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女性家庭压力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pdf

第25卷第4期 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25,No.4 2023 年 8 月 Journal of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Aug.2023 收稿日期：2023-05-10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东北振兴发展专项研究课题(23dbzx07)作者简介：姚明霄(1998-)，女，黑龙江泰来人，硕士生。DOI：10.15916/j.issn1674-327x.2023.04.004 职业女性家庭压力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姚明霄(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摘 要：2020 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仅为 1.3，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职业女性在女性群体中的占比越来越大，其生育意愿直接影响我国劳动力数量上的更新和人口结构优化。在目前相对宽松的生育政策背景下，政策实施效果减弱，非政策性因素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增强。因此，本文从家庭角度出发，将职业女性面临的家庭压力划分为三个类型：生育成本压力、家庭观念压力、婚姻情感压力，并通过国家政策完善、家庭外部支持和家庭内部协调将职业女性的家庭压力向外分散，减少家庭压力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提高职业女性生育意愿。关键词：职业女性；家庭压力；生育意愿 中图分类号：D66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27X(2023)04-0010-04 2018 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连续三年发布全国姓名报告，其中显示我国近年来新生儿出生人数逐年递减，已进入低生育率状态。20 世纪70 年代开始，我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短时间内控制了我国人口的增长速度，解决了我国人口增速过快的问题。21 世纪以来，由于我国育龄人口数量大大减少，且育龄群体延迟初婚年龄，我国生育水平持续走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实行了四十多年计划生育的政策背景下，我国家庭户平均人口规模越来越小，正三角形的代际结构逐渐被打破，形成“4-2-1”的倒三角形代际结构。为了摆脱低生育率的局面，我国生育政策逐步放宽，2021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开始实施三孩政策及配套措施，但政策实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有研究表明，生育政策的放开虽然解除了居民生育的政策性限制，但已不再是提高生育率的主要因素1，非政策性因素的影响在逐步增强，因而影响生育意愿的非政策性因素值得进一步分析研究。因此，本文从家庭压力视角研究职业女性家庭压力的表现形式和家庭压力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并提出建议和对策。一、职业女性家庭压力表现 HILL 在 1949 年提出静态的 ABC-X 模型来理解家庭压力或危机，后来 Mc Cubbin 提出双重ABC-X 模型来理解家庭压力的动态变化。本文认为职业女性家庭压力随时间的推进而不断相互转换和积累，这种压力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因此，本文将职业女性的家庭压力界定为：家庭系统中使职业女性产生心理和生理不适而导致其生育意愿下降的因素，在转换过程中表现为生育成本压力、家庭观念压力、婚姻情感压力。（一）生育成本压力表现 根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 2022 版显示，中国 017 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似乎是世界最高的。参考莱宾斯坦的“孩子成本效益”理论将生育成本划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孕期和抚养子女期间产生的教育成本、医疗成本和养育孩子过程中的其他支出属直接成本范畴；由于家庭生育给夫妻带来的职业选择与变动、人力资本拥有量和工作收入所带来的损失属间接成本范畴。直接成本压力通过生育子女导致的家庭消费增加表现，家庭长期承担子女的巨额支出，且这种支出具有不可逆性2。我国家庭重视子女教育，这会导致子女教育成本上升。有学者在对江苏省育龄妇女进行生育意愿调查时发现，子女教育支出是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3，且无论城乡，平均每个子女的教育支出均占家庭人均收入的一半以上4，子女教育成本压力过大；另一方面，在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第 4 期 姚明霄:职业女性家庭压力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11 的家庭思想观念中，女性是家庭照料和生育子女的主体，职业女性对家庭倾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意味着放弃部分工作机会和收入。因此，间接成本压力通过家庭收入的减少来表现，这也意味着家庭生育直接成本的相对提高，这种隐性损失也给予职业女性极大的压力。（二）家庭观念压力表现“在乡土社会中，家庭权力的两方亲代与子代，是家庭权力转移最具代表性的对象，但在这两方，亲代更倾向于父亲，子代更倾向于儿子。”5在传统宗族观念中女性主要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而当代职业女性虽已从家庭走进工作岗位，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非自愿更多地照顾老人与子女，这种角色冲突使女性的家庭压力普遍大于男性。职业女性的生育观念并没有完全脱离家庭，尤其是家庭祖辈对后代的渴望深深影响着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因此职业女性在思想上还受制于传统的生育观念，使其家庭观念压力表现为空间和思想上的“脱域”，造成职业女性陷入生与不生、何时生以及生几个的困局。（三）婚姻情感压力表现 相关研究表明，家庭成员间的家务劳动分工和公平性感受可能对婚姻质量和收入水平等方面造成影响6。在家庭中，劳动付出常常被视为一种表达对其他家庭成员情感的方式7。这种亲密关系通过家务劳动来表达，职业女性的婚姻情感压力便通过其在家务劳动中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得以表现。国家统计局2018 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显示，女性每天用于无酬劳动的时间约为男性的 2.5 倍；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也显示，已婚女性每天平均家务工作时间约 154 分钟，约为男性的两倍，这足以看出家务劳动对女性的束缚程度远远大于男性。特别是面对如今职业女性已然成为社会重要劳动力量、职业女性在家庭中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的现实，男性在家庭中不参与家务分担将影响职业女性婚姻质量，职业女性的生育积极性会受到不良影响。二、生育意愿及家庭压力的影响（一）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是人们对生育子女的态度与期待8，包括理想子女数、子女性别偏好、生育时间间隔等，其中衡量生育意愿的核心指标是家庭或夫妇主观判断的理想子女数。2017 年全国生育状况调查数据显示，我国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 1.96，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 1.76。由此看出，理想的生育更替水平 2.1 与我国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和打算生育子女数之间都存在一定差距，为实现我国人口数量增长和人口结构均衡的目标，提高我国女性生育意愿势在必行。（二）生育成本压力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逐步放开，政策性因素已不再是人们考虑生育数量的第一要素，生育成本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在增强。虽说男女平等思想已经在公众范围内广泛传播，但当职业女性的生育年龄与事业上升期重合，容易导致其在个人发展与子女照料之间被迫作出选择。有研究表明，每增加一个2 岁以下子女，将会降低已婚女性就业率 62.66%；每增加一个 3 至 6 岁幼年子女，将会降低已婚女性就业率 33.77%9。另外，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在生育政策放宽的背景下，职业女性群体中容易出现扎堆生育的现象，这意味着用人单位需要承担的生育津贴和补贴会大幅增加。而用人单位为了规避损失，会减少招聘女性求职者或辞退女职工。为了应对这种由生育带来的风险，很多职业女性被迫选择不生或延迟生育。由此看出，生育间接成本是影响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核心要素，且对职业女性的影响比男性更显著。（三）家庭观念压力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 生育观念最能体现个人意愿和家庭与社会责任的博弈10。传统父系家族文化观念中，女性应以男性的事业为主，且女性家庭价值大于职场价值。然而，如今职业女性已然成为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女性，接触更多先进思想，更加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对自身职业发展方面的考虑会导致其生育意愿下降；同时，家庭中祖辈渴望延续传统家庭模式，儿孙满堂、重男轻女等传统生育观念深深扎根其思想之中，给没有生育过或只生育过女儿的职业女性生育上的压力。这种家庭生育观念迫使职业女性在生育问题上无法遵从自我意愿，也导致了职业女性的事业中断和收入水平降低。家庭观念给予职业女性的压力，实际上使得职业女性生育的间接成本提高，从而导致职业女性生育意愿下降。（四）婚姻情感压力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 有研究显示，婚姻生活满意程度对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特别是育龄女性的二孩意愿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11。目前学界关于婚姻满意度的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关注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即男性扮演好“养家者”的角色，二是关注男性的家务12 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5 卷 贡献对女性婚姻满意度的影响12。2000 年我国家庭户平均规模为 3.44 人，2010 年我国家庭户平均规模下降到 3.10 人，2020 年我国家庭户平均规模为2.62 人，与 2010 年相比减少 0.48 人，“两口之家”和“三口之家”在我国家庭占有很大比例，家庭人数的减少导致家务劳动参与人数的减少，女性便承担起主要家务劳动。女性在洗衣、买菜、打扫卫生等家务劳动和育儿上付出的时间都还远大于男性，且随着家庭中未成年孩子数量的增加，女性和男性的家务时间会相应增加，但女性家务时间的增幅是递增的13。但由于职业女性与男性在拥有的资源和拥有的人力资本方面差距缩小，家庭话语权不完全由男性掌握，职业女性更可能因为男性不参与家务劳动和子女照料而对其婚姻生活的满意程度下降，从而导致其生育意愿下降。在如今倡导男女平等的时代，家务劳动分工影响着家庭成员的婚姻满意度，职业女性婚姻满意度越高，其生育意愿越有可能提高。三、对策及建议 与非职业女性不同，职业女性面临着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她们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徘徊，在生育问题上顾虑比非职业女性更多。面对我国生育率不容乐观的现实，减轻职业女性家庭压力迫在眉睫。职业女性家庭压力的产生和增强不单单是职业女性家庭方面所带来的，既需要国家政策对职业女性的基本权益进行保障，同时也需要家庭外部的支持和家庭成员内部的协调。对职业女性而言，生育成本总量是一定的，要想降低其生育成本，可以将其生育成本向家庭外部和家庭成员转移，从而减轻职业女性家庭压力来提高职业女性群体的生育意愿。因此，本文在剖析职业女性家庭压力如何影响其生育意愿的前提下，从国家政策完善、家庭外部支持和家庭内部协调三个方面提出减轻职业女性家庭压力的措施，提高其生育意愿，促进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从而提高我国生育率。（一）国家政策完善：加强女性劳动保护，完善生育保险制度 我国虽然已经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对女性就业方面权益进行规定和保障，但实施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用人单位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可能对有孕和已经生育过的女职工进行岗位调换、降低工资、不予升职等限制，职业女性出于对职业和收入的考虑可能会陷入想生却不敢生的困境。因此，国家应首先落实并细化相关法律法规，让用人单位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损害女性劳动权益的用人单位予以税收惩罚和罚款、降低信用评分、限制贸易规模等措施，保护职业女性的劳动权益不受侵害。其次，国家应降低用人单位招聘女职工的成本，通过税收政策对用人单位进行补贴，减少用人单位因女职工生育造成经济损失，进而降低职业女性因职业顾虑而选择不生育或延迟生育的可能性。生育保险是国家对法定范围内因生育造成收入减少或丧失的女性劳动者提供生活保障的社会保险项目，由国家和社会对其提供经济补偿和医疗保健。生育保险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女性的基本权益，但其中也存在不足。生育津贴补偿了职业女性部分经济损失，但和工作期间相比可能仍存在差距。生育医疗待遇方面也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给付形式因不同地区的规定而有所不同，一种是固定报销，另一种是比例报销，不同的给付方式可能导致不同地区女性的生育保险待遇存在差距；二是由生育产生的医疗费用在非定点医院不可报销，这使得追求高品质生育环境的职业女性的生育医疗服务费用无法报销。因此，国家应首先完善生育保险制度，规范生育保险的报销方式与报销比例，实现全国范围内生育保险待遇享受公平。其次，之前我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再生育的女性很多成为高龄产妇。因此，国家应提高生育医疗水平，保障孕妇和婴儿的生命健康。最后，我国生育保险中没有有关男性产假的法律规定，现有的男性陪产假时间过短，且各地没有明确男性陪产假工资来源，这使得男性陪产假落实困难。因此，国家应尽快出台有关男性陪产假的法律规定，制定和延长男性陪产假，明确其工资来源，以法律的形式将职业女性生育和育儿压力向男性转移。（二）家庭外部支持：完善普惠性托育服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国家和社会应继续增加对女性生育和儿童福利的投入，实现职业女性生育成本向外转移。2019 年 5 月 9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为社会力量参与托育服务做了全面的政策性准备，随后各地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各地托育机构数量激增。截至目前，全国共有托育服务机构约 7.5 万家，提供托位约 350 万个，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广大婴幼儿第 4 期 姚明霄:职业女性家庭压力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13 家庭的送托需求14，但实施过程中问题丛生。首先，国家应继续为普惠性托育服务提供资金支持，完善普惠性托育服务的相关政策，加大财政投入，通过全国部门统筹和财政支持改变托育机构成本居高不下的局面。其次，我国婴幼儿家庭托育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和多样化特点，应将社会力量注入托育服务，实现多元的托育服务供给，满足不同收入和不同托育需求人群的现实托育需要。最后，儿童早期教育应得到重视，国家和社会应将托育服务与教育相结合，打造专业的照护团队和工作人员，提升托育服务质量。另外，我国生育政策不断放开，选择再生育的女性年龄偏大，政府应首先加大财政投资力度，在建设更多妇幼保健院的同时注重提升医护人员的专业水平，保证高龄产妇和婴幼儿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其次，应加大对母婴室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监督管理，便利孕期和哺乳期女性，让女性感受到社会对女性的重视，以期提高其生育意愿。（三）家庭内部协调：追求家庭分工与陪伴，长辈分担育儿成本 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职业女性，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也发生改变。首先，男性应正视传统家庭分工模式在逐步瓦解，认识到自己与职业女性在社会资源和人力资本上的差距在缩小，并注重家庭劳动分工方面的平等，主动分担育儿和家务劳动。由此，将职业女性的家务劳动向配偶转移，可以有效减轻职业女性的家庭压力。其次，职业女性处于传统和现实的拉扯中，家庭压力大于男性，男性更应主动经常关心其身心健康。最后，女性孕期和哺乳期情绪波动较大，丈夫角色缺失更易导致其发生不良心理感受，这会影响职业女性的再生育意愿。当家庭成员提出再生育请求时，可能会遭到职业女性的强烈反对。因此，男性应在此时增加对配偶的关注，减少或防止配偶因丈夫角色缺失而产生的不良心理感受，提高其婚姻情感质量，减少职业女性家庭情感方面的压力，进而提高职业女性的再生育意愿。已达育龄的职业女性家中祖辈大多已经退休，其中身体素质尚可的祖辈占比大。有研究表明有祖辈帮忙分担育儿照料的女性生育意愿比没有祖辈帮忙的女性生育意愿高15。因此，呼吁祖辈在享受子孙带来喜悦的同时，帮助职业女性分担子女照料，进而提高职业女性生育意愿。参考文献：1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7.2 臧微.生育二孩与家庭成本：短期与长期的影响分析J.人口与发展,2022,28(5):34.3 郑真真,李玉柱,廖少宏.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成本收益研究来自江苏省的调查J.中国人口科学,2009,(2):95.4 史爱军,张翠玲,史卓.子女教育成本对我国生育意愿的制约与优化建议J.人口与健康,2021(7):46.5 袁鹏.乡土社会中家庭权力的转移 费孝通生育制度再探J.今古文创,2021:43-44.6 刘爱玉.相对资源、性别角色观念交互影响下的夫妻家务劳动分工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2(2):28.7 林晓珊.情感、权力与消费劳动中的性别不平等以家庭日常采购为例J.青年研究,2018(5):70.8 胡荣,林彬彬.性别平等观念与女性生育意愿J.求索,2020(4):142.9 张抗私,王亚迪.生育对已婚女性就业选择的影响研究J.公共管理评论,2021(3):69.10 朱安新,风笑天.两岸女大学生家庭生育观念及影响因素J.河北学刊,2016(5):18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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