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平安时代童蒙读物《口游》的成书及其中国文化元素研究.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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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平安时代成书的童蒙读物口游,是研究平安时代贵族文化素养及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对日本影响的重要资料。研究发现,口游中的文化元素一方面反映了日本统治阶层贵族以儒家经典、经史诗文为中心的基本人文素养,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其世俗生活的真实样貌。口游的编纂与传播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平安贵族文化素养具有重要影响,日本也在接受过程中发展和重构了中国传统文化。口游与敦煌蒙书杂抄孔子备问书同为中原文化辐射周边地区的有力印证,研究有助于还原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风貌,并发现周边国家的传播史和接受史。关键词:口游;童蒙读物;中国传统文化;接受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948(2023)0
2、2-0102-11平安时代(7941192)中期的贵族、汉诗人、和歌作者源为宪(生年不详1011)为7岁的藤原诚信(9641001)编写的童蒙读物口游,分门别类收录了19个门类的中日传统文化常识与歌谣,是平安时代“公卿常识读本”或“公卿用简易百科辞书”(岡田希雄,1936:93),亦是当今研究日本和算史、教育史、学术史、文化史、法制史等的“无尽宝藏”(山田孝雄,1934:63)。冈田希雄、黑田彰、山崎诚等日本学者关注写本形态、存本校注、日本文化史研究,对口游进行了系统的文本分析,明确了口游“收录了丰富的珍贵资料”(山崎誠,1995:107)的日本文化史地位,而对于口游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则鲜有
3、涉及。本研究在梳理口游成书过程的基础上,研究中国文化元素对日本童蒙教育的影响,并挖掘其与敦煌蒙书的联系。一、口游的成书:贵族栋梁之学口游成书于天禄元年(970),藤原诚信当时正在接受汉诗启蒙教育,学习中国唐代诗人李峤的咏物诗集李峤百廿咏。平安时代,贵族儿童一般在七岁时迎来“读书始”仪式,正式开始接受启蒙教育。李峤百廿咏与蒙求千字文和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日本平安时代童蒙读物整理与研究”(18WWC001)、“十四五”江苏省重点学科立项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吕天雯,女,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日本古典文学,中日比较文学。文学论坛 吕天雯:日本平安
4、时代童蒙读物口游的成书及其中国文化元素研究103汉朗咏集并称幼学“四部之书”(太田晶二郎,1959:68),是贵族儿童启蒙学习的必备读物。但对于出生于公卿之家的藤原诚信,作为曾任太政大臣的曾祖父藤原忠平(880949)、祖父藤原师辅(909960)、父亲藤原为光(942992)的嫡子,无疑也被寄予了位极人臣的厚望,须掌握与其未来身份相匹配的学识。在这种背景下,源为宪为其编写了收录大量典章制度、文化常识的口游。源为宪在序中指出,藤原诚信在诵习李峤百廿咏之余,也会进行游戏、唱诵歌谣之类的活动,但“彼韩橹带刀之哥,优则优矣,终非吏干之备也。难波内竖之诵,妙则妙矣,岂是朝庭之仪哉”(幼学会,1997:
5、29),强调他还应当学习贵族成人必需的“吏干之备”“朝庭之仪”方面的歌谣。源为宪师从三十六歌仙之一的源顺(911983),其汉文学及和歌文学修养水平较高,续本朝往生传将其列入一条朝“文士”之中。他历任内记、藏人、远江守、美浓守等官职,对于朝政及地方政务所需的知识耳熟能详,且学问水平、编纂能力得到了上层贵族的认可,是“用自己的学问在贵族子女的基础教育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的学者”(河野贵美子,2014:19)。编纂口游之后,其还为冷泉天皇的皇女尊子内亲王(966985)编纂了佛教入门书三宝绘词、受权倾一时的藤原道长(9661027)委托为其十六岁的嫡子藤原赖通(9921074)编纂了谚语集世俗谚文。
6、口游中“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谓之四皓。”“在家从父、出家从夫、夫死从子。谓之三从。”等条目中的“四皓”“三从”等词亦见于世俗谚文。词条的反复出现说明这是贵族文化素养中的基础知识,是儿童“理解的起点背后的历史与传统文化背景”(金元浦,2001:121)。口游“序”中指出,“经籍之文、故老之说,可用朝家、难抛闾巷之类,勒成一卷,卷中分门,门中载曲。凡十九门,三百七十八曲,名曰口游”(幼学会,1997:29)。可见,口游既收录了来自经籍文献、于朝堂所用的知识内容,也收录了来自民间闾巷之谈、贴近现实生活的知识内容。该序文内容深受其师源顺按照醍醐天皇第四皇女勤子内亲王的要求编撰的辞书和名类聚
7、抄“序”的影响,和名类聚抄“序”对于编纂内容言明:“聊明故老之说,略述闾巷之谈,欲近于俗,便于事”“上举天地,中次人物,下至草木,勒成十卷。卷中分部,部中分门,廿四部百廿八门,名曰和名类聚抄”(狩谷掖斎,1930:12)。由此可见,口游与和名类聚抄相同,采用了类书的编排形式。不过,口游各门名称与和名类聚抄及唐代类书初学记艺文类聚等不尽相同,乾象门、坤仪门、居处门、音乐门之名更与前述李峤百廿咏重合,或可认为源为宪有意识地参考了李峤百廿咏的类目名称。口游的传世本仅存真福寺大须宝生院文库所藏弘长三年(1263)写本。现存文本由乾象门、时节门等19个门类构成,与序文相符,但目录中所载各门曲数总和为28
8、9总第 41 期版权所有 文责自负东北亚外语研究2023 年第 2 期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In Northeast Asia104曲,并非序文中所载378曲。由于年代门、诸国门、伎艺门等门类中实际曲数不足,因此,对于曲数问题究竟是由书写者故意省略,还是无心的遗漏导致的,冈田希雄、黑田彰等人进行了探讨,但并未得出定论。口游中所收录的知识,或为概念解释,或为歌谣、诵文。除部分条目外,多数条目先录正文,再以双行小字“谓之”句命名。19 个门类中,坤仪门、诸国门、田舍门、宫城门、官职门、禽兽门主要记载了日本的国土地理、行政区划、农政制度、宫门、官职名称、牲畜饲养等方面的
9、知识,此亦为贵族参与国家治理时的必备知识。年代门、居处门、人伦门、书籍门、音乐门则收录了贵族官僚必须要掌握的国家、朝廷的基本情况以及基础文化修养知识,属于“可用朝家”的范畴。而乾象门、时节门、药方门、阴阳门、饮食门、伎艺门、禽兽门、杂事门主要汇编了民众在生产、生活中的民俗习惯、经验智慧,属于“难抛闾巷”的范畴。从大类看,口游主要由从政必备知识的“可用朝家”和了解民众生活的“难抛闾巷”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内容体现了日本平安贵族文化素养要求,以及中国文化元素。二、“可用朝家”:中国经典文化传承口游的编纂体例是先列中国传入的知识或歌谣,后列日本本土文化知识或歌谣。可见,中国文化对平安文化的巨大影响,
10、以及当时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敬重。口游中所载儒家文化基础知识、历史,以及诗文创作方面的知识,体现了平安贵族社会重视经学、历史、诗文的教育思想。这种重视中国经典文化传承的教育理念与作为官僚培养机构的大学殊途同归,体现出口游作为贵族栋梁启蒙读物的前瞻性。大学设立初期有明经、音道、书道、算道四科,以明经科为主,学习内容为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及注疏。728年,大学始立文章博士,招收文章生,设立以文选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中国诗文及史书为教学内容的纪传道,逐渐取代明经道成为当时最为重视的学科。平安时代沿袭了该教育制度,官学确立了儒家经典、经史诗文的统治地位,也建构了贵族阶层的文化修养体系。大宝律令(702年施行)、
11、养老律令(757年施行)中规定十三岁至十六岁贵族子弟中的聪明伶俐者才可以进入大学及地方国学学习(経済雑誌社,1901:119)。口游的编纂明显基于该教育制度,对“聪明伶俐”的藤原诚信进行启蒙教育。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也处在不断地变化发展中,相同的概念条目在不同的典籍中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口游中记载的内容对于梳理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以儒家经典的梳理为例,口游书籍门第1曲载:诗、书、礼、易、春秋。谓之五经。上加公羊、谷梁。谓之七经。上加周礼、仪礼。谓之九经。文学论坛 吕天雯:日本平安时代童蒙读物口游的成书及其中国文化元素研究105上加论语、孝经。谓之十一经。今案,世俗诵曰,孝、礼、诗、书、论
12、、易、传。是非经次,讲之次第也。(幼学会,1997:205)该曲主要介绍了关于儒家经典的基本概念。现存唐宋文献中鲜见“五经”“七经”“九经”“十一经”的系统性介绍。关于“五经”,庄子天运中载“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转自郭庆藩王孝鱼,2004:531)。汉书艺文志中介绍了六经的注释书目,顺序为易、书、诗、礼、乐、春秋,初学记文部中引白虎通“五经者,易、尚书、诗、礼、乐也”(转自徐坚等,1962:497)一文,并在注释中指出,“易、书、诗、礼、乐、春秋”本为六经,但乐经后来散佚,因此仅有五经存世。宋代小学绀珠中引扬子法言指出五经为“易、书、礼、诗、春秋”(转自王应麟,1987:77)。另
13、外,日本养老律令的私撰注释书令集解的“职员令”中以“周易、尚书、毛诗、左氏春秋、礼记”(转自惟宗直本,1912:74)为五经。以上引用中,庄子中的表述顺序与口游最为接近,但未发现与口游完全一致的表述,这为进一步探究中日古代文学关系的流变提供了参考。关于“七经”,中日典籍一般是在“五经”基础上添加周礼仪礼,据此可推断口游中以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为七经是源为宪的整理错误。关于“九经”,中日典籍都是在“七经”的基础上添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关于“十一经”,平安时代大学仿唐代明经诸科须“孝经、论语皆兼通之”(欧阳修等,1975:1160)的教育制度,将论语孝经列为各学科的必修课程。但现有唐代文献中未
14、见“十一经”,该概念很有可能是源为宪根据当时的教育制度整合的新概念。中国现存文献中多见“五经”“七经”“九经”的个别描述,而前述令集解的“职员令”中则系统梳理了三个层次的经籍知识。口游中对儒家经典的系统性描述,无疑是受令集解的影响。正文之后,源为宪添加了注释,指出世俗诵文中的“孝、礼、诗、书、论、易、传”并非儒家经典的排序,而是祭奠孔子及其弟子的释奠仪式上的读经、讲经顺序。释奠仪式上讲读儒家经典是中国传入的释奠礼仪,但现存中国古代典籍中并未记录讲经顺序,可以推断是在日本接受、传播过程中出现的新样态。中野昌代(2001:197)也指出,日本释奠礼仪中“三牲”的忌讳、“馈享讲学宴会”的仪式流程都与
15、唐代释奠礼仪存在差异,体现了释奠礼仪在日本特有的变化。由此可见,口游中收录的文化知识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多数条目能很明确地在中国典籍中找到渊源,而部分条目则是根据当时贵族的习惯做法进行了演绎。可以说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日本文化具有深远影响,同时又适应当时贵族文化素养的需求而进行了重构。总第 41 期版权所有 文责自负东北亚外语研究2023 年第 2 期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In Northeast Asia106三、“难抛闾巷”:贵族世俗生活图鉴口游中的通俗文化知识,既包括农业生产方面的知识,也包括世俗生活方面的知识。编纂这部分内容,既可以让藤原诚信初步了解反映当时农
16、业生产、世俗生活及民众信仰状况的基础知识,又接受了中国通俗文化对日本社会生活的影响。中日两国古代皆以农为本,至今仍流传着大量指导农业生产与日常生活的农谚。面对未来要执掌朝政大权的藤原诚信,源为宪充分意识到农业的重要性,在口游中编入了“大唐雨诵”等农业气象知识、“上马”“上牛”等相马相牛知识、“果木颂”等果木生长周期知识。词条名称“大唐雨诵”明确了此气象知识的中国通俗文化属性。这些知识对于年仅七岁、深居贵族府邸的藤原诚信而言,难以在农业实践中体认,但却反映了平安贵族尊重农业生产自然规律的认知,也在平安时代日本人日常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同载于乾象门中的“四月八日已前大唐雨诵”就出现在了平安贵族的
17、文学文本中,折射出平安贵族的生活样貌。“四月八日已前大唐雨诵”是根据初夏四月一日至八日某一天的降雨情况来占卜当年水旱状况的谚语。原文中“一日雨,井水枯。二日雨,得自如。三日雨,废犁锄。四日雨,决沟渠。五日雨,隐山居。六日雨,人成鱼。七日雨,骑木驴。八日雨,大雨大旱,小雨小旱”(幼学会,1997:36-37)的表述,与北宋孔平仲孔氏谈苑中根据四月一日至四日的降雨情况预测水旱的谚语相通。平安时代汉诗人大江匡衡(9521012)为贺雨而作的诗序中亦有“今年四月一日阴雨,八日大雨。信东方朔之前言,心恐大旱”(转自続群書類従完成会,1951:205)的说法,与“四月八日已前大唐雨诵”中“一日雨,井水枯”
18、“八日雨,大雨大旱”一致。可见,平安时期这一占雨谚语广泛流行,源为宪及大江匡衡等贵族文人都熟知并运用于生活中。而大江匡衡在诗序中明确此谚为“东方朔之前言”(转自続群書類従完成会,1951:205),因此三木雅博(2017:415)考察了冠以“东方朔”之名的占书的情况,指出记录平安前期为止日本所存汉籍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著录有“东方朔书”,由此可推断东方朔书确实传入了日本,且影响了以源为宪和大江匡衡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乾象门中收录的另外一条“大唐雨诵”,前半部分“云行东,道路通。云行南,水湛湛。云行西,马踏泥。云行北,人乘木”(幼学会,1997:37),根据云的移动方向预测降雨,类似农谚在明代娄元
19、礼的田家五行志、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后半部分“旦朝雨,但向田。日中雨,屋里眠”(幼学会,1997:37),描述了降雨时间与持续时间的关系,与中国流传至今的谚语“早晨落雨饭后停,饭后下雨不得晴”(王其如,2019:449)异曲同工。“大唐雨诵”未见于现存唐五代文献中,传播路径也无据可考。不过,后代文献中收录的相似谚语验证了其真实性,口游也为散佚的唐代农谚提供了线索和有力补充。文学论坛 吕天雯:日本平安时代童蒙读物口游的成书及其中国文化元素研究107口游中所载“难抛闾巷”的通俗文化知识,一方面深受中国通俗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亦有明显的世俗生活印迹。以饮食门中“八种唐菓子”为例,词条
20、名称中的“唐”字体现了其中国渊源。“八种唐菓子”即“梅枝、桃枝、餲餬、桂心、黏脐、饆饠、子、团喜”,虽然是“唐菓子”,但中国的现存文献中仅有关于餲餬(餲饼)、饆饠、子、团喜的个别记录。源为宪之师源顺所编汉和辞书和名类聚抄饭饼类“欢喜团”一词的注释中,引杨氏汉语抄“一名团喜,今案俗说梅枝桃枝餲餬桂心黏脐饆饠子团喜,谓之八种唐菓子”(转自幼学会,1997:201)一文,将“八种唐菓子”作为一种“俗说”。口游无疑是直接从和名类聚抄中引用了这一条。“八种唐菓子”或为中国的饮食文化传入日本之后在日本形成的新概念。口游中的部分通俗文化知识来源于民间口头传承,缺乏系统性的文字整理,因此考据难度较大。源为宪将
21、民间传承的通俗文化知识作为幼年藤原诚信的学习内容,说明此类知识已经润物细无声地扎根于平安贵族的生活中,对其日常生活及朝政事务的学习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四、中原文化的辐射传播:与敦煌蒙书的关联口游是现存最早的由日本人编纂的知识类童蒙读物。其中多见以数字分类冠名的知识条目,这种提纲挈领的编排形式,与敦煌出土的蒙书杂抄孔子备问书异曲同工。口游与敦煌蒙书的比较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中华传统文化在周边地区的传播史与接受史研究。郑阿财和朱凤玉合著的敦煌蒙书研究中,杂抄孔子备问书并列为“综合知识类蒙书”。二书均为唐五代时期民间流行的通俗读物,现存多件敦煌写卷,足可证明当时之流行。其中所载部分条目与口游重合,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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