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遗诗集》的诗学特征与近代古典诗学主潮_郑升.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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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稿日期:2022-09-26作者简介:郑升(1979)男,文学博士,重庆工商大学副教授,福建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国诗学,散文理论批评。基金项目:2020 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近代名士杨钟羲别集整理与研究”(2020YBWX161);2021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晚清民国新旧体诗话批评文献整理与阐释研究”(21BZW048)。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 期圣遗诗集的诗学特征与近代古典诗学主潮郑 升(福建社会科学院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福建 福州 350001;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0067)摘 要:圣遗诗集是清末名士杨钟羲唯一刊布
2、的诗歌别集,其“叙事作诗”之大事与小事、“变风变雅”之沉郁与平静,以及编年体例等特征凸显了诗史传统在近代的通变,与“诗补史”“重倡诗教”等近代古典诗学主潮相关联、相参证,成为时代转型大幕中古典诗学力图自我调适,努力赓续传统并有一定新变的缩影,具有比较重要的认识价值、文献价值和诗史意义。关键词:近代诗学;杨钟羲;圣遗诗集;诗史观;通变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29(2023)02-0106-07 doi:10.19742/ki.50-1164/C.230209近代文学是中国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过渡的时期,过渡转型、新旧杂糅、复杂矛盾是这一时期思想和文学风貌的主
3、要特征,西学、进化论、白话、俗文学、革命与中学、循环论、文言、学人诗诗人诗、传统这样的思潮各自都有巨大影响而又彼此错综复杂。当代对这一时期文学的叙述往往突出了“新”和“变”,许多类似圣遗诗集这样的旧体文学文本尘封许久,有待挖掘。圣遗诗集的特殊性和价值在于其成书时代、作者身份和自身特征。该诗集系清末著名八旗籍诗人、学者、官员杨钟羲在辛亥鼎革后,将自己寓居沪上数年来所作诗词汇集而成,1935 年随墨巢丛刻本刊印,封面有“罗振玉署题”字样,内有庐江陈诗序、李宣龚跋等标识,是杨钟羲唯一刊布的一部诗歌别集。提及杨钟羲,学界关注较多的是其与潘祖荫、盛昱、端方、张之洞、陈三立、沈曾植、樊增祥、李宣龚、王国维
4、等人的交游,以及雪桥诗话白山词介八旗文经(与盛昱合编)等著述活动。其中,雪桥诗话声名为显,圣遗诗集等文本尚不为人熟知。作为易代之际创作而成的圣遗诗集,时间节点特殊,题材及诗体多样,内涵较丰富,有助于深入认识杨钟羲的诗学观以及近代古典诗学主潮的某些特征,本文试作分析。一、圣遗诗集的诗学特征学者蒋寅曾提出:“在中国,撇开专指诗经研究的用法不论,诗学一名意味着与诗歌有关的所有学问,或者说是一门关于诗的学问这个学字不仅包括历来人们对诗歌本身及其创作方法的认识,还包括古今人对诗歌史的认识及认识过程的反思。由此而来的诗学,也就是我将使用的诗学概601念。”16-7本文所称的诗学与之相应,侧重指圣遗诗集所体
5、现的手法、结构、风格,所隐含的对诗歌性质、功用的认识与实践。通览全集,可发现圣遗诗集蕴含和体现了唐宋互参、“叙事作诗”“变风变雅”以及编年体例等特征。(一)风骚并举、唐宋互参、沉郁之诗史圣遗诗集陈诗序有言:圣遗先生执德秉和,冲素有守,怀文抱质,彬彬君子也。又得尽读先生国变后之诗,出入风雅,比迹庄骚,唐醇宋肆,奄有其趣。盖浸渍意园,回翔画省,汉上题襟,蒋州作舍,盖其所酝酿者深矣。十年淞上,世难鉢心。语必由衷,言皆有物。遗山铸史,汐社联吟,播厥芳微,闇其贞志。疾风劲草,足支世宙,蟫阳孤桐,音中律吕,非先生而谁欤。辛酉长至。2陈氏是近代诗史、地方志史研究方面的重要学者,曾先后与吴保初、文廷式、沈曾植
6、、陈三立、范肯堂、狄平子、杨钟羲等名士交游密切,其为圣遗诗集所撰之序可谓知人论世。此序透漏出几个要点:其一、圣遗诗集之诗唐宋兼融,风骚兼具,既有现实内容的反映,也有幽深情思的抒发,不囿于宗唐宗宋之限制,序中“出入风雅,比迹庄骚,唐醇宋肆,奄有其趣”所谓也;其二、圣遗诗集之诗是杨钟羲多年丰富阅历沉淀和精心所撰而成,非一时偶然之作,所谓“盖其所酝酿者深矣”,故而应当是深沉的,比如情思的沉郁;应当是有讲究的,比如编年系诗的体例;其三、圣遗诗集之诗写于“辛亥国变”之后,属易代之作,且具有“语由衷”“言有物”“遗山铸史”“音中律吕”等特点,表明该诗集具有诗史色彩和高标准的音律性,与家国盛衰、个体沉浮相关
7、联,是真挚情感与质厚内容的结合,不是空洞和含混的,正如光宣诗坛点将录称李审言“本精选学及杜韩,益以博览,及为同光体,言皆有物,迥异乎妙手空空者矣”条下自注所言:“杨圣遗、秦右衡、李审言诸家,皆一生手不释卷,博闻殚见。诗虽稍异,特出之以示准则。”3334这里的“杨圣遗”即杨钟羲。上论指出杨钟羲与李审言诸家一样,皆“手不释卷”“言皆有物”,具有知识性、亲历性和现实性,不同于“妙手空空”。(二)学人之诗与诗教赓续圣遗诗集李宣龚跋有论:先生负经世之学,以叙事作诗,非诗人也。变风变雅,王者之迹存焉尔。要之于温柔敦厚之教,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之旨,三致意焉。后之读其诗者,因以论其世知其人可矣。2 李宣龚是近
8、代著名出版人,曾为诸贞壮、林旭、林亮奇、冒广生、杨钟羲等名士刊行诗文集,当了解这些人的行实思想,其跋洞见了杨钟羲诗集在创作方面的鲜明特色:其一、“叙事作诗,非诗人也”的评述点明圣遗诗集在体裁及表现手法上的一大特色:叙事诗,属学人之诗,而非抒情之“诗人之诗”;其二、“变风变雅,王者之迹存焉。”“要之于温柔敦厚之教,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之旨,三致意焉”的评述则指出圣遗诗集内容上、风格上“变风变雅”“温柔敦厚”“兴观群怨”等儒家诗教、政教的特色。这些出自诗大序且影响深远的诗学命题本身含有乱世衰世之诗或悲怨、或深刻、或感怀前朝以及注重诗教的意蕴,可见圣遗诗集具有鲜明的古典诗学、易代之际诗歌的印记;其三、
9、“后之读其诗,因以论其世知其人”之论则称誉阅读这些诗作,可以从中见人、见事、见时,具有诗史功能,认知价值。如所周知,诗史观及其实践是中国诗学思想的主脉之一,这与中国古典文学、文化自发生之日起数千年以来浓厚与丰富的史家意识、史学精神相呼应。伴随着杜甫、元好问、钱谦益、吴伟业、龚自珍、黄遵宪、陈衍、王国维等诗学大家的主张或创作,“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诗存史”“诗补史”这样的观念已融入中国古典诗学的血脉之中,诗之叙事、存史、补史、变风变雅等概念或命题随之沉淀为中国诗学“诗史观”的关键词,尤其是在易代之际。近代以降,陈衍、汪辟疆、王国维等诗论家影响巨大,诗补史、变风变雅和诗教雅正之说是他们
10、所提倡的,这些主张不仅成为同光体等近代诗坛主要流派的标识,也成为光宣以降近代诗学主潮之一。前述序跋即揭示了圣遗诗集与彼时之诗学主潮之间的关联。二、圣遗诗集诗学特征与近代古典诗学主潮的关联一般认为,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后进入剧变期,并有鸦片战争、甲午战争701和辛亥革命三个重要节点,每个节点前后的社会矛盾与思潮既有一致之处,又有新变。其中,光宣以降民国初诗学思潮有着迥异于其他两个节点的独特风貌:一方面是新的因子在形成和发展,如西学异质文化的全面渗透和“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思潮涌起;另一方面是传统思想体系惯性依然强大并力图自我调适,如“同光体”兴盛,“经学”重倡
11、,以及章太炎、梁启超、陈天华、王国维、陈寅恪、柳亚子这样影响巨大而又在思想、行实层面由新返旧或新旧交融的复杂情形。相应地,此阶段古典诗学主潮仍然是以同光体、汉魏六朝诗派和中晚唐诗派为代表的“学古”“拟古”主义诗学。能够进入这一诗学谱系的是陈衍、王闿运、陈三立、沈曾植、樊增祥、汪辟疆等人,其中又以陈衍诗学为代表,其“三元说”“诗人诗与学人诗”“变风变雅”等主张背后所蕴含的正变意识、诗补史理念、宋诗精神、宗经观念,以及知识与思想、抒情与叙事、俗变与雅正遂成为光宣以降古典诗学的关键词,影响巨大。具体到圣遗诗集,其叙事作诗、变风变雅以及编年体例,与上述古典诗学主潮之间相呼应、相参证,故而研究圣遗诗集,
12、意味着“个案思潮”的关联性、差异性考察,有助于我们深入认知圣遗诗集个案的特点,进而由点到面,理解一个时期文学思潮的发生发展。(一)“叙事作诗”之诗史的通变这里的“通变”主要指赓续和新变,传统诗史“叙事”之“事”主要是大事、国事。圣遗诗集之“叙事”亦有大事,但更多是日常生活之小事、琐事,个中意味的理解需先梳理中国诗学之“诗史观”传统。我们知道,“叙事”既是“诗”和“史”各自的内在规定性,也是二者发生关联的肯綮之一,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 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汉书艺文志“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等论述,表明人们对“诗”“史”与“事”的关
13、联性认知由来已久。至晚唐孟棨在本事诗高逸第三以“诗史”称誉杜甫时,“诗史”概念以及与“叙事”的关系在文学层面得到明确。此后经汪元量、文天祥、元好问、黄宗羲、钱谦益、吴伟业、龚自珍、黄遵宪、陈三立、沈曾植、陈衍、王国维等人的创作实践与相关理论探讨,“诗史”与“叙事”相辅相成的“诗史观”辨析和实践成为中国诗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并呈示出人们对“诗史”的认知完成了“诗不可兼史”到“诗史同源”“以诗补史之阙”,再到诗史互证的转向和实践。叙写民族兴亡等宏大主题、表达忧国忧君忧民情思、发扬讽谏美刺的诗教精神成为“诗史观”的鲜明特征。吴伟业圆圆曲、王闿运圆明园词、樊增祥彩云曲、王国维颐和园词等诗史巨作成为创作层
14、面的代表,而理论层面则是“以诗补史”的观念进一步凸显,正如沈瑜庆“人之有诗,犹国之有史。国虽板荡,不可无史;人虽流离,不可无诗”49,王国维“南宋帝后北狩后事宋史不详,惟汪水云湖山类稿尚记一二,足补史乘之阙”526这样的主张。上述创作和理论层面的运用均表明这样一个事实:“诗史”以叙写时事、故国怆怀和身世荣辱为主,通过人物命运浮沉作为线索,使得个人身世与家国命运交织,或备一代诗史,或补史乘之阙;在手法运用上,主要是记述时事,化用事典语典,诗中加注,转韵铺陈,以小见大,极尽俯仰跌宕之姿。相比之下,圣遗诗集之“叙事作诗”直接叙事以及关涉时代大事件的诗作很少,更多则是夹叙夹议、或化用典故、或叙写事件的
15、一个片段一个瞬间来展现一段思绪,或直抒胸臆表达一种见解,以及在转韵铺排中寄寓深沉情思。如毅夫春心图诗中“北方学者久凋落,李候作图亦吾辈。写出孤臣泣血心,漫山踯躅愁荒岁四心何必苦分明,一气政须同沆瀣”2诸句在夹叙夹议中抒发了易代之际孤苦、悲痛的遗民情感;崇陵补树图为翰怡题诗中“赵家举族北辕去,六陵黯惨冬青树。岂有河阳出狩年,秦人已发成康墓。旧京留守贤无亲,万事伯堪咨询理”2等诗句以议论为主,寄寓兴亡之感;六月既望偶作“昔梦惊回众乐停,极天哀怨诉苍冥。忧非我力心难忍,事怕人言运独丁。宣榭火时疑有兆,玉义举后竟无灵。能强能弱虚商榷,却忆昆明宿青草”2诸句也是议论、抒情为主,融以“宣榭火”“玉义举”的
16、典故,寄寓面对前朝覆亡而无能为力的悲怨;再如病起 之“病起惊秋晚,楼高觉夜凉。众星争的皪,残月损光芒”2,江东二首和身云五叠前韵之“钟埠千年有断痕,西风白下最销魂兵尘浩浩天方醉,独自深居闭九阍”等诗作多用“独”“病”“丧乱”“泣血”等触目之笔,辅以化用典故、夹叙夹议的手法来“叙事作诗”,背后隐含的是诗人自己浓郁的悲伤之情。也有另一类“叙事作诗”的情形,如玉胎羹诗中“吴羹絮后成新制,罗酒酣时称浅斟。宁数山家供801鸭脚,直将肉食薄牛心”2的描述展现了宴饮聚餐的场景,抒写的是一种和谐、欢愉的情貌。记梦诗中“大布衣裳称体裁,五间平屋向阳开。弟兄姊妹团圆走,喜见先人拜庙回”2的记述则虚实相间,议论、描
17、写和叙事相结合,描述了一幅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情景:合体的新衣,向阳的居室,团聚的家人,拜庙而回的先人。此外,诗集中许多作品有自注或题序,诗和事相互关联,相互补充,如感旧口号诗自注“逸社第三集”,交代了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游仙诗八首之一“子房事事矜先导,首向天门识玉童”句后有自注:“汉初小儿歌曰著青裙入天门揖金母拜木公时人皆不识惟张子房知之曰东王母玉童也”,2通过注释,解释了典故“玉童”及“子房先导”的含义,注释和诗句由此构成互文关系,实际上是“引出”或者“隐含”了一段故事,增强了诗歌的故事性、纪实性;题他塔剌文贞公遗墨诗题下有长序,说明此行出关的定位,以及对从行者的要求,其中含有人物言行、心理活
18、动、事件缘由和经过,让本诗的背景及故事性的色彩更为浓厚,便于读者理解。通过这些诗作,杨钟羲在清亡后的遗民心绪、日常生活情状呼之欲出,而这些思绪、情状和相关思考因“叙事作诗”之事与诗作的融合,则具有了“诗史”的品格,成为我们认识和解读那样一个特殊时期一批特殊文士诗作、时代的风貌,以及隐微而又真切心态的重要途径。这些“隐微”之处往往是正史、地方志以及当前诸多文学史著所不常见,或语焉不详的地方。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叙事作诗”的特性在于以诗补史,以细节补史,在于表达上有了许多不同于前人的“硬语”“新词”和更为深广或者更为隐微的风格,体现出“诗史”传统在晚清民国易代之际的接续、重倡和发展,正如曾燦所
19、言:“近代诗人初无关于安危治乱之故,若历沧桑、遭变难,徘徊于黍离麦秀,坎坷于人散家亡,则其为诗,定有以感天地而泣鬼神耳”。6(二)“变风变雅”之诗风诗艺的通变“变风变雅”是中国诗学的一个重要命题,也是近代诗学主潮之一。早在汉儒释诗时,就明确提出“变风变雅”的概念,诗大序云:“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7在这里,“变”是世变,指时世由盛变衰,政教纲纪大坏,诗歌题材、风格相应发生变化,不再是治世的雅正中和,而是乱世的变风变雅。于是,“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20、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7,凸显了诗的社会属性、政教特色。与杨钟羲同时期的陈衍就对“变风变雅”的诗学传统有着明确的认同,其言:“惟言者心之声,而声音之道与政通,盛则为雅颂,衰则为变雅变风”。8590“余生于末造,论诗主变风变雅,以为诗者,人心哀乐所由写宣。有真性情者,哀乐必过人。时而咨涕,若创巨痛深之在体也;时而忘忧忘食,履决踵,襟见肘,而歌声出金石,动天地也。其在文字,无以名之,名之曰挚,曰横。知此可与言今日之为诗。”91077“诗至晚清,同光以来,承道咸诸老蕲向杜韩位为变风变雅之后,益复变本加厉,言情感事,往往以突兀凌厉之笔,抒哀痛逼切之辞。甚且嘻笑怒骂,无所于恤。矫之者则为钩章棘句,僻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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