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菴罗之可汗号商兑——基于历史语境的考察.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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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Xinjia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2023年9月第51卷第5期Sept.,2023Vol.51,No.5突厥菴罗之可汗号商兑基于历史语境的考察*雒 晓 辉(中国社会科学院 古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摘要:突厥第五任大可汗菴罗在将汗位让位给堂兄摄图后,被册封为北面可汗,降居独洛水所在的匈奴单于故庭。以 隋书 北史 为肇端,对菴罗所担任的北面可汗分别冠以“第二”和“第三”的可汗号。或认为,突厥汗国中统押东方的小可汗是约定俗成的储君,即“第二可汗”,按位序推排,居北面的菴罗
2、可汗则是“第三可汗”,是隋书 有误。然结合佗钵可汗亡后,“四可汗子”争夺汗位的结果,以及菴罗在让位后建牙独洛水,与大可汗分掌漠北的政治格局,不难推定,菴罗实乃是汗国的“第二可汗”,是 北史 有误。关键词:北史;菴罗;储君;第二可汗;隋书;第三可汗DOI:10.13568/ki.issn10002820.2023.05.011中图分类号:K2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820(2023)050092007可汗是四世纪以后北亚民族高级政治体首领的称谓。每一个可汗都有修饰性称号,这种修饰性称号就是可汗号。可汗号与可汗称谓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每一个可汗都有专属于他的可汗号。菴罗,是突厥第四
3、任大可汗佗钵的嫡子,在佗钵之后一度继任大可汗。由于突厥汗国的内部争执,不久便让位给堂兄阿史那摄图,即沙钵略可汗,菴罗则降居匈奴故庭所在的独洛水(今蒙古国土拉河),成为突厥汗国中押领九姓铁勒的北面可汗,由此汉文史籍中产生了关于其北面可汗封号的争驳。以成书于唐初的 北史 和 隋书 为肇端,出现了“第三可汗”和“第二可汗”的两种记载。基于“三”和“二”在字形上的相近,显然两者之间定有一方存有讹误。隋书 之后的 通典 册府元龟 等唐宋官修政书、史册大都支持“第二可汗”的说法,然而只有资治通鉴 的“胡注”给了“第二可汗,言其位次沙钵略也”15450的解释。近代已降,专擅朴学的岑仲勉仅将此事概述为“北史
4、九九作第三可汗者误”2等寥寥数字。换句话说,“第二可汗”的说法虽广为众采,却始终缺少翔实且合理的解释。基于北族向日崇拜的习俗,以及多位东面可汗继位大可汗的史实,有学者认为,在突厥汗国中,统押契丹、奚等东胡族系的东面可汗乃是约定俗成的储君,类似于匈奴的左贤王,是象征“副王”的“第二可汗”,而依此位序推排,北面可汗即为“第三可汗”。作为系统性地辩驳“二”“三”差异的观点,此说法不仅被部分学人认可,甚至被 中国历史百科全书和时下的通俗史学所采纳。在先贤时哲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还原历史语境,结合突厥汗国的政权组织形式,以及漠北地缘政治关系,对此上两“说”进行考论,以求证于方家。*收稿日期:2021-
5、05-26作者简介:雒晓辉(1992),男,河北南皮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博士后,从事中古边疆史地、隋唐史研究。参见罗新 可汗号研究兼论中国古代“生称谥”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77页。参见林幹 突厥与回纥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8页;吴玉贵 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3页;刘学铫 突厥汗国,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73页。参见汤惠生 北方游牧民族萨满教中的火神、太阳及光明崇拜,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第87-93页。参见薛宗正 突厥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
6、18页。参见包洪军 前突厥汗国分裂与灭亡问题探微,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18页。参见徐寒 中国历史百科全书 卷6 民族民俗卷,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0页。参见柯胜雨 丝绸之路千年史从长安到罗马,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15页。第5期雒晓辉:突厥菴罗之可汗号商兑一、突厥“储君”与“第三可汗”的位序“第三可汗”的说法最早出现于 北史,同时也只见于 北史。换言之,在传世的相关汉文史料中,北史“第三可汗”的记载乃是孤例,其曰:他钵病且卒,谓其子菴罗曰:“吾闻亲莫过于父子。吾兄不亲其子,委位于我,我死,汝当避大逻便。”及卒,国中将立大逻便,以
7、其母贱,众不服。菴罗实贵,突厥素重之。摄图最后至,谓国中曰:“若立菴罗者,我当率兄弟以事之;如立大逻便,我必守境,利刃长矛以相待。”摄图长而且雄,国人莫敢拒,竟立菴罗为嗣。大逻便不得立,心不服菴罗,每遣人詈辱之。菴罗不能制,因以国让摄图。国中相与议曰:“四可汗子,摄图最贤。”因迎立之,号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一号沙钵略,居都斤山。菴罗降居独洛水,称第三可汗。大逻便乃谓沙钵略曰:“我与尔俱可汗子,各承父后,尔今极尊,我独无位,何也?”沙钵略患之,以为阿波可汗,还领所部。3自第二任大可汗科罗以后,在突厥的汗位传承中,兄终弟及与子承父业长时期交叉并存。以兄终弟及式上位的第四任大可汗佗钵,面对“四
8、可汗子”的血亲群体(参见图1),认为第三任大可汗木杆的长子大逻便是最合适的汗位继承人。其一,在佗钵可汗看来,其兄木杆不仅是突厥汗国崛起的英雄式领袖,也是一位顾念亲情的好兄长,促使他在情理上做出了还位于侄的抉择。其二,相比之大逻便的骁勇善战,佗钵深知己子菴罗性格懦弱,即使继位也压制不住“四可汗子”的争竞乱局。是故,在临终时抛开菴罗,指定大逻便为汗位继承人。然而,佗钵可汗的另一侄子摄图却公然联合“国人”,以大逻便“母贱”为由,违背佗钵遗命,推举菴罗为大可汗。图1 突厥汗国前期大可汗世系窘于“四可汗子”并立的局面,菴罗可汗既不能在实力上压服大逻便,也不愿接受摄图的政治扶植,故而将大可汗之位再次越过大
9、逻便,让给摄图,即突厥的第六任大可汗,史称沙钵略可汗。从反对大逻便,到扶植菴罗为自己进身的过渡,不难看出摄图对大可汗的位置早有觊觎。然而要坐稳大可汗的位置,摄图不仅要妥善安置好先可汗遗命中的法定继承人大逻便,同时也要在地位名分上给主动让位的菴罗以政治补偿。作为游牧政权一贯遵循的政治传统,“两翼”“三方”“四面”等分区治理的方式,是游牧帝国在急速的领土扩张下常用的一种地方统治制度,类似于中原王朝的分封制。爰至摄图为大可汗时,突厥汗国已存有东、西两面小可汗。为消弭因汗位更代而产生的政治危机,摄图再次继续分封大逻便和菴罗为小可汗,其中以菴罗为押领九姓铁勒的北面可汗,建牙帐于匈奴单于故庭所在的独洛水。
10、基于制衡东西面可汗和经略汉地的需要,漠南和中部区域一直都是由大可汗执掌,故而沙钵略只得将突厥的发源地金山(阿尔泰山)封参见肖爱民 试析突厥汗位的继承制度以前突厥汗国、东突厥汗国和后突厥汗国为中心,北方文物,2013年第1期,第55-60页。参见劳心 东突厥汗国谱系之我见,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第58-63页。参见林幹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9-131页。参见肖爱民 北方游牧民族两翼制度研究以匈奴、突厥、契丹、蒙古为中心,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页。932023年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给大逻
11、便,让其成为东、北、西三面可汗之外的小可汗,称阿波可汗。至此,算上摄图(下文中称沙钵略)这个共主,突厥同时出现了五位实力强横的大小可汗(见图1),其中西方的达头可汗和阿波可汗,不仅在地缘战略上相互衔接,而且在反对沙钵略、自为大可汗的政治倾向上,也联盟互应。所谓“各统强兵,俱号可汗,分居四面,内怀猜忌,外示和同,难以力征,易可离间”41330,从而为隋朝对其实施离间分化策略提供了基础。在沙钵略为大可汗之后,其弟处罗侯代为东面可汗,后又以东面可汗的身份继大可汗位,称莫何可汗。莫何可汗亡后,又以东面可汗雍虞闾继位,称都蓝可汗。结合匈奴以东方左贤王为储君的传统,有学者认为东面可汗即是突厥汗国的储君,应
12、称之为“第二可汗”。按照游牧习俗中,北方低于东方,西方又低于北方的位序推排,北面菴罗可汗即为“第三可汗”,西面达头可汗则为“第四可汗”。但事实绝非如此。首先,东面可汗并非是突厥政权组织中的固定化储君,只不过是在诸方面小可汗中,即位人数最多者。在大可汗之下的诸多小可汗、设、特勤中,东面可汗押领的部落最为特殊,是异于铁勒族属的东胡系部族,是以汗国初期常以年长有能力的汗族子弟担任东面可汗,例如沙钵略即是“四可汗子”中的年长者,因此也就出现了个别时期东面可汗权重势强的局面。也就是说,权重势强的境况并非是基于制度的加持,更多的是得益于东面可汗的个人经营。相比之东面可汗的强弱不定,匈奴左贤王的“位尊权重”
13、在单于之下的二十四王将中乃是常态化的现象。在正常情况下,单于多是由左贤王继承,也正因如此,单于也多将心目中的继承人封为左贤王。然而,无论是匈奴,还是突厥,其游牧民族的特性,即游牧、征伐、掠夺等客观环境都要求首领必须是一位强有力的、有威望的领导者。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在北方游牧政权中很难出现类似于中原王朝的固定式储君。相较于匈奴政权中父死子继的主流形式,突厥自土门可汗之后,实则是兄终弟及与子承父业交叉并存,突厥大可汗也就很少有目的性的册封继承人为东面可汗。易言之,以东面可汗比拟匈奴左贤王,只是基于所处方位的相同,而缺少实质性的共同点,属于模糊化的类推。再者,比之匈奴政权为集权而施用的“二十四王、
14、将制度”,突厥大小可汗的分统制度更为松散,其立国的思想基础,是整个阿史那氏族共同拥有汗国的氏族性观念。基于这种制度与观念的惯性,诉诸在汗位传承时,也就更加重视继任者的个人(部族)实力。按照佗钵可汗的遗命,菴罗既然要让位,大逻便无疑是最合乎法理的人选,而最终获得汗庭核心成员支持的,确是部落实力强大的沙钵略。此前大逻便敢于在各种场合辱骂菴罗,却不得不接受沙钵略的赐封,以表示臣服,其中前倨后恭的态度差异,所映现出的正是各自实力的对比。至于沙钵略为抵制大逻便所联合的“国人”,乃是汉文史料中的模糊式记载。这里的“国人”并不是对普通百姓的概称,而是指在突厥汗国中拥有“决定战、和、可汗继位人选以及各种重大问
15、题”5的蓝突厥族属。这种蓝突厥族属组成的贵族会议,诉诸在选举领袖的形式上,类似于后世蒙古帝国的库力台大会。事实上,无论是突厥汗国,还是之前的匈奴、之后的蒙古,在“选”的过程中,所凭恃的还是各方实力。而这也恰从侧面佐证了突厥的东面可汗,以及匈奴的左贤王,在崇尚英雄的游牧族群中从来都不是固定化的王储。简而言之,作为部落联盟的突厥汗国,虽然王权集中在阿王譞认为阿波可汗的牙帐应在天山东北麓的可汗浮图城,参见 阿波可汗是西突厥汗国的创始者兼论突厥汗国的分裂与西突厥汗国的形成,历史研究,1982年第 2期,第 17-36页;而松田寿男、段连勤认为阿波牙帐在于都斤山西北,原突厥汗国的金山旧牙,即清代科布多辖
16、境;参见 日 松田寿男 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陈俊谋译,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 年,第 298 页;段连勤 关于西突厥与突厥汗国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载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论著选集,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15页。隋文帝开皇时期,突厥汗国内共有几位小可汗,相关研究论述不一;其中以“有七位大小可汗”的说法为主流,但实力较强的则上述五位;可参见薛宗正 突厥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43页。参见薛宗正 突厥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18页。参见肖爱民 试析匈奴单于位的继承制度,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7年第3期,第33-36页
17、。参见 日 護雅夫 游牧骑马民族国家苍狼子孙,東京:讲谈社现代新书,1967年,第78-118页。94第5期雒晓辉:突厥菴罗之可汗号商兑史那氏一族之中,呈现出家天下的形式,但在传位的具体方式上,“世选”的程度明显要高于“世袭”。其次,诸多东面可汗成功入继大可汗位,也并非是基于储君的政治地位。其中最具典型的代表,就是沙钵略本人。佗钵可汗在临终时,先是嘱咐菴罗不要争位,后又命定大逻便为继承人,却始终没有考虑过、甚至提及到时任东面可汗的沙钵略。而沙钵略的成功上位也是基于其一系列的政治运作,而并非是已定的储君地位。至于此后的处罗侯和雍虞闾继位大可汗,或是出于时势所逼,或是得益于个人的才具出众。处罗侯,
18、即莫何可汗,是沙钵略的亲弟弟,也是突厥诸多小可汗中唯一支持和始终追随沙钵略的方面可汗。在隋朝“远交近攻,离强合弱”41331的分化离间下,阿波和达头联合反对沙钵略,并在之后的交兵中占据漠北的于都斤山汗庭,迫使沙钵略迁至漠南、向隋朝称臣。在隋朝和突厥强弱易势的大背景下,处罗侯则成为突厥在漠南存国的关键性人物。其一,处罗侯的东面可汗牙帐就在幽州以北七百里的漠南地区,统押奚、霫等东胡族系,实力强劲,是沙钵略的军事依靠之一。其二,处罗侯本人勇而有谋,早在五可汗并立时代就能曲取众心,为“国人所爱”15451。其三,处罗侯还是突厥汗国中的少数亲隋派,一直负责监护突厥工作的隋将长孙晟便是其早年的结拜兄弟。就
19、现实局势而言,无论是实现规复漠北、平定阿波可汗的长远规划,还是短期内立足漠南、保持大可汗名号,南迁后的突厥都离不开隋朝的支持和庇护,而综合诸多考量,处罗侯无疑是沙钵略之后最合适的大可汗人选。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无论是沙钵略,还是处罗侯,乃至是雍虞闾,之所以能继任大可汗位,都不是基于东面可汗的储君地位。概言之,相比中原王朝强化下的中央集权,突厥所建立的游牧汗国在组织结构上要松散许多,以东西两翼制度为基础而演化出的大小可汗分治的地方统治方式,虽有利于管辖帝国急速开拓的领土和部众,但也加剧了内部的离心倾向。表现在汗位传承上,即没有约定俗称的储君,遵循的乃是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即胜者为王。所以从这个角
20、度讲,突厥东面可汗并不是象征“副王”的“第二可汗”,而北面可汗也就不是次序相承的“第三可汗”。二、“双中心”的地缘格局与示尊崇的“第二可汗”自柔然汗国以可汗作为政权组织中的元首以来,无论大小可汗都有属于彼此的修饰性称号,这种修饰性称号就是可汗号。如同大逻便的“阿波”封号,就是取其形义相近。通典 解释“大逻便,酒器也,似角而麤短,体貌似之,故以为号”6,而“阿波”则音译为 aba,其义为“有熊”,阿波可汗即为“骁勇剽悍的可汗”。关于菴罗可汗号中的“第二”或“第三”,史载与碑铭中始终未见有突厥语的音译。也就是说,传统史家对于二者的辨别,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以沙钵略继承汗位的最终结果,属于汉文史籍中
21、的推定式书写。因之,可汗号“第二”也就比“第三”更贴近汉家史官的初衷。诸史载中,关于菴罗获封为北面可汗的原因并无二致,皆是出于菴罗的主动让位和沙钵略对其政治位分的弥补。隋书 记载:木杆在位二十年,卒,复捨其子大逻便而立其弟,是为佗钵可汗。佗钵以摄图为尔伏可汗,统其东面在位十年,病且卒,谓其子菴罗曰:“吾闻亲莫过于父子。吾兄不亲其子,委地于我。我死,汝当避大逻便也。”竟立菴罗为嗣。大逻便不得立,心不服菴罗,每遣人骂辱之。菴罗不能制,因以国让摄图。国中相与议曰:“四可汗之子,摄图最贤。”因迎立之,号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一号沙钵略。治都斤山。菴罗降居独洛水,称第二可汗。41864-1865相比
22、 北史,隋书 多了沙钵略曾任东面可汗的记载。沙钵略成为突厥的共主,是在一系列的“政治运作”下实现的。基于汗位传承的政治世系与合法性,以及“尚贵种”的北族传统,决定了沙钵略必须要尊崇菴罗、打压大逻便。而大逻便不仅是木杆可汗的长子,同时也是佗钵可汗的遗命继承人,更兼个人骁勇、部落实力强横,是以沙钵略在东西北三面可汗之外,册封其为统合金山祖地的阿波可汗。而对于主动让位的菴罗,沙钵略在分封其为北面可汗的同时,只能在政治名号上尊崇其地位。参见李延寿 北史 卷22 长孙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17页。952023年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首先,抬高菴罗的政治名分,可以让沙钵略掌握压制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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