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驱动的职务腐败预防治理:技术治理与风险评估.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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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 共 宁 波 市 委 党 校 学 报 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NINGBO 收稿日期 2023-03-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数字官僚主义及其治理机制研究”(22CGL036);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重点招标课题“大数据驱动下大型工程建设领域职务腐败预防治理的有效性研究”(LZZK2020A026)作者简介 詹国辉(1989),江西婺源人,博士,南京财经大学政府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技术治理与公共政策。2023 年第 5 期(第 45
2、卷总第 255 期)No.5,2023(Vol.45,Serial No.255)大数据驱动的职务腐败预防治理:技术治理与风险评估 詹国辉(南京财经大学 政府管理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3)摘 要 大数据技术的外部嵌入已然成为助推腐败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基于大数据驱动视角,能够建构出职务腐败预防治理的技术治理逻辑。在此基础上,将仿真技术方法嵌入职务腐败预防治理实践,并借助 S 省的大型工程建设项目案例数据,从事件过程视角进行风险评估仿真模拟测算。通过事件过程对大型工程建设项目中的涉及环节、人员、时间、权力级别、相关人员年龄、状态等多维度内容进行分层,建构出风险值仿真测算模型,以此
3、厘清其风险预警层级,以便对职务腐败预防治理进行科学预判。基于此,通过构建职务腐败预防治理的风险预警架构,从而推动职务腐败的治理现代化。关键词 大数据;职务腐败;技术治理;风险评估 中图分类号 D03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479(2023)05-0070-11 一、研究缘起 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全力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事实上,全面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国家“十四五”规划中的明确任务。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大数据战略,围绕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加快建设大数据创新体系、数据治理体系,着力加速
4、各级政府的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化、智能化推动经济与社会的高质量转型发展。换言之,要发挥出大数据技术优势,以便能够实现信息共享和协同共治,力图促进大数据技术对政府的整体性重塑1。大数据技术手段无疑可以有效提升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和资源利用率,进一步助推政府职能部门为人民服务的能力。换言之,运用大数据技术为政府部门的决策提供技术支持,能够有效规避政府宏观调控的不足2。技术嵌入治理已非新鲜事物,大数据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公共事务、社会治理以及社会政策制定。这就需要审视一个关键命题:行动主体对数字技术的过分追求,是否会诱发一定的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3 年第 5 期 71 非理性预期,进而可能会造成现实场
5、景中的“棱镜门”事件和“阿拉伯之春”等?由此可见,技术治理的风险已然在诸多方面、诸多领域凸显,如上所述恰恰证实了需要审慎对待和研判技术治理所附带的风险命题。如果从技术决定论的视角观之,技术能够提高政府的回应性、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促进公民参与和社会治理3。但是,从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视角出发,技术则被视为代表国家力量的政府主体置身于社会治理领域的一种虚拟化延伸行动4,可能会断裂原先稳定的制度结构,进一步引致多重危机(精神、思想、伦理)的发生5,甚至在某些时刻诱导人们将数据检验及其结果作为唯一判断依据6。另外,技术功能的发挥还会进一步受制于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规范以及风俗习惯等,其结果必然
6、难以同时促成相互矛盾的目标的完成7。那么,在治理体制不变的条件下,大数据技术可能会提高个别部门的效率,但不一定会提高整体的效率8。实质上,技术治理的主旨是如何将现代数字技术应用于社会公共事务之中,力图提高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正因如此,身处智能时代,大数据技术嵌入公共治理创新是必然趋势,其内在的交融效应愈发凸显。事实上,国家赋予行为主体人一定公共权力的本意,是使其能够依托公共权力实现公共利益的整体效益9。那么从这个意义来看,权力主体可能会因其本身的道德败坏,存有滥用公权为个体(小团体)谋私利的行为,最终可能导致腐败行为的发生。在实践中,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在担任一定职
7、务时,会存在一部分群体利用职权进行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等行为。据此,大型工程建设领域的职务腐败是指行动主体(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在大型工程建设过程及与工程建设相关的环节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等行为10。之所以在大型工程建设领域中频发职务腐败现象,原因在于权力关系网中多方主体的信息不对称性,一般的行动主体无法参与大型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工作,进而可能导致腐败的发生11。因大型工程基础设施建设的周期长,容易使一部分工作人员滋生权力腐败行为。此外,大型基础建设工程涉及的工作环节较多,诸如土地审批、建设规划、招投
8、标、物料采购、工程施工、质监管理、监督管理等,如若腐败预防重点只在招投标环节而忽视其他环节,则会影响整体预防效果的达成。其内在涉及的政府部门众多,部门间往往信息不互通,就容易造成信息阻隔,无法有效发挥反腐倡廉预警机制的作用12。在如上多重因素影响之下,以大数据技术为主要手段的职务腐败预防体系应运而生。在这套预防体系下,数据信息将被最大限度地共享,不论是横向还是纵向,对内抑或对外,所有参与职务腐败治理的业务部门都将实现职务腐败信息的共享13。如上共享行动不仅可以发挥大数据的信息搜集和抓取功能,形成反腐工作案例的信息数据库;还可以对所收集的信息进行深度挖掘,运用云计算得出每个构成部分的风险大小和风
9、险等级,为反腐决策提供依据,有效减少基础建设工程领域中发生职务腐败的概率。在此背景下,如何加强腐败治理的数字化改革创新显得尤为重要14。也就是说,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我国反腐倡廉提供了新的技术契机15。把大数据技术同职务腐败预防相互融合的治理行动,不仅可以获取腐败行为的关联信息,还能够通过深度挖掘以往可能被忽略的信息,从而达到快速审计和侦察“群体性”腐败案件的效果;对于隐蔽性强的、跨地区、跨范围的复杂性腐败案件更突显其腐败应急治理之效16。基于此,本研究得以立论。大数据驱动职务腐败何以可能?其内在存有何种技术治理72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3 年第 5 期 逻辑意蕴?如何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对
10、职务腐败预防进行风险评估?如何架构大数据驱动职务腐败的风险预警系统?这一系列的学术追问无疑都在审视一个命题,即如何促成大数据驱动的职务腐败预防治理有效是新时代扎实推进廉政治理现代化实践中所面临的理论与现实课题之一。二、分析框架:大数据驱动职务腐败的技术治理逻辑 以大数据技术为主的信息革命正在全方位地重构社会生产与日常生活方式,由此将开启一个崭新的时代。大数据信息技术引起全球范围的热切瞩目,从最初应用于计算机领域,并在经济领域得以扩展,进而广泛运用到国家治理现代化之中,腐败治理领域亦不可忽略。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新兴大数据技术层出不穷,作为数据采集、提取、存储和分析的应用程式,大数据技术被广泛
11、应用于各行各业中,在惩治公器私用、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敛财的公职人员时发挥了独到的效用。大数据技术不仅冲破了信息壁垒和监管屏障的桎梏,而且联通了政务数据库,实现海量数据的精准匹配和整体研判,将识别、侦察和预警工作做到极致,无限延伸了反腐行动的时空领域,让腐败分子无处隐藏。职务腐败监督主体间的传统结构关系已然发生变化,社会公众以及众多网民被形塑为职务腐败的核心监督主体之一,甚至一度成为甄别腐败和治理腐败的重要主体之一。当前,以社会公众为主体的非政治性腐败监督更多时候处于职务腐败治理的前端环节职务腐败数据信息的发现。此外,对于常规环节中的腐败调查和惩治腐败等仍然以政治性监督主体为主;但最终的反腐调查结
12、果会通过数字化平台向社会公众进行反馈。由此可见,正是依托于大数据技术,才得以扩大职务腐败的监督主体范围,进一步重塑内在的监督主体结构及关系。总之,基于大数据技术的驱动效应,传统模式下的单一监督主体发生转型,逐渐转向大数据模式下以专责监督为主、公众监督为辅的行动模式。嵌入大数据技术,可以进一步催化职务腐败治理的权力最大化。但以大数据技术实现公权力的量化,必须找准项目、物资、资金、决策和关键负责人五大量化参数,并定期开展数据体检。为了让数字系统支持政策实施,需要由工作人员将政策拆分为专业的函数和相关公式、模型,以便运用机器语言进行运行、演算,进而通过大数据系统的自我学习、海量数据折算、比对等,及时
13、发现相应的漏洞或者问题,并予以提示。上述过程被称为“数据体检”,即对每一个细分指标设置阈值,无论是不足或者超出,不在初设定的合理阈值范围内,就会由系统进行报错或报警。值得一提的是,某一项指标短时偏高不一定代表存在相应的问题,可能是数据的波动,需要观察全体样本的参数,但如果全线报错或是大幅高于设定值,则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与传统反腐模式相异的是,大数据反腐模式建立在对职务腐败对象的监督管理之上,依托大数据平台,对可能发生腐败的各项信息进行分析和预测,有效促成反腐败职能的数字化转型。与以往网络反腐模式相比,大数据驱动模式更加有助于主动掌握腐败信息流,依托大数据的核心技术对腐败数据、职务腐败案例进行
14、搜集、挖掘和分析,从海量数据中获取有价值的数据信息,从而构建出职务腐败的数据库,并进一步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力争探究和演绎职务腐败行为的发生规律,以期能够打造完善的反腐平台,最终构建职务腐败预防治理机制。基于上述逻辑,本部分构建了职务腐败预防治理的大数据系统,详见图 1。从图 1 可以得知,职务腐败信息流总是呈现为“双向”互动,且在“公民政府非政府组织”主体间流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腐败信息的数据输入构建腐败数据库,在此基础上,依托大数据分析系统型构出职务腐败预防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3 年第 5 期 73 治理系统,同时亦不可忽视外部反腐舆论场的形塑。为此,厘清大数据驱动的职务腐败“技术
15、”治理逻辑显得尤为必要。(一)创新信息源的构建 其一,反腐信息获得渠道的更新。通过大数据技术手段,拓宽了腐败信息获取的渠道,有效破除反腐信息获取真实性的壁垒。在此过程中,关键性环节在于腐败信息的收集。该平台会利用大数据技术将全网各平台中出现的任何与检举、揭发、投诉等反腐相关的消费记录、网络行为和出行记录等信息吸纳进反腐数据库。从这个意义来看,信息源不只是直接与贪腐相关的数据信息,看似不直接相关的数据信息也应当被挖掘,诚如计算社会科学所应用的数据挖掘与仿真测量效果一般17。只有如此,才能有助于实现获得反腐信息渠道的更新。其二,有效识别真实有效的反腐信息。在大数据反腐的过程中,有效识别真实且有效的
16、信息尤为重要,但不可避免会获取不精确和无关联的信息。尽管如此,少量的不精确和无关联信息却对最终的结论影响甚微。换而言之,大数据库所选取的样本量和信息量较为丰富,少数的失真数据并不能够完全影响反腐真实性和高效性,亦不会因个别信息的失真致使大数据信息源的解构。(二)创新信息处置流程和分析利用 第一,构建多渠道的信息搜集系统。大数据驱动模式的直接效应是腐败信息获取渠道及其所附带的丰富信息数据18,如上所论需要建立在多渠道的信息搜集系统之上。但是,现实中贪腐行为往往呈现高隐秘性的特征,以往单纯腐败举报信息的单向输入无法满足当下腐败信息收集的客观要求。因此,应构建多渠道的信息搜集系统,实现反腐信息源的进
17、一步扩充。这得益于反腐信息来源主体的多元化,其已经延伸至广大人民群众、政府组织和各类民间组织。通过采取海量数据广泛搜集的方法来不断加强反腐信息来源的渠道多样性,构建合理的信息搜集系统。第二,创新反腐大数据分析模式。基于大数据驱动的职务腐败预防治理需要更先进的信息技术支撑,依托于大数据分析系统,整体收集公务人员和直系亲属的社会、网络行为以及消费记录等,以便有效追踪腐败行为人的贪腐过程、贪腐金额和可能藏匿的地点,便于收集职务犯罪证据以及追缴腐败赃款。第三,预警机制的构建。上文阐释可知,图 1 职务腐败预防治理的大数据系统 公民 政府 非政府组织 信息的双向互动 腐败与反腐的信息输入 大数据分析系统
18、 腐败治理系统 反腐舆论场 反腐舆论场 74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3 年第 5 期 案件之间存有关联且非完全区隔。换言之,案件结束后,案件关键信息会继续输入反腐数据库,以此作为备用信息,主要起到反腐信息资源反馈的作用。既有反腐治理的主要行动逻辑可归纳为:“信息上传至网络平台全网热议媒体报道追踪社会关注监察机关介入调查信息汇总分析调查结果反馈”19。这一行动过程实质上映射出的是一种“事中甚至是事后”的行动逻辑。基于大数据驱动的腐败预防治理逻辑则是依据对既有反腐案件相关关系的深入挖掘,对可能发生的腐败行为有根据的预测和研判20。由此可见,基于大数据驱动的腐败预防治理模式是一种事前反腐行动,希
19、冀于反腐预警机制的构建,从而在模拟预测情况下杜绝腐败行为的发生。三、职务腐败预防治理风险的仿真计算:大型工程案例的切入 为了描述大型工程项目腐败预防风险评估的具体实现过程,在微观方面上以“事件”分析为视角,以期阐释其内在的微观行动逻辑。(一)案例样本的初步情况 通过梳理可以发现,多数腐败案例都会涉及如下几大要素:涉案金额、所在区域、涉及环节、权力级别以及案发年龄,上述几大要素会呈现一定的规律特征。为了简易分析的需要,可以通过“事件名称、时间范围、建设单位、涉及金额、所在区域、涉及环节”等 6 个维度来确定一个项目的基本信息。同时,大型工程建设项目涉及的具体实践环节,包括审批、招投标、土地征用及
20、其拆迁、采购、施工以及竣工验收等。为后文更为方便简易测算,大型工程建设项目需要依据事件所涉及环节和具体过程,分离出一个抽样表格,具体如表1 所示。表 1 事件环节与过程内容 涉及环节 具体过程 审批 环节 招投 标 环节 土地征用 及 拆迁环节 采购 环节 施工 环节 竣工 验收 环节 时间/人员/权力级别/相关人员年龄/状态/为此,本部分研究所选择的案例是 S 省某高速扩建项目,案例信息见表 2。为了后文分析的简易和方便,特此对上述大型工程建设项目职务腐败事件中所罗列的多项条目进行表 2 S 省某高速扩建项目样例 事件名称 S 省高速公路扩建项目 时间范围 2016-2019 建设单位 中铁
21、 XX 局 涉及金额 约 40 亿元 所在区域 二线城市 涉及环节 审批 招投标 土地征用及拆迁 采购 施工 竣工验收 人员 A B C D E F 时间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 2019 权力级别 部门负责人 部门负责人 部门负责人 关键岗位 普通人员 一把手 相关人员年龄 51-55 45 以下 45-50 45 以下 45 以下 51-55 状态 已完成、未预防 已完成、已预防 已完成、未预防 正在进行、未预防 正在进行、未预防 未完成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3 年第 5 期 75 定义。定义 1:涉及金额 其表征出大型工程建设项目职务腐败事件中涉及金额值的
22、多少,其限定代码标记为iM。基于所构建的数据库,尤其是 120 个典型案例样本数据,本研究将所涉及金额的具体区间设置为表 3 所示的五个值。表 3 涉事金额值描述 (单位百万)金额值iM 区间 1 0 M 200 2 200 M 500 3 500 M 1000 4 1000 5000 定义 2:区域 其表征出大型工程建设项目职务腐败事件中事件所发生的区域空间,即所在地,其限定代码标记为iP。事实上,由于大型工程建设项目职务腐败事件所在城市级别的差异,可能会致使腐败案发率的异质性增大。为此,本研究以“数字(15)”表示各区域中大型工程建设项目职务腐败案发的频率,具体如表 4 所示。表 4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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