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士鉴密信所见光绪、慈禧病逝之内情 (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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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 会 科 学 研 究 2023.5.吴士鉴密信所见光绪、慈禧病逝之内情马忠文 谢冬荣摘要 近代以来一直有光绪帝系被慈禧太后“毒害”而死的说法,世人为此争议不断。从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所藏清末南书房翰林吴士鉴致邵章的一封密信看,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后,两宫病情同时加重,清廷中枢对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身后诸事已有所准备;两宫临终前彼此关心,关系并无不洽,由溥仪入继大统、摄政王监国也是他们母子的既定决策,所谓慈禧“谋害”光绪帝的说法缺乏事实根据。研究晚清宫廷政治应从各类原始文献的综合研判中得出符合情理的结论,以野史稗闻作为主要证据是不妥当的。关键词 吴士鉴;慈禧太后;光绪帝;晚清政局中图分类号K2
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3)05-0175-08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两宫之死,特别是光绪帝的死因,是近年来引人关注的热点问题。这年十月二十一日(11月14日)光绪帝驾崩于西苑瀛台,不到一天,慈禧太后也病逝于寝宫仪鸾殿。事情如此凑巧,加之甲午以后两宫政见屡有分歧,以及外间屡传“两宫不和”,朝野间不乏皇帝可能是被“谋害”而死的传闻。不过,此类记述多见于民国时期的野史稗闻,并未得到学界认同。直到20世纪80年代,史学工作者才开始搜集各种原始史料,考察光绪帝死亡之真相;近年又有科研团队借助现代科技手段,通过物证化验,证明光绪帝系“砒霜中毒”而死,凶手则指向最高当权
3、者慈禧。但是,即使有了科技手段的介入,学者中对“谋害”说仍不乏质疑的声音。从最新发现的南书房翰林吴士鉴致友人邵章的密信来看,所谓慈禧太后“毒死”皇帝的说法,违背情理,缺乏依据,很难让人信服。(一)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所藏近人书信册页中,有一通写给“伯”的长函,共计12页。这是一封作者简介 马忠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101;谢冬荣,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北京 100034。民国以来的相关情况,可参见马忠文:时人日记中的光绪、慈禧之死,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参见朱金甫、周文泉:从清宫医案论光绪帝载湉之死,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3期;戴逸:光绪之死
4、,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杨东梁:光绪帝死因探析,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王道成:慈禧光绪的恩怨情仇兼论光绪之死,清史研究2009年第3期;朱金甫:再论光绪帝载湉之死,历史档案2010年第4期。参见钟里满:清光绪帝砒霜中毒类型及日期考,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清光绪帝死因研究”课题组编:清光绪帝死因鉴证,北京:北京出版社,2017年。按,后者是该项目研究的最终学术成果,作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出版。参见王开玺:关于光绪帝死因的思考与献疑,晋阳学刊2009年第6期;房德邻:“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说”难以成立,见明清论丛第10辑,北京:故宫出版社,2011年,第455467页
5、。175密函,落款署“名心”,时间署“三十日”。因信中所述皆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光绪、慈禧崩逝之事,可知该信写于这年十月三十日(11月23日),即光绪帝死去的第十天,算得上是较早缕述两宫最后境况的原始资料。通过比对同册其他信札的笔迹,可判定写信者是当时的南书房行走、翰林院侍读吴士鉴,收信人“伯”则是他的同乡好友邵章(字伯)。吴士鉴(18681934),字斋,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出身官宦世家,曾祖父吴振棫(字仲云)官至云贵总督。父吴庆坻,字子修,光绪十二年(1886)丙戌科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吴士鉴于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考中一甲二名进士(榜眼),授编修,科名晚乃翁两科,故有“父子同馆,士
6、林称盛”之说。更为重要的是,吴氏父子在庚子前后颇受两宫垂青。光绪二十三年(1897)八月,吴庆坻被简放四川学政;十月,吴士鉴奉旨在南书房行走。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吴士鉴被简放湖北乡试副考官,旋因联军侵华、乡试停止而未成行;九月,两宫流亡西安,再命吴士鉴提督江西学政,可见恩遇之厚。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吴士鉴差满回京,仍在南书房行走,又充日讲起居注官,补翰林院侍讲、侍读。在此期间,其父吴庆坻于光绪二十九年简放云南乡试副考官,旋命提督湖南学政,后署理湖南提学使。显然,吴氏父子叠膺学差考差,受到的恩遇远迈当时翰苑同列。尤其是吴士鉴,虽然品级不高,却因南书房行走这个差使而地位尊崇,得以接
7、近内廷,与亲贵政要往还密切,有机会窥知不少政情内幕。因此,这封有关两宫之死的密信更显得重要。邵章(18721953),字伯,号倬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祖父邵懿辰(字位西),举人出身,治版本、目录之学,享誉一时,曾以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攻陷杭州,“督勇巷战”时遇难。邵章秉承家学,甲午后投身新式教育,参与创办杭州府学堂及藏书楼事务。光绪二十九年邵章中癸卯科进士,后以庶吉士选派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回国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三十四年正月,由湖广总督赵尔巽奏调,邵章往武昌充任湖北法政学堂监督。吴、邵二人本有通家之好,又是翰苑同官,私交甚笃。所以,两宫崩逝后,吴士鉴向在武昌
8、的挚友写了这封“不足与外人道”的密信。(二)吴士鉴此函并非一般朋友间嘘寒问暖的日常通信,而是专门详谈时事的信函。该信逐日叙事,且条理甚是清楚。密信内容如下。伯仁兄世姻大人阁下:一日之间,两遭国变,攀髯莫及,哀恸无涯。先是,九月间圣体不豫,于召对枢臣言今年万寿礼节,恐病体不能支持,慈圣谓届时如不能勉强,可不必行礼。上泣,慈圣亦泣。及回海后,慈躬每日腹疾多次,肝火甚盛,饮食锐减,茶量过度。十月初九、十、十一此三日中,慈躬愈惫,戏不能竟日,即行撤去。上即于便殿行礼。十二、三日,慈躬厥晕二次。此两日未召见。上犹勉力至仪鸾问疾。然气喘已甚,一动即不能止,肺疾尤深,口中痰涎俱有气味。十四、五、六、七此四日
9、仍勉强召对。十八日黎明,圣躬大欠安,传医入诊。自此日起,即不召对,不能至仪鸾问安矣。闻慈体忧虑过甚,时时涕泣。又复肝厥,不进饮食。十八日,有为上预备吉祥板之说。十九日未初,慈躬厥晕二刻,中宫计无所出,诣上前请示办法。上即刻召见内务大臣,谓太后病势颇重,我又喘甚,不能行动,万一有事,汝等知早为预备乎?对曰:已暗中预备,不敢上闻。有关吴庆坻、吴士鉴父子仕宦经历,主要参见吴庆坻撰、刘承干校,张文其、刘德麟点校的蕉廊脞录(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一书的点校说明,并查阅清德宗实录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等相关资料加以补充。来新夏主编: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第22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36
10、4页。参见中央文史研究馆编: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1页。赵尔巽:奏请调翰林院编修邵章等留湖北充任法政学堂监督等事,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十二日,录副奏折,档案号03-72230-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176上谓一切查照孝贞显皇后旧例行。诸臣退出。夜九钟,慈躬又觉眩晕,始令内侍告知枢臣,言我已数日不沾水米矣。盖前此尚讳言疾也。二十日,上以气喘不能举笔,令枢臣恭代批折。复请旨,以何人恭代。有旨令醇邸恭代。午后一钟,圣躬忽尔又气逆昏晕,旋即甦醒。上自言恐将不起,立召枢臣入内。时庆邸于十五上陵,是日午刻甫归,闻两宫均不豫,不及缮安折,即刻入苑。众枢臣以次均至,诣仪鸾殿
11、伺候,应否全行入见。慈圣命全班入对。南皮首陈言,谓皇太后春秋已高,近日欠安,皇上病势沈重,将来之事不得不早为预备,惟有请懿旨办理。皇太后颔之。南皮又谓,若非懿旨,不足以定人心,将来恐有为难之处。皇太后遂谓令醇亲王之子入内。醇邸谓年甫三龄,恐太幼稚。南皮又谓,须求懿旨,加醇亲王以隆重之名。于是宫内教养及摄政王之懿旨遂定。醇邸即刻回府,抱其世子于四钟乘马车至西苑。又蒙召见,并命中宫抚养。醇邸谓庆邸曰:吾年幼不更事,以后仍望大伯助我。庆邸曰:尔须目能明视,耳能审听,自能担当大事,吾亦必助尔。又谓四枢臣曰:还望诸位多多指教。世中堂曰:王爷名望素著,外间无不钦佩,即照此办去,自能中外交孚云云。慈躬精神于
12、召见时略为一振,然仍沈沈欲睡。此次大计,若非皇上召枢臣,枢臣不能自请;若非入见慈圣,亦无由立时决议;若非庆邸已归,急切不能宣布,盖稍一迟徊,而两宫已经弥留,便不能从容定议。此皆仰赖宗庙、社稷之灵,默为呵护,方得宫府乂安,朝野翕服。然南皮公忠体国,造膝直陈,经权互用,当机立断,诚有令薄海臣工钦仰不置者。夜间十一钟,上以大便艰涩,厥晕一次。闻日间两道懿旨送与皇上阅看,圣容甚霁,盖与上意相符合云。二十一日午后,闻医官请脉,出言皇上圣脉已绝,皇太后病势亦重。酉正二刻三分,龙驭上宾。夜间,慈圣召见枢臣及内府大臣。时枢臣已草就遗诏。慈躬甚觉不适,倚卧榻上,饮茶少许,阅视两三行,复饮茶少许,再阅数行,即发下
13、颁行。自言久不饮食,即有仙丹亦不能进。仅饮西瓜汁,胸中郁热,鼻间发烧,色黑,周身疼痛。并谕摄政王在西苑勤政殿西配殿办事,如在宫内,则在上书房(自二十二以后,摄政王即在上斋见枢臣办事)。又谕大行皇帝大事办妥(并云应奉移乾清宫),速为予料理后事,予病亦必不起矣。二十二日七钟,大行皇帝黄轿由西苑奉移乾清宫。近支王公、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大臣、南书房行走等瞻仰行礼。九钟,大殓。十二钟,慈躬又厥晕二刻。二钟二刻,仙驭崩于仪鸾殿。五钟半,大行太皇太后黄轿回宫,奉移皇极殿,复传近支王公以下瞻仰行礼。二十三日八钟,大行太皇太后大殓。皇太后于二十二日下午还住宁寿宫。嗣皇住钟粹宫。摄政王每晨至上书房办事,枢臣
14、入见摄政王,暂住景运门外旧日值班公所。所有应议礼节尚未入奏,将来必常住大内,而又不便在乾清以内云。各国公使于二十八日恭诣大行太皇太后、大行皇帝几筵前恭奠。明年改元宣统,二十五日朱笔圈出,闻拟陪者为昭建二字。国朝定制,须于四十五日登极,现在尚未择吉。摄政王为大行皇帝胞弟,又承大行太皇太后遗命,至亲至近无逾于此,皇族之中人无闲言,诸大臣亦同心翼戴。俟丧礼粗定,必有新政涣汗也。弟等奉旨派穿孝百日,每日入内哭临行礼,哀痛之余,劳瘁尤不可支。仅就旬日以来见闻确实之事,节录上闻,乞詧及,余再续布。敬候起居百益。弟名心顿首,三十日。世臣兄处不及通函,乞以此信持示之,他处勿道及也。信中的“圣”“上”指光绪皇帝
15、;“慈圣”“慈躬”指慈禧;醇邸,即醇亲王载沣;庆邸,即庆亲王奕劻;孝贞显皇后,即慈安太后;南皮,指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世中堂,指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世续;皇太后,即隆裕皇太后。信末提到的“世臣”,即周云,字世臣,山东东阿人,光绪十八年中进士,选庶吉士,与吴士鉴为同年,散馆后改知县,分发河南,后报捐道员,发湖北,光绪三十四年初抵达武昌,任湖北汉黄德道。他是道光时漕运总督周天爵之孙,也是世家子弟。这里指光绪皇后那拉氏,即隆裕皇太后。涣汗,比喻帝王的圣旨、号令。177(三)吴士鉴称信中所写都是“旬日以来见闻确实之事”,以他的南书房翰林身份,应比一般京官更容易获得内廷消息。揆其内容,确有不
16、少情节见诸其他材料,但是,信中透露出光绪帝临死前参与高层决策,发挥主动作用,命内务府大臣尽早准备慈禧后事,慈禧因皇帝病重伤心、不思进食等细节,则是其他史料从未提及过的。这些情节生动自然,合乎情理,与所谓慈禧“毒死皇帝”说多有相悖。兹就信中反映的相关问题,结合其他原始资料再做分析。首先,九月间光绪皇帝的病情已经沉重,外界均知,而慈禧病情被内廷刻意隐瞒,外界知之甚少。这封密信则对两宫崩逝前病状的记述十分详尽。信中说:“九月间圣体不豫,于召对枢臣言今年万寿礼节,恐病体不能支持,慈圣谓届时如不能勉强,可不必行礼。上泣,慈圣亦泣。”两宫因皇帝病情在召见军机大臣时哭泣的情节,也见于名医杜钟骏的记述。杜从内
17、务府大臣奎俊(乐峰)处得到消息说:“一日皇上在殿泣曰:万寿在即,不能行礼,奈何?六军机同泣。”二者说的是同一件事情。而根据军机章京许宝蘅的日记,此事应发生在九月初九日,许日记九月十三日记:“袁监述两宫定于廿六日回城,昨日直督荐医屈永秋、关景贤进诊,闻初九日军机大臣召见时,两宫泣,诸臣亦泣,时事艰危,圣情忧虑也。”当时两宫在颐和园,回宫时间屡次推延,因皇帝病情已重,定于九月二十六日回城,并接受直隶总督杨士骧的建议,决定招西医屈永秋(桂庭)、关景贤来京为皇帝看病。因为皇帝身体欠佳,九月十二日奉懿旨,“十月初十日万寿在仪鸾殿受贺,停止筵宴,其在外公主、福晋、命妇著照例行礼。”便殿受贺,不用率领群臣行
18、礼,无疑减轻了皇帝负担。九月十五日申报之京师近事也称:“昨日军机大臣传谕各部衙门:现因皇上圣躬将痊,必须安心静养。故达赖来京在园觐见,即皇太后万寿亦恐有累圣躬,不能还宫受贺,所有各部院应递折件除正班外,一律不准加班奏递以节劳。”为了照顾皇帝休息,慈禧和枢臣都在努力减少政务活动。九月二十六日,两宫从颐和园返回西苑(中南海)。三天后,醇亲王在日记中提到“皇上不豫”,说明病情有加重的趋势。到十月初九日,申报公开报道,太后万寿前,皇上已“步履其艰,上下殿阶须人扶掖”。显然,到九月底,皇帝病情严重的消息已非宫廷秘密,早已为世人所知。不过,慈禧太后的身体情况则被严格保密,尽管入秋以来慈禧一直欠安,但“怕生
19、谣诼”,内廷全面封锁消息。外界只知皇帝病情严重,却不知道太后身体也每况愈下。这一点,因为入值内廷,吴士鉴知道不少实情。他在信中说:“及(九月二十六日)回海后,慈躬每日腹疾多次,肝火甚盛,饮食锐减,茶量过度。十月初九、十、十一此三日中,慈躬愈惫,戏不能竟日,即行撤去。上即于便殿行礼。”万寿节三天,慈禧不能像往年那样听戏,中途撤戏离座,荣庆日记和许宝蘅年谱都曾提到。载沣日记称,初九日奉懿旨:“明日皇帝在内廷行礼。王公百官仍在原处行礼。”初十日,皇帝未像往年一样率领百官给慈禧行礼,而是在内廷行礼。如此看来,不只是光绪帝因病无法行跪拜大礼才简化仪式,慈禧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同样也承受不住繁复的场面了。密信
20、内容均见上文,兹不拟一一注明。杜钟骏:德宗请脉记,近代史资料总第56号,第50页。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07页。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96,光绪三十四年九月癸巳,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8册,第877页。京师近事,申报1908年10月9日,第10版。醇亲王载沣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2014年,第293页。是日为九月二十九日。申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九日(1908年11月2日),第1张第34版,专电四。慈禧在召见俞廉三时语,详见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381页。参见谢兴尧整理:荣庆日记,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
21、86年,第141页;许宝蘅:夬庐居士年谱,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5册,第2077页,附录。醇亲王载沣日记,第294页。恽毓鼎称十月初十这天,光绪帝不仅手扶太监的肩膀,“以两足起落作势,舒筋骨,为跪拜计”,又说皇帝从南海“步行”至德昌门。这些都是道听途说的故事,只要知道皇帝早已病魔缠身,已经不能正常行走的真实病情,就不会相信这类说法。参见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44页。178吴士鉴在信中对两宫最后几日互动的记述十分罕见。信中称:“十二、三日,慈躬厥晕二次。此两日未召见。上犹勉力至仪鸾问疾。然气喘已甚,一动即不能止,肺疾尤深,口中痰涎俱有气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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