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训政”到“宪政”：“中电”“中制”兴衰史考略_欧阳家庆.pdf

中外影史2023 年第 6 期 总第 198 期100中央电影摄影场（以下简称“中电”）与中国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中制”）作为国民政府经营的制片机构，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以往的研究中，“中电”“中制”等作为“官营”或“公营”制片机构，被认为是与“民营”制片公司相对的实体，并被研究者作为一个模糊的“整体”进行分析、阐述，因此在既往的研究中较少就“中电”与“中制”自身作更细致的考察分析。纵观“官营电影”1的发展史，国民政府下辖制片机构的经营性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复杂且难辨，若以“官营”“公营”“国营”表述其在不同阶段的经营性质，必然有失偏颇，因为部分制片机构在训政、宪政两个阶段中，其经营性质并不相同，但在以往电影史的书写中针对其经营性质的分析不多，因此有必要梳理不同时期，国民政府下辖的各制片机构经营性质变迁史，并将经营性质与各制片厂的发展历程结合起来分析，考察不同阶段中“中电”“中制”的发展是如何受经营性质钳制的。此外，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中电”“中制”两厂的兴衰原因考察不够，特别是对两厂背后政治势力间的博弈及各派系间的争斗是如何影响“中电”“中制”发展的关注不够，单纯从“官营电影”发展史的角度出发，遮蔽了政治力量、派系争斗对两厂兴衰带来的影响。基于以上两点原因，本文从训政与宪政的更迭、党派争斗及两厂的宣传定位的角度切入，考察“中电”与“中制”的兴衰变迁，力求以全新的视角考察“中电”“中制”的兴衰历程。欧阳家庆，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摘 要:“中电”“中制”作为国民政府经营的制片机构，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既往研究中，它们被认为是与民营制片公司相对的实体，被当作一个“整体”进行分析、阐述，忽视了两机构间的关联与互动。为细致管窥两机构的兴衰始末，则须从国民政府政权组织形式的变迁出发，同时兼顾两者间经营性质的更迭、背后政治势力的斗争及其秉承的宣传定位等维度，以全新视角考察“中电”“中制”的兴衰历程。关键词:“训政”“宪政”“中电”“中制”党营制改革从“训政”到“宪政”：“中电”“中制”兴衰史考略 欧阳家庆中外影史101一、训政时期：“党化”的“中电”与“军化”的“中制”20 世纪 20 年代初，孙中山在 中国革命史 一文中提出中国政治革命的路线图，并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和宪政时期。军政时期，国民党领导的军队清除政治流弊，完成国家统一的任务；训政时期，以党治国、党国一体，并由国民党组建政府引导民众走向民主自治；宪政时期，即民主自治阶段，实行民主自治政体。1928 年 10 月 3 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了 训政纲领，该纲领的颁布标志着国民党独揽了统治权，国民政府也进入到训政时期。在训政时期，以“中电”“中制”为代表的制片机构在经营性质上并无本质区别，民国时期都称其为“国营”2制片机构。但需注意的是，由于国民政府中派系林立，党、政、军各界自成一派，这些势力把控下的制片机构也带着强烈的派系特性。因此“中电”“中制”虽都为国营，然而其分属派系不同，其使命、任务及宣传倾向也有差异。如“中电”归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属于“党系”宣传机构，其主要负责人一直由 CC 系把控，是 CC 系掌握的重要文化、教育机构之一；“中制”（包含政训处电影股时期）则隶属军委会政训处，后划归军委会政治部，属于“军系”宣传机构。两制片机构因其归属阵营的不同，在不同时期发展际遇不同。1928 年国民政府进入“训政”时期，国民党为强化“以党治国”理念，内宣随之被强化，电影作为传播度最广、传播效果最好的宣传工具顺利进入国民党视野中。为完善宣传体系、扩大宣传广度及力度，国民党通过创设电影制片机构，以实现从行政、思想等方面掌握电影宣传事业的目的。1931 年 11 月，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此次会议改组中央宣传部为中央宣传委员会，为强化政宣电影的制作，“将原有之编审科艺术股改为电影股，而隶属于文艺科之下，增聘电影专门人才，担任电影之设计、摄制、编剧、指导等工作，于是中央电影事业，规模始具”3。1933 年 10 月，为凸显电影宣传的重要性，将电影股直隶于中央宣传委员会之下，这一时期电影股最主要的任务为“摄制宣传国民党主义政策的电影、各项重要集会的电影、重要时事电影、重要社会建设事业、各项教育电影、各种适合宣传的戏剧电影”4。此任务志在重塑国民党的形象、宣传国民党的党义。此前蒋介石对共产党的迫害及军事独裁政府的强化等举措让国民党渐失人心，为此国民党不得不依赖宣传，挽回失去的民心。作为最易被大众接受的电影，顺理成章成为国民政府最被重视的宣传工具之一。不久之后，国民党为便于宣传影片的摄制，特别创设中央电影摄影场，以强化政宣影片的制作。该摄影场的工作范围也极为明确：“一，摄制本党所需要之各种影片，以建树纯正的电影作风；二，搜集电影技术人才，训练成为本党的电影专家。”5从国民党的一系列举措看，不管是电影股时期的宣传党义、重塑国民党形象，还是“中电”创设初期确立的“本党主义”，核心要义都在于为国民党服务，而这一“为党服务”的宗旨一直贯穿着“中电”发展始终，并深刻影响着“中电”发展的各个阶段。鉴于“中电”的这一特性，程季华先生在 中国电影发展史 将“中电”称为“国民党 党化 的电影机构”6，该论述虽不是对“中电”经营性质的直接表述，但却实实在在地指出了“中电”在国民党中的定位与地位。与之相对的，“中制”（包括其前身军事委员会政训处电影股）则与“中电”的定位完全不同。1933年，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政训处为拍摄军事题材影片成立电影股，这一时期该机构主要“以巡回放映及拍摄新闻纪录片为主要工作”7。1935 年电影股随行营政训处迁抵武昌，翌年春在汉口杨森花园设立制片厂，仍旧以拍摄新闻纪录片为主，同时兼摄剧情片。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认为抗战军兴“宣传重于作战”，军委会也认为有必要加强抗战影片的摄制，从而更好地为抗战服务，因此，1937 年秋经蒋介石核准将政训处电影股增设为中国电影制片厂。从政训处电影股到“中制”，它一直由军事委员会主导，其主要任务也是以军队的教育与宣传为导向。全面抗战爆发后，“电影”作为宣传武器的观念得到完全的确立，电影宣传一跃成为实现政略与战略部署的关键环节，“中制”在军委会的支持下，一跃成为大后方实 从“训政”到“宪政”：“中电”“中制”兴衰史考略中外影史2023 年第 6 期 总第 198 期102力最强的制片机构。挪用程季华对“中电”“党化”的表述，“中制”则可说是典型的“军化”电影机构。在训政时期，“党化”与“军化”倾向让两制片机构在不同阶段获得了不同发展际遇。在全面抗战爆发前，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一时期对于国民党形象及“三民主义”的宣传诉求远高于军事宣传的诉求，而“中电”肩负的使命正是“本党宣传”。彼时以陈果夫、陈立夫为代表的 CC 系积极向文化、教育等领域渗透，他们看重电影的宣传作用，因此将“中电”囊括进势力范围中。基于此原因，“中电”在资金、技术等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支持，拍摄出 农人之春 这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纪录片，并主导创作了国营制片机构第一部长剧情片 密电码，除此之外还有外输国际社会的新闻纪录片 新中国之建设、第六届全国运动会新闻片 全国运动大会 等极具影响力之影片。罗学濂自述，抗战前“中电”摄有 中国新闻 编号四十余种，纪录片三十余种。8而同一时期的政训处电影股，在资金、技术、设备等方面都与“中电”有一定差距，根据 军事委员会工作报告 中的数据，在 19331935 年间，政训处电影股摄制的反共新闻片及军官训练等影片共计二十三种四十九本，译制或复制中外新片二十一种三十一本，9这些影片大多关涉国共内战，诸如 剿匪与建设 马江海军 等，以此呼应国民党军队的反共军事行动，然其影响力极为有限。抗战全面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电”与“中制”的际遇也因主要矛盾的转变而转变。“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相继控制了中央政治委员会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而在一切为抗战服务的要求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为绝对的权力中枢，行政院及党务工作被军事委员会大量接管。在一定程度上说，此时的行政院与党务委员会都成为军事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军化”的“中制”获得了更为优越的发展条件，特别是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郑用之在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国电影制片业务报告书 中指出：“二十六年（1937 年）冬，我军转移淞沪，本厂鉴于技艺人员不易培养，为免资敌用及充实宣传阵容起见，爰号召沪上电影从业员加入，本厂工作人员增至百余。”10技术与艺术人才的加盟让“中制”迅速壮大，从而满足了创作的基础条件，在武汉期间便创作出三部剧情片（保卫我们的土地 热血忠魂 八百壮士）、抗战特辑（15 辑）及新闻、卡通、歌唱片二十余本。在同一时期，国民党的宣传系统则希望通过 战时电影事业统制办法 的制定让“中电”扩大人才、技术及资金的优势。1937 年 8 月 12 日第五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央宣传部提交的 战时电影事业统制办法，该办法指出：“作战期间思想与实力并重，电影在思想战方面所具深入普遍之功能，实凌驾一切文字宣传之上，中央方面虽有中央电影摄影场之设，但限于技术人员及机件殊不易单独应付全面之长期抗战，上海电影公司方面虽经营较久，略具规模，但一受炮火威胁，则工作营业均将无法维持（上海同业公会已有代表向中央请示愿以每月一万五千元之维持费，自经理以下全部工作人员全部机件任中央统筹支配工作）。”11该办法第一条即指出：“中央电影摄影场会同军委会政训处电影股，联合上海各影业公司合组一总机关，由中央电影事业处负责总其成，指挥及分配全部工作。”12该条款直接将政训处电影股从军委会手中划归到国民党中宣部之下，从而实现合二为一的目的。该办法在整合“国营”的同时，还将民营影业公司的人才、设备全部纳入其中，使国民党中宣部完全主导中国电影业的发展。事与愿违的是，由于日本迅速发动淞沪会战，该办法尚未得以施行就迅速破产，从而打破了中宣部的规划，反而是“中制”迅速吸收人才，获得了发展先机。全面抗战期间，“中电”秉持的“本党宣传”屈居于“中制”的抗战宣传之下，这让“中制”在经济和宣传上取得了双赢局面。在 19371942 年间，“中制”因有军事委员会的支持，发展际遇远胜于其他制片机构。“中电”场长罗学濂说：“中制 为政府机构，对设厂及购料，在经费和美援方面得天独厚。”13在各方面条件都较具优势的情势下，“中制”拍摄的影片在数量与质量方面都遥遥领先于“中电”。而在抗战宣传的要求下，“中制”所摄影片走出国门，也让“中制”及其所摄影片蜚声海外。南洋地区尚未被日侵占中外影史103前，“中制”影片在南洋极为热销，在鼓动华侨援助国内抗战、宣传国内抗战的同时，还为国民政府赚取大量外汇，有报道称“陈嘉庚先生于（1938 年）八月三十日从南洋拍给孔院长的电报，说 热血忠魂八百壮士 等中国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剧情长片，在南洋每部可盈余二十万，除被提出百分之二十为当地华侨教育经费外，其余均涓滴归公，汇交财政部”14。除支援抗战外，这些外输影片还为“中制”赚取了大量外汇，保证了“中制”的投入再生产。而在欧美各国，“中制”及其创作的影片为其赢得极佳的口碑。吕奎文在一篇文章中提及，1938 年“中国制片厂所摄汉口日租界撤退后，破获敌人制毒机关详情的影片，在日内瓦世界禁毒会议中放映，引起会议中强烈的争辩，致敌国代表终无理由掩饰其在华包庇制毒之铁证，于此足见影片在国际宣传上所占的特殊重要地位”15。同年，“中制”接到反侵略运动大会来函，称“前由朱学范代表，由 中国（笔者注：中制 简称）带来之一部抗战特辑第二集影片，曾先后在欧战各国大小城市，如日内瓦、瑞京伯尼尔、巴尔城、巴黎（分映二次）及英国之利物浦等地映出，备受热烈欢迎，观众少者数百，多者千余，其中有国际劳工代表、世界和平会议代表、世界文艺作家、新闻记者、各国名流、工商界及华侨等，八月一日在利物浦放映时，该地华侨观众即时自动献金达二百九十四镑，经汇寄中央。国际反侵略总会已将该片重印，备广宣传，昨并函中国分会，盼能多量供给该项有意义之影片，使欧洲人士，更能了然于敌人暴行，藉加强其对我国之同情与援助”16。除以上影片外，东亚之光 白云故乡 胜利进行曲 好丈夫 保家乡 孤岛天堂 热血忠魂 火的洗礼 抗战特辑 等片在国外的口碑和票房表现都不错。“中制”输出的高质量抗战宣传片为其赢得了斐然的国际声誉，并引起了美国部分文艺界人士的关注。克莱德法恩斯沃思（Clyde Farnsworth）在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刊载 中国没有电影装饰（No Film Frills In China）一文，该文简述了大后方中国电影事业的基本情况，同时还多处介绍了“中制”的情况，并说“自由中国的电影产业是一种战争武器，这符合一个与世界隔绝的国家的国情”17。在给予赞誉的同时，该文还对“中制”拍摄 塞上风云（The Border Front）的过程及女主黎莉莉做了详细介绍。除此之外，晚星报（Evening star）以 中国人在防空洞里拍摄电影，以防日军轰炸（Chinese Make Films in Dugouts Safe From Japanese Bombs）为题刊载消息，消息指出“五年来，在重庆山的防空洞中，中国电影业的摄像机一直在远离日本侵略者的轰炸”18。该文对“中制”艰苦的创作条件给予了充分肯定。次年十月，克莱德法恩斯沃思的文章以 自由中国的电影制作（Movie-making in Free China）为题再次在 晚星报 刊载。除直接介绍“中制”厂外，在 晚星报 上还有大量关于“中制”副厂长罗静予及影星黎莉莉在美活动的新闻，这些报道在一定程度助推了“中制”在美的声誉。当然，表述最为直白的还属 纽约时报 记者罗伦斯，他说：“中国抗战以后，尤其是前两年，每一个访问中国战时首都的外国记者或是旅外华侨，几乎都要到 中国（中制 简称）参观一下。他们对于这常在轰炸威胁之中而仍能生产大量爱国影片的中国 感到浓厚的兴趣和衷心的敬佩，一个从太平洋彼岸飞来的美国电影器材厂商，在访问 中国 之后，甚至向他提出这样的建议：他们愿意以最近创制的八厘胶片和放映机一百二十部，以信用方式贷予中国，帮助她完成普及全国电影放映纲领伟大计划。”19从该段论述不难看出，“中制”在美国及国外华侨中的声誉及影响力。在该文中罗伦斯还梳理了“中制”发展的历程，并详述了“中制”对外宣传的贡献。他认为“中国 是中国唯一伟大的国营电影制片机关，因为是国营的，所以它的出品，不同于一般以牟利为目的的商品，而是一种带有高度政治意义、教育意义的宣传利器”20。在一切都为抗战服务的思想之下、在“宣传重于作战”的宣传口号下，“中制”因为在抗战宣传中的突出贡献，其风头无两。在经济效应、宣传效应俱佳的情况下，“中制”形成了良性循环，备受军委会重视。与之相对的，在西方主流媒体中，却鲜少有“中电”的相关报道。两相比较，高下立判。从“训政”到“宪政”：“中电”“中制”兴衰史考略中外影史2023 年第 6 期 总第 198 期104二、宪政之下：“党营制”改革作为转折点在 19371942 年间，因为抗战宣传的需要及军委会的支持，“中制”完成了弯道超车成功将“中电”甩在身后。1943 年后，“中制”的际遇不复从前，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国民党开始考虑从“训政”向“宪政”过渡的相关问题，促使国民党开始改革文宣体制，这是政治体制变化带来的根本性影响；另一个则源于“中制”自身的问题。“中制”由于隶属军方，且在 1942 年之前成就过于标出，因而招致了政敌的攻讦。更为严重的是“中制”因宣传导向问题，被蒋介石认为有“亲共”嫌疑，政敌抓住这一问题将郑用之赶下台。宣传导向问题让“中制”迅速失去了蒋介石及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支持，至此，它的处境日益尴尬。基于上述原因，“中电”顺理成章获得国民党的青睐，迅速获得发展空间，而“中制”则开始走下坡路，失去了往日的荣光。在 19371942 年间，“中制”与“中电”除在制片、资金、人才等方面存在竞争外，两厂背后的政治力量一直存在矛盾。1940 年上海新华影业公司出品的 木兰从军 输入重庆，经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审查，该剧于 1940 年 1 月 27 日在重庆最为豪华的两家影院唯一电影院和国泰大戏院上映。在唯一上映时，因一句唱词“太阳一出满天下”被人认为有“褒日”嫌疑，致使该片拷贝被焚，此事件一时成为大后方极受关注的文化事件之一。经抗战影剧研究者与亲历者石曼先生考证，此事件的爆发乃是军系的“中制”与 CC 系斗争的结果。有研究者引证石曼的研究称：“中制 厂长郑用之是黄埔军校出身，有军人的精神、艺术家的性格和政治家的见识，一直与掌握电影审查权的国民党 CC 派有矛盾，加上 木兰从军 来自 孤岛 新华影业，其老板张善琨为人投机取巧，名声不好，郑用之向来看他不惯，于是就打算利用该片发难，让 CC 派难堪”21。因此郑用之派出了青年演员田琛针对该片发表演讲，章超群则带头抢夺该片拷贝，并当街焚毁。郑用之与 CC 系的矛盾在阳翰笙的回忆文章中也有提及，他说“从事业上来讲，郑用之在重庆是一霸（人们称他为 小霸王），他掌管的 中制 中万 的阵容都很强大，又是政治部三厅电影科的科长。那时，CC 与黄埔有矛盾，黄埔是蓝衣社，他们相互倾轧”22。除派系斗争外，“中制”在宣传倾向上也被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宣部所诟病，因此事“中制”逐渐被边缘化。1942 年 6 月 16 日 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刊载消息称：“军委会政治部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郑用之，因故免职，业经该部派吴树勋继任，另派王瑞麟为副厂长，不日办理接收。闻郑氏除免职外，尚有其他问题。”23这消息中所说的其他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郑用之主管“中制”期间宣传导向问题；另一个则为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主要集中在 日本间谍 一片上，阳翰笙回忆了袁丛美对他讲述 日本间谍 被审查的过程：当日本间谍正在三家剧院同时开演的时候，张文白部长一天忽然接到中宣部张道藩部长的电话，说日片内容有问题，委员长的意思，须立刻停演。张文白部长不同意，说这部片子是经过电检会审查通过的，是合法的，不能随便停演，而且，他还可以到委员长那儿去详细说明。于是日片也就继续演了下去。到了第二天，张正准备去见委员长，蒋纬国忽来对张说，委员长对这片子的确极不满，劝张不必去解说，张无法，只好叫“中制”马上将片子停下来。接着蒋纬国奉令来“中制”监督修改日片。因之 日 片的内容就有不少的修剪和改拍。24袁丛美在其回忆录中也提及：“蒋委员长对这部片子很重视，前后看了三遍，其中不满影片反映共产党领导抗联的英勇斗争行为，影射为共军游击队的英勇与人民感情的深厚。下令重拍部分场面，耽误重庆首映档期，一延再延。”25从阳翰笙和袁丛美的回忆文中不难看出，蒋介石对该片极为不满，而不满的点在于，蒋介石认为该片反映了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认为“中制”在替中国共产党做宣传。除 日本间谍 一片的宣传倾向外，中外影史105“中制”控制的唯一电影院也被诟病其放映的影片宣传倾向有问题。周伯勋在其口述材料中也提及，“中制 这时正好搞了一个电影院，中制就派我搞这个电影院，这个唯一电影院专门演苏联的电影，当时国民党报纸就骂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办的电影院，电影厂主办的电影院、影戏院，演的是苏联片子，给共产党宣传”26。这一系列的行为让蒋介石认为“中制”宣传立场有问题，而导致这种结果的直接原因是郑用之政治立场有问题，没有做好“反共”宣传，甚至同情共产党、宣传共产党，基于这种原因军委会只得处理郑用之。为掩盖郑用之的“亲共”问题，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以经济问题监禁了郑用之，并在政治部成立“军事委员政治部中国电影制片厂郑任经管事项清查委员会”，全面调查郑用之任内“中制”的财务状况。经过以上一系列事情，到 1943 年时蒋介石认为有必要改革宣传体制，纠正宣传体系中存在的宣传立场不明的状况，同时顺应即将推行的“宪政”改革需要，因此于 1943 年底令饬国民党中宣部研究拟就广播、出版、电影事业“党营”制改革方案。时任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处长的吴道一在 中广四十年 一书中写道：“三十二年（1943 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奉命拟定发展战后工作方案，以企业化为归依，并依照总裁所著 中国之命运指示，配合国际情势、国防需要，分为甲乙丙三种方案，以备选择。”27电影事业作为国民党宣传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广播事业一样，也在此次改革之列。1944 年 5 月，国民党中央颁布 党营事业计划大纲草案，确立了国民党党营经济事业和党营文化事业的改革目标与方向。同年 10 月，国民党中宣部根据蒋介石要求和 党营事业计划大纲草案规划，指定“中电”场长罗学濂拟就了 电影事业企业化计划草案，该草案草拟了两套方案，一套为“国营”体制，另一套为“党营”体制。经“战后电影事业企业化计划特种小组”与中央党务委员会审议最终选定“党营”体制，该体制试图将“中电”“中制”“中教”等国营制片机构全部囊括进党营电影公司“中国电影企业公司”之下，从而实现国民党掌握整个电影事业的目的。经各方讨论，各“国营”制片机构合并的提议并未被采纳，但是却确立了由国民党中宣部在“中电”及中央电影服务处基础上，整合出一个集制片、发行、放映一体的“中国电影企业公司”。整个计划草案预计分三期进行，其中第一期为“抗战时期”，第二期为“抗战结束及复原时期”，第三期为“宪政实施前”。第二期规划中设想，抗战结束后中国电影企业公司计划没收敌伪 5 家电影制片厂，其中 3 家即时复工参与新片制作，除此之外独资收购收复区大型影院 20 家，合资经营收复区中型影院 180 家。281945 年抗战胜利后，面对敌伪影业的接收问题时，依照电影事业党营制改革计划草案的规划大体确立了接收格局。1945 年 9 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 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电影杂志广播事业暂行办法，在第一条即规定：“敌伪机关或私人经营之报纸、通讯社、杂志及电影制片、广播事业一律查封，其财产由宣传部会同当地政府接收管理。”29“中电”作为国民党宣传部下辖之电影机构具体经办此事。此次接收“中电”虽未完全达到“第二期规划”的目标，但在制片、放映两个方面也得到迅速壮大，顺利超越“中制”，成为独领风骚的“党营”制片公司。为顺利完成“党营制”改革，1946 年 3 月国民党中宣部又拟定了 党营电影事业化过渡办法，该办法将“中电”和中央电影服务处的业务进行了剥离：首先，将“中电”改组为中国电影制片股份有限公司，使“中电”成为一个名义上的“民营”制片机构；其次，将“中电”下辖之中央电影服务处剥离、改组，利用中央电影服务处原有和战后接管之影业及业务，组织全面控制性之中国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主管发行业务。这两公司名义上虽为“民营”电影机构，其实质是国民党控制的“党营”电影事业。经过此次过渡，“党营”电影事业完成了制片与发行端的整合，但是这两家公司的成立也是为接下来进一步地整合做准备的。1947 年 4 月，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宣告成立，该公司由中国电影制片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两公司合并而成，这两公司的合并标志着国民党党营电影事业企业化最终完成，并一举成为中国影业的托拉斯。从“训政”到“宪政”：“中电”“中制”兴衰史考略中外影史2023 年第 6 期 总第 198 期106“中电”在“党营制”改革中逐步壮大时，“中制”的处境却恰好相反，由于领导者的频繁更换、接收的“失利”及隶属关系的频繁更迭，让“中制”的发展停滞不前。1942 年 6 月郑用之被免职调查后，8月新任厂长吴树勋到任。在周伯勋的认知中，吴树勋是一个很“反动”的人，作为黄埔四期学生，在转任“中制”厂长之前他是西安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周伯勋说：“这人很反动，他来以后中制 更变样了，本来 中制 没有国民党党部，没有官衔，他一去就马上成立国民党党部，要 中制 人参加国民党，也给每个人定了官衔。”30吴树勋此举旨在通过加强思想控制纠正郑用之时期“中制”宣传倾向偏差的问题，这一举措给“中制”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部分创作者因此举脱离了“中制”或不再参与制片工作，人才的缺失让“中制”失去了再创作的基础条件。1944 年吴树勋被免职后，继任者为蔡劲军，此人此前从未涉足电影业，因此对“中制”的发展未起到任何积极作用，反而因其性格飞扬跋扈，招致“中制”工作人员的反感。1945 年 10月罗静予从美国返回后，接替蔡劲军成为“中制”第四任厂长，此时“中制”计划将设备和人员迁移南京，并试图乘接收时机扩大组织机构，黎莉莉在其回忆录中提及“陈诚密令罗静予，借胜利复员接收敌产、伪产的名义，从而达到 劫收 上海等地的民营电影厂的目的。罗静予面对陈诚的密令，感到十分棘手”31。面对国民党宣传部对敌产的独占，“中制”只能对所谓的“伪产”下手，但因罗静予的政治立场，部分民营电影企业被“劫收”后，罗静予以此类民营公司不是敌伪产业为由，把劫收的民营电影制片机构及劫收的物资交还给了各公司，因此战后的接收并未让“中制”壮大，而隶属关系的频繁更迭让“中制”更是举步维艰。抗战胜利后“中制”脱离了军委会政治部，吕诉上在其著作中指出：“三十五年（1946年）四月，（中制）还都改组，缩小编制，光复后隶属联勤总部联勤通讯署联勤总部特勤处。三十六年（1947 年）四月十六日以原有建制移隶国防部新闻局，三十七年（1948 年）四月一日，复隶联勤总部特勤署。”32隶属关系的频繁更迭让“中制”失去了政治依靠，成为国民政府各派系的“弃物”。随着党营电影事业改革的推进、“中制”隶属关系的更迭等方面原因，“中制”或限于政治压力或限于经费有限，先后进行了两次“裁员”。袁丛美回忆，“不知什么原因，罗静予突然贴出一张 遣散令，三十几位人名中都是抗战爆发后随中制迁重庆的演员、职员和工人1947 年，他又下令遣散了一批人，其中有著名演员陶金和章曼萍等”33。更为糟糕的是，罗静予因其在接收时的表现和对昆仑影片公司拍摄相关影片的支持等原因，于 1946 年 10 月“被联勤总部以 勾结异党，图谋不轨 的罪名逮捕，投入国防部军法处监禁”34。直到 1947 年 3 月国民党碍于社会舆论才将罗静予从监狱放出，自此罗静予抱着消极状态应对“中制”的相关工作，直至 1948 年5 月辞去“中制”厂长职务。从郑用之被免职到罗静予辞职，“中制”的步步失利让其辉煌不再。19431949 年间是“中电”崛起，“中制”衰落的易位期。“中制”因宣传倾向问题使得两位重要的创始人郑用之、罗静予相继入狱，而继任者吴树勋、蔡劲军等外行对“中制”的发展并未起到任何积极作用，失去重要领导力量的“中制”呈现断崖式的下滑。当然，对“中制”影响最大的，还属宣传倾向问题失去了蒋介石及军委会的支持，失去了政治力量支持的“中制”在联勤总部和国防部新闻局之间来回游离，成了权力斗争中的“无主之物”，不得已只得裁撤职员、压缩规模，失去人才、资金的“中制”影响力一落千丈。最为重要的是，“党营制”的确立及国民党中宣部主导的接收格局，让“中制”失去了大部分敌伪影业资产的接收资格。作为与“中制”竞争的“中电”则在这一时期获得了上层的青睐。“中制”宣传倾向的问题，让“中电”秉持的“本党宣传”大放异彩，并迅速获得蒋介石的支持与青睐，加之有掌握教育、宣传两系统的 CC 系的支持，在电影事业改革中，“中电”迅速占据有利地位。在获得组织青睐后，“中电”成为推行党营制改革的中坚力量，为战后接收格局的确立奠定了基础，随着“党营制”改革的深入，“中电”迅速壮大，并最终成为一个拥有全产业链的影业公司。中外影史107三、走向覆灭：消逝的“中电”与“党营制”的沉浮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对国民政府而言局势急转直下，在战争的影响下“中制”“中电”的际遇也各不相同。“党营”的“中电”因其裹着“民营”性质外衣，在撤往台湾时失去先机。而“中制”因其归属于军队系统，在军事优先的原则下，顺利将器材、设备、人员撤到台湾，从而保存了相对完整的建制。在19491954 年间，“中电”名存实亡，“党营”电影事业暂时缺席。随着台湾局势逐渐稳定，组建新的党营电影事业被提上日程。台当局为重建“党营”电影事业，首先将“中电”相关设备划拨农业教育电影公司（以下简称“农教”），接着以“农教”为基础，整合电影发行业务，再次创设“党营”电影公司。“中制”作为军属电影机构，再次被“党营”电影公司压制，发展仍旧受限，直至 1995 年被裁撤。而“党营”电影公司中央电影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影”），在 2005 年时也因“国民党”在台话语权的丢失被迫改组成为真正的民营电影公司。至此，国民党的“党营”电影事业及“官营”电影事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进入 1949 年，“中电”“中制”处境都极为艰难。3 月，上海、南京局势对国民政府而言不容乐观，此时位于上海金司徒庙的“中制”厂尚在拍摄 自君别后，另一部 悲天悯人 拍摄完成近三分之二时南京解放，“中制”厂长袁镏辛见形势不明朗随即离沪他去，“中制”失去领导者。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以田琛、宗由、潘直庵为代表的“中制”人迅速行动，前往特勤署拜访署长史邦瑞，一致决定将“中制”相关设备及人员全部迁往台湾。“这时彭世伟发现新五军坦克部队正待船运去台湾，船舱还有空间可以装中制 器材、人员，于是由王珏、田琛等发动全厂员工武装保厂，工作人员全部配枪和子弹，以二天二夜时间将摄影、灯光、录音、木材及主要用具，全部装箱完后，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四月二十九日成功地将这些器材抢运到船上，于五月三日启程，同月六日中午抵达基隆港码头，然后才搬到岡山营区和先期来台人员会合，三百余人蝟集岡山临时场地无法展开工作。”35杜云之在其著作中也提及，“属于国防总部政治部的中国电影制片，在南京撤退时得到军方的支援协助，将器材和人员撤到台湾南部的岡山”36。杜云之虽对“中制”的归属部门表述有误（此时“中制”实际归属部门应为联勤总部特勤署），但却指出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制”能得以保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军化”背景。然而“中电”则没有如此幸运了，因其机构庞大且为“党营”性质，在战时这一混乱情况下，在一切以战事为先的背景下，“中电”处境可想而知。1949年 5 月 15 日发行的 青春电影 刊载了 “中电”闹得山穷水尽 一文，该文提及此时董事长张道藩已经撤往台湾，全部重担压在了总经理罗学濂身上，而因时局及经济状况等因素，“中电”维持运转都困难，不得已罗学濂只得飞往香港筹措资金，香港发行处周克给罗学濂两万港币以解“中电”的燃眉之急。37直至这时“中电”仍没有撤退的计划，因此当 5 月 27 日上海解放时，“中电”已毫无撤退之可能。没有军方支持的“中电”，一举失去所有，成为名存实亡的空壳公司。罗学濂在回忆文章中也对此事进行忆述，“我之滞留香港，是为催收一些海外发行的片款，现在生死不明的汤鸿翔兄是我当时最得力的帮手。撤退前夕，当时的 中电 只是个普通的 民营 公司。既无从取得便利，将整个公司撤迁，又限于情势，无法将二三两厂的设备部分疏散”38。另一家公司则比“中电”幸运，南京农业教育电影公司在蒋经国等人的支持下顺利迁台，并在台中市忠孝路设厂，但因器材严重缺乏，故将“中电”在美国订购的电影器材拨归“农教”使用，勉强维持生产。从 19491951 年间，台湾当局下辖各制片厂未生产任何剧情影片，鉴于此种情状，“曾任 中电 董事长的张道藩，建议合并 中电 中制 中教 农教 和 台制 五个 国营 的电影制片机构，加强电影宣传，促进影片生产。但各机构所属系统各不相同，合并起来问题颇多，最终决定取消合并的计划，各自发展”39。这是 CC 系第三次试图合并各电影制片机构，也是他们为了复活“中电”做的最后的努力。但限于此时 CC 系力量已然式微，加之“中电”名存实 从“训政”到“宪政”：“中电”“中制”兴衰史考略中外影史2023 年第 6 期 总第 198 期108亡，话语权早已丧失殆尽，此计划的破产是在意料之中的。合并计划破产后，为了让各制片厂恢复制片工作，台当局对各制片厂做了明确分工，以求在细化的分工中强化生产。最终拟定“农教 拍政宣剧情片；中制 拍军事教育和新闻纪录片；台制 拍社会教育新闻纪录片；中电 结束，器材设备并入 农教；中教 台湾艺术学校作实习制片厂”40。罗学濂也忆述了“中电”结束的原因，“来台后，我以为厂房设备既已荡然无存，发行市场又日益缩小，自给自足的企业化计划，已无实现可能，只好呈准中央暂行结束业务”41。至此“中电”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其使命被“农教”继承。CC 系掌控的“中电”从名存实亡到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这段时期内，蒋经国掌握的“农教”逐步登上历史舞台。1946 年 3 月农业教育电影公司创设于重庆，创办人为 CC 系的领导者陈果夫，同年 5 月该公司迁抵南京。1949年南京告急后，“农教”将全部器材、设备迁运到台，在台中市忠孝路十三号重新建厂，当时可算是台湾地区最完整的制片机构。这一时期“农教”的董事长为蒋经国，总经理为戴安国。在获得了“中电”的部分设备之后，“农教”的制片能力迅速提升。1950 年 11 月由“农教”主导“中制”参与的 恶梦初醒（又名 女匪干）开拍，成为台湾“第一部反共抗俄”42的影片。张道藩于 1951 年提出合并“中制”“农教”等厂，里面牵涉到 CC 系、黄埔系、蒋经国等势力范围，式微的CC系必然没法得逞。“农教”在蒋经国及戴安国的支持之下，力压其余各制片厂，逐步成为台湾实力最强的制片机构。“中电”退出历史舞台后，“党营”电影事业缺失，为重建“党营”电影事业，1954 年 9 月农业教育电影公司与台湾电影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影”）合并成立中央电影事业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与 1947 年组建的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仅一字之差，两公司的经营性质完全相同，但所属政治力量却不同，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是由 CC 系的张道藩任董事长、罗学濂任总经理。1954 年成立的中央电影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则掌握在蒋经国手中，该公司成立后由戴安国任董事长、李叶任总经理。“中影”的创设旨在整合电影的制片、发行、放映业，“农教”有当时最为完备的电影制片体系，而“台影”自 1947年 10 月成立，其主要业务为影片的代理发行与影戏院的经营，其公司所辖影戏院近二十家，且拥有完备的发行业务。“农教”与“台影”的整合和 1947 年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整合中国电影制片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目的一样，旨在创设一个集制片、发行、放映于一体的“党营”电影公司，主导台湾地区电影业的发展方向。中央电影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国民党党营”宣传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中国广播公司、中国电视公司合称为“三中”，是国民党经营的三家重要宣传机构，也是国民党把控台湾地区政宣事业的重要部署。1954 年后，台湾地区的制片业以“党营”的“中影”为领头羊，辅以“国防部”的“中制”、台湾省政府的“台制”、“教育部”的板桥教育电影厂（前身为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后三厂虽都为台当局经营，但因其归属不同部门，背后的政治力量也不尽相同。袁丛美在回忆他出任“中制”厂长的过程中说，“民国五十年（1961 年），参谋总长彭孟缉认为中国电影制片厂是军方的，应由军职身份的人当厂长。我军衔已至少将，又是中制厂的元老，曾任副厂长，于是调我回到中制担任第十一任厂长”43。而板桥教育电影厂，从其前身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算起就是由 CC 系控制的，是 CC 系染指教育、宣传两大系统的产物，随着 CC 系影响力逐步式微，1958 年 7 月“教育部”将该厂剥离出去，归并入台湾艺术专科学校，成为培养电影艺术人才的实训场所。进入 20 世纪末，“台制”与“中制”发展举步维艰，1988 年“台制”改制成台湾电影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台影”），1999 年因大地震破坏了“台影”公司全部设备，因此结束营业。“中制”则于 1995 年被裁撤，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对台湾电影业影响最大的“中影”，在2005 年 12 月，因“民进党”主张“党政军退出媒体”，并高举台湾地区“广电法”打击“国民党”的“党营”宣传机构，迫于压力“国民党党营”事业华夏公司出售了“中影”股权，“中影”改制成为民营公司。至此，国民党的党营电影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