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性视角下社会治理的演进与重构.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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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共同性视角下社会治理的演进与重构张乾友摘要:现代化包含了从共同性到公共性的转向,使公共性成为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但共同性并未消失,在现代社会中,共同性既是社会领域的组织原则,也是公共性的构成要素。近几十年来,公共性与共同性的关系再次发生变化,随着越来越多共同问题的出现,共同性重新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对共同资源的开发则成为人类迎接共同挑战的关键。当前,志愿行动是最重要的共同资源,要有效应对当代社会面对的各种共同问题,就必须让志愿行动成为公私力量的整合机制。关键词:共同性;公共性;社会治理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公共行政的社会理论研究”(2 1JHQ070)中图分类
2、号:D035如梅因所说,现代化包含了一种“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向,而这种转向也可被理解为从共同性到公共性的转向。在前现代条件下,人可以被视为身份的载体,每个人都因为出身而获得了某种身份,且不同身份之间有着严格的制度与社会界限,这使得拥有相同身份的人天然地构成了一个共同体,拥有不同身份的人们之间则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在这种模式下,每一身份共同体内部所有成员都共享着相同的制度规范与生活内容,不同身份共同体之间则存在制度性的分隔。所以,前现代社会在价值层面可以被抽象为共同性的集合,但这种集合并不构成公共性。现代化将人从身份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变成了可以与任何人建立交往关系的契约主体,且所有契约都受相同法
3、律规范的调节,由此,在所有契约主体都遵守相同制度规范的意义上,所有人的生活之间就具有了公共性,而现代社会也成了一种具有公共性的社会形态。不过,社会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虽然从共同性到公共性的转向长期被视为社会的进步,但在公共性占据现代社会的价值高地之后,共同性也并未消失,而一直在现代社会的某些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自2 0 世纪7 0 年代以来,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开启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公共性所依存的制度空间不断缩小,共同性661江汉论坛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 0 3-8 54 X(2 0 2 3)0 8-0 0 6 6-0 7重新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价值与社会治理的基础原则。如果说公
4、共性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的话,共同性则正在成为当前社会转型与治理重构中的关键因素,也成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近些年来,以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研究和以哈特、奈格里的大同世界为代表的激进社会理论都从共同性的视角对当代治理问题作出了精彩的分析。本文试图加入这一对话,通过对共同性的历史考察来勾画当代社会治理发展的基本图景。一、共同性的历史演进如前所述,前现代社会是共同性的一种集合,而在这里,共同性的制度载体就是一个个身份共同体。这些身份共同体的形成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前现代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生产对于土地的依赖客观上降低了人在地理空间中的流动性,从而
5、有利于人们通过稳定的聚居生活形成联系紧密的生活共同体。这就是滕尼斯所说的,“由于持久地保持与农田和房屋的关系,就形成了共同体的生活。”其次,前现代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等级制度造成了社会空间的纵向分层,人们没有在不同地理空间之间流动的自由,无法通过“退出”既有的社会空间来改变其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只能接受特定等级身份对其行为的规约。在这里,地理空间具有认同建构的功能,在相同地理空间上长期居住及紧密互动很容易让所有共同体成员形成一种“我们”意识,即一种想象的共同身份;社会空间则具有秩序建构的功能,不同等级间的身份位差提供的是一种秩序图式,根据这一图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共同体获得秩序的
6、基本途径。二者的联系在于,“我们”总是相对于“他们”而存在的,或者说,“我们”的存在是以“他们”不能威胁到“我们”的存在为前提的,而要让“他们”不能威胁到“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内部就必须井然有序。换句话说,秩序是“我们”存在的前提,出于秩序的目的,“我们”这一“大我”被拆分成不同的“小我”,而当所有“小我”都能恪守其共同的规范时,“我们”就实现了“大同”。这种“大同”本质上是对等级化制度规范的共同认同,而并不意味着建构一种公共的制度规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每一身份共同体都体现了一种共同性,而整个社会则是所有共同性的一种集合。在滕尼斯那里,现代化被称为从共同体到社会的转型。需要指出的是
7、,在这里,“社会”更多是一种理论抽象,而不是一种现实存在。作为一种理论抽象,“社会”指称的是一种新的社会运行方式,其核心就是交换,“交换本身作为联合一致的和唯一的行动是虚构的社会意志的内容。”换句话说,作为理论抽象的“社会”所指涉的现实存在其实是市场。正是市场的产生推动了身份共同体的解体,进而推动了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实体分化,使现代社会成为了由公共性、私人性与共同性三者构成的一种抽象形态。现代市场是工商业的产物。与农业生产不同,工业生产不再依赖于土地,因而,随着工业的发展,地理空间及相应的等级规范对人的约束力不断下降。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工业生产的效率不断提升,这意味着大量工业产品成为了剩余产
8、品,客观上要求通过商业来将它们转化为可交换的商品,而商业的扩张又会进一步促进人的跨地域流动。同时,商品的交换只能建立在平等主体间的契约行为的基础上。因此,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人们逐渐获得了市场中的契约主体这一相同角色。作为契约主体,人们发现,他们的交换对象遍布整个市场,而不限于某个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契约主体就成了一种私人,一种不再从属于任何共同体的独立存在。相应地,市场则成了私人性的实践空间,在市场中,所有人都可以正当地从自己的利益和目的出发开展交往。这一方面使他们摆脱了等级规范的束缚,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在等级规范不再能够约束市场行为的条件下,他们如何能够保证契约的有效性?于是
9、,国家作为保障契约有效性的一种公共机制被建构起来,从此,市场中的所有交换关系都将得到国家的保障,只要它们没有违反国家的法律规范,就被确认为有效,其所包含的权利与义务就成了一种法定的权利与义务。而且,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所有人都平等地遵守相同的法律,相应地,由法律构成的制度空间就成了国家中所有人的公共空间,而国家就成了公共性的制度载体。随着市场与国家的分化,前者的运行遵循私人性原则、后者的运行遵循公共性原则成为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尤其是国家承担供给公共性的职能更是被视为政治进步的基本表现。在这个过程中,共同性作为一种价值被逐出了政治领域一一因为它意味着裙带关系,会污染政治的公共性。但
10、它并未就此销声匿迹,而是在社会这一新的生活空间中扎下根来,成为现代人日常生活的基本原则。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参照罗尔斯对正义原则适用范围的分析。在罗尔斯看来,在存在多元价值的社会中,正义原则只适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至于个体及其联合体,则可以自由地也就是不受正义原则约束地去追逐他们自已的目的。换句话说,作为公共原则的正义原则不适用于联合的领域。在这里,所谓联合,是指人们在不涉及分配正义问题时的自主结合,这种结合在形式上可能有悖于法律的精神,比如,某支球队的球迷协会可以明确地拒绝另一支球队的球迷加入,这让前者与后者呈现出了一种形式上的不平等。但由于这种不平等并不构成一种不正义,因而它不是一个公共
11、问题,不需要国家的公共干预。反之,如果国家通过法律强制要求所有球迷协会都必须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人,那就摧毁了这一类联合体,也剥夺了所有人在与正义无关的领域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在现代条件下,由各种联合体所构成的领域就是狭义上的社会,即不是作为一种理论抽象,而是作为一种实际生活空间的社会。所谓社会交往,也就是在各种联合体中开展的交往。与在市场和国家中不同,这种交往以共同性为原则,即所有社会交往都需要某种共同纽带,如球迷之间交往的纽带就是他们同为某一球队的球迷。同时,这种共同纽带又不具有身份属性,它不是先于人们2023.8 1 67存在的客观约束,而是人们自主选择的产物。因此,作为这些联合体基础的共
12、同性也就是一种可选择的共同性。在现代社会科学中,公共性在很长时期里被视为现代性的核心构成要素,相应地,共同性则被视为历史的遗迹,虽然它得以在社会领域中存活下来,却被认为不应在国家的运行中产生任何影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公共性意味着开放与包容,共同性则意味着封闭与排他。虽然现代政治在其实际运行中必然也存在封闭与排他的现象,但在理念上,现代政治是以开放与包容为指向的。在实践中,现代政治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分为输入与输出两个方面。在输人方面,对开放性与包容性的追求指向的是政治参与的普遍化,当所有人都能平等地参与到政治过程之中时,政治过程就是开放的,而这种开放的结果就是使所有人都得到了政治的包容。在输出方
13、面,对开放性与包容性的追求指向的是公共服务的普遍化,当所有人都能获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时,政府的治理行为也就产生了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结果。问题在于,政治参与的普遍化并非政治开放与包容的充分条件。作为一种群体动物,人天然地习惯于抱团取暖,而在政治的实际运行中,抱团人多的群体必然会比抱团人少的群体更有优势,结果是开放的群体参与可能反而会造成群体间的排斥。而当实际上出现了群体排斥的情况时,政治就从公共性的生产过程变成了共同性的斗争过程。同样,公共服务的普遍化也不必然导向政府治理的开放与包容,当公共服务虽然对所有人开放,但由于某些原因,其使用者只是部分社会群体时,公共服务的供给中也就发生了共同性的复
14、归,而这又会损害公共服务的公共性甚至政府治理的合法性。政治过程研究表明,政治参与的普遍化带来的是政治主体的利益集团化,而利益集团作为人们间的一种政治联合,与球迷协会相似,其价值基础也是一种可选择的共同性。就此而言,在现代政治的输人端,公共性与共同性并不是彼此分离,也不是非此即彼的。政治参与是否具有公共性,并不取决于它是否排除了共同性,而取决于不同利益集团是否都能使自已的意见得到同等倾听,而不会出现某些利益集团压抑另一些利益集团声音的情况。与此相似,虽然所有国家都追求公共服务的普遍化,但在实践中,绝大多数公共服务的实际使用者都是特定人群,而不是全体公民。比如,公共养老金的使用者只是缴纳过养老金的
15、退休人员,公共教育的使用者也只是有子女的家庭。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服681江汉论坛务就不具有公共性,相反,虽然特定服务总是针对具有共同需求的特定人群,但只要所有人群具有基础重要性的需求都有相应的服务供给,那整个政府服务体系就是具有公共性的。这表明,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公共性取决于所有具有基础重要性的共同需求是否都得到了相应的服务供给。至此可以看到,虽然现代社会崇尚公共性,但共同性并未消失,反而是相当普遍的存在。这不仅表现为它事实上构成了狭义上的社会的组织原则,也表现为它与公共性间的复杂依存关系。当然,与前现代社会相比,现代社会中的共同性获得了可选择性。这表明,现代化并未摧毁共同性,而是使共同性也发
16、生了现代化。二、社会治理中共同性的再兴前文表明,在现代社会中,共同性并未消失,尤其是在国家的运行中,共同性事实上成为了公共性的一个构成要素。但在理念上,现代社会仍把公共性作为自己的标志,国家也是作为一种公共机制而获得合法性的。作为一种公共机制,国家只对公共问题承担责任,而政治就是公共问题的建构过程,虽然这一过程的输入端可能存在共同性,其输出则只能是公共性。同时,这里存在一种假定:既然国家只需对公共问题负责,而无需回应那些私人或共同问题,那国家就应当有能力解决所有公共问题。由此,国家作为公共问题的胜任责任主体的观念得以确立下来,在实践中,国家则一方面通过普遍化的政治参与来建构公共问题,另一方面通
17、过普遍化的公共服务来解决公共问题。20世纪7 0 年代以来,国家作为公共问题的胜任责任主体的形象开始受到挑战。首先,在公共问题的建构上,国家往往缺乏维持政治参与公共性的能力。经济学研究已经表明,当代市场的发展呈现出了明显的“赢家通吃”趋势,这反映到政治领域,就表现为政治话语权的严重失衡,许多社会群体事实上没有能力在政治领域中为自已发声,这使得通过政治过程建构出来的问题也缺乏公共性。其次,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上,当代国家面对一种双重挑战,一方面,公众对其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开始退出国家的公共服务体系。公众要求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这本身不是一个问题,反而可以为公众参与政治
18、过程提供更多动力。但在预算、合法性等客观约束下,国家并无能力满足不断高涨的服务需求。由此导致的问题是,一个人对公共服务的要求越高,他就越不可能通过国家满足其需求,就越倾向于退出公共服务体系,通过别的机制来满足这些需求。而当越来越多的群体选择退出公共服务体系时,国家将面临更严格的预算约束,从而使其他仍然留在公共服务体系内的人只能接受更低质量的公共服务,甚至无法获得必要的公共服务,结果,国家的公共服务供给就失败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国家与公众都开始认识到,对当代社会来说,并非所有重要的问题都属于公共问题,相反,越来越多的重要问题都属于共同问题,因此,通过国家来解决公共问题这样一种治理模式就日渐暴
19、露出了它的不足。上述三个方面的挑战中,最后一个可以说是颠覆性的。为了呈现这一挑战的颠覆性,下文将具体阐述当代社会中两种典型的共同问题。第一,社会再生产。对任何社会来说,基于人口再生产的社会再生产都是最为基础的问题,因为它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存续。在前现代社会,这是一个典型的共同问题。任何人一出生就获得了作为特定“我们”之一员的身份,他的成长往往也建立在“我们”以互助的方式形成的共同资源基础上,并需要在成年后为这一共同资源库贡献自已的力量。在这里,所谓社会再生产主要是指共同资源库的再生产,因为人本身也属于共同资源库的一部分,而社会化的过程就是人与其他共同资源相结合,以维护共同体存续的过程。在很大程
20、度上,现代化将社会再生产改造成了一个公共问题,其基本表现就是,人的生老病死都成了公共政策的调节对象,成了全社会的公共责任,并通过国家来予以承担。现代国家都是某种程度上的福利国家,而国家通过公共政策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的福利就成了整个社会的公共资源库。当然,人本身并不是一种公共资源,而是一种独立的存在,但社会的公共资源库则依赖于人的再生产,所以,社会再生产就表现为国家通过公共政策来促进人口再生产,再通过人口再生产来维护公共资源库的过程。经过几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今天,所有国家仍然保有一个形式上完整的公共政策体系,但这一体系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已大大改变。比如,当代国家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住房制
21、度改革,其基本方式是通过市场即价格机制来分配住房资源,由此形成了具有不同价格属性的居住社区。进而,各种公共政策都会与这些居住社区的价格属性产生交互影响。如果某个城市的政府在某个社区附近建造一座公园,虽然这在理论上可以惠及所有市民,但其实际结果往往是推动该社区房价的上涨,即增加了当地居民的资产收益。公园会带来人流,而人流就会带来商业投资,虽然这些商业投资的产出在理论上也对整个市场开放,但其实际结果则是降低了当地居民获取商业服务的成本。在这里,公园这一公共产品与商业投资一样,都为社区创造了共同收益,而社区本身则成了一种共同资源。作为一种共同资源,“当代社区的形成往往基于人们在价格机制作用下的经济选
22、择”,或者说,社区是所有居民通过买房进行共同支付的结果,也只有通过持续的支付,社区居民才能不断更新其使用社区资源的权限。今天,社会再生产的制度空间已经从国家变成了这样一种社区。之所以说它是一种制度空间,是因为所有社区的形成都是特定公共政策如土地出让政策一一的结果。这些公共政策的成本是分散的,收益则高度集中于特定的地理空间之内。这些集中化的公共收益与相关的商业收益一道,共同构成了社区的共同资源。同时,正如某个社区学龄儿童的考试成绩会影响该社区房价即所有社区居民资产价值的例子所表明,人重新成为了社区共同资源库的一部分。当然,与在前现代条件下不同,今天,所有人与社区之间的共同联系也都是一种可选择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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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性 视角 社会 治理 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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