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贤劫信仰与千佛图像——以《贤劫经》的译传为背景.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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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丝绸之路上的贤劫信仰与千佛图像 以以 贤贤劫劫经经 的的译译传传为为背背景景李金娟(上海交通大学 设计学院,上海 200240)摘要:近年来,随着一些犍陀罗语、梵语 贤劫经 残片的发现及学者们的研究,已大致梳理出贤劫经 发展与译传历程。与文本的译传相对应,与贤劫信仰相关的千佛图像也在丝绸之路沿线佛教遗迹中大量出现。文章以犍陀罗、于阗和河西地区为节点,围绕 贤劫经 的产生与译传对丝绸之路沿线的千佛图像进行梳理与探讨,勾勒出贤劫信仰与千佛图像流传的时间线索与传播路线,并认为千佛图像是在文本译传之基础上,结合不同地域流行的佛教建筑结构与宗教实践,在图像组合与布局上进行的探索与创新。贤劫经 的译传与千
2、佛图像流行对大乘佛教在丝绸之路的传播具有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关键词:贤劫经 犍陀罗 于阗 河西地区 千佛图像中图分类号:K86;K879.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6252(2023)01-0148-18贤劫经 是大乘佛教兴起后产生的最早大乘类典籍,也是从西北印沿丝绸之路最早传入河西地区,并被译成汉文的经典之一,曾在丝路沿线产生广泛影响,但长期以来未引起学界重视。有学者认为贤劫信仰在后世湮没无闻可能是 贤劫经 以“别行经”形态流传,无任何宗派将其作为所依经典的缘故。近年来,随着一些犍陀罗语、梵语贤劫经 残片的公布,围绕 贤劫经 的研究逐渐显示活力,已大致梳理出其发展与译传历程。目前
3、所见最早 贤劫经 为佉卢文犍陀罗语写本,约 3 世纪诞生于西北印,并在犍陀罗地区广为流行;3 世纪后期至 4 世纪,梵语本 贤劫经 流传至于阗,发现收稿日期:2022-03-09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冷门绝学”专项项目“敦煌工艺美术文献整理研究”(2021ZJX002)作者简介:李金娟(1974-),女,甘肃武威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丝绸之路美术与古、敦煌石窟艺术研究。韩 韩枝延 以 贤劫经 为基础的早期西域佛教修行体系的考察 以西域贤劫信仰的展开情况为背景,王欣主编 宗教与历史的交叉点:丝绸之路,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4 年,第69-82 页。Stefan B
4、aums,Andrew Glass and Kazunobu Matsuda,“Fragments of a Gndhr Version of the Bhadrakalpika stra”,in Jens Braarvig(ed.),Manuscripts in the Schyen Collection:Buddhist Manuscript,Oslo:Hermes Publishing,2016,pp.183-266.841于敦煌藏经洞的于阗语抄本显示直到 10 世纪该经在于阗和丝绸之路上还有持续影响;西晋永康元年(300)竺法护译出 贤劫经;后秦弘始四年(402)鸠摩罗什重译贤劫经,梁
5、僧祐时已佚失;5 至 6 世纪,僧祐著录两种 贤劫千佛名经。文本之外,与贤劫信仰相关的图像在丝绸之路沿线的佛教遗迹中被大量发现,如犍陀罗地区的多佛造像频繁出现,于阗佛寺遗迹,河西地区的炳灵寺、天梯山、文殊山、马蹄寺、敦煌莫高窟等石窟寺都有大量千佛图像出现,体现出贤劫信仰体系的深入影响。以往对丝绸之路千佛图像的研究主要以敦煌石窟为主,集中于图像的经典来源、图像特点等方面。本文拟在前贤基础上,结合 贤劫经 在丝绸之路译传的背景,以犍陀罗、于阗和河西地区为节点,从文本译传与图像梳理相结合的角度探讨贤劫信仰与千佛图像形成与流传的时间线索与传播路线,揭示在不同地区和文化背景下千佛图像所呈现的基本面貌以及
6、对于大乘佛教发展的影响。一一、贤贤劫劫信信仰仰体体系系的的产产生生与与犍犍陀陀罗罗地地区区的的多多佛佛造造像像“贤劫”一词则最早出现于南传巴利语经藏 长部大本经,经文提出毗婆尸、尸弃、毗舍婆、拘楼孙、拘那含、迦叶和释迦七佛说法,并说明后四位是贤劫中的四佛。在另一部巴利语经藏 小部佛种姓经 中,记载释迦应舍利弗之问而述说过去各佛住世时修习、受记等情形,将过去诸佛的数量由包括释迦在内的七个增加到二十五个,后来又增加到二十八个(加上燃灯佛之前三佛),发展出二十五佛及二十八佛思想,提出了南传菩萨道十波罗密,成为早期大乘佛教思想来源。根据那体慧(Jan Natti-er)的说法,佛种姓经 可能参考了 长
7、部大本经 七佛本生内容,并受到耆那教941丝绸之路上的贤劫信仰与千佛图像 以 贤劫经 的译传为背景段晴 梵语 贤劫经 残卷 兼述 贤劫经 在古代于阗的传布及竺法护的译经风格,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编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 第 3 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 201-231 页;修订版收入氏著 于阗佛教古卷,上海:中西书局,2013 年,第 1-44 页。近来有学者比定出吐鲁番出土早期写经中的两件残片可能是鸠摩罗什本 贤劫经,参见李灿 鸠摩罗什失传 贤劫经 译本的新发现 比定自日本书道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吐鲁番写经,文献2021 年第 1 期,第 85-102 页。
8、范晶晶认为僧祐著录两种 贤劫千佛名经 中的一种是昙无兰对竺法护译本的改编,另录两种 三千佛名经,推测其中应该有贤劫千佛成分。参见范晶晶 梵语、于阗语及汉译贤劫千佛名研究 兼与敦煌写本作比较,郝春文主编 敦煌吐鲁番研究 第 18 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483-581 页。宁强、胡同庆 敦煌莫高窟第 254 窟千佛画研究,敦煌研究 1986 年第 4 期,第 22-36 页;贺世哲关于北朝石窟千佛图像诸问题,敦煌研究 1989 年第 3 期,第 1-10 页,敦煌研究 1989 年第 4 期,第 42-53 页;陈慧宏 敦煌莫高窟早期的千佛图,台湾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4 年
9、;林梅 北方石窟千佛问题探讨,炳灵寺石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3 年,第 234-248 页;梁晓鹏 敦煌莫高窟千佛图像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年;沙武田 千佛及其造像艺术,法音 2011 年第 7 期,第 55-64 页。段晴等译 汉译巴利三藏经藏长部,上海:中西书局,2012 年,第 177-218 页;在汉译经典 长阿含经大本经 中有对应文本,参见 后秦 佛陀耶舍、竺佛念译 长阿含经,大正藏,第 1 册,第1 页。悟醒译 汉译南传大藏经小部经典十九,河北省佛教协会,2012 年,第 164-265 页。影响以传承谱系的方式延续和扩充佛陀数量,以显示佛教的权威性。佛陀世系扩展中
10、最为显著的创新是弥勒的出现。在 长部转轮圣王狮吼经 中,释迦预言了弥勒的出世,由此贤劫五佛(拘留孙、拘那含、迦叶、释迦、弥勒)与八佛(或七佛一菩萨)出现,也构建了包含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完整三世佛系统。这种理念被不同教派广为接受,出现在以后的众多经典中。也正是贤劫五佛的形成,构建了佛陀世系进一步扩展的基础。那体慧认为随着弥勒出世,佛陀世系似乎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佛陀数量的无限扩展成为可能,因而在大乘佛教徒的手中,五佛系统转化为千佛名号,除四佛外,所有这些佛都会在贤劫出现。以上记载显示,于贤劫有多佛出世理念在早期佛教典籍中就已存在,体现多佛存在的时间与空间也在不断扩展。关于贤劫千佛的出世预言,在成
11、书于公元前二世纪的大众部说出世部经典 大事 中就有所发展,经中明确提出千佛概念,描述释迦牟尼过去曾有无数次转世,并被他之前的诸佛一再证实其成佛过程,燃灯古佛过去时为释迦牟尼授记,预言其在未来将成佛,释迦之后也会有多佛出世。虽因经文不完整而不能确定佛陀数量,出现佛名也与现在所见梵、汉及藏语本都不同,但证明在部派佛教时已有千佛名号出现。贤劫经 的形成应源自早期佛教经籍中的多佛思想。Peter Skilling 认为贤劫经 最初可能是一部阐明当时佛教流行思想和实践趋势的创新文本,与实现圆满和千佛有关,既不属大乘佛教,也不属小乘佛教,同许多大乘类经典一样,通过不断的增益扩充而成。之所以有更多佛名出现是
12、因为新勾勒出的菩萨思想之需要,诸菩萨都曾敬奉过去诸佛,种下善根,故而在现世得以悟道成佛。这些菩萨或未来佛在僧团宗教实践中扮演了榜样角色,激励信众只要潜心敬奉,努力修行,就有望成佛。丝绸之路沿线的千佛图像和大乘佛经中无数次提到的千佛都说明这种信仰被广泛接受。目前所见最早的 贤劫经 为佉卢文犍陀罗语写本。上世纪 90 年代前期在巴米扬大佛附近石窟中出土了大批书写在贝叶、桦树皮和羊皮上的犍陀罗语、梵语写卷,这些写卷散落各地,据邵瑞琪(Richard Salonum)与松田和信(Kazunobu Matsuda)介绍,主要分散于挪威斯克因(Schyan)、日本平山郁夫(Hirayama)和林寺严州(H
13、ayash-051敦 煌 学 辑 刊 2023 年第 1 期Janan Nattier,Once Upon a Future Time:Studies in a Buddhist Prophecy of Decline,Berkeley:Asian Humanities Press,1991,p.21.段晴等译 汉译巴利三藏经藏长部,第 421-432 页。Jan Nattier,Once Upon a Future Time:Studies in a Buddhist Prophecy of Decline,p.23.一般认为 大事 编纂时间在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4 世纪之间,但核心部分
14、在公元前 2 世纪就已完成。参见 E.Senar,Le Mahavastu,vol.3.Paris:L imprimerie nationale,1987,p.330.Skilling 认为在纪元前后在印度次大陆的北部和西北部就已经流行千佛的说法,参见 Peter Skilling,“Note on the Bhadrakalpika-sutra”,ARIRIAB XIII,2010,pp.195-229.Peter Skilling,“Note on the Bhadrakalpika-sutra”,pp.208-209.idera)藏品中,近年有学者进行了刊布与研究。在这些残卷中,学者们比
15、定出六十件犍陀罗语 贤劫经,大部分属千佛之内容。由美国和澳大利亚学者对这些残卷进行的碳 14 检测显示其书写年代为公元 210 年至 417 年,结合汉译 贤劫经 译出年代,学者们倾向于将这些写卷的诞生定位于 3 世纪。犍陀罗语 贤劫经 残卷的发现反映贤劫信仰至迟在 3 世纪就已流行于犍陀罗地区,这对于了解大乘佛教产生的历史以及在丝绸之路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佛教诞生后不久就在西北印的塔克西拉(Taxila)、白沙瓦(Peshwar)、斯瓦特(Swat)及阿富汗的哈达(Hadda)地区形成了佛教与艺术的中心,即所谓“大犍陀罗地区”。佛教在这里兴盛千年,留下了数量众多的佛教艺术遗存。犍陀罗地区的佛
16、教寺院布局一般以诸多小佛塔围绕中央主塔的塔院为中心,周围环绕着僧院。2 至 3 世纪,佛像崇拜在犍陀罗兴起,方形、多层基座的佛塔也成为主流。这一时期佛塔基座除了佛传故事外,开始出现多佛的浮雕或半圆雕造像组合。这类佛塔建筑与造像在塔克西拉、白沙瓦和哈达等地区的佛教遗迹中都有发现,体现出多佛信仰及相关修行实践仪式的流行。起源于阿育王时期的达摩拉吉卡(Dharmarajika)寺是塔克西拉地区重要的大型寺院,因其早期圆形大佛塔(法王塔)而闻名。大佛塔四周环绕众多小塔,在其北面有两座相似的方形基座小塔,编号为 K1 和 N4。两塔基座四面都被八个壁柱划分为七龛,其中左右两边的六龛为浅壁龛,中间为三叶形
17、深龛(图 1)。当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对其进行挖掘时,K1 塔基座北侧中间龛内仍有一尊结跏趺禅定坐佛,N4 塔基座东侧中间龛内也有佛造像残迹,从整体布局来看两塔四面中间龛内都应有一尊佛像。马歇尔将这些小佛塔的建造时间判定为公元 2 世纪。玛丽琳丽艾(Marylin Rh-ie)认为这种特定的组合方式可能是表现贤劫四佛或四方佛。151丝绸之路上的贤劫信仰与千佛图像 以 贤劫经 的译传为背景Mark Allon and Richard Salomon,“New Evidence for Mahayana in Early Gandhara”,The East Buddhist,
18、Vol.41,No.1,2010,pp.1-22.日 松田和信:二写本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资料论代,日 桂绍隆等编 大乗仏教(1)大乗仏教何,东京:春秋社,2011 年,第 165-166 页。李灿 贤劫经 最新资料与相关研究 犍陀罗语与梵语部分,文献 2015 年第 4 期,第 140-149页。Mark Allon et al,“Radiocarbon Dating of Kharosthl Fragments from the Schyen and Senior Manuscript Collec-tions”,in Jens Braarvig(ed.),Manuscripts in th
19、e Schyen Collection:Buddhist Manuscript,Oslo:Hermes Publishing,2006,pp.289-290.英 约翰马歇尔著,秦立彦译 塔克西拉,昆明:云南出版社,第 373-378 页。Marylin Rhie,Early Buddhist Art of China and Central Asia,Volume,Leiden Boston:Brill,2010,pp.359-364.图 1图 2(图 1 达摩拉吉卡 K1 塔基座东侧与南侧,采自 英 约翰马歇尔著,秦立彦译塔克西拉,第 57 页;图 2焦里安主佛塔基座南侧,采自 塔克西拉,第
20、105 页)位于达摩拉吉卡东北的焦里安(Jaulin)寺起源于公元 2 世纪的贵霜时期,由两个高低不同的塔院和一个僧院组成。位于上塔院的主塔基座东、南两侧壁龛中各有五身大型禅定佛(图 2);西侧损毁严重,但布局应与东、南侧类似;北侧台阶西有两尊立佛,台阶东残存一尊坐佛。根据马歇尔发掘报告,台阶两侧还各有几尊坐佛。丽艾认为北侧西边台阶有三尊小坐佛,加上立佛共有五尊,北侧东边应该一致,这样塔基四面就共有佛像二十五尊,因此主佛塔基座造像可能是多组重复的贤劫五佛,也可能是 佛种姓经 中所载的二十五佛。在距焦里安寺不到一英里莫赫拉莫拉都(Mohr Mordu)寺,在其主佛塔基座的南、西、北三侧各有八个壁
21、龛,东面有楼梯,共有四个壁龛。龛内通常是一主佛加数身胁侍,共有二十八组。在主塔覆钵底部,壁柱之间也共有二十八龛,每龛内都有佛像痕迹。丽艾认为莫赫拉莫拉都主佛塔被划分成朝向四方的四个板块,这些造像有更多的解读与观看方式,除了二十八佛外还可能是七佛组合在四个方位上的重复。焦里安寺还有较多环绕于主佛塔四周和位于下塔院的小佛塔,造型与主塔类似,其中多座小塔基座四面都为五佛造像布局,如位于主塔西侧的 A15 塔,除了基座东侧五身造像中包含一身菩萨像外,其他三面都是五佛造像(图 3)。位于主佛塔通道楼梯两侧的 A2、A20 塔,位于下塔院的 D4、D1 塔,基座四面也都是五佛配置(图 4)。焦里安寺主佛塔
22、建于公元 2 世纪,小佛塔在主佛塔之后陆续建成,塔基上造像大体完成于 3至 5 世纪,可以看出该时期以贤劫五佛为主的造像十分流行,弥勒菩萨的身影也出现在多佛组合中。251敦 煌 学 辑 刊 2023 年第 1 期英 约翰马歇尔著,秦立彦译 塔克西拉,第 518-520 页。Marylin Rhie,Early Buddhist Art of China and Central Asia,Volume,pp.365-366.Marylin Rhie,Early Buddhist Art of China and Central Asia,Volume,pp.372-378.图 3焦里安 A15
23、塔基座南侧(采自 Kurt Behrendt,“Architectural Evidence for the Gandhran Tradition after the Third Century”,Wannaporn Rienjang and Peter Stewart(ed.),Problems of Chronology in Gandhran Art,Archaeopress,2018,p.154)图 4 焦里安 D4 塔基座南侧(采自 Warwick Ball,“Gandhra Perceptions:the Orbit of Gandhran Studies”,Wannaporn R
24、ienjang and Peter Stewart(ed.),The Global Connections of Gandhra Art,Archaeopress,2020,p.10)位于白沙瓦山谷的塔赫特巴西(Takht-i-Bh)是犍陀罗最古老的寺院之一,经历了从 1 至 5 世纪持续建造,呈现出复杂的建筑结构与造像布局。南塔院中央佛塔残留三层方形塔基,塔院三面都有佛龛,每面 5 座,皆向内敞开(图 5)。这些佛龛内的造像已无存,据废墟中的遗物推断,其中都为灰泥佛像。位于寺院东南的第 XIV.ii 塔院西壁为七佛一菩萨造像,南壁为五佛。西南第 XX 院有三座佛塔,其中主佛塔南侧的 P37塔
25、两层基座,第一层每面四龛,内为持禅定或无畏印的坐佛,第二层每面五龛,内为立佛,手印也各不相同(图 6)。在残留的覆钵底部还有一圈小佛龛,哈格里夫斯(Har-351丝绸之路上的贤劫信仰与千佛图像 以 贤劫经 的译传为背景李崇峰 从犍陀罗到平城:以地面佛寺为中心,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 267-288 页。greaves)在报告中提到为八尊禅定佛,有可能是八佛或八方佛布局。这些造像的年代为约为 3 至 5 世纪,多佛组合似乎构成了这一时期白沙瓦山谷的主要造像系统。如另一个重要的佛教遗址亚力玛斯吉德(Ali Masjid)有两座美丽的佛塔,其中一座三层基座中型塔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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