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城乡儿童父母的媒介...鲁中地区J城和Q乡两地为例_张筝.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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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47少年儿童研究 2023.03投稿邮箱:社会教育SHe Hui Jiao Yu数字时代城乡儿童父母的媒介干预比较研究以鲁中地区J城和Q乡两地为例张筝 摘要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的研究方法,探索城乡儿童父母在媒介干预策略和效果方面的差异及具体表现。研究发现,城乡父母在媒介干预策略和效果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在干预策略方面,城乡父母都会采取限制型干预策略,但城市父母会更多采取积极型和共同使用型干预策略。在干预效果方面,积极听取和反叛逾越是城市父母和农村父母接收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这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催生城乡儿童差异化的媒介实践,进而导致阶层固化。关键词 城乡儿童父母;媒介干预;文化
2、资本;数字鸿沟一、研究缘起随着现代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网民低龄化趋势的日益突出,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凭借其便携性、交互性等特点,已经融入未成年人探索世界、认识世界的成长全过程。同时,逐渐降低的接触成本和愈发便捷的接触方式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儿童进入互联网世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2021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2021 年我国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达 96.8%,其中城镇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为 96.7%,农村为 97.3%,城乡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已基本拉平,农村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甚至略高于城镇,此外 86.7%的未成年网民表示拥有自己的手机
3、1。在智能手机的世界中,既存在多元丰富的知识,可以帮助未成年人开拓视野,提升信息检索与批判能力,又充斥着暴力游戏、低俗视频等不良内容,让未成年人暴露在手机成瘾、个人隐私泄露、碎片化思考等巨大风险之下。由此可见,对未成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媒介行为进行正确引导和积极干预,是父母必须学习的重要课题。已有研究表明,父母对孩子的媒介干预行为受到教育水平、媒介素养、亲子 关系等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在我国城乡经济、文化差异背景下,可能会导致城乡父母的媒介干预行为产生差异。因此,本文将探索城乡儿童父母媒介干预策略与效果方面的差异及具体表现,并基于文化资本理论,剖析这些差异可能会导4848少年儿童研究 2023
4、.03No.03.20232023 年第 03 期致的社会问题,尝试厘清数字时代家庭教育差异的媒介表现。二、文献回顾1.父母媒介干预的策略与效果父母媒介干预是指父母采用直接或间接的社会或技术策略对孩子接触的媒介及内容进行控制、监督和指导2。父母的媒介干预是影响孩子媒介接触及使用行为的重要因素。早期对父母媒介干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电视使用上,西方学者将父母对孩子的电视干预策略分为限制型干预、积极型干预和共同使用型干预三类3。随着媒介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对媒介干预策略的分类进行了调整和补充,利文斯敦(Livingstone)和赫尔斯帕(Helsper)将干预策略分为积极的共同使用、技术限制、社交限制和
5、监控四类4。尼肯(Nikken)和詹兹(Jansz)则将其扩充为积极调解、共同使用、一般限制、内容限制和监督调解五类5。父母的媒介干预策略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是影响其媒介干预策略的重要因素之一,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父母通常会采取限制型干预策略,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父母通常会采用积极型干预策略6。其次,父母的媒介素养也会影响其媒介干预的策略,媒介素养较高的父母会更有信心采用积极型干预策略,与孩子针对媒介内容进行批判性探讨7。再次,父母对媒介的态度也被视为影响干预策略的重要因素。众多研究表明,若父母对电子游戏、电视节目等媒介内容持消极态度,认为其会对孩子产生负面影响,通常会使用限制
6、型干预策略8;若父母对媒介持积极态度,认为其对孩子社交情感等方面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则会使用积极型和共同使用型干预策略9。同时,父母的教养方式也会影响其媒介干预策略,权威型父母更倾向于使用积极型干预策略,放任型教养方式与共同使用型干预策略的运用呈正相关,而专制型父母则会更多地使用限制型干预策略10。此外,还有研究指出,父母的媒介干预策略与孩子的年龄、性别等个体差异存在关联性11。父母的媒介干预会产生多重效果。众多研究表明,父母的媒介干预能够有效减少媒体对儿童的负面影响。例如,朱秀凌发现父母对青少年网络行为的干预可以降低其使用网络的风险,提升他们对媒介的使用和批判能力12。帕尔迪亚沃克(Padi
7、lla-Walker)等人指出父母采取共同使用型干预策略有助于形成亲密的亲子关系,促进孩子的线上互动13。曾秀芹等人发现父母对孩子实施积极型干预策略还会提升孩子的数字反哺意愿,减少逃避干预的行 为14。然而,父母的媒介干预并非总能收获积极的效果。研究显示,简单粗暴的媒介限制会导致孩子的媒介叛逆和媒介成瘾行为15,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孩子学习新媒介技能的机会,加大孩子与父母间的距离16,甚至加剧亲子关系的恶化17。西恩(Shin)等人发现,若父母对青少年的电子游戏使用行为进行过度干预,会导致他们产生欺骗父母的行为18。这说明,父母的媒介干预虽然能够对儿童的媒介实践起到积极作用,但其干预效果可能会
8、因干预策略的不同产生差异。2.文化资本理论与媒介实践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认为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态:身体化的形态,如体现在个体身上的知识、技能、教养、品位等文化产物;客观化的形态,如书籍、字典、绘画等;制度化的形态,如制度化的文凭、学术资格等19。不同阶级的家庭拥有文化资本的质量是不均等的,因此具有不同资本禀赋的家庭能够传承给子代的文化资本也不同。文化资本理论多被用来解释家庭对子女学业成功、学校适应等方面的影响。蒋国河等人对比了城乡家庭的文化资本差异,指出农村家4949少年儿童研究 2023.03投稿邮箱:社会教育SHe Hui Jiao Yu庭子女因家庭文化资本的欠缺而在学习竞争中处
9、于劣势20。方长春等人则认为家庭文化资本优势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帮助子女适应学校生活21。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媒介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媒介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资本,正在通过家庭和学校进行新一轮的代际传递。王聪对媒介与文化资本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认为媒介实践隶属于文化资本,媒介产品本身是一种客观化的文化资本,而媒介实践是增加具体化文化资本的方式之一,制度化文化资本的获得会影响其媒介使用习惯,并将其内化为一种惯习,持续影响其媒介使用方式22。李晓静说明了媒介这一新型文化资本的传承与数字鸿沟加剧之间的关系。她发现农村小学生在家庭文化资本和学校文化资本的传递中,形成了被动、狭窄、娱乐性的媒介使用
10、惯习,与城市小学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行为方式和文化资本,进而加剧他们之间的数字鸿沟23。张卓等人则关注家庭的作用,认为家庭媒介参与作为父母文化资本社会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对儿童社会化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24。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发现,一方面,父母的媒介干预策略与效果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同时它们受到父母、孩子个体差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相比于国外学者对父母媒介干预的高度关注,国内对该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从研究视角看,该议题总是一个附属性议题,或依附在儿童媒介接触、使用及其效果的相关研究中25,或隐藏在媒介素养的研究框架内26,针对性研究也大多仅从理论角度介绍父母媒介干预的策略和积极作用27,实证研究较为
11、缺乏。从研究对象看,目前国内仅有两篇论文关注到农村父母的媒介干预行为2829,对城乡父母媒介干预差异进行比较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另一方面,媒介作为一种新型文化资本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但目前研究大都将视角放在解释媒介与文化资本的关系上,并未对该文化资本的具体传递过程进行深入探讨。因此,本文将探索城乡父母媒介干预策略及效果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解释媒介这一新型文化资本的差异化传递过程,试图剖析这些差异可能导致的社会问题。三、研究设计1.研究方法及研究对象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与半结构式访谈相结合的方法。第一阶段,根据相关文献设计封闭式问卷,对城乡儿童父母的媒介干预策略和
12、效果进行测量。第二阶段,在问卷调研的对象中随机选取父母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对城乡儿童父母使用相关媒介干预策略的原因及具体干预过程进行探索,并揭示父母媒介干预的效果。在研究对象方面,本研究选取 J 城区和 Q乡的儿童父母作为调研对象,主要基于以下考虑:首先,我国各地区的家庭数字媒介普及程度不均衡,总体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家庭数字媒介普及率相对较低,而东部沿海地区如山东省的普及率较高,能够收集更多数据。其次,山东省作为传统农业大省,其城乡二元结构十分明显,J 城区与 Q 乡都隶属省会城市,其中 J城区为该市的经济、文化中心,交通便利,教育体系完备,人口流动量较大。Q 乡距离 J 城区 80 公里,流动人
13、口较少,仅有一所小学,学生 840 人,其中大部分为走读生。可见,两地在人口结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水平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故笔者于 2022 年 6-8 月在上述两地开展调研。2.操作过程(1)问卷设计与收集本研究的问卷分为 3 个部分:第一部分涉及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包括生活地区、家长受教育水平、孩子的年龄、孩子日常智能手机使用的时间等;第二部分测量调查对象的媒介干预策略;第三部分测量调查对象的媒介干预5050少年儿童研究 2023.03No.03.20232023 年第 03 期效果。在媒介干预策略方面,问卷在尼肯和詹兹30、利文斯敦等人31编制的家长媒介干预策略量表基础上改编而成。
14、量表的问题分为 3 种类型,共 15 题。一是积极型干预(6 题,如“我鼓励孩子在智能手机上探索和学习”)。二是共同使用型干预(3 题,如“我和孩子一起使用智能手机做一些事情”)。三是限制型干预(6 题,如“我会禁止孩子玩智能手机中的某些游戏”)。选项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从不”=1,“总是”=5),将三类干预策略相应题项得分分别相加,分值越高,表示父母使用相应类型的干预策略越多。在媒介干预效果方面,问卷在参阅方正昌等人32编制的媒介干预效果量表基础上改编而成。量表分为 4 个方面,共 4 题。一是家长眼中孩子的智能手机上瘾程度,二是家长眼中孩子的媒体认知能力,三是家长眼中孩子规避媒介风险的
15、能力,四是家长眼中孩子的媒介叛逆程度。选项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完全不符合”=1,“完全符合”=5),4 题得分相加,分值越高,表示父母的媒介干预效果越好。在问卷发放的过程中,J 城的调查始于日常接触的儿童家长,随后以滚雪球的方式进行样本扩散。Q乡的调查始于该乡小学的张老师,由他推荐家长进行扩散,最终在两地共回收有效问卷 528 份,回收率为 96%。在调查样本中,城市样本为 232 份,占44%,农村样本为 296 份,占 56%。在调查对象的受教育水平方面,城市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较高,高中以上学历占 70%,农村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较低,初中及以下学历占 80%。在孩子年龄方面,由于本研究拟调
16、查城乡儿童父母的媒介干预情况,故被调查孩子的年龄集中在6-12 岁。在智能手机使用时间方面,城市儿童远低于农村儿童:67%的城市儿童平均每天使用时长在 1 小时以内,7%的城市儿童超过 3 小时,而 53%的农村儿童平均每天的使用时长超过 1 小时,21%的农村儿童超过 3 小时。将样本导入 SPSS,利用单样本 K-S 检测得出,样本数据呈现正态分布,可信度高。对问卷题项的信度和效度分析结果显示,本问卷父母媒介干预策略量表的 Cronbach 系数值为 0.838,KMO 值为 0.878;媒介干预效果量表的 Cronbach 系数值为 0.763,KMO 值为 0.726,说明问卷的信度和
17、效度较高,可用来作分析研究。(2)访谈提纲拟定与实施本研究根据对城乡父母媒介干预情况的初步观察,结合相关文献拟定了半结构式访谈提纲,主要涉及 3 个方面:一是城乡父母进行媒介干预的具体过程,二是城乡父母使用相应媒介干预策略的原因,三是城乡父母对自身媒介干预效果及其子女媒介使用情况的评价。在问卷调查的对象里随机选取 8 位家长进行访谈。每位家长的访谈时间为半小时左右,访谈对象及其子女的基本情况见表 1。表 1:访谈家长及其子女基本信息序号编号父 亲/母亲最高学历子女年龄目 前 居住地1A母亲硕士研究生9 岁城市2B母亲大学本科8 岁城市3C父亲大学本科6 岁城市4D母亲大学本科10 岁城市5E父
18、亲高中11 岁农村6F母亲小学10 岁农村7G父亲初中7 岁农村8H母亲初中12 岁农村四、研究发现1.参与陪伴与强硬限制:差异显著的干预策略针对“农村父母”和“城市父母”两类群体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以探究城乡父母是否5151少年儿童研究 2023.03投稿邮箱:社会教育SHe Hui Jiao Yu在媒介干预策略方面存在差异。检验变量设置为由 6 道题目构成的“积极型干预策略总分”、由 3 道题目构成的“共同使用型干预策略总分”和由 6 道题目构成的“限制型干预策略总分”。参与检验的样本包括 296 例农村父母样本和232 例城市父母样本。根据独立样本 T 检验统计,农村父母和城市父母在
19、积极型干预策略和共同使用型干预策略的使用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在限制型干预策略的使用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具体结果见表 2。表 2:父母媒介干预策略的检验统计结果变量组别总数(N)均值(M)标准差(SD)tP积极型干预策略农村父母29618.74.14-3.550.000城市父母23220.04.57共同使用型干预策略农村父母2968.42.29-2.760.006城市父母2329.02.58限制型干预策略农村父母29623.54.381.610.108城市父母23222.94.73根据上表可以看出:城市父母比农村父母更多使用积极型和共同使用型干预策略,二者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p0.05);而
20、城市父母和农村父母都会使用限制型干预策略,农村父母的使用均值略高于城市家长,但二者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结合半结构式访谈可以发现,城乡父母在媒介干预的具体过程中存在较大差异。城市父母的媒介干预策略呈现明显的多样性,干预过程更加注重“参与式陪伴”和“协商式合作”。一方面,城市父母较为频繁地使用积极型和共同使用型的干预策略。家长 C 会在孩子使用手机遇到操作困难时提供帮助,也经常向孩子传授怎样关闭手机后台软件、如何保护个人信息等媒介知识,他认为:“现在是网络社会,关于网络和手机使用的相关知识也是孩子必须要掌握的。”在 C 的教育下,6 岁的孩子已经有了一定的网络隐私保护意识。家长 A 经常
21、会有意识地与孩子一起分享和观看一些具有教育意义的短视频或纪录片,“孩子对天文感兴趣,我们就经常一起在手机上看一些相关的纪录片,比如旅行到宇宙边缘太阳系的奇迹等,有时候我们还会对其中的内容进行一些探讨,感觉他的语言表达和思维能力都有所提高”。家长 B 则会经常和孩子玩一些小游戏,以增进亲子关系。“最近孩子特别喜欢玩一款名叫守护神龙的小游戏,我不忙的时候也会和她一起玩,这样最起码我能知道她在干什么,还能拉近母女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城市家长也辅助使用限制型干预策略,并注重对内容的限制。家长 A 会在孩子使用手机前打开相关视频软件的“青少年模式”,并与孩子约定可以观看的视频类型,还会偶尔通过视频软
22、件自带的“最近观看”功能查看孩子观看的内容,她认为:“现在网络上的内容良莠不齐,孩子很容易看到不良信息,所以管控内容比限制时间还要重要一些。”此外,城市父母在使用限制型干预策略时,通常不会表现出专制、强控制欲的姿态,大部分父母会倾听孩子的观点,并与他们协商制定关于智能手机使用的规则。家长 B 与孩子共同商讨列出了“家庭智能手机使用守则”,规则不仅对孩子作出了规范,也对父母使用智能手机的行为提出了要求。谈及制定守则的原因,家长B认为:“孩子的想法也应该被尊重,所以我们一起制定守则,一起被限制,她也不会觉得不公平。”相较于城市父母,农村父母的媒介干预策略显得较为单一,干预过程呈现出“强化权威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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