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伦理学:问题反思与学科重构.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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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 语 教 育 研 究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ResearchVol.11 No.3Jul.2023第11卷第3期2023年7月翻译伦理学:问题反思与学科重构张广法,吴 建(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 210023)摘 要: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间,翻译伦理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在充分考虑翻译学和伦理学的学科特点的基础上,提出规范翻译伦理研究和描写翻译伦理研究的翻译伦理学二元学科架构,分别阐述了其研究对象、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重构了翻译伦理学的研究框架。关键词:翻译伦理;规范翻译伦理;描写翻译伦理;学科重构1【基金项目】2021 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
2、目“唐诗英译译者伦理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1BYY056);2022 年南京邮电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基于语料库的诗经英译本译者风格比较研究”(项目编号:NYY221046)。【作者简介】张广法,男,博士,副教授,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汉语古诗英译、翻译伦理研究;吴建,男,博士,副教授,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汉语小说英译、翻译文体学研究。0.引言翻译研究和伦理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20世纪80年代之前,即描写翻译研究出现之前的翻译思想和理论基本可以全部纳入伦理的范畴,但是在翻译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译者和研究者在总结翻译思想,建构翻译理论时极少使用“伦理”一词,使用更多的是策略、原则、译
3、员素质、责任等概念。这说明,当时学界并无明确的翻译伦理理论建构意识。其实,20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翻译学的初创期,学界的重心在文化学派和语言学派译论,翻译伦理研究并未受到重视。在20世纪后期,学者开始使用“翻译伦理”概念,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初步的理论阐发,如Berman(1992)、Venuti(1995,1998)、Simon(1996)等。这些学者的工作为翻译伦理研究的发展做了理论铺垫。进入21世纪,翻译伦理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但仍存在不少亟待澄清和解决的基础性问题,这些问题与翻译伦理学未来的发展紧密相关。本文首先对翻译伦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尝试重构翻译伦理研究的学
4、科体系,以期为翻译伦理学的发展扫清基础概念和学科架构上的障碍。1.研究现状学界的翻译伦理理论建构意识大约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1984年,法国翻译理论家Berman(1992)提出了“翻译伦理”的概念,之后其翻译伦理思想逐渐被学界了解。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主要从权力话语角度研究翻译伦理问题。例如,Rafael(1988)和Venuti(1995,1998)主要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分析殖民地和宗主国,或者弱势文化和强势文化之间的权力差异,并探求解构之道;Simon(1996)和Von Flotow(1997)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原文和译文、作者和译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以上研究虽然可以归为翻译伦
5、理研究的范畴,但研究的主要是翻译史或者特定语境中的翻译问题,而非专门的伦理问题,翻译伦理研究仍处于边缘位置。21世纪,翻译伦理研究逐渐从翻译学的边缘走向中心。2001年The Translator杂志推出回归伦理专刊,呼吁学界重新探讨翻译伦理问题。2010年,该刊再次推出翻译与暴力冲突专刊,探讨在暴力冲突地区译员面临的伦理难题。之后,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Linguistica 外 语 教 育 研 究第11卷66Antverpiensia、The Translator、Perspectives等期刊纷纷推出专刊,探讨翻译伦理问题。目前的翻
6、译伦理研究涉及译者职业伦理、文学翻译伦理、翻译技术伦理、众包翻译伦理、法律翻译伦理等议题(Chesterman,2001;Meschonnic,2011;Pym,2012;蓝红军,2019;彭萍,2013;胡陈尧,2022),研究广度和深度均得到极大拓展。如果从Berman提出的“翻译伦理”概念算起,翻译伦理研究已经走过了大约四十年的历程。在一个学科中,首先提出相关概念,然后再对其进行系统阐发,初步建构起概念体系,等到成果比较丰富时,学界会思考建立起分支学科的可能性。目前的翻译伦理研究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2.问题反思目前的翻译伦理研究中存在三个主要问题,这些问题相互关联,是关乎翻译伦理学未来发
7、展的基础性问题。第一,把翻译伦理归结为译者伦理,核心概念定义过窄。翻译伦理是翻译伦理研究中的核心概念,有学者把其界定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Berman(1992)认为翻译伦理的作用在于捍卫翻译以书面形式与他者建立联系从而丰富自身的目的,故提倡使用异化法;Venuti(1995,1998)对翻译伦理的讨论限定在从外语译入英美文化的翻译语境之中,强调异化策略在抵抗英美文化的文化霸权上的作用;Chesterman(2018)认为,翻译伦理就是一套应当如何翻译和口译的公认的原则;王大智(2009)认为,翻译伦理研究需要以翻译行为和译者为中心展开;刘云虹(2013)认为,翻译伦理就是译者
8、在其翻译行为中为实现翻译的价值所必须考虑和遵守的规范。不可否认,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一个重要参与者,但翻译活动除了译者之外还有其他参与者,包括作者、编辑、项目负责人等。以译者为核心定义翻译伦理忽视了翻译活动的其他参与方,外延过窄,不利于学科发展。第二,把翻译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等同于翻译道德规范,忽视了其他研究对象。王大智(2009)把翻译伦理定义为翻译行为事实该如何的规律以及翻译行为该如何的规范,故翻译伦理研究不仅包括翻译的规范性研究,而且还包括对翻译现象的描述性研究。Chesterman(2018)把翻译伦理看作是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应当应遵循的道德规范,从不同视角考察了翻译伦理研究从忠实的伦理到差异
9、的伦理的演变过程;杨洁和曾利沙(2010)、彭萍(2013)均认为以译者为核心的翻译伦理概念外延过窄,翻译伦理研究应该建构在一个囊括翻译活动所有因素的翻译伦理概念之上。他们对翻译伦理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均把翻译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看作是翻译道德规范。不可否认,伦理或道德规范的确是翻译伦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但绝非全部。翻译伦理研究的本体除了翻译活动的伦理或道德规范之外,必然还包括与翻译伦理规范相关的其他问题,如翻译活动参与者面临的伦理难题、翻译活动参与者之间的伦理关系、伦理规范的学习过程等。第三,翻译伦理学学科框架不合理,对翻译产业伦理、翻译技术伦理、译员培训伦理等伦理议题关注不足。有学者把翻译伦理学
10、的研究对象预设为译者伦理,进而以译者伦理为中心建构翻译伦理学的学科框架。已有学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尝试对翻译伦理学的学科框架进行扩展。杨洁和曾利沙(2010)把翻译伦理学的理论体系扩展为四个部分,即翻译管理伦理、翻译操作伦理、翻译批评伦理和翻译伦理的理论研究;彭萍(2013)依据翻译概念来规划翻译伦理学的研究范围,把翻译伦理学划分为伦理与翻译活动、伦理与翻译理论研究、伦理与翻译批评、伦理与翻译教学四个部分;吴术驰(2021)把翻译伦理学划分为纯翻译伦理研究和应用翻译伦理研究两个部分,前者包括伦理学和思想史,后者包括职业道德和行业规范。尽管这些理论体系各具特色,但未体现出学科框架的完整性和前瞻
11、性。张广法,吴 建:翻译伦理学:问题反思与学科重构总第40期673.翻译伦理学体系的重构在重构翻译伦理学理论体系之前,有必要厘清“翻译伦理”和“翻译伦理学”这两个涉及理论体系建构的基础性问题。然后,在充分考虑翻译学和伦理学学科特点的基础上,重构翻译伦理学的学科体系,为翻译伦理学未来的发展打下基础。3.1何为翻译伦理有学者尝试把翻译活动涉及的诸多因素尽量纳入翻译伦理范畴,并据此规划学科版图(杨洁、曾利沙,2010;彭萍,2013),这种尝试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并非翻译活动中的所有因素都具有伦理属性。例如,译者选择什么时间、地点,使用什么工具翻译等均属于译者的个人习惯,不具有伦理
12、属性,不应该纳入翻译伦理的范畴。二是即使一些要素具有伦理属性,例如翻译研究之伦理,但并非翻译活动中的构成要素,同样不应该纳入翻译伦理研究的范围。当然,以译者为中心来界定翻译伦理概念并非没有可取之处,这种以伦理活动的参与者为中心来界定翻译伦理的方法恰恰抓住了伦理的核心功能,即指导人们“如何做人和怎样行事”(程炼,2008)。翻译伦理的核心功能是指导翻译活动的参与者如何理解自身角色、协调各方关系,并据此从事翻译活动。因此,翻译活动参与者可以作为核心概念来定义翻译伦理,故翻译伦理可以被定义为翻译活动参与者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翻译活动指的是从原作选择、译员培训,到翻译团队组建、翻译实施、译作接受和评价
13、的整个过程,参与者包括译员、教师、赞助人、翻译服务提供方、项目负责人、出版社、客户、终端用户等。以上各方均直接或间接地与他方产生联系,需要系统的伦理规范加以协调。这种翻译伦理的定义既避免了以译者伦理替代翻译伦理而产生的概念外延过窄的问题,又用翻译活动参与者的概念明确了翻译伦理的内涵,使得概念的外延更加清晰、合理。3.2何为翻译伦理学首先了解一下伦理学这个概念。弗兰克梯利(2001)把伦理学定义为有关善恶、义务的科学和有关道德原则、道德评价、道德行为的科学;王海明(2003)认为伦理学就是关于优良道德的制定方法和制定过程以及实现途径的科学;韩东屏(2011)把伦理学定义为“系统研究各种道德问题的
14、学说”,以道德问题为核心概念来界定伦理学有助于人们从纷繁复杂的道德现象中提取出具有“一般性、普遍性、实质性、典型性的研究问题”,从而推动伦理学的发展。基于以上分析,翻译伦理学可以做如下定义:翻译伦理学是翻译学和伦理学的交叉学科,主要探讨与翻译活动相关的道德问题,旨在捍卫并鼓励伦理上对的翻译行为,劝阻错的翻译行为。此定义中有两个核心概念:翻译活动和道德问题。首先,上文提到,翻译活动指的是从原作选择、译员培训,到翻译团队组建、翻译实施、译作接受和评价的整个过程。这样定义翻译活动可以把翻译活动中的伦理要素全部纳入翻译伦理学的研究范围,防止出现翻译活动概念不周延的问题。其次,道德问题不仅包括伦理规范,
15、还包括与翻译伦理相关的各种事实和价值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分为以下四类。(1)翻译活动的参与者应当遵守的伦理规范,如赞助人伦理、译者伦理、翻译管理伦理、翻译技术伦理等。(2)翻译活动中的伦理难题及解决方案,例如是走向读者还是走向作者、诗歌翻译中内容和形式的矛盾、客户要求和译员职业道德之间的冲突、忠实原文与改写之间的矛盾等。(3)翻译活动参与者实际遵守的伦理规范,区别于应当遵守的伦理规范,前者是翻译伦理的实然层面,后者是应然层面。(4)翻译活动参与者之间的伦理关系,主要为译者与其他各方的关系,包括其他译员、教师、赞助人、翻译服务提供方、项目负责人、出版社、客户、终端用户等。在这四类问题中,第一类是翻
16、译伦理价值层面外 语 教 育 研 究第11卷68的研究,目的是提出指导翻译活动的道德原则,规范翻译行为,调节翻译活动参与方之间的关系,第二到第四类是翻译伦理事实层面的研究,目的是描写翻译伦理现象,提出解决方案或伦理规范。3.3翻译伦理学体系目前,主要的翻译伦理学体系有三种,代表学者为杨洁和曾利沙(2010)、彭萍(2013)、吴术驰(2021)。其中,前两种学科体系的划分依据是翻译活动的性质,但这种划分思路有两个明显不足:一是未体现伦理学的学科特点。伦理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有其特殊的学科架构、研究对象、目标和方法,这些要素会对翻译伦理学产生直接影响,应该体现在翻译伦理学的学科架构中。二是模
17、块之间易有交叉,关系不清。例如,赞助人伦理和出版机构伦理之间易有交叉(杨洁、曾利沙,2010),原文本选择不一定是译者独有的权利,不应归入译者伦理之下(彭萍,2013)。吴术驰(2021)的框架包括纯翻译伦理研究和应用翻译伦理研究两个部分,前者主要探讨翻译本质问题,使用自上而下的方法演绎出伦理规则,后者关注翻译实践,使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归纳出伦理规则,把Venuti的理论归为应用翻译伦理研究。实际上,Venuti的理论的确基于翻译实践,他在译者的隐身中对英美文学中的译入实践进行了分析,但这种分析绝不是要归纳出某种翻译伦理,这些伦理规则恰恰是其解构的对象。故,学者吴术驰的学科框架的合理性也值得商榷
18、。在充分考虑翻译伦理学作为翻译学和伦理学交叉学科的学科属性、学科体系的合理性和解释力的基础上,把翻译伦理学划分为规范翻译伦理研究和描写翻译伦理研究两个部分。结合国内外的翻译伦理研究对这两个组成部分进行详细解释。(1)规范翻译伦理研究规范翻译伦理研究旨在从不同理论视角,分析翻译活动参与方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以及遵守的伦理原则和规范。根据翻译活动的性质,规范翻译伦理研究可以划分为翻译操作伦理、翻译管理伦理和翻译教学伦理三个部分:翻译操作伦理即译者伦理,涉及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应当遵守的伦理规范,如忠实的伦理、叛逆的伦理、差异的伦理等;翻译管理伦理主要为翻译活动管理方,如政府、单位、行业协会等在管理、规范
19、和服务翻译活动参与者时应当遵守的伦理规范;翻译教学伦理为教师和学生应当遵守的伦理规范,议题包括应当教授学生何种翻译伦理、如何教授、接受效果如何等。规范翻译伦理研究有以下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规范翻译伦理研究的趣旨不在于解释翻译伦理现象,而在于提出翻译伦理规则,规范翻译活动参与者的行为,体现为翻译理论中的规定性理论。规定性研究几乎是传统翻译研究的全部内容,在今天的翻译学中依然占有重要位置。规定性翻译研究的理论诉求容易导致争论,比如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归化与异化之争、忠实原文与改写之争,等。有些争论的分歧主要在翻译方法和策略上,但这些方法和策略往往基于相似的伦理原则,有些理论不仅存在方法层面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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