用，不仅因其占有相当的比例和人际信任的基础，对于信息扶贫的整体开展起到关键作用。媒介身份的转变凸显了村民的信息需求与认同建构，通过“老年大学”这个平台，以数字教育的方式推动村民的主动参与。对于商业主体来说，乡村需要进行内部优化周转，抓住重点特色产业，乡村以现代化、优思想、高收益的方式保障数字乡村的共治与善治。随着信息扶贫和滇南城市中心的发展，团结村的451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3 卷地理优势逐渐凸显。其中，以个旧市电子商务创业园为代表的电商贸易项目就位于团结村，用地面积约 600 亩(按人行道内侧计算)，总建筑规划面积为 60 万平方米(按规划方案批复确定)。全面建成后预计年 100 亿的收入，同时对于岗位将提供 3.5 万人以上的就业;同时，商城主打“1+2”和“5+1”的理念进行开发，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建立以东盟义乌商品博览城为商品交易集散中心。“5+1”即商贸展销、文化旅游、跨境电子商务、物流配送、商业配套、生产加工基地在“两廊一圈”的区域经济发展框架下，成为中国辐射东盟贸易的经济腹地和重要交通枢纽，促进周边经济增长模式的创新。在此模式背景之下，乡村是村民信息行为中突出的要点。其次，乡村的“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特色农业产业，确保在市场竞争中具备竞争优势。对于东盟义乌商贸城的建立，有村民这样说:“之前就听说这里要建个大商场，会给当地的一些村民提供工作，也吸引了一部分在城里打工的村民回来找找有没有合适的工作机会，觉得这里离家又近，也能够学一些东西。”受访者 2 号东盟义乌商城的建立，为村子吸引更多的企业入驻，对于调动个体村民的积极性依然存在不能与之相匹配的问题。原因主要在于没有建立针对当地乡村特点的对外销售渠道，村民农业种植知识虽有提升，却不能主动寻求网络平台，传媒经济的能力却停滞不前。因此，电子商务与商贸城的建立容易在提升整体区域经济的同时忽略自身周边的发展，要解决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的现状，同时通过这种发展模式消解原先农民和自然的关系，培养农民的数字农业思想，使传统的农业与现代数字技术结合，促进农村进出平衡发展。对于乡村主体来说，重视信息技术作为一种新媒介，赋予了村民积极有效地运用大众传媒并展开相应的传播活动，进而为自身权益的声张和自我发展的道路寻求新的渠道或方式。通过互联通信网络，团结村的村务开始由传统的线下走访处理转变为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政务模式;同时，在线上可以提供农业技术、知识和相关新闻的服务，打造有针对性的扶贫信息网络。这种线上政务的办公模式对于扶贫工作而言，首先带来的就是信息的有效性、针对性，同时减轻了村民自己获取和解读信息的压力，使村民获得信任，增强其参与的主动性。其次，对于扶贫工作本身而言，线上扶贫能缩短扶贫中的调查时间，缓解前期压力，也加强了被扶贫对象的信息准确度，避免错扶、漏扶。通过精准扶贫 APP 对信息集中处理，这种扶贫方式将改变原有的碎片化扶贫，既能提升时效，也能及时接收反馈，适时调整工作方向。与此同时，扶贫信息透明化、扶贫工作公开化，让村民对扶贫工作实时监督，避免在扶贫过程中出现贪污腐败的情况，积极配合扶贫工作。以前一些不太懂的扶贫政策我们都是等着村里开会，或者等扶贫工作者来一一讲解。现在有什么不懂的可以直接在手机软件里面找到电话咨询，对于不懂的政策或者信息我们可以看图、看视频，理解起来容易多了，而且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及时告诉领导。受访者 4 号建立信息网络的目的就在于弥补乡村长期的信息反馈渠道，快速解答基础问题，增加与村民的有效互动，提升村民的媒介意识与自我发展能力。以人为中心的万物互联趋势，产生了繁荣的社群，在这个社群中更强调归属感和群体意识6。从早期的有时间差的论坛、贴吧、到后来具有即时性的 QQ 群，微信群等代表性的社交媒体出现，凭借着打破时空限制的便捷，社群交往更加密切，也标志着社交媒介的成熟。我手机里有好几个石榴销售的群，大家在里面提供销售信息，平常也发一些有关石榴的新闻、种植技术和气温提示。有时候我也给其他群发一些自己种的石榴，零零散散也会有一些人通过微信跟我购买。受访者 6 号社交媒体赋予村民同一平等的交流平台，以微信群聊的媒介形式的确提高了村民的参与度与自我扶贫的意识。当我们将网络空间中的对话都建构在一种知识基础上时，人们的日常话语实践与意识形态、信息等就会产生自发的张力，它也是使社会系统生机勃勃的生命力源泉。在团结村的数字化进程中，从文化、教育、551第 3 期李都:数字乡村传播: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信息扶贫再思考生态等多方面实现上下联动，让每个领域的相关主体都参与到数字乡村的建设中来，体现出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而从传统的社会结构来看，以往的组织代替个体行使权力，个体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被宏大的叙事所掩盖 7。信息时代，数字乡村建设不仅需要激发多元主体的外部力量，同时也要调动村民的自主性与自觉性。因此，政府、企业、社会、专家等外部力量与当地村民等内部力量共同构建的网络，都可视为“行动者”，并共同参与到“转译”的过程中(见表2)。表 2信息扶贫的转译过程政府主体商业主体乡村主体问题化改善媒介环境社会企业责任挖掘独有的内生力量利益相关媒介设备的落实电子创业园老年大学、服务微信群征召政府官员、国家企业、技术人员各商家、企业、政府官员、村民村民、专家、学者动员参与行动，技术扶贫参与行动，渠道扶贫参与行动，意识扶贫信息扶贫意在建立综合性网络生态，有针对性地完善信息传播渠道，通过内外部的信息传播革新来推动人文与社会的数字化结合。从信息的外部扶贫结构来看，传统的乡村传播模式也在逐渐消解。通过电子商务的开展，独特的农业模式拥有了长期稳定的突破口，并且作为一张名片散发出去。从信息内部扶贫来看，在注重技术发展的同时关注村民本身，从扶贫转向扶智，通过全民的教育普及推动村民的行动参与，同时鼓励村民形成自我行动力量的媒介圈子，激发村民内在动力，参与到数字乡村的建设中。与此同时，技术层面的发展必须寻求与之相匹配的媒介素养与媒介意识，以政府为主导的信息扶贫力量必须注重技术与意识并行、人才与经济的互动发展。(三)行动者网络的重构:新媒介赋权语境下的个体力量在信息扶贫开展下，新媒介不仅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重构了乡村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多元主体的行动者网络逐渐被建构。与此同时，虽然多元的主体参与打破了原先单一的政府行为，但作为行动者网络的村民个体力量却容易在传统的组织权力之下被宏大的叙事所掩盖，往往忽略村民个体的媒介意识是在整个行动者中重要的一环。新媒介赋权是传播与权力博弈的过程，强调多元主体在传播中产生、实现或消解、丧失其统治与支配的能力8。在原有传统的社会结构中，个体的权力行动被组织所代替，消解中心化，使多元主体参与有了可能。新媒介赋权中强调多元主体传播与权力的博弈。对具体的主体而言，有可能是增权，也有可能是减权。也就是说，当个体获得权力的同时，其需求需要与组织的需求合理统一，其中包括利益、情感、资源的博弈的过程，也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因此，这就是新媒介赋权的同时也存在个体反赋权的可能性。“反”并非意味着以对立面的形式出现，而是一种赋权之后的反馈力量，而这种反馈力量如果不能与组织的力量形成合理的统一，那新媒介赋权对于个体来说就有可能变为减权。我们认识赋权与反赋权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了解其如何型构社会，需要找出个体与组织所存在的理性与感性之间的关联性，让个体和组织在新媒介赋权下主动合理地参与到社会发展中来。一方面，新媒介赋权后的主体与个体在相互沟通、连接中要求多元主体把握不断变化的个体需求，强调政务处理的公开透明、公正公平，强调主体树立公信力，适时调整方针策略;另一方面，新媒介赋权在改变媒介环境的同时，也在重塑村民个体的媒介意识，基于信任、情感、熟人网络等传播模式将成为主流。这意味着在参与信息扶贫过程中的多元主体要关注并尽量覆盖信息贫困个体，加强关系网络，使情感与理性在权力的转换与博弈中得到统一。具体到团结村，对于拥有媒介权力的村民来说，如何平衡自我需求与政府需求的统一?对于政府、社会组织来说，又如何调动村民的内在积极性，找到符合当地乡村传播格局的信息扶贫模式?因此，正确认识新媒介赋权下对个体的影响，不仅在于能够通过调动村民的资源、情感、关系等来进行更有针对性的信息扶贫，而且把当651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3 卷村民个体作为一种行动者力量，才能完善整个扶贫网络体系，实现精准扶贫。三、行动者网络的完善:数字乡村建设的共治与善治(一)务工青壮年:信息扶贫机制的主体再扩充从团结村的状况来看，因其自然条件限制，经济产业的发展缓慢，难以匹配的就业机会，存在大多数青壮年村民进城务工的情况。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乡村常住青壮年流失严重，一方面，城市长期的媒介社会化使大部分农村务工群体难以融入;另一方面，他们长时间以城市为主要生活空间，针对乡村的政策与优惠无法给予其照顾，形成夹在城市乡村间生存的现状。而这部分群体只能在适应中逐渐实现自我信息脱贫。对于乡村建设来说，青壮年流失严重，成为乡村振兴滞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覆盖信息贫困主体需要重新调动起社会的多方力量的关注，才能实现多方权力的交汇与共治。对此，应以系统性的思维去解决。首先，建立回流机制，注入原生力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其次，依托互联网传播，建立乡村电子商务模式，提供培训机会，在消解了城乡之间的边界同时，为流失的年轻群体提供回乡创业机会。一方面，作为乡村原生的群体，熟悉当地的可发展机会，并且具有天然的人际传播优势;另一方面，通过建立稳定的电子商务模式，在激活了小农经济的同时，也尽可能地消减信息贫困的群体规模。在这种联动之中，凸显数字乡村的意义，延散乡村的情感。再次，数字乡村的建设，离不开学者、专家的智力支持。信息扶贫的机制可以建立专业的线上智囊平台，在政府、企业、村民之间起到引导作用，不断扩大数字乡村建设的空间，针对不同的乡村情况提供有效发展模式，保障信息扶贫中的智力支撑。(二)少与老互动:Z 世代的数字反哺数字乡村的发展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建立在“互联网+乡村”的模式，为乡村发展提供无限可能的同时，也对村民提出更高的媒介素养要求。“Z 世代”意指在 19952009 年间出生的人，又称网络世代、互联网世代，是伴随着互联网、智能手机、平板等科技，并受其影响的一代。我们不得不承认，乡村的青少年与生俱来就带有“Z 世代”的时代烙印。他们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对于互联网有着较强的学习能力，深受其流行文化的影响。这些与生俱来的时代优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数字乡村建设中最强有力的原生力量。如果说信息扶贫的内在要求是提升村民的媒介意识，那么，数字反哺就应该成为最直接的方式。由于成长环境不同，代与代之间存在着代沟。一方面，互联网的兴起使父母与子女产生“数字代沟”;另一方面，父母逐渐受到互联网环境的影响，又为父母与子女间跨越代沟提供了可能。玛格丽特米德在讨论文化变迁时，将文化分为前喻文化(Pre-figurative)、并喻文化(Co-figurative)、后喻文化(Post-figurative)。米德认为传统社会的主要形态就是前喻文化，由长辈向晚辈传授。并喻文化则指出晚辈和长辈都是在同辈人中学习，两辈人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后喻文化则与前喻文化相反，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9。互联网冲击了传统的乡村家庭关系，促进一种更和谐的代际相处模式。鼓励乡村青少年与父母进行特定的数字互动，双方互动形成数字反哺，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消解固守的认知错位，与父母的交往互动中缩短了代与代之间的距离;同时，提高父母的媒介意识，激发老一辈的媒介使用能力，提高媒介素养，这对于信息扶贫实践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三)数字与民族:重塑想象的城乡共同体斐迪南滕尼斯提出，共同体的出发点是人的意志完善的统一体，并把它作为一种原始的或天然的状态10。对于中国乡村来说，从千年的农耕文明继承下来的“乡土”性，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结构和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乡村社会。乡村社会相对稳定，与城市形成鲜明对比。因此，数字乡村建设是建立在一个“共同体”基础之上的发展实践。归根结底，它不仅注重的是宏观主体的“排兵布阵”，也注重参与其中的个体意识觉醒与行动实践的检验。信息扶贫的开展需要以多元的形式凝聚村民，建立城乡共同体发展意识，以平等的能激发内在的集体意识，塑造属于自己的微共同体，推动数字乡村建设，考察培751第 3 期李都:数字乡村传播: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信息扶贫再思考养“数字精英”，塑造共同的集体身份和意识，这对于乡村振兴建设的至关重要。一个地方的文化兴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地方的发展水平，重视民族文化的兴起，有利于文化的“走出去”与“引进来”，促进当地的经济文化水平。团结村地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村里大部分村民为彝族尼苏人，属于彝族的一个支系，拥有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字，丰富的民族风俗，如火把节、烟盒舞等。新的媒介形态丰富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形式和渠道，无论是从表达方式还是传输渠道来看，都为民族文化的生存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机会。民族文化中本就强调“看”“听”“动”的表达，通过新的文本、图像、视频、交互等功能为彝族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技术多元化增加了民族文化载体的多样化，利用媒体建立专门的民族文化交流平台，利用 A 和 V 等新型传播技术来吸引普通大众，能够在虚拟空间里体验到不同的民族文化，感受不同的民间习俗。基于网络技术发展，少数民族村民利用互联网记录与传播自己的生活与民族文化，扭转被大众媒介塑造的媒介形象。从渠道上来说，民族文化通过新媒介的跨媒介叙事的方法增加了其曝光度，影视、漫画、游戏等多渠道的传播，在手机、电脑、平板等媒介中再现，文化符号得以延伸，也得以向外界的大众展示自己的文化自信。四、结语信息扶贫工作开展之下，我们应该重视信息技术作为一种新媒介，赋予了村民积极有效运用大众传媒展开传播活动的方式。我国的乡村建设在新媒介的加持下会越来越呈现出数字沉浸化的状态。对于任何一个媒体性的变化，我们都应该站在一个长的历史周期来看。借此，在信息扶贫的大背景之下，通过新媒介赋权，个体、社会、政府等多方权力在不断交流、沟通，为乡村社会秩序的重塑提供有力支撑，实现数字乡村的共治。探究多元共同体之下的行动者网络，适时转换媒介介入角色与扶贫对象的战略理念，从而为不同主体提供在乡村振兴中积极作为的空间，亦是数字乡村振兴的基础。参考文献:1 新华社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 EB/OL (2019 05 16)2023 01 10 http:/www xinhuanet com/politics/2019 05/16/c_1124504231 htm 2 王增鹏 巴黎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解析 J 科学与社会，2012，2(4):28 43 3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3 34 4 刘楠，周小普 融媒时代扶贫传播:基于乡村价值的行动者网络 J 中国出版，2019(19):63 68 5 谢元，张鸿雁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治理困境与路径研究 转译与公共性的生成 J 南京社会科学，2018(3):70 75 6 谭天，张子俊 我国社交媒体的现状、发展与趋势 J 编辑之友，2017(1):20 25 7 师曾志，李堃，仁增卓玛“重新部落化”新媒介赋权下的数字乡村建设 J 新闻与写作，2019(9):5 11 8 师曾志，杨睿 新媒介赋权下的情感话语实践与互联网治理 以“马航失联事件”引发的恐惧奇观为例 J 探索与争鸣，2015(1):41 44 9 玛格丽特米德 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 M 周晓红，周怡，译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27 10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 M 林荣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8851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3 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