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健康服务水平影响生育意愿吗——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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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3年8 月第37 卷第3期文章编号:16 7 3-9 9 7 3(2 0 2 3)0 3-0 0 2 9-0 8陕西行政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anxi Academy of GovernaceAug.,2023Vol.37,No.3公共行政公共健康服务水平影响生育意愿吗?一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黄君洁(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福建厦门36 10 0 5)摘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公共健康服务水平、提高生育意愿是应对当前人口问题的重要举措。利用“健康中国2 0 30”规划纲要构建准自然实验,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公共健康服务水平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
2、明,公共健康服务水平对个人的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是对低收入人群、受教育水平低的人群和城市居民影响更大。这一研究不仅为中国完善生育配套支持政策体系提供了可能的证据支持和政策参考,也是对已有文献的丰富和补充。关键词:公共健康;健康中国;生育意愿;双重差分模型中图分类号:C92Does the Level of Public Health Services Affect Fertility Desire?文献标识码:AD0I:10.13411/ki.sxsx.2023.03.006-Evidence Based on Quasi Natural ExperimentHUANG Jun-j
3、ie(School of Public Affairs,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Abstract:Fully leveraging the governments public health services and increasing fertility desire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addresscurrent population issues.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Outline of Healthy Ch
4、ina 2030 planing,and thedata of China Family Tracking Survey(CFPS)was use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effect of public health service level on individual fertilityintention in China.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level of public health service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individual fertility i
5、n-tention,especially on low-income groups,groups with low education level and urban residents.This study not only provides possible ev-idence support and policy reference for China to improve the reproductive supporting policy system,but also enrichis and supplements theexisting literature.Key words
6、:public health;healthy China;fertility desire;DID一引言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组数据让学界和公众意识到人口危机问题愈加明显和紧迫。数据显示:截至2 0 2 1年末国内总人口为1412 6 0 万人,净新增人口48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0.34%o。其中,全国有155个城市出现负增长。面对世界范围内持续走低的生育率,各国政府纷纷采取不同的生育支持政策。中国政府也先后实施了“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全面三孩”政策,采取了诸如发展普惠性的托育服务、提供幼儿照护的公共服务等一系列鼓励生育的配套政策措施,部分省市还实施了奖励生育的政策。那么,政府旨在鼓励
7、生育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否促进了生育意愿的释放?尤其是与生育行为紧密相关的公共健康服务的提供是否对个人的生育决策产生影响,这一问题呕需得到验证。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且缺乏在中国情境下的研究。中国于2 0 16年实施的“健康中国2 0 30”规划纲要虽然是以全民健康为根本目的,并不是直接以提高生育率为其施政目标,但是其提出各阶段所要实现的具体健康服务与保障指标,正反映了中国公共健康服务水平的改进,可以用于验证中国公共健康服务水平的提升是否可收稿日期:2 0 2 3-0 4-2 7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FJ2022B084)
8、;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FJ2021B03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类)项目(2 0 7 2 0 2 10 5 1)作者简介:黄君洁(197 8),女,福建莆田人,副教授,公共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生育经济学研究。292023年8 月第3 7 卷第3 期公共行政以提高个人的生育意愿这一问题。因此,基于中国的场景检验公共健康服务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不仅具有十分紧迫的现实需要,而且为如何进一步完善公共健康服务水平为放松人口政策提供空间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二、文献综述假设孩子为他们的父母提供效用,那么,孩子的标准需求模型就可以被构建为一个受收人约束的效用最大化问题 2 3 。所以,为
9、了鼓励家庭生育,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若是作为降低养育子女成本的一种支持手段,从理论上讲,将对提高生育能力产生积极的影响。有研究表明,增加公共支出,完善社会福利政策将对提高生育意愿产生积极显著的影响 41 5 6 。但也有研究认为社会福利补贴 7 、公共教育 、社会养老 0 9 10 1、医疗保障 12 13 14 等公共支出反而会产生挤出效应,降低生育意愿。还有研究发现带有补贴性质的社会保障有助于二孩生育意愿的提高,而过高的社会保障缴费负担则起到抑制作用 15 。在已有研究重点关注教育、养老尤其是社保对生育的影响的同时,也有部分研究关注公共健康服务对生育的影响,多数研究认为公共健康服务的增加会
10、延迟或减少生育。例如,研究发现,尼泊尔农村地区增加了健康服务的可用性限制了夫妇的生育行为 16 ;印度尼西亚的助产士计划所提供的生殖健康服务延长了年轻女性的在校时间,推迟了她们的第一次生育 17 ;伊朗农村保健诊所的迅速扩大确实对生育有负面影响,但是,该项目的主要效果仅限于第二胎及以上的分娩,并未对第一次分娩产生影响 18 ,这一发现也支持了Salehi-Isfahani等(2 0 10 19 )的研究结论。可见,健康服务对个体的生育行为的影响已被研究所证实,但自19 7 1年中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19 8 0年开始推行“一胎政策”,并在19 8 2 年将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开始,
11、中国个人的生育行为长期受人口政策的影响,所以也就鲜有文献就中国情境下公共健康服务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生育决策进行探讨。虽然生育政策的强制性导致“生育行为”这一指标的失真,但由于生育意愿是影响女性实际生育水平的最为有效的指标之一,它对国家生育水平的走向有着重要的预测作用 2 0 1。生育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最优生育决策,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调查公共健康服务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来预测中国健康服务水平对生育决策的作用。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公共健康服务水平角度为生育问题研究提供了来自中国的新的解释和经验证据。在现有文献中,有少量研究涉及公共健康服务水平对生育意愿或生育决
12、策的影响,但少有基于中国的情境进行的研究,本文是对已有的公共健康服务影响生育意愿研究文献的重要补充。第二,丰富了公共健康服务水平影响生育意愿的研究。现有的不论是公共支出还是公共健康服务影响生育意愿或生育决策的研究,既得出了30Aug.,2023黄君洁:公共健康服务水平影响生育意愿吗?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Vol.37,No.3积极的结论,也发现了消极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了公共健康服务水平提升对中国个人生育意愿有积极影响。第三,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制定和实施生育配套支持措施提供参考,进一步提升公共健康服务水平可以为中国个人生育意愿的释放提供有力的支持。本文余下部分的安排是:第二部分为理论框架
13、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介绍数据来源、变量设定、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以及计量模型;第四部分为报告主要回归结果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和进一步研究;最后是全文总结,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三、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我们利用被广泛使用的生育供给一需求框架来分析生育的决策过程,并识别影响生育决策的机制 2 1 2 。在这个框架下,对儿童的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了夫妇控制生育能力的动机,而动机和生育成本(包括物质和心理成本)共同决定了实际的生育行为。公共健康服务的可获得性的增加可能通过影响个体的动机、生育成本等所有与生育决策相关的组成部分来影响个体的生育意愿。(一)公共健康服务与生育动机当婴儿和儿童的
14、死亡率较高时,夫妇们希望多生孩子以确保能够达到他们期望的最小的家庭规模 2 3 2 4。所以,若旨在保持孕产妇和儿童健康的公共健康服务水平能够有效降低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增加了孩子的供给,那么,这就会减少夫妇生育许多孩子的动机,夫妇无需通过多生来确保达到他们期望的最小家庭规模。在特定环境中进行的实验性和观察性证据支持了妇幼保健服务确实降低了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的结论 2 2 6 2 7 2 ,死亡率降低的生育后果是生育率的降低 2 9 ,从而降低了个人的生育意愿。(二)公共健康服务与生育成本公共健康服务的改善和普及一方面增加了个人对健康服务的可获得性,尤其是直接解决了贫穷环境中妇女获得服务不足的
15、问题 3 0 1 3 1 3 2 ,,提高了女性和儿童的生育健康水平 3 3 ,降低生育和养育的风险及成本,提高了个体的生育意愿;但另一方面,更多和更好的公共健康服务反而会降低生育率。例如,更高水平的公共健康服务水平通常伴随着更多的生育知识与信息的传播,减少了妇女对使用特定的避孕方法的潜在副作用的担忧 3 413 13 6 ,可以减少反对使用避孕药具的社会压力 3 7 3 8 ,个人可能更多地使用避孕措施 3 9 ,,从而对生育造成负向影响。基于上述分析,公共健康服务水平的提高对个体的生育意愿的影响可能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个可能是促进提高,另一个可能是抑制降低。鉴于公共健康服务对生育意愿影
16、响的复杂性,最终的影响并不能得出确定性推论,由此,本文提出了两个竞争性假设:2023年8 月第3 7 卷第3 期Hla:公共健康服务水平的提高会提高个人的生育意愿;H2b:公共健康服务水平的降低会提高个人的生育意愿。四、研究设计(一)模型设定与研究方法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战略部署制定了“健康中国2 0 3 0”规划纲要,并于2 0 16 年10 月25日印发并实施。规划纲要提出了健康中国建设的主要指标,其中,在健康服务与保障领域中含有“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人)”这一指标,对这一公共健康服务指标的规划为:2 0 15 年为2.2
17、,2 0 2 0 年达到2.5,2 0 3 0 年达到3.0。因此,基于各省市实现“健康中国”该指标存在时间差异,本文将采用双重差分的研究方法,且由于目前仅可以获得2 0 18 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FamilyPanel Studies,C FPS)数据,故将2 0 14年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人)未达到2.2,而在2 0 15 年达到2.2 的省为实验组,将2 0 14年已达到2.2 不受该规划影响的省份为控制组,将2 0 14年未达到,2 0 15 年也未达到的省份剔除。模型设定如下:Fip=+,Post,+,Treat,+,POST,Treat,+入 X+,+8ip
18、t其中,下标p表示省(直辖市、自治区),i表示个体,t表示年份。Fip表示p省第i个个体在t年的生育意愿;POST,表示第t年是处于政策冲击之前或是之后,若是政策冲击之后设为1,若是政策冲击之前设为O;其估计系数I刻画了处理组和对照组个体在生育意愿方面的共同时间趋势;Treat,表示第p个省是否受到政策的影响,若是,则为处理组并设为1,若否,则为控制组并设为0;其估计系数刻画了在政策冲击发生之前,两个组别的个体生育意愿的差异;POST,Treat,的估计系数: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政策效应系数,刻画了p省在第t年实施了“健康中国”这一政策,为个体i带来的生育意愿的因果效应。如果;0,表示与没有受到政
19、策冲击的个体相比,受到政策冲击的个体的生育意愿实现了更大幅度的提升,从而证明政策有利于提高个体的生育意愿,越大,则对个体的生育意愿产生的积极影响就越大;X表示个体、家庭及省级层面的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的性别、年龄、民族、工作情况、户口情况、个人收入、婚姻状况、婚姻满意度、家庭经济条件、各省人均 GDP。表示省份固定效应;8 表示误差项。为控制回归变量的序列相关性以及异质性,我们分别使用了稳健标准误、聚类到省级层面的标准误以及聚类到村居层面的标准误。(见表3 的4-6 列)。Work为工作状态:1有工作,0 无工作。本文对家庭人均收入采取原始数据+1并取自然对数的处理方法。婚姻状态14分别表
20、示在婚(有配偶)、同居、离婚和丧偶四种状态,当4个虚拟变量均为0 时表示未婚。Aug.,2023黄君洁:公共健康服务水平影响生育意愿吗?一一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Vol.37,No.3公共行政(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1.数据来源自2 0 10 年开始,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主持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Panel Studies,C FPS)通过跟踪收集了个人、家庭和社区三个层面的数据,它反映了中国个体生育观念、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变迁,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高质量的数据基础。由于CFPS2014年和2 0 18 年的数据正好分布在政策执行时间前后,且均涉
21、及生育意愿的问题,可以为我们进行DID分析提供良好的数据基础。因此,本文最终使用了CFPS2014年和2 0 18年两期的数据。2.变量选择和描述性分析为了度量个体的生育意愿,本研究用问卷中被调查个体对“不考虑政策限制,您认为有几个孩子比较理想?的回答来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另外,生育意愿还取决于个人的社会属性特征等背景因素。为了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文综合以往的研究选取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年龄(Age)、户口(Hukou)、政治面貌(Party)、受教育年限(Edu)、工作状态(Work)、自评健康(Health)、是否参加医保(Medinsu)、家庭人均纯收入(Incfam)、自评生活满意度
22、(Satlif)、婚姻状况(M a r r)。未经PSM处理获得的样本共2 5 5 0 6 个,将上述变量及其描述性统计量列人表1中。初步观察,被解释变量生育意愿(F)的概率分布函数略微偏右,但平均数与中位数相差不大,基本服从正态分布,但从标准差0.7 4来看,生育意愿的数据离散性还是比较明显的,说明不同个体的生育意愿存在较大的差距。3.匹配平衡性检验各地公共健康服务水平的提升可能是因自选择问题而产生估计偏差。例如,地方官员面临的晋升激励及相对绩效考核方式会导致公共品投资行为的异质性(王媛,2 0 16 40)),那么,假如该自选择偏差取决于个体的可观察特征,我们需要寻找那些与公共健康服务水平
23、提升的省市具有相同特征但未提升公共健康服务水平的省市作为“反事实”对照组,以获取公共健康服务水平提升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净影响。因此,如前文所述本文利用匹配方法,将考察期间内发生公共健康服务水平提升,即“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人)”达标的省市看作处理组,“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人)”未达标的省市作为潜在对照组,去匹配与处理组相近的对照组,随后借助双重差分方法计算公共健康服务水平提高对个人生育意愿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具体估计过程如下:第一步,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寻找与处理组相邻312023年8 月第3 7 卷第3 期公共行政的对照组。根据现有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选择模型
24、中的控制变量作为匹配变量。在已有匹配变量的基础上,本文采用近邻匹配的方法来寻找对照组,初始匹配比例是1:1,得到115 6 9 个样本。第二步,根据第一步得到的匹配结果,采用双重差分法估计公共健康服务水平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表1变量基本统计特征变量名样本量生育意愿25506treat_post25506treat25506post25506性别25506年龄25506户口25506党员25506受教育年限25506就业25506自评健康25506医疗保险25506人均家庭纯收入25506婚姻125506婚姻225506婚姻325506婚姻425506自评生活满意度25506变量
25、名处理组性别0.486年龄45.001户口0.370党员0.075受教育年限8.384就业0.760自评健康3.043医疗保险0.891人均家庭纯收人8.972婚姻10.821婚姻20.007婚姻30.023婚姻40.037生活满意度3.842五、回归结果分析(一)基准回归结果表3 报告了“健康中国”规划纲要实施对生育意愿32Aug.,2023黄君洁:公共健康服务水平影响生育意愿吗?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本文对2 0 14年样本的倾向得分匹配情况进行了平衡性检验,按1:1为每个处理组的个体匹配一个控制组个体,匹配之后(结果见表2),所有匹配变量标准化偏差绝对值均在可接受范围内,且t统计量均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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