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句法共振的转喻推理机制研究.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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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青年学者论坛136对话句法共振的转喻推理机制研究沈艳萍摘要:共振是对话句法理论的核心概念。本文将认知语言学的事态场景理论引入对话共振研究,构建对话的事态场景耦合分析模式,探讨对话句法共振的转喻认知理据。研究表明,对话结构的共振程度取决于事态场景转喻模式的耦合度,也与事态部分的转喻力度相关,对话双方所付出的语用推理努力也因所选事态成分耦合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本文展示了对话共振与转喻推理的理论互补性,为对话的语用推理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为拓宽新认知语用学的研究范围提供参考。关键词:对话句法;句法共振;事态场景;耦合;语用推理;转喻中图分类号H043 DOI:10.12002/j.bisu.458
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39(2023)03-0136-15引言2014 年,Du Bois 在认知语言学领域最重要的期刊 Cognitive Linguistics 上发表了对话句法一文。从那时起,国内的许多学者(如刘兴兵,2015;曾国才,2015;高彦梅,2015/2018;王寅、曾国才,2016a/b/c;王德亮,2017/2018/2021;沈艳萍,2019)就一直关注对话句法,并展开了一系列的引介和研究活动。对话句法以对话形式的话语为分析对象,意在阐释对话之间包括复用、平行、对比、类推、映射、共振等结构关系。其中,共振是对话句法的核心概念,可以为话语意义的理解提供认知框
3、架。Du Bois(2014:372)将对话共振定义为“激活话语间亲缘关系(affi nity)的催化剂”。王德亮(2018)从语音、结构层次和交际功能 3 个维度出发,进一步将共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高彦梅(2018)将 Hasan 的衔接和谐理论中的“功能关系”概念引入到对话共振研究中,分析了表层共振成分与深层功能关系之间的互动。王寅、曾国才(2016a/b/c)选取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rpus of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17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基于语料库的对话句法共振与语用推理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7XJC740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北京第二
4、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 年第 3 期(总第293期)137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COCA)中的语料,发现(句法或语义的)局部共振及零共振(即间接回答或答非所问)的对话形式在所有对话中的占比达半数以上。可见,局部共振及零共振是日常对话的常态表征。但是,目前关于对话共振的研究仍需要进一步解释以下问题:不同共振类型(特别是局部共振与零共振)的内驱理据是什么?何种共振会获得何种语用推理?语用推理是在语境作用下对语言意义所进行的最佳逻辑推算,而转喻正是这种推理方式的重要手段。作为一种联想认知方式,转喻不仅在语用推理中起着重要作用,还影响着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认知
5、语言学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解释话语的意义推导机制。对话作为人类语言最基础的语言形式(Langacker,2008:459),最能清楚地表明转喻推理在语言中的认知操作机制。因此,本文以学界对对话共振类型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探析句法共振的转喻认知理据,尝试回答何种共振对应何种转喻推理的问题。一、对话共振对话句法学摒弃了传统句法学过分注重单句层面的线性分析,将研究对象扩展到日常语言的对话层面,关注问与答之间的句法、语义、语用等特征,特别是平行结构间的词语和结构复用、意义感知、句法和语义上的共振等现象。Du Bois(2014)认为,当话语间的亲缘关系得到激活时,答话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选择性复用发话人
6、的词语或结构来构建新话语,由此便产生了共振。共振可能发生在语言的各个层面,既包括语音、词素、词汇、句式、句群和语用功能等,也包括词性、时体、结构、句型等方面的句法现象。王德亮(2018)认为,共振还包括对话时动作行为方面的关联现象,如手势、眼神或其他肢体语言。这些资源都有可能在对话中被激活,引发部分或完全平行结构,在语言各层面出现结构的“耦合”(coupling)现象。此外,对话共振还会引起平行话语间新亲缘关系的产生或已有亲缘关系的变化,从而使话语意义发生改变。正是由于问与答之间建立了对话共振关系,在语言上出现了亲缘性特征,发话人与答话人之间才会出现某种语用合作,从而产生语用意义(王寅、曾国才
7、,2016a:51)。可以说,对话共振理论关注的主要是问与答之间在句法、语义、语用等层面所构建的话语间的亲缘关系。共振方式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隐性的。显性对话共振研究主要关注话语间在句法上的显性平行特征,而话语间在语义及语用层面的亲缘关系则属于隐性对话共振研究的范畴。青年学者论坛1381.语义共振Du Bois(2014)指出,问与答之间在形式及语义上均可以出现信息的共振。王寅、曾国才(2016b)首次明确使用“语义共振”这一术语来描述对话间信息的记忆与传承,答话人在内容上回应问话人,以“完全、超量、部分、拒绝”等方式提供所需信息。从他们对语义共振的描述可知,语义共振关注的是问与答之间在语义
8、信息内容上的传承问题,答话人可以通过复用问话人所提供的语义资源(包括词义、句义等方面)实现话语间的信息互动。根据问与答之间的语义传承程度,又有不同类型的语义共振,即完全共振、冗余共振、局部共振、零位共振及多元共振(王寅、曾国才,2016b)。2.句法共振对话句法学对于对话共振的考察目前仍主要聚焦于问与答之间在句法上的共振关系。所谓句法共振,是指问与答之间在句法结构上所具有的相同或相似特征,即答话重复使用了问句中的词语、短语或整个句子结构,使得问答之间出现句法结构上的平行性和对应性,从而产生了句法共振现象。一般说来,平行特征是对话共振的主要外显特征(王寅、曾国才,2016a:53)。王寅、曾国才
9、(2016a)进一步将句法共振划分为两个大类,即结构共振和关联共振。结构共振主要从对话结构的不同层面来进行划分,包括语音、词语、单句、句群等,而关联共振则主要聚焦问与答之间的关联度问题,可分为完全共振、局部共振和零共振。这两种分类方式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不同结构层次的共振可产生不同关联度的共振类型。为便于更清晰地阐释对话句法共振与转喻认知推理之间的关系,本文以句法关联共振分类为主线,分别阐述不同共振类型所对应的转喻推理模式。当然,不同的关联共振模式势必存在于不同的语言结构层次中,对此本文不再单独论述。二、理论基础1.转喻与事态场景理论Lakoff&Johnson(1980)将转喻视为人类
10、的一种概念现象,认为它甚至可能是比隐喻更为基本的认知方式。转喻在本质上是一种语用推理,转喻思维方式的主导作用影响着对话间句法结构的对应关系。Langacker(2004/2009)也认为语法在本质上就是转喻性的。局部共振和零共振在日常对话中十分常见,也是话语交际中间接回答或答非所问的语言外显特征。为了更好地阐释间接言语行为的认知机制,Thornburg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 年第 3 期(总第293期)139&Panther(1997)和Panther&Thornburg(1998)提出了事态场景(state-of-aff airs scenario)理论。该理论从认知角度研究间接
11、言语行为的转喻思维机制,提出了言语行为转喻的思想(speech act metonymy),认为不仅场景的任一组成部分都可以激活整个场景,而且各组成部分之间也可以相互激活(陈柯妮,2011:18)。事态场景理论虽然在分析间接言语行为时对对话中的转喻模式多有涉及,但其主要关注点还是在于言语行为本身,并未深入探究对话的外显句法特征与转喻思维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不同的转喻思维模式在对话中对应不同的语言结构共振类型,我们可以将认知语义学对于场景的研究扩展至对话层面,结合对话共振的句法外显特征,阐释句法共振的内在转喻运作机制。根据事态场景理论,事态包括状态、事件、过程和行为。一个事态场景主要包括 4
12、个组成部分,每个部分又由许多成分构成:事态前提(BEFORE):言语行为发生的必要前提条件,包括动机、能力、性格等可能促使事态场景发生的因素;事态核心(CORE):真实事态场景,即言语行为本身的真实状态;事态效果(EFFECT):言语行为发生后的必然结果;事态后果(AFTER):言语行为发生后的非必然后果或预期后果。根据 Thornburg&Panther(1997)的论述,言语行为是一种特殊的事态场景。在日常对话中,我们可以选用事态场景的任一组成部分来代替整个事态场景,即“以部代整”。下面我们将通过对例(1)的分析来阐释 Thornburg&Panther(1997)所论述的言语行为场景的运
13、作方式。在例(1)中,在回答 Q的问题时,A 选择了用事态前提代替整个事态场景的转喻模式来表达“不去机场”的含义。从表面上看,A 否定的是“去机场”的动机。例(1)Q:你今天几点坐车去机场?A:会议取消了。然而,上述说法并未对转喻模式在对话中的具体运作机制给出细致的解释,特别是没有涉及转喻思维与对话的外显句法特征之间的内在关系。转喻思维在人类日常思维及对话中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在转喻认知思维的驱动下,对话句法结构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外显特征。正是言语行为场景中的转喻关系构建了对话中的语用推理图式,直接影响着对话人的语用推理与语境的相互作用。2.对话的事态场景耦合分析模式对话句法共振是言语行为转
14、喻思维模式的外部表征,其背后转喻思维的运作决定了对话的平行结构特征(部分或完全平行)。为了进一步阐释转喻思维青年学者论坛140与外部语言表征之间的对应关系,本节将对话句法的共振理论与事态场景理论整合为“对话的事态场景耦合分析模式”,尝试分析何种句法共振对应何种事态场景耦合模式,以解释对话句法共振背后的转喻认知理据。对话的事态场景耦合分析模式认为,对话双方所选取的事态成分的耦合度决定对话结构的共振程度,即共振程度可以反映对话人所选事态成分的耦合情况。如果对话双方所选取的事态成分相耦合,在句法上便可以产生语言结构的完全共振;如果不耦合,则会产生部分共振或零共振。根据对话句法理论对共振的阐释,句法共
15、振关注对话之间语言结构的复用和平行关系。比如在例(1)中,答话与问话之间无任何词语的复用,未发生任何句法形式上的共振,答话所提供的信息不能与问话的焦点信息形成对应,即问与答之间不存在结构上的耦合。对于此类对话的语用推理,对话的事态场景耦合模式可以作出很好的解释。在例(1)中,A 答话的隐含义可以推理为:不去机场了,原因在于即将参加的会议取消了。那么,听话人是如何获得上述隐含义的呢?我们知道,例(1)是关于“去机场”这一事态场景的,其中包含了如下一系列行为和事件(非穷尽性列举):事态前提:有会议在外地召开;事态核心:上车并乘车去机场;事态效果(完成):下车;事态后果(终点):到达目的地(即机场)
16、。例(1)中 Q 的问话选取了以核心部分(坐车)代替整个“去机场”场景的转喻模式,A 则通过选取整个场景的前提部分(坐飞机的动机:去开会)来实现对 Q 问话的否定回答,即不存在几点钟出发的问题,因为会议取消了,所以不用去机场了。Q 和 A 所聚焦的场景组成部分不一致,语言表征自然相去甚远,因此问与答之间没有出现任何词语的复用,在结构上表现为零耦合现象。由于 A 的不合作,Q 需要付出较大的努力才能理解 A 的隐含义。尽管如此,对话依然能够顺利进行,原因在于对话人之间共享旅行开会的事态场景知识概念框架结构,从而使听话人 Q 可以推理得到说话人 A 的会话意图。上文对例(1)的分析表明转喻思维在日
17、常对话推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问与答之间的信息共振程度可以反映对话事态场景的耦合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 年第 3 期(总第293期)141三、对话句法共振的事态场景耦合分析基于上文所述,根据问与答之间的关联度可将句法共振划分为完全共振、部分共振和零共振。本节以对话的事态场景耦合分析模式为基础,探究不同共振类型与事态场景成分耦合的对应关系。1.完全共振与事态耦合完全共振是指对话中答话的每个语言成分都在信息和语法结构上与问话构成一一对应的关系,如例(2)中,are you good at 与 Im good at 相对应,what与 science 相对应,所有信息和结构都一一对应,因
18、此属于完全共振。例(2)Interviewer:What are you good at?Interviewee:Im good at,eh,science.(Du Bois et al.,2014:428)同时,该对话是有关是否熟练掌握一门技术的事态场景,所涉场景中的行为和事件包括:事态前提:有能力学习、向老师学习等;事态核心:学习技能的过程;事态效果(完成):擅长或熟练掌握该技能。Interviewer 的问话选取事态场景中的效果部分(询问擅长何种技能)来激活整个场景的转喻模式,Interviewee 的答话同样采取了以事态效果(在science 领域十分擅长)代替整个场景的转喻模式。问答
19、之间实现了事态转喻模式的完全耦合,话语间的亲缘关系得以充分激活,答话人选择完全复用问话中的词语结构,从而构成了问答之间词语和结构上的完全共振。因此,Interviewer 能比较容易地通过推理获得语用含义,所需要付出的语用推理努力也相对较少。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对话双方选取的场景组成部分是否耦合决定了句法共振的关联程度。若对话双方所选取的事态成分完全耦合,则句法上可产生完全共振;若不耦合,则产生部分共振或零共振。由于每个场景的各组成部分所包含的具体成分内容可能并不相同,如前提部分可以包括能力、动机等多个成分,在本文中,例句下的虚线表示问话焦点内容与答话之间的共振对应关系,实线表示焦点内容之外的共
20、振对应关系。青年学者论坛142因此,事态场景的耦合特指对话双方所选取的事态成分的绝对重合。根据问话人与答话人所选取的事态场景的耦合情况,我们可将对话划分为两类,即事态耦合型对话和事态非耦合型对话。然后根据耦合部分的情况,我们可以将事态耦合型对话再进一步划分为:事态前提耦合型,如例(3);事态核心耦合型,如例(4);事态效果耦合型,如例(2);事态后果耦合型,如例(5)。例(3)所涉及的场景是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学校)的一系列行为或事件,该场景包含下列组成部分:事态前提:选乘交通工具;事态核心:乘坐交通工具;事态效果:到达目的地(学校);事态后果:学习、找同学等。Q的问话选取了以事态前提(选
21、乘什么交通工具)代替整个事态场景(去学校)的转喻模式,A 也采用了与之相耦合的转喻模式(叫滴滴),因此形成了问与答之间事态场景的耦合,最终表现为句法层面的完全共振。其中,焦点内容“怎么”与“叫滴滴”相对应,非焦点内容“你”与“我”相对应,“去学校”与“去(学校)”相对应。例(3)Q:你怎么去学校?A:我叫滴滴去。在例(4)的对话中,Q 的问话使用了以事态核心(动作)代替整个场景(做某件事)的转喻模式,而 A 的回答所使用的转喻模式与 Q 的问话相耦合,十分恰当地回答了 Q 的问题,在句法结构上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共振。例(4)Q:你在干什么?A:我在看书。在例(5)的对话中,A 的答话“照顾你一辈
22、子”作为“结婚”这个事态场景的事态后果,是“结婚”场景的必然后果,与 Q 的转喻激活点相耦合,对话双方所选取的场景事件实现了最大程度的耦合,从而实现了语言结构上的完全共振。在该例中,对话双方所选取的场景事件距离场景核心较远,语言表达也更为间接和含蓄。关于场景事件与场景核心的距离问题,详见本节第 3 小节中对句法共振与转喻力度关系的分析。例(5)Q:你要一辈子照顾我吗?(蕴含结婚之意)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 年第 3 期(总第293期)143A:我照顾你一辈子。上述对例(25)的分析都表明,对话人之间所选取的事态部分的耦合度决定了对话的句法共振程度。如果对话双方所选取的事态部分耦合,则
23、句法上便产生了完全共振。为进一步论证,请再看例(6):例(6)Q:你关门了吗?A:门是关着的。例(6)的对话很容易被错误地划归为完全共振。虽然 Q 问话中的“门”与 A 中的“门”相对应,“关”与“关”相对应,但两句的句式结构却大有不同,该对话应归为部分共振。究其原因,Q 问话选择以事态核心(关门的动作)来激活整个场景,而 A 的答话则聚焦于事态效果,即门已经是关着的状态。A并未直接回答 Q 的问题,只是陈述了事态场景的效果,即关门动作后的必然结果(门已经是关着的)。A 的答话隐含着“关门的动作不一定是由 A 实施的”这一含义。正是因为 Q 与 A 所选取的激活整个场景的事态部分不耦合,问与答
24、之间在词语选择和句法结构上无法一一对应,因此,例(6)应归为事态非耦合型对话。只有当 A 也选取事态场景的核心成分、与 Q 完全耦合时,才能实现 Q与 A 之间语言结构上的完全共振,即 A 的回答应为:“我关门了。”然而,一个事态场景所包括的成分众多,在自然对话中,对话双方视角、焦点等都可能存在差异,因而很难实现事态成分的绝对耦合。因此,对话间结构上的一一对应关系(完全共振)并非对话的常态,对话结构的局部共振(间接答话)或零共振(答非所问)在日常对话中所占比重更大。由此可见,本文对句法共振中事态场景耦合度的分析与王寅、曾国才(2016a/b/c)关于共振类型的数据统计结果相吻合。2.局部共振、
25、零共振与事态非耦合局部共振指问与答之间在信息和语法结构上呈现部分对应关系。零共振指问与答之间没有任何信息和语法结构上的一一对应关系,问与答之间缺乏句法平行特征,即俗话说的“答非所问”。如果对话双方所选取的事态成分不耦合,在语言结构上便表现为局部共振或零共振。如前所述,一个事态场景包含 4 个组成部分,而每个事态部分又包括许多不同的成分,那么事态场景的非耦合现象就可能存在跨事态部分的非耦合及同一事态中不同成分的非耦合两种情况:前者指问答双方分别聚焦于不同事态部分而引起的非耦合现象,后者指问答双方分别聚焦于同一事态部分中的不同成分而引起的非耦合现象。下文将分别讨论这两种非耦合现象所对应的句法共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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