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异地商会能抑制企业避税吗.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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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3 年 12 月技术经济第 42 卷第 12 期刘耀淞等:参加异地商会能抑制企业避税吗?刘耀淞,徐翊琬(上海大学 管理学院,上海 201900)摘要:异地商会作为构建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主体,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本文以 20102022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异地商会对企业避税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参加异地商会可以有效抑制企业的避税行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异地商会主要发挥服务会员和服务社会职能,通过缓解外源融资约束和强化社会责任意识两条路径削弱会员企业的避税动机,进而降低企业避税程度。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异地商会对于企业避税的抑制效果主要体现
2、在税收征管力度较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大和分析师关注度较高的企业中,这说明在治理企业避税方面,参加异地商会与税务部门征管、机构投资者监督和分析师跟踪存在叠加效应,即异地商会能否发挥税收治理效应取决于政府和市场机制是否有效。本文从企业避税视角丰富了异地商会的治理效应研究,从社会组织视角拓展了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文献,为促进异地商会健康有序发展、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实践、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供经验参考。关键词:异地商会;避税程度;融资约束;社会责任中图分类号:F275.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980X(2023)12008215一、引言避税帮助企业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内源性融
3、资,为生产、投资和研发等经营活动提供资金保障。因此,在融资成本日益攀升的大环境下,避税行为在企业中普遍存在。然而,避税不仅会降低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诱发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Desai and Dharmapala,2009),还使得本应被国家征收的经济资源留存于企业内部,继而加剧政府财政赤字、损害收入分配公平、扭曲公共资源配置、危及公共产品供给(叶康涛和刘行,2014)。由此可见,探究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对于缓解代理问题、维护税收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已有研究基于政府和市场治理视角,发现税收征管(Kubick et al,2017;Li et al,2020;范子英和田彬彬,2013;张敏等,2
4、018;王佳和李文,2022;王三法和钟廷勇,2023)、巡视督察(程宏伟和罗娟,2022;张曾莲等,2022)、债权人治理(Francis et al,2017;曹瑜强等,2020;刘耀淞等,2023)、机构投资者持股(蔡宏标和饶品贵,2015;邢斐等,2021;霍远等,2022)、分析师关注(Allen et al,2016;Chen et al,2018)、审计师监督(Klassen et al,2016;金鑫和雷光勇,2011;刘笑霞和李明辉,2021)、媒体报道(田高良等,2016;刘笑霞和郭思远,2019;程博等,2021)、产品市场竞争(Kubick et al,2015;彭效冉
5、和许浩然,2016)和资本市场开放(齐保垒等,2021;王勇和芦雪瑶,2022)均能有效抑制企业的避税行为。然而,现有研究主要考察政府和市场机制对于企业避税的治理效应,针对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社会组织的影响研究较为匮乏。异地商会是同一原籍地的工商企业在异地投资发展过程中,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自发成立的互益性社会组织(李长文,2012)。异地商会以地缘乡情和商帮文化为纽带,为会员企业提供建立信任、互通信息和共享资源的经贸平台,通过慈善、环保和扶贫等公益事业履行社会责任,并在招商引资和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等方面与地方政府开展合作,兼具服务会员、服务社会和服务政府三重职能,在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
6、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有研究发现,成立异地商会可以增加省际贸易(程玲等,2021)、促进企业跨地区发展(曹春方和贾凡胜,2020);参与异地商会则能帮助企业缓解融资约束(宁博等,2022)、改善经营绩效(李海彤等,2023)、激励研发创新(严若森等,2023)及提升风险承担能力(黄勃等,2022)。由此可见,在异地商会的经济后果研究中,学者们侧重考察异地商会对企业投融资等经营性行为的积极影响,对于异地商会能否在企业避税等合规性行为方面发挥治理作用,尚无学者进行研究。收稿日期:20230811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课题“基于供应链视角的上市公司 ESG溢出效应及驱
7、动机制研究”(2022ZGL004)作者简介:刘耀淞,博士,上海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企业税务,会计与审计;徐翊琬,上海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资本市场财务与会计。82刘耀淞等:参加异地商会能抑制企业避税吗?有鉴于此,本文以 20102022年沪深 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异地商会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相比于未加入异地商会的企业,加入异地商会的企业避税程度显著更低,这表明参加异地商会能够有效约束企业的避税行为。该结论在进行替换变量、优化样本结构和控制内生性问题等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异地商会主要通过缓解外源融资约束和强化社会责任意识两条路径削弱会
8、员企业的避税动机,进而抑制企业避税。拓展性研究发现,异地商会对企业避税的约束作用主要体现在税收征管力度较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大和分析师关注度较高的企业中,这说明在治理企业避税方面,参加异地商会与税务部门征管、机构投资者监督和分析师跟踪存在叠加效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方面,现有关于地域性商会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探讨和案例分析层面,只有少数文献采用实证方法揭示了异地商会对企业发展的积极影响。本文实证检验了参加异地商会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与影响机理,从维护税收秩序视角拓展了异地商会的社会治理效应研究,为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实践、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供经验参考。另一方面,现
9、有关于企业避税的外部治理因素研究聚焦于政府和市场机制,对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社会组织的影响研究较为匮乏。本文基于异地商会服务会员、服务社会和服务政府的多重职能,考察了参加异地商会对企业避税的治理效果,从社会组织视角拓展了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研究。此外,本文进一步检验了政府和市场机制对于社会机制治理效应的调节作用,丰富了企业避税的外部治理研究。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商会是商事主体为了表达自身的愿望与要求、维护共同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而组成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李妙然和杨月君,2013)。商会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注重“业缘”的行业性商会;二是注重“地缘”的地域性商会,地域性商会又根据会员企业家的籍贯地与
10、商会所在地是否一致分为本地商会和异地商会。1995年8月 28日,全国第一个异地商会昆明温州商会在云南省成立。随着国家对异地商会登记限制的逐步放开,各级异地商会纷纷成立,在服务会员、社会和政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首先,作为自治的互益性社会组织,异地商会的初心是满足会员的利益诉求,其运营资金也主要源于会费和会员捐赠。在会员自愿入会和登记限制放宽的竞争格局下,服务会员已然成为异地商会赖以生存发展的核心职能。其次,异地商会起源于明清时期的同乡会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于传统商帮“义利并举”“乐善好施”“奉献仁爱”“爱国爱乡”的文化认同。因此,通过捐助扶贫、灾害救援和节能环保等公益事业服务社会也是异地商会
11、的重要职能。最后,在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商事制度是转变政府职能的主要抓手。异地商会作为联系原籍地和创业地的桥梁和纽带,与各级政府开展了招商引资等形式多样的经贸合作,势必成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重要力量(张建民,2014)。本文认为,异地商会兼具服务会员、服务社会和服务政府三重职能,很可能对会员企业的避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基于服务会员职能,异地商会可以搭建资金融通平台,为会员企业的外源融资提供便利(宁博等,2022)。对于身处异乡的商旅而言,原有的社会网络已然失效,构建新的社会网络又需要较长时间,加入异地商会“抱团取暖”成为他们在陌生人社会建立熟人网络的理性选择(崔月琴和张
12、冠,2014)。社会网络能够通过促进信息流动和形成重复博弈提升社会信任(魏永峰,2009),而取得信任正是获得融资的关键所在。依托异地商会形成的社会网络既能在会员内部催生信任,又能向商会外部传递信任,进而推动资金在商会内外高效融通,帮助会员企业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避税可以帮助企业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内源性融资,因此面临外部融资困境时,企业具有强烈的动机利用避税获取经营所需的必要资金。由此可见,异地商会可以通过促进资金融通来缓解会员企业的外源融资约束,从而削弱企业的避税动机,抑制避税行为。其次,基于服务社会职能,异地商会可以构建文化认同机制,强化会员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现代商会与古代商帮有着
13、千丝万缕的联系,认同并传承商帮文化是组建异地商会的心理基础(魏文享,2015)。商帮文化以儒家文化为土壤,尊崇“义利并取”“乐善好施”“奉献仁爱”“爱国爱乡”等价值观,而企业避税会加剧财政赤字、扭曲资源配置、损害公共利益、危及民生福祉,与商帮文化的价值理念存在分歧。身份认同理论指出,个人的行为往往会遵循自身认同角色的行为规范和准则(Benjamin et al,2016)。文化认同是重要的身份认 通过对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hinese Research Data Service,简称 CNRDS)提供的省级异地商会章程文本进行关键词提取可知,在我国登记备案的 467家省级异地商会中,有 1
14、48家在商会章程中提及“为会员提供融资服务和帮助”,进一步佐证了异地商会的资金融通功能。83技术经济第 42 卷第 12 期同之一,因此,在商帮文化的熏陶下,异地商会的会员企业具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更可能以集体利益为重而放弃避税决策。由此可见,异地商会可以通过传承商帮文化来强化会员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从而降低企业避税动机,约束避税行为。最后,基于服务政府职能,异地商会可以通过干预会员企业的避税决策来参与社会治理实践。税收是我国政府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来源之一,维护税收经济秩序、保障国家税收安全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探索政府职能向社会组织转
15、移。而在各类社会组织中,异地商会是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重要力量(张建民,2014)。因此,在政府职能社会化和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异地商会很可能将“引导会员企业依法纳税”作为其承接政府职能、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之一,通过自律监管措施干预企业的避税动机,遏制避税行为。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异地商会兼具服务会员、服务社会和服务政府三重职能,可以通过缓解外源融资约束、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和实施纳税自律监管来削弱会员企业的避税动机,进而抑制企业避税。然而,企业的避税决策不仅取决于避税动机,还会受到其避税能力的影响。地缘关系作为一种类血缘关系,其中也隐含着“家庭主义”倾向,即过度保护家庭成员的利益,而将社会公
16、共利益置于次要和从属位置。崔月琴和张冠(2014)通过调研发现,在“家庭主义”的影响下,部分地域性商会在维护会员利益的同时忽视了社会公共利益,甚至沦为会员不法行为的保护伞。例如,某些商人因生产不合格产品被工商部门处罚,通过商会的“疏通”即可减轻甚至免除处罚(崔月琴和张冠,2014)。因此,异地商会也可能利用其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和政治关联优势为会员企业创造避税条件、规避税务监管,从而提高企业的避税能力。如前所述,现有研究表明税收征管、机构投资者持股、分析师关注、审计师监督等政府和市场治理机制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企业的避税能力。如果异地商会的“家庭主义”盛行,而政府和市场机制对于企业避税的治理效果
17、又得不到有效发挥,那么在政府、市场和社会多重机制的综合作用下,参加异地商会反而会提高企业的避税能力,促进企业避税。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竞争性假说:参加异地商会能够抑制企业避税行为(H1a);参加异地商会能够促进企业避税行为(H1b)。三、研究设计(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考虑到发生于 2008年且延续至 2009年的金融危机可能影响企业的避税决策,本文以 20102022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参考现有研究的做法,在原始样本基础上,剔除了如下样本观测值:金融行业的样本;所得税实际税率小于 0的样本;研究期间处于特殊处理(ST)状态的样本;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获得 22148 条“企
18、业年度”观测值。本文使用的商会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hineseResearch Data Services,CNRDS),部分缺失的商会成立年份数据从企查查、商会官网等公开渠道手工补充。其余数据均取自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China Stock Market&Accounting Research Database,CSMAR)。(二)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为了检验本文提出的假设,构建如下回归模型:TaxAvoidancei,t=0+1Chamberi,t+2Sizei,t+3LEVi,t+4INTi,t+5PPEi,t+6INVi,t+7ROAi,t+8LOSSi,t+9DisAc
19、ci,t+10SOEi,t+11Top1i,t+12Dualityi,t+13InsInvesti,t+14IndDirecti,t+15Taxratei,t+YEAR+INDUSTRY+i,t(1)其中:解释变量 Chamber衡量企业是否参加异地商会,加入异地商会当年及以后年度取值为 1,否则为 0。考虑到异地商会基本信息的可得性,本文参考现有文献的做法,将 CNRDS 数据库汇总的 467家省级异地商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匹配会员企业与上市公司,识别上市公司是否参加异地商会。鉴于上市公司在当地一般具有较大的影响力,通常参与商会的筹备工作,本文借鉴宁博等(2022)的做法,以商会成立年份作为
20、上市公司加入商会的时间。如果企业同时加入多家异地商会,考虑各商会的最早成立年份。在稳健性测试中,本文进一步删除企业上市年份晚于商会成立年份的样本观测值。在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 TaxAvoidance 衡量企业的避税程度。参考现有文献的普遍做法(Desai and84刘耀淞等:参加异地商会能抑制企业避税吗?Dharmapala,2006;刘行和叶康涛,2013;张敏等,2018),本文采用所得税的会计税收差异来刻画企业的避税程度。具体而言:BTD=(税前会计利润-应纳税所得额)/期末总资产,其中,应纳税所得额=(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名义所得税率;DDBTD=扣除应计利润影响之后的
21、会税差异。利用如式(2)所示模型计算 DDBTD:BTDi,t=TACCi,t+i+i,t(2)其中:总应计利润 TACC=(净利润-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期末总资产;i+i,t代表 BTD 中不能被应计利润解释的部分(即 DDBTD);i为企业 i在样本期间内残差的均值;i,t为 t年度残差与企业平均残差 i的偏离度。BTD和 DDBTD取值越大,表明企业利用会税差异来规避所得税的可能性越大,避税程度越高。本文在模型(1)中加入如下控制变量:企业规模 Size,等于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 LEV,等于期末总负债除以期末总资产;无形资本密集度 INT,等于期末无形资产净值除以期末总资
22、产;有形资本密集度 PPE,等于期末固定资产净值除以期末总资产;存货密集度 INV,等于期末存货净值除以期末总资产;总资产收益率 ROA,等于当期净利润除以期末总资产;以前年度损益 LOSS,如果上一年度净利润为负取值为 1,否则为 0;可操纵性应计利润 DisAcc,利用修正的琼斯模型计算;产权性质 SOE,国有企业取值为 1,否则为 0;最大股东持股比例 Top1;两职合一 Duality,如果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取值为 1,否则为 0;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nsInvest;董事会独立董事占比 IndDirect;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 Taxrate;YEAR 与 INDUSTRY 分别为年份虚
23、拟变量和行业虚拟变量;为残差项;为各变量的估计系数。本文在企业层面对标准误进行聚类修正。(三)描述性统计表 1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BTD 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均为负,表明大部分样本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超过会计利润,这源于我国税法对于应纳税所得的认定较为严格。而在扣除应计利润的影响后,DDBTD 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均为正,这也与现有研究保持一致。此外,Chamber的平均值为 0.0412,说明在样本期间内,约有 4%的样本企业被认定为参加异地商会,该 比 例 与 现 有 研 究 较 为 接 近(黄 勃 等,2022)。其余变量的取值均在合理范围,不再赘述。进一步地,表 2 列示了参加异地
24、商会的企业样本观测值在各行业的分布情况。总体来看,企业参加异地商会的积极性在不同行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而言,在建筑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卫生和社会工作业,住宿和餐饮业这四个行业中,异地商会更受欢迎,其中建筑业企业参加异地商会的比例高达 19.07%。在采矿业和综合类行业中,仅有个别上市公司选择参加异地商会,占比不足 1%;而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及教育业中,没有样本企业参加异地商会。在稳健性测试中,将根据参加异地商会企业的行业分布情况对样本结构进行优化。表 1描述性统计变量BTDDDBTDChamberSizeLEVINTPPEINVROALOSSDisAccSOETo
25、p1DualityInsInvestIndDirectTaxrate观测值2214822148221482214822148221482214822148221482214822148221482214822148221482214822148平均值-0.00240.00420.041222.39000.43050.04740.21290.14720.05610.05960.01610.38800.34910.26360.47110.37460.1896标准差0.05280.05050.19881.33800.20070.05330.15740.13620.05440.23680.0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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