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新路”——从共同经历出发的国际传播与构建共识的另一种可能.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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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1 0卷第2期2 0 2 3年4月全球传媒学刊G l o b a l J o u r n a l o f M e d i a S t u d i e sV o l.1 0,N o.2:3 1-4 4A p r i l 2 0 2 3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塑造“新路”从共同经历出发的国际传播与构建共识的另一种可能殷之光殷之光: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摘 要 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识建设及其理想的全球传播问题时,我们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是来自传统国际关系话语中潜藏的霸权中心主义秩序观。这种秩序观将国际关系的主题理解为国家间的软硬实力竞争。这显然无法真正用来理解“人类命运
2、共同体”背后传承的,具有强烈辩证法自主意识的国际主义精神。本文提出,讲述“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从“共同经历”入手,突出在全球发展过程中主权国家发挥的作用及其发展的不平等现状。这种视角将共同经历置于历史中心。与霸权中心的视角不同,建立在共同经历基础上的全球秩序想象一方面承认不同国家在通往现代化进程中的差异性状态;另一方面,更关注现代化的历史维度,强调不同共同体之间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共同历史遭遇”而形成的共同问题、发展任务与政治诉求,并由此突出强调构建共同体认同是一个在漫长历史中自然发生的动态进程。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历史唯物主义;共识建设;霸权D O I 1 0.2 6 5 9
3、9/G J M S.2 0 2 3.9 3 3 0 0 1 5一、引言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这个问题早已不仅仅是面对外部世界进行自我陈述的被动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开始希望通过表达来建立更普遍的、联通内外的、全球性的共识。然而,当我们以中国为主题时,很容易陷入一种中国对外国,特殊对普遍的二元困境。中国的“特殊性”不但是西方观察家们用来解释中国问题的常用技巧,也经常是我们自我辩护的说辞。与此相关,中国与外国这一地理与法律的边界,似乎也成为我们认识的边界。转换到实践中,当下我们 全球传媒学刊 2 0 2 3年第2期在面向全球讲述中国希望推动的多边治理、平等且包容差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便面临着
4、在政治经济诉求不同、文化意识形态多样的全球语境下寻找“重叠共识”(o v e r l a p p i n g c o n s e n s u s)的巨大挑战。在讨论构建共识这一议题时,国际法学者们主要从实证主义角度出发,将共识转化为能够获得多方认可的制度性条款。漫长的谈判几乎是塑造这一共识的唯一途径。国际关系学者则将共识视为政治活动的结果。它既可能是实在的制度性约定,也可能是较为松散、具有流动性的价值框架。促使多元主体之间达成“共识”的政治活动为国际关系研究者讨论文化、传播、劝说等议题提供了空间。这些在国家与次国家行为体之间进行的非传统国际政治互动,被概括称为“公共外交”(p u b l i
5、c d i p l o m a c y),并被视为国家向外拓展“软实力”(s o f t p o w e r)影响的重要途径。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全球性媒体更被视为传播“软实力”的核心载体(N y e,2 0 0 4,p p.1 8-1 9)。然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建设显然不能依赖以霸权竞争为中心的“软实力”话语。它也不能简单被看作一种仅仅服务国家利益的“公共外交”行动。因为,在这种“软实力”的理论框架内,“人类命运共同体”背后传承的,具有强烈辩证法自主意识的国际主义精神,便容易被强行赋予一种1 9世纪末欧洲大陆帝国争霸时的内涵,被视为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对外“宣传”,甚至是干涉主义的同
6、义词。然而,作为1 9世纪国际霸权秩序中的被压迫者与反抗者,中国从1 9世纪开始对各类国际主义与国际秩序话语的理解都或多或少体现了平等主义的政治理想。这一理想也是中国寻求普遍主义世界秩序,并在这一语境中进行自我改造的一条重要线索。在讨论诸如“对外讲述中国故事”“扩大全球影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问题时,如何避免走入霸权中心主义、重复霸权竞争话语?同时,我们在进行上述的思考时,来自中国之外的观察者们也必然会提出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疑问。中国是否是个新霸权国家?中国崛起之后的世界将向何处去?显然,在尝试回答这些问题时,流行的那些以霸权为中心的理论叙述无法给予我们任何令人满意的答案。本文强调,作为一
7、个极具历史唯物主义意味的范畴,“共同经历”为我们在整体的人类文明进程中,从辩证法的角度认识主权国家作用,理解现代化进程,构建平等理想,讲述自身发展与人类命运关联的意义,提供了具有实践意义的抓手。二、两种记忆2 0 2 2年1 1月2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之后不久,坦桑尼亚总统萨米娅苏卢胡哈桑(S a m i a S u l u h u H a s s a n)应邀访华。在23 第1 0卷第2期 殷之光:塑造“新路”从共同经历出发的国际传播与构建共识的另一种可能 欢迎仪式中,习近平主席特别回忆了自己在2 0 1 3年首次作为国家主席对坦桑尼亚进行的访问。就在那次访问中,习近
8、平主席在当时刚竣工不久、由中国援建的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追溯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与“非洲老一辈政治家”共同开启的“中非关系新纪元”。这个新纪元,建立在“反殖反帝、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在发展振兴的道路上”。而这种“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也将中非紧紧联系在一个“命运共同体”当中。并在其中“积极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繁荣”(习近平,2 0 1 3)。在坦桑尼亚期间,习近平主席还专门前往位于达累斯萨拉姆郊外普古镇的中国专家公墓,祭奠在2 0世纪7 0年代建造坦赞铁路时牺牲的中国工人们。这些长眠在非洲土地上的普
9、通中国工人,也成了新中国与坦桑尼亚的共同记忆。时至今日,这个5 0年前的共同记忆仍不断被提起。它不但作为中、坦、赞三国的共同经历,更经由坦、赞两国,转化为整个非洲在谋求自主现代化道路上的标志性事件。每逢清明,驻扎在坦桑尼亚的中国使领馆人员总会与坦桑尼亚人一起来这里扫墓,共同纪念这一由坦桑尼亚、赞比亚与中国普通人,在殖民者给定的路径之外共同用意志与生命创造的现代化奇迹。有趣的是,就在2 0 2 3年清明节前不久,美国副总统哈里斯(K a m a l a H a r r i s)也访问了坦桑尼亚。在短暂的停留期间,哈里斯格外强调了自己与哈桑总统共同的“女性领导人”身份,称颂坦桑尼亚总统“是民主改革
10、的先锋”。而“民主改革”则是增进美坦两国伙伴关系的关键。在此基础上,美国许诺“在国会允许的前提下”,为坦桑尼亚提供“5.6亿美元的援助”,用以“扩大两国贸易关系、促进民主政府治理发展”(A s s o c i a t e d P r e s s,2 0 2 3)。实际上,自1 9 6 1年与坦桑尼亚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美国对坦的援助都主要通过同年成立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 n i t e d S t a t e s A g e n c y f o r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D e v e l o p m e n t,U S A I D)的计划展开。依照U S A I
11、D的机构宗旨,海外援助的目的是“向海外推广与展现民主价值观”“服务美国外交政策”“增强民主治理”。在访问期间,哈里斯还参加了一场纪念1 9 9 8年8月达累斯萨拉姆美国使馆炸弹袭击死难者的追思会,并献上了花圈。对宏大事件的记忆蕴含着指向未来的历史哲学价值。我们如何记忆历史、记忆谁的历史直接关系着我们认识当下与想象未来的方法。在哈里斯访问非洲的旅程中,历史记忆围绕着美国国家的全球霸权利益展开。在这个视角下,非洲一方面是动荡不安的“恐怖”大陆,另一方面,也像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商业蓝海。非洲在与“世界”互动的进程中,获得了逐渐变得更为“民主”的可能。这种家长式的态度,显而易见地容易让非洲人产生对殖民主
12、义历史的联想。这种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几乎延续了1 9世纪欧洲的非洲认识。在黑格尔1 8 2 2年的论述中,他将非洲分为三个部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被称为33 全球传媒学刊 2 0 2 3年第2期“非洲本部”(A f r i c a p r o p e r),撒哈拉以北的沿海地区为“欧洲非洲”(E u r o p e a n A f r i c a),尼罗河谷底与亚洲相连的埃及则自成一部分。这部分作为“独立的文明中心”,因此与“非洲相隔绝”。在黑格尔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哲学中,“非洲本部”与“世界历史”进程“相隔绝”,因此是一片“在历史自觉之前”的“孩童之地”(l a n d o f c h
13、i l d h o o d)。在这片地理空间中生活的黑人(n e g r o e s),受到自然环境的限制,仅靠自身无法摆脱其自然状态,更与“普遍人性”(h u m a n i t y)格格不入。正是由于自由意识的缺失,黑人进一步地沦为“物”。而恰恰是奴隶贸易,通过商业制度将黑人从“自然状态”中拯救出来。奴隶制度本身是将非洲本部与世界历史相联系的途径,是一种教育。通过这种教育,黑人得以参与到一种更高级的道德与文化环境之中。虽然奴隶制本身由于违反了人性中的自由原则,因此是非正义的制度,但是,恰是由于它能够让非洲历史同世界历史发生联系,能“教育”黑人,让其“进入”高等的道德与文化环境,因此只能通过
14、渐进的方式废除奴隶贸易(H e g e l,1 9 9 9,p p.2 4 6-2 5 0)。站在文明优越、文明冲突观念基础上发展起的现代化论述,本质上是一种霸权中心主义的世界秩序观。与之相比,中国则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秩序视角。这种视角将共同经历置于历史中心。与霸权中心的视角不同,建立在共同经历基础上的全球秩序想象更具时间与空间双维度的延展性。它一方面承认不同国家在通往现代化进程中的差异性状态;另一方面,更注意在历史进程中,由于“共同历史遭遇”而形成的共同问题、发展任务与政治诉求。这就避免了霸权中心视角必然带来的排他、等级以及暂时性的弊病,而将共同体构建认同的基础转化为一个漫长历史中自然发生
15、的动态进程。三、两种现代化道路现代化的全球展开是理解“共同经历”的基本历史语境。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全球体系,以现代国家为基础。在过去的讨论中,研究者多将这个进程理解为一个“冲击回应”式的关系,即以欧洲/西方现代国家的全球扩张为中心,将“边缘”地区对这种扩张冲击的被动“回应”视为现代化的基本动力(萨义德,1 9 9 9,p p.4 2-4 5)。我们的确可以在广大的“非西方”世界现代历史中寻找到这种“回应”的例证。1 9世纪末2 0世纪初,在“非西方”世界广泛兴起的文明论,便是这些地区以各自民族/种族/文化为中心,用一种本质主义的态度对“西方”进行反思和批判。在这时期,除了日本的亚洲主义之外,诸
16、如奥斯曼土耳其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也将视角投向了“黄色人种”,并表达了希望成为“近东的日本”的态度(A y d i n,2 0 1 7,p p.1 0 4-1 0 5)。中国晚清的 东方杂志 在创刊时也有“黄种将兴”,以亚洲“黄种”对抗欧美“白种”的思潮(汪晖,2 0 0 9)。这类思潮将其主体43 第1 0卷第2期 殷之光:塑造“新路”从共同经历出发的国际传播与构建共识的另一种可能 性想象建立在种族主义基础上,并随之构想出了东西方文明对立的“平等”秩序(A y d i n,2 0 0 7,p p.8 3-9 2)。这种通过“反西方”形成的一致性并不能真正支撑欧洲/西方之外世界的现代主体性建构,它
17、不但无法面向过去,解释历史,更无法面向未来,承担想象非中心主义式的现代观念及其全球秩序的任务。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这种以黄种对抗白种的“反西方”思潮才真正开始转变为对“西方”现代性逻辑及其全球秩序观的深层次反思。从这一时期开始,越来越多的非西方世界知识分子开始从1 9世纪末2 0世纪初的“反西方”讨论走向对“反帝国主义”的深入探索。正是在这种对帝国主义全球秩序的反抗过程中,西方之外的广大世界成为了思想与行动的自由主体,民族自觉则是这种反抗进程中诞生的现代意识的开端。与欧洲历史中形成的排他的“民族国家”观念不同,在非西方世界,特别是那些1 9世纪形成的、未彻底经历过西方殖民文化与政治清洗
18、的广大半殖民地地区,在反帝目标下产生的民族意识及其构想的未来世界秩序则更具有平等互助的内涵。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带来的物质性巨变,及其在全球各个角落引发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巨大变迁不能被简单理解为现代性的全部。其帝国主义性质的全球扩张也更不能被假定为现代性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里,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则显得格外具有当代价值。他强调,帝国主义,即那种扩张性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的必然阶段(列宁,1 9 7 6)。从这个意义上,他实际将物质发展从欧洲中心的历史命定论中解放了出来,将帝国主义扩张转化为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这也就为我们想象另一种发展模式提供了可能。在欧洲的政治与文化想象中,对于外敌入侵、人
19、口增长、经济衰退等一系列影响自身“生存空间”的忧虑,对新兴力量“崛起”的恐慌始终是关键主题。因而,从经济学和生物学角度出发构建起的命定论思想,也牢固地支撑起帝国主义军事扩张与经济政治霸权思想。这种命定论既促生了确证本阶级、本民族霸权地位必然性的各种帝国辩护,促生了阻止本国殖民属地、甚至形式上独立的亚非拉海外国家等半殖民地实现工业化的思想;也促生了悲观的、反自由贸易、主张保护主义的论述(哥尔维策尔,1 9 6 4,p p.1 1-1 3,3 1-4 9)。从欧洲内部各个“领土国家”之间的相互猜忌,到“民族国家”兴起之后的敌意,再到对欧洲之外新兴美国的怀疑,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秩序观本质上是一种建立
20、在恐慌感上的帝国辩护,其所构建的敌人始终在随着政治现实的需求与经济格局的动荡而变化。在这种持续不断的对抗压力下,欧洲君主国在1 6世纪末开启了向更大规模的现代复合制国家转变的进程。同时,这也往往伴随着欧洲国家从松散的领土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以及组建帝国的野心的萌发。在这个过程中,领土53 全球传媒学刊 2 0 2 3年第2期的私有化是处理不同民族、团体之间矛盾的主要方式。在这种理想型的“民族国家”中,领土归属于一个具有“共同出身”的共同体。从欧洲的经验来看,混居被非历史性地视为一种旧帝国的遗产。而在不同民族混居的情况下,和平解决冲突的唯一方式则需要遵从一个独立国家的领土逻辑。即只有他们形成“
21、各自独立的 民族国家 时,冲突才能得到化解,民族群体之间的平等关系才能得以重建”。可悲的是,这一逻辑也可以顺势推导出种族清洗的解决思路(洪特,2 0 1 6,p p.4 2 7-4 3 4)。这种以财产私有权为立国基础的国家始终处于“危机”之中。通往永久和平、解决领土安全问题的途径要么是形成基督教自由国家的联邦,要么则是建立一个同质的世界帝国。然而,脱离了统一教权的欧洲大陆君主从来面对的都是有限的、已被占据的土地。因此,在无休止的战争之后,1 7世纪欧洲国家尝试通过合约来划定欧洲“国际间”领土所有权、达成“和平”。这在今天的国际关系历史叙述中,仍被视作现代条约国际体系的起源。这种叙述淡化了欧洲
22、国家竞争的另一个关键层面,即欧洲国家向中亚以及海外“无主之地”的扩张。现代意义上的“帝国主义”(i m p e r i a l i s m)是在这种欧洲现代帝国争霸的历史中形成的观念。当代学术界,特别是欧美学术界对“帝国主义”问题的讨论主要为我们提供了两种理解模式。一种多来自历史学家,与资本主义帝国中心的政治经济学家;另一种则主要根植于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近4 0年来,沿着后者的脉络,来自英语文学背景的后殖民理论家们则成为了“帝国主义”批判的主流。这种状况本身便反映了我们今天语汇中“帝国主义”这一概念起源的历史基础。在这两条路径中,前者主要将帝国主义视为一种政治秩序。从这个角度
23、对帝国进行系统历史梳理的研究,几乎无一例外都诞生于一条从1 9世纪末英国开始的“帝国史研究”学术谱系(K o e b n e r&S c h m i d t,1 9 6 4,p.x x i v)。这条谱系延续了一个自1 6世纪便萦绕在欧洲扩张主义者心头的问题 扩张的理由是什么?在1 5 8 4年1 0月6日呈交给伊丽莎白一世的信中,理查德哈克卢特(R i c h a r d H a k l u y t)表示,向“西印度”扩张,增强非洲奴隶贸易不仅能够“传播新教福音”,也能够通过“增强亚非欧与英国的贸易往来”为英格兰人提供工作(Q u i n n,1 9 7 4,p.2 8 6)。作为沃尔特莱利
24、爵士(S i r W a l t e r R a l e i g h)殖民美洲计划的坚定支持者,哈克卢特着眼于为英帝国寻找一个意识形态的基础,这个基础便是新教信仰。在他笔下,新教信仰不但能够弥合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三国之间的裂痕,增强与爱尔兰殖民地的联系,更能成为帝国在海外对抗西班牙主导的天主教地区对新教徒的压迫的理由(A r m i t a g e,2 0 0 0,p.6 1)。哈克卢特这个表述,简明扼要地勾勒出英格兰、联合王国与英帝国三者间的秩序关系,也首次将海外殖民扩张与“英格兰人”的福祉联系了起来,明确将海外扩张63 第1 0卷第2期 殷之光:塑造“新路”从共同经历出发的国际传播与构
25、建共识的另一种可能 视为在与其他欧洲国家竞争中增强自身实力的手段。如何从道德上为帝国的扩张提供辩解,将自身的霸权与对手区别开来?如何避免在霸权竞争的现状中,说明自身能够摆脱如对手一样的衰落宿命?这些问题既驱动了哈克卢特与莱利对英格兰为什么需要且能够扩张这类“帝国理由”的探讨,也同样是1 9世纪末早期英帝国史学者们问题意识的核心。很显然,这一问题意识的原点是以国家全球霸权利益为中心,将全球理解为需要夺取的空间。而在这基础上构想的世界性秩序、价值观念,都难免沦为国家霸权扩张的自我辩解。我们可以看到,当早期英帝国史学者在倒叙旧殖民主义建立的全球秩序时,更乐意将“帝国主义”视作“旧殖民主义”专属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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