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尔干的缺席:民国知识分子有关女性自杀的评述与研究.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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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涂尔干的缺席:民国知识分子有关女性自杀的评述与研究*景 军*摘 要:本文在引言之后首先剖析涂尔干关于女性自杀的基本观点,继而梳理民国知识分子对女性自杀事件的洞见,然后讨论民国社会学家对自杀数据的分析及其意义。本文的基本结论是涂尔干的自杀学说在民国学界的缺席并非偶然。他站在欧洲中心论和男性沙文主义立场上提出的自杀学说,不但与中国经验大相径庭,还犯有认识论和方法论错误。尤其是涂尔干有关女性自杀的阐释可谓谬论。涂尔干在其名著 自杀论 中断言,世界各国女性自杀问题的严重性都远远不及男性。民国初期的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却认为,中国女性自杀问题的严重性不亚于甚至超过男性。这一观点的穿透力后来在民国社会学家有
2、关城市女性自杀的数据分析中得到了证实。关键词:涂尔干 民国知识分子 城市女性 自杀事件引言20 世纪 30 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亦译为迪尔凯姆)在中国已有一批学术传人,其中包括从 1920 年开始在法国研修社会学长达七1*本文为北京宸星教育基金会“南部理论”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9-03-004)的阶段性成果。*景军,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十八辑年的许德珩,从 1921 年到 1930 年在里昂大学和巴黎大学都有过求学经历的杨堃博士,从 1926 年到 1929 年在巴黎大学师从涂尔干侄子莫斯先生的凌纯声博士,1929 年在巴黎大学获得民族学硕士学位的卫惠林,
3、1931 年从巴黎大学毕业的语言学家王力博士,1933 年和 1935 年在巴黎大学获得民族学博士学位的徐益棠和杨成志。这批留法学者是将涂尔干和他缔造的法国社会学年刊学派介绍到中国的中坚力量。1923 年,涂氏的 社会学概论 一书由许德珩译为中文出版。1930 年,他的 道德教育论 文集也由许德珩译为中文出版。1935 年,涂氏的 社会分工 一书由王力译为中文出版。查大成故纸堆数据库可以发现,涂尔干的生平、他的集体表象学说以及他对初民社会宗教形式的研究,到 1935 年时都已得到了民国学者的重视。且不说其他民国学者有关涂尔干的诸多论述,杨堃一人就为介绍涂尔干和法国社会学年刊学派撰写了超过100
4、 万字的教材和文章(张海洋,2000:22)。令人感到蹊跷的是,涂尔干的社会学名著 自杀论 在民国学界却一直缺席。按照一些当代中国学者的说法,作为社会学里程碑式的经典著作之一,涂氏的 自杀论“是社会学史上第一部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引入社会现象研究领域,第一次实现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著作”(李梅,2011:79)。那么为什么涂尔干的自杀学说在民国学界却名不见经传呢?为什么民国学界对其有所提及的文章基本都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为什么一些了解涂氏 自杀论 的民国学者对该书的态度好似它是极不相干的呢?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涂尔干的自杀学说犯有认识论和方法论错误,而且带有男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尤其是他
5、对女性自杀问题的阐释与中国国情相差甚远。总之,涂尔干的自杀学说在民国学界的缺席并不是某种偶然性所致。可用于支持以上判断的依据是民国知识分子有关女性自杀的评述和研2法国 社会学年刊(LAnne Socialogique)由涂尔干创办于 1898 年,它的出版直到 1925年,在1934 年至 1942 年更名为 社会学年鉴(Annales Sociologiques),二战后又恢复了原来的名称,即 社会学年刊。涂尔干的 自杀论 在1990 年之后由冯韵文、黄丘龙分别译为中文在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出版。涂尔干的缺席:民国知识分子有关女性自杀的评述与研究究,尤其是社会学家吴至信发表的三篇长文。其一是对
6、中国四大都市自杀者性比的研究 吴至信(麟伯),1932,其二是对自杀研究的评述(吴至信,1935),其三是对八百件自杀案的剖析(吴至信,1937a)。吴至信在他撰写的那篇评述中指出,意大利学者恩里克莫奢尼(Enrico Morselli)于 1881年出版的 自杀:有关道德统计比较的论述(Suicide:An Essay on Com-parative Moral Statistics)是用心理因素解释自杀。涂尔干于 1897 年出版的自杀论:社会学研究 是用社会因素解释自杀。前者强调个体性,比如心理危机导致的自杀,后者强调集体性,比如导致自杀流行的社会失范。吴至信认为,莫奢尼和涂尔干都犯了机
7、械的认识论错误,因为自杀的个体性和个人因素与集体性和社会因素是分不开的。尤其针对涂尔干所犯的错误,吴至信写道:“涂氏谓个人自杀,是由于个人的变态心理;而某社会的自杀流行,是由于该社会的变态心理按涂氏此说,社会环境使自杀者不能常态生活,因而形成变态心理而倾向自杀社会环境使个人心理失却常态,是经过怎样的历程?有变态的心理如何就会自杀?这些问题在涂氏书中竟未详论,实为遗憾。”(吴至信,1935:20)吴至信在他的自杀研究评述中还提出了一个与本文更为相关的问题,那就是西方国家的统计数字和西方学者的研究都指向一个女性自杀倾向的程度明显低于男性的规律。那么这个规律为什么不能适用于对中国、印度以及日本女性自
8、杀问题的解释呢?吴至信认为,澄清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国家女性社会地位的脆弱性和形形色色的社会压迫,而不是其他(吴至信,1935:1113)。他的观点与涂尔干有关各国女性自杀免疫力都超过男性的结论完全不同。这也大致就是为什么吴至信在两篇有关自杀问题的研究长文中多次提到了莫奢尼的著作和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露丝卡杨女士的自杀研究(Cayan,1928),却只字未提涂尔干的 自杀论。涂尔干有关女性自杀免疫力的谬论涂尔干在 1897 年出版的 自杀论 一书中给出的法国人口自杀死亡率3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十八辑是 22/10 万,法国男性自杀死亡率是 34.6/10 万,法国女性自杀死亡率是9.7/10 万。
9、由于法国男性自杀死亡率是法国女性的 3.6 倍,涂尔干认为法国女性的自杀免疫力系数应该是法国男性的 3.6 倍。涂尔干认为女性自杀倾向弱于男性是一种全球规律:“在全世界的所有国家中,妇女自杀的都比男人少得多。不过,妇女受过教育的也少得多。她们基本上是墨守成规的,按既定的信仰行事,不大需要用脑力。在意大利,18781879 年期间,每一万对夫妻中有 4808 对不会在他们的婚约上签名;每一万名妻子中有 7029 名不会签名。在法国,1879 年的比例是每 1000 对夫妻中有 199 名丈夫和 310 名妻子不会签名。在普鲁士,两者之间的差距相同,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一样。在英国,这种情况要比其他欧
10、洲国家少得多。1879 年,每 1000 对夫妻中有 138 名丈夫没有文化,185 名妻子没有文化,而且自 1851 年以来就大体上是这个比例。但是英国也是妇女自杀人数最接近男子自杀人数的国家。按 1000 名女性自杀者计算,男性自杀者在 18581860 年为 2546 名,18631867 年为 2745 名,18721876 年为 2861 名。但是,在其他各国,妇女自杀比男子少四、五、六倍。最后,在美国,经历的各种条件几乎完全相反,这就使这种经历特别说明问题。黑人妇女所受的教育似乎和她们的丈夫相同,有时甚至超过。有些观察家报告,她们也有十分强烈的自杀倾向,有时甚至超过白人妇女。有某些
11、地方,这个比例可能达到350%。”(迪尔凯姆,2001:162163)上一段话说的不能“签字”是指不会写字,继而提到的“没有文化”也是指不会写字。根据涂尔干的判断,受教育程度越低的女性越不容易自杀。墨守成规和按既定信仰行事的女性不大需要用脑力。相比之下,美国黑人女性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她们的自杀率因而也很高,甚至高过白人妇女,有些地方的黑人女性自杀死亡率是白人女性的 3.5 倍。如果把涂尔干的这一观点延伸理解,女性自杀倾向弱于男性的社会事实与她们不大需要用脑力的社会事实是联系在一起的。涂尔干还以精神病为例试图证明女性自杀少于男性自杀的必然性:“在法国,每 100 名死在精神病院的疯子中大约有 5
12、5 名是男性。因此,在一个4涂尔干的缺席:民国知识分子有关女性自杀的评述与研究特定时刻统计的女病人数量比较多,并不证明女人更容易精神失常,而仅仅证明女人在这种情况下和其他所有情况下一样比男人活得长。但是无论如何还是应该承认,在现有的精神病患者中女性多于男性;如果断定疯子都神经过敏是合情合理的,那就应该承认,患神经衰弱的女性任何时候都多于男性。因此,如果说自杀率和神经衰弱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的话,那么妇女自杀的就必然多于男人,至少应该一样多。因为,即使考虑到女性的死亡率比较低,并且相应地修改各项统计数字,那么人们能够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她们和男子一样容易精神错乱;她们的死亡率比较低,而她们在精神错乱
13、者的所有统计数字中占优势,两者差不多刚好互相抵消。然而,她们的自杀倾向并不超过或者等于男人的自杀倾向,自杀碰巧基本上是一种男性的感情表现形式。有一个妇女自杀,就平均有4 个男子自杀。因此,男女都有某种明确的自杀倾向,这种倾向对于每一种社会环境来说甚至是固定不变的。但是这种倾向的强度丝毫不像心理变态因素那样变化,无论是根据每年新发生的病例数来估计,还是根据在一个特定时刻统计的病人数来估计。”(迪尔凯姆,2001:42)上面这段引文的最后一句话或许有些费解。将 自杀论 的中文版与英文版和法文版对照阅读可以发现,涂尔干是想说:男女都有自杀倾向,然而这种倾向的激烈程度在比例上不会由于心理问题而发生变化
14、,无论是根据每年新发病例估算,还是根据人口普查数据估算,精神病人自杀倾向的程度也是一种女不如男的反差。这是另一种他认为可以让自己的观点自圆其说的依据。涂尔干还以周末发生的自杀案件试图说明女性自杀免疫力为何有时反而会低于男性。他借用一名学者对 6000 多例自杀案从星期一到星期天的分布规律研究写道:“我们知道,对星期五的偏见有延缓社会生活的作用。这一天,坐火车的人比其他日子少得多。在这个不吉利的日子里,人们不大愿意交往和办事。星期六从下午起开始放松,在某些国家,停工休息的相当多;想到第二天是星期天也许对头脑预先起到某种镇静的作用。最后,在星期天,经济活动便完全停止了。如果不是另一类表现形式取代了
15、已经消失的表现形式,如果娱乐场所不是在车间、办公室和商店里空荡荡的时候挤满了人,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星期天自杀人数的减少还会更加突出。我们还将注意到,这一5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十八辑天妇女自杀人数所占的比例最高;不过,这一天妇女往往走出她们平时隐居的家,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参与社会生活。”(迪尔凯姆,2001:100101)依据涂尔干的说法,女性在周末往往走出家门参与一定程度的社会生活,然而社会参与恰恰是女性自杀的一个诱因,因为离开家庭保护的女性是脆弱的,她们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是低下的,一旦遇到难解之事就会想不开。在男性感到放松的星期天,离开家庭走进社会的女性反而感到紧张,甚至会寻短见。因而,在家中孤
16、独一些,对女性来说,尤其是对老年未婚女性而言,是有好处的。援引涂尔干的原话:“她们不太爱交际。她们对这方面的需要不大,而且很容易满足。有某些祈祷要做,有某些动物要照料,老年未婚女子的生活就全被占满了。她们之所以一直如此忠心地依恋宗教传统,从而在其中找到某种有效地避免自杀的场所,是因为这些非常简单的社会形式足以满足她们的全部需要。相反,男子在其中却觉得太拘束了。他们的思想和活动越是展开,就越是逐步超出这种古老的形式。但是他们需要其他的形式。因为他们是更加复杂的社会存在,所以他们只有另外找到更多的支点才能保持平衡,而且这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基础取决于许多更容易使这种基础遭到破坏的条件。”(迪尔凯姆,2
17、001:223224)上面这段引文的最后一句是说男性的道德基础更容易被破坏,男性的社会存在更为复杂,要在家庭之外的社会里打拼,男主外极为艰难,女主内相对容易,因而男性的自杀免疫力系数总是低于女性。涂尔干还认为,即便发生离婚问题时,其负面影响与女性也是无关的,对男性却十分不利:“离婚的这种结果是丈夫所特有的,并不影响妻子。事实上,妇女的性要求具有较少心理特征,因为她们的精神生活一般说来不太发达。性欲要求更多地和肉体要求有关,服从肉体的要求而不是超过肉体的要求,因此可以在肉体的要求中找到有效的制约。”(迪尔凯姆,2001:293)且不用多说涂尔干有关女性肉欲多于精神需要的性存在之判断是多么荒谬,他
18、还认为“女子的自杀之所以比男子少得多,是因为她们参与集体生活比男子少得多”(迪尔凯姆,2001:223)。即便夫妻都参加社会生活,“丈夫积极参加而妻子只是远远地作壁上观。因此,他的社会化程度要比她6涂尔干的缺席:民国知识分子有关女性自杀的评述与研究高得多。他的爱好、愿望和心情多半产生于集体,而他的伴侣的爱好、愿望和心情却更直接地受机体的影响”(迪尔凯姆,2001:422423)。这段话中所说的“机体”还是指肉欲。简而言之,涂尔干认为女性在方方面面的不发达反而有利于她们的自杀免疫力。这主要是因为涂氏所谓社会事实之两种。其一,女性的社会存在意识和社会参与程度都弱于男性。其二,婚姻和家庭是女性自杀免
19、疫力的保障。因而,女性自杀免疫力强于男性是一种普遍规律。部分民国知识分子的相反立场五四运动前后,一系列自杀事件引起了活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学者们的高度注意。1911 年 8 月 5 日,中国同盟会成员杨笃生在英国利物浦蹈海自尽。1918 年 11 月13 日,民政部主事梁巨川在北京投积水潭而死。1919 年11 月14日,长沙女子赵五贞在花轿中割喉自尽。1919 年 11 月 16 日,北京大学法律系学生林德杨在京郊投水身亡。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蔡元培、陶孟和、胡适等人纷纷在 新青年新社会新潮大公报晨报民国日报 上对自杀问题发表论述并将自杀案作为社会事件看待。有的评述针对令人悲哀的国
20、运,有的批评自杀者软弱,有的对自杀是否符合公理的问题做出判断,还有从厌世的角度对青年自杀的阐释以及对女性自杀的社会成因的分析。此番舆论开启了民国知识界和新闻媒体对自杀问题的持续关注。殉节是民国知识界和新闻媒体都极为关注的女性自杀问题。据田汝康考证,由于旧时的节烈旌表制度,女子随着丈夫或未婚夫的去世而自尽到晚清时在有些地区甚至演绎出女性搭台自杀的悲剧(Tien,1988;田汝康,2017)。譬如,泉州的寡妇殉夫案从 1522 年到 1644 年有 131 例,未婚妻殉死案有 21 例,其中无一例搭台自杀;从 1645 年到 1911 年,泉州的寡妇殉夫案有 92 例,未婚妻殉死案有 39 例,其
21、中包括 50 例搭台自杀案(田汝康,2017:58)。中华民国成立后,节烈观和殉节行为并未销声匿迹。1914 年北洋政府出台 褒扬条例,公然宣称妇女节烈贞操者能得到大总统亲自授予7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十八辑的匾额题字和金银质褒章。1915 年,上海爱群学校的一名女学生接到丈夫在河南陕州病危的电报,手握一把剪子与同学诀别,赶到陕州后见到丈夫已死,立即服毒自尽以表节烈。1916 年,鸳鸯蝴蝶派 小说新报 居然连续刊登了清末以来 20 年女子殉节人物传。女子殉节对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而言是坚决不能接受的。正如鲁迅在1918 年的 新青年 月刊中所说的:“古代的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
22、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鲁迅(唐俟),1918:6 鲁迅在他的这篇文章最后写道:“我们要悼念了过去的人,还要发誓,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鲁迅(唐俟),1918:14 陈独秀于 1920 年表示,烈女殉夫与男子尽忠的道德逻辑是一样的:“完全是被社会上道德习惯压迫久了,成了一种盲目的信仰。因为社会上不但设立许多陷阱似的制度,像昭忠祠、烈士墓、旌表节烈、节孝牌坊等奖励品,引诱一班男女自杀,而且拿天经地义的忠节大义,做他们甘心自杀的暗示。这种暗示和压迫受久了,便变成一种良知,觉得殉忠殉节,真是最高的道
23、德,不如此便问心不过。”(陈独秀,1920:5)民国初期,接受现代教育的女子自尽,每每触及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的神经。1916 年,湖北女子师范学校 20 岁学生陈毓龄自杀身亡后,申报从该年11 月25 日到27 日对这桩自杀案连续发表了三篇报道。根据 申报调查,该年 10 月 8 日,陈毓龄的尸体漂浮在学校池塘中,校长石世英以陈毓龄患有神经病为由上报警方。一些同学认为陈毓龄是被逼无奈,她们道出的真相是这样的:某一女生应邀陪同本校校长外出值日,生怕自己佩戴的金项链显得奢靡,将之摘下托付给陈毓龄代为保管,陈毓龄不慎将那条金项链丢失。受损失的女生要求陈毓龄赔偿,在讲堂门前拦住陈毓龄恶语中伤,勒令她将
24、裙子脱下以示道歉。陈毓龄不堪侮辱遂沉塘自尽。警察厅了解到真相,随即上报给监察厅。那位有责任的女同学深恐法律制裁也跳入湖中自杀,幸好及时被救。陈毓龄案发生之后,校长向监察官婉商此案不设公堂在校内了结,后来居然得到了监察官的认可。8涂尔干的缺席:民国知识分子有关女性自杀的评述与研究为了抗婚的自杀属于左翼社会活动家最为关注的妇女解放范畴的问题。1919 年 11 月 14 日,年方 21 岁的赵五贞,不满包办婚姻,刎颈自杀。赵五贞,湖南长沙人,生于 1896 年,父亲赵海楼开眼镜店为业。赵五贞知书识礼,工裁缝、善刺绣,友善邻里,后由媒婆撮合,父母包办,许配给富商吴凤林为继室。赵五贞不愿意“填房”,又
25、嫌对方年大貌丑,要求改变婚期,终被对方以择吉已定为由回绝。出嫁当天在花轿里,赵五贞从绑腿里抽出藏好的剃刀割喉,大出血身亡。青年毛泽东于该年 11 月 16 日至 28 日连续在湖南 大公报 女界钟等报刊以西堂、新城、毛泽东等名针对赵五贞的自杀发表了 10 篇文章。关于赵女士的自杀,社会各界当时有不同观点。有人认为她不能自立自强,有人建议设立婚姻改良促进会反对父母纳贿逼婚,还有人认为应当将自由恋爱置于婚姻的核心。毛泽东却认为赵五贞的自杀完全由社会环境导致。为此,他特别分析了赵五贞自杀之前所处的三种社会环境。第一是男权社会,第二是赵氏一家,第三是她不愿去的夫家。赵五贞在这三面铁网包围下“求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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