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整体性治理研究.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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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8青少年犯罪问题2023年第3 期乡村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整体性治理研究郑海*向发佳*【内容摘要】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是一种具有浓厚历史印迹的国际性犯罪。在我国乡村尤其是贫困地区以及人口流动地区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态势依然不容小靓。虽然我国持续展开的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已取得初步成效,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对策主要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为轴心展开,缺少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社会治理要素整合。应当运用整合性治理思维,从社会现状与政府管理的利益平衡、政府管理机制、犯罪产业链以及法律监督与社会监督等方面构建乡村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整体治理体系,从而有效遇制乡村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关键词】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2、犯罪治理述评情境剖析整体性治理“人口贩运”是指以剥削为目的而通过暴力威胁、暴力手段或其他形式取得对他人的控制权,进而实施招募、运送、转移、窝藏或接收人员等行为。人口贩运是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之一,同时也是最赚钱的非法交易之一,人体被作为物品进行多次转卖或多次利用,从而获取高额利润。2 0 2 1 年全球人口贩运报告显示,2 0 1 8 年被发现的受害者中成年女性占4 6%,未成年女孩占1 9%,成年男性占2 0%,未成年男孩占1 5%。成年女性和儿童是主要的受害群体,其数量不断增加,他们共占贩运人口总数的8 0%左右。自2 0 0 9 年、2 0 2 1 年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部署“打拐”专项活
3、动以来,全国公安机关高度重视失踪人口案件,全面排查可疑区域或群体,集中警力侦破要案积案,有效遏制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但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工作机制,具有滞后性与暂时性,不能从源头打击犯罪,缺乏一种常态化的工作机制。而且,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不仅破坏了被害人原有的家庭关系,侵害了被害者的身心健康,使其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简称PTSD)、抑郁等症状,同时也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当解救出被拐妇女儿童时,还需考虑受害者安置、心理康复、回归社会等问题,这其中可能还涉及到法律婚姻与事实婚姻之间的矛盾,被拐之前的家庭与被拐之后重组的家庭的伦理问题。国内现有文献主要从整体上研究或研究某一区域的
4、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犯罪态势、预防对策,或研究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本文系2 0 2 1 年西南政法大学学生科研创新项目“网络直播犯罪治理研究”(项目编号:2 0 2 1 XZXS1 3 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郑海,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向发佳,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硕士研究生。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Disorder,简称PTSD):是指个体经历、目赌或遭遇到一个或多个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实际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胁,或严重的受伤,或躯体完整性受到威胁后,所导致的个体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参见许昆:当前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几个新特点及查证重点,载
5、中国刑警学院学报1 9 9 7 年第3 期;吴照美: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的侦查要领和证据收集要求,载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2 0 1 6 年第2 期;梁文杰:S省管控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研究,山西大学2 0 2 0 年硕士学位论文。129乡村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整体性治理研究司法认定、刑罚适用以及研究买卖双方的法律规制。而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主要发生在乡村地区,其犯罪具有亲缘性、犯罪链条延长、犯罪具有跨区域性、跨国性、受害群体类型多样化以及被害人被侵犯法益复杂化等特征,因而乡村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屡禁不止,却少有学者对乡村地区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进行深入研究。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6、行政体制,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本文将运用整合性治理思维,构建乡村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整体治理体系,从基层组织、公安机关、工商部门、民政部门、妇联、边防机构、社会群体等方面进行综合治理,促进社会现状与政府管理的利益平衡,完善政府管理机制;从犯罪产业链条上回应犯罪以及完善法律监督与社会监督,坚决铲除违法犯罪土壤,为预防乡村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提供相关建议。一、我国乡村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述评(一)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阶段性治理人口贩卖在中国至少有四千年历史。在人口贩卖初期,罪犯、战俘、欠债的平民以及奴隶被当成商品进行流通。此后,自封建社会
7、至今,贩卖人口犯罪屡禁不止。针对我国乡村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严峻形势,政府部门与执法机关在改革开放初期、打拐时期、反拐时期等三个阶段从立法、司法、执法等方面进行治理,并结合时代背景与案件情况不断调整战略措施,完善工作机制,及时解救了大批被拐妇女儿童。然而,对被拐群体的安置以及被拐后组成的家庭与被拐之前的家庭的血缘亲情、现实矛盾纠纷还呕待解决。1.改革开放初期(2 0 世纪7 0 至8 0 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与人民团结一心,共同维护国家秩序与社会稳定。通过政策与刑事治理,至2 0 世纪6 0 年代,中国拐卖人口犯罪基本灭绝。但自2 0 世纪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以来,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死
8、灰复燃,并快速蔓延。1 9 7 8 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为53.5万余起,1 9 7 9 年达到6 3.6 万余起,1 9 8 0 年达到7 5.7 万余起,1 9 8 1 年立案数则上升到8 9 万余起,其中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占比较高。在此情形之下,1 9 8 3 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以下简称“严打”),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颁布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以及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由此展开了“严打”序幕,并持续了3 年。在严打初期,严厉惩处了一批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嫌疑人,并
9、对情节恶劣的犯罪嫌疑人判处了重刑。据统计,1 9 8 3 年全国逮捕的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嫌疑人是1 9 8 2 年的1 2 倍,1 9 8 4 年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比1 9 8 3 年下降了5 0%,1 9 8 5 年、1 9 8 6 年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急速下降,在一定程度上遇制了拐卖妇女参见梁帆:论收买妇女、儿童罪及其立法完善,延边大学2 0 2 0 年硕士学位论文;何林泓: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研究,西南科技大学2 0 2 0 年硕士学位论文。参见杜庆贵:试论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立法完善,载人民论坛2 0 1 1 年第1 7 期;王诚意:反向性歧视的刑法学分析,湘潭大学2 0 2 0 年硕士学
10、位论文;张芊芊、张晶:论拐卖妇女犯罪去性别化及其刑法重构,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1 9 年第6 期。参见谭晨辰: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现状、成因及对策研究,载犯罪学论坛(第四卷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32017年版,第1 4 3 9 页。张穹:“严打”政策的理论与实务,中国检察出版社2 0 0 2 年版,第5 6 页。130青少年犯罪问题2023年第3 期儿童犯罪。但从1 9 8 6 年之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直线上升,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也从1 9 8 8 年的8 2.7 万起上涨至1 9 9 1 年的2 3 6.5 万起。“严打”行动讲究从快从重,旨在通过刑罚手段震慢犯罪人,在短
11、期内压制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但终究是治标不治本,而且高压措施的震效果会依次递减。在此情况下,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出现迅速反弹。2.打拐时期(2 0 世纪9 0 年代至2 1 世纪初期)。为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保护妇女儿童人身安全,1 9 9 1 年9 月4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以及1997年1 0 月1 日起实施的刑法共同明确了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以及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1991年至2 0 0 0 年,公安部先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四次大规模的“打拐”专
12、项行动,严重打击了拐卖犯罪分子的器张气焰。2 0 0 0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全国妇联联合发布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有关问题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人贩子、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专项斗争,共批捕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嫌疑人1 9 0 0 0 余人,起诉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嫌疑人1 4 0 0 0 余人。2 0 0 1 年至2 0 0 5 年,公安部先后部署广西、四川、河南、湖北、四川等重点省、自治区公安机关开展区域性打击拐卖妇女犯罪专项行动,破获拐卖妇女儿童案件2.8 万起,解救被拐妇女儿童5.5 万余人,抓获拐卖犯罪分子2.5 万人。2 0 0 5-2
13、0 0 6 年,公安部组织广西、云南两省区公安机关以及联合越南警方,在中越边境地区组织开展打击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破获了一批拐卖越南籍妇女儿童、强迫越南籍妇女卖淫案件,解救了一批被拐卖的越南籍妇女儿童,抓获了一批实施跨国拐卖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此后,拐卖人口犯罪有所收敛,立案数逐年下降,犯罪率也连年下降打拐期间,执法部门仍注重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采取多次专项行动来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但究其本质还是以刑罚手段震慢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没有考虑影响犯罪人实施犯罪的深层次原因。此外,立法的滞后与专案打击的碎片化治理,不能从源头上治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14、缺乏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长效管控机制。3.反拐时期(2 0 0 8 年反拐行动计划元年至今)。2 0 0 8 年之后,全国拐卖妇女儿童刑事案件的立案数又呈爆发式增长。从2 0 0 8 年的2 5 6 6 起飙升至2 0 1 3 年的2 0 7 3 5 起,时隔1 3 年再一次达到顶峰(见图1)。为有效预防、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及时解救被拐妇女儿童,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2 0 0 7 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首次出台国家“反拐”行动计划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 0 0 8 2 0 1 2年),明确相关部门职责,加强国际合作,建立集预防、打击、救助和康复为一体的反拐工作长效机制;2009
15、年4 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第五次打拐专项行动,共破获拐卖妇女案件1 6 1 3 7 起,拐卖儿童案件11777起,打掉7 0 2 5 个犯罪团伙,刑事拘留4 9 0 0 7 名人贩子,解救被拐儿童1 8 5 1 8 人,解救被拐妇女34813人;2 0 1 0 年,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明确规定对严重情节依法从重处罚,对特别严重情节,可以依法判处死刑;2 0 1 3 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 0 1 3 2 0 2 0 年),扩大了救助对象,将一切拐卖人口行为纳人规制范围内,加大对拐卖人口犯罪“买
16、方市场”的整治力度,进一步完善预防、打击、救助、康复的反拐工作长效机制,并要求有关部门修订有关法律法规,健全反拐法律体系;2 0 2 1 年1 月,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查找被拐失踪儿童的“团圆行动”,累计找回失踪被拐儿童1 0 9 3 2 名;2 0 2 1 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 0 2 1 2 0 3 0 年),指明我国“反拐”未来十年方向,持徐博强:新中国刑事政策变迁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 0 1 8 年博士学位论文。131乡村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整体性治理研究续开展打击拐卖人口犯罪专项行动,推动反对拐卖人口法纳人立法规划;2 0 2 2 年,公安部自
17、3 月1 日起至1 2 月3 1 日开展第七次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将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作为2022年重点任务,快侦快破现案,全力侦破拐卖积案。2008年至今,执法机关坚持不断打击拐卖人口犯罪。据最高人民法院披露,2 0 0 8 年至2 0 1 2 年,全国各级法院共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8 5 9 9 件,依法惩处犯罪分子1 4 1 2 2 人。2 0 1 4 年,全国法院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9 7 8 件,比2 0 1 2 年下降4 9%,比2 0 1 3 年下降2 5.5%。2 0 1 5 年至2 0 1 8 年1 1 月,全国法院共审结一审拐卖妇女儿童罪案件
18、2 8 0 6 件,审结拐骗儿童罪案件4 0 3 件,审结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案件2 8 8 件。据检察院机关统计,3 2 年来,拐卖人口犯罪批捕人数降幅达9 6.8%,起诉人数降幅达9 4.1%,2 0 2 1 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结拐卖妇女、儿童案件6 4 0 余件。反拐期间,共出台三次“反拐”行动计划,明确相关部门职责,不断完善预防、打击、救助、康复的反拐工作长效机制,并持续开展“打拐”专项行动,有效遏制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解救了无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拐卖妇女儿童刑事案件的立案数量25000200001500010 0005 0000S6619661L66186616661000010
19、09002800260001100S109102210081026100图1拐卖妇女儿童刑事案件的立案数量(1 9 9 5-2 0 2 0 年(二)乡村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评价乡村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历经了改革开放初期、打拐期间、反拐期间等三个历史阶段,从最初的只注重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逐渐演变成打防结合,最终形成集预防、打击、救助和康复为一体的反拐工作长效机制。在此期间,相关部门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加强部门协同合作,及时解救被拐的妇女儿童,维护妇女儿童的权益。在改革开放初期实施“严打”政策,讲究从快从重打击乡村地区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虽然能在短期内压制犯罪,终究是治标不治本。因为“严
20、打”的本质是通过刑罚手段震慢犯罪人,对情节严重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嫌疑人实施重罚,“严打”行动只注重对已发生的犯罪进行打击,而忽视从根源上预防犯罪,缺乏一种长效预防机制。此外,“严打”重实体轻程序,未在诉讼程序上充分保障犯罪人的合法权益。在此情况下,随着高压手段的使用其震慢效果会依次递减,造成犯罪反弹。打拐期间,执法部门仍注重于打击拐卖人口犯罪,通过修订刑法、颁布相关规定与采取多次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来遏制拐卖人口犯罪,取得了卓越的成果,解救了许多被拐妇女儿童。但究其本质还是旨在以刑罚手段震拐卖犯罪,没有考虑犯罪人实施犯罪的深层次原因,对被拐的妇女儿童的安置、康复措施落地不理想,未建立拐
21、卖妇女儿童犯罪的长效管控机制。反拐期间,总结历史经验,1 3 年间出台三次“反拐”行动计划,明确相关部门职责,不断完善预防、打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132青少年犯罪问题2023年第3 期击、救助、康复的反拐工作长效机制,并持续开展“打拐”专项行动,有效遏制了拐卖人口犯罪,解救了无数被拐妇女儿童。虽然从1 9 9 1 年至今共开展了七次“打拐”专项行动,也解救了大批被拐妇女儿童,这些被获救的群体只是冰山一角,而那些未被解救的或者正在被拐的亦或者将来会被拐的群体还呕待拯救。如何解救这些被害人,不应仅靠碎片化的专项行动,还应建立一种常态化的治理体系,各部门应随时注意各辖区内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态势,及时
22、采取相关措施,并对被拐群体的后续安置等问题做好妥善处理,而且在以刑罚手段惩治犯罪嫌疑人时,也需考虑其犯罪原因、犯罪动机,以及拐卖犯罪背后的社会原因、经济原因、政策原因等,综合各方面预防打击犯罪,以此减少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二、乡村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新趋势随着政府持续治理乡村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拐卖人口犯罪刑事立案数量不断减少,2 0 2 0 年立案数量比2 0 1 3 年降幅达8 5.4%。然而,拐卖人口犯罪案件虽然从整体上下降了,但并未彻底根除,反而随着公安机关的严厉打击而不断嬉变作案手段。乡村拐卖犯罪呈现出新趋势:犯罪具有亲缘性,犯罪链条延长,犯罪具有跨区域性、跨国性,受害群体类型多样化
23、以及被害人被侵犯法益复杂化。(一)犯罪具有亲缘性乡村地区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具有显著的亲缘性。亲缘性指以家庭、宗族、血缘等为纽带的关系。乡村地区的拐卖人口犯罪主要是以父子、兄弟、夫妻等家庭成员组成的家族犯罪,再引诱、鼓动亲属、邻居、同乡一起参与犯罪,从而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犯罪网络,进而锁定犯罪对象并谋取非法利益。正是基于这种亲缘关系而组合成的犯罪网络,各节点之间分工明确且非常稳定,无论是踩点、拐骗、运输、藏匿、联系买家、卖出等各环节都有自已的渠道,不易受外界干扰,并且为谋取共同利益而尽心尽力。如江苏省泗阳县郑明月、郑明亮特大拐卖妇女团伙犯罪案中,父亲郑洪先是拐卖犯罪的领头人,郑氏三兄弟郑明月、郑
24、明亮、郑明光相继参与犯罪,郑明月负责从贵州劳务市场拐骗妇女,郑明亮负责从云南劳务市场拐卖妇女,郑明光则充当跑腿。最后在郑氏家族的带动下,同村1 0 0 余户人都参与其中,涉及被拐妇女5 6 0 名,成为“拐卖妇女第一村”。再如邵中元贩婴案,这是典型的家族犯罪,团伙成员是亲属或夫妻关系,包括邵某的大舅子、小舅子、苏某的表亲以及这些亲属的亲戚等。邵中元和妻子张霞以及妻子的表舅苏令银为核心成员,负责从云南孟某、魏某等上线处购买婴儿,邵某夫妻和苏某两家的直系亲属与旁系亲属则负责中转或联系买家。(二)犯罪链条延长乡村地区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由个人犯罪逐渐发展为团伙犯罪,目前已形成拐骗一中转一运输一贩卖的产
25、业链。上游环节指人贩子(“一拐”)通过拐骗或收买获得“货源”,并将“货源”卖给中转人(“二拐”);中游环节指中转人将“货源”运出省外,再卖给当地的“分销商”;下游环节指“分销商”在当地寻找合适买家,再加价出售。各环节分工明确,一旦妇女儿童被人贩子拐走就会迅速转移位置并及时联系买家卖出,很难再被找回。而且,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犯罪手段不断变化,犯罪嫌疑人通过网络拐卖妇女儿童。人贩子以在招聘网站发布虚假求职信息,在婚恋网站发布虚假征婚信息,利用聊天软件与年轻女性建立虚假恋爱关系等方式,然后邀约被害人见面,人贩子再寻借口将被害人带至交易地点进行买卖,买主以施加暴力、强奸等方式强迫被害人从事性服务,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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