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家叙事对外传播而译的外来译者——兼评《沙博理翻译艺术研究》.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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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 24 卷第 4 期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Vol.24 No.42023 年 7 月Journal of Yanshan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Jul.2023为国家叙事对外传播而译的外来译者 兼评沙博理翻译艺术研究黄 勤,党梁隽(华中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收稿日期 2023-02-27 基金项目 202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华人离散译者中国文化译介与传播研究”(20BYY0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黄 勤(1966),女,湖北天门人,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
2、究方向为文学翻译与翻译家研究;党梁隽(1995),女,陕西汉中人,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批评。摘 要 外来译者群体对我国国家叙事对外传播贡献重大,其译作也显示出高超翻译艺术,但目前对这类译者群体研究不足。任东升、王芳等的新著沙博理翻译艺术研究基于语料库分析、数据统计分析、文本对比分析与译者对比分析等方法,对外来译者典型代表沙博理的翻译艺术进行了多维度深刻阐述。结合对该著的介评,重点探讨外来译者的译者身份、国家叙事对外来译者行为的规约、国家叙事与翻译艺术如何共同呈现以及外来译者研究路径四大问题,以期为外来译者研究和在新时代如何继续发挥这一群体的国家叙事对外传播作
3、用提供启示。关键词 外来译者;沙博理;译者身份;国家叙事对外传播;翻译艺术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 DOI 10.15883/j.13-1277/c.20230405308引用格式:黄 勤,党梁隽.为国家叙事对外传播而译的外来译者:兼评沙博理翻译艺术研究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53-60.一、引言中国翻译史上,无论是绵延千年的佛经翻译,还是长达数百年的科技翻译与西学翻译都离不开外来译者的重要作用157,新中国国家叙事的对外传播很大程度上也依赖外来译者的主导作用。国家叙事指叙事学视野下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传播,旨在对内凝聚共识、引导认知,对外展现国家形
4、象,以此获得国际认可294,而对外展现国家形象主要是通过国家翻译实践,即主权国家以国家名义为实现自利的战略目标而自发实施的自主性翻译实践而实现的393。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中共中央编译局和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三个国家翻译机构中,那些从域外而来、拥有母语优势、与本土译者通力合作,甚至从事独立翻译的外来译者群体,在国家翻译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相较于本土译者,国内学界对这一特殊译者群体的翻译研究明显不足。任东升、王芳等的新著沙博理翻译艺术研究(以下简称沙博理研究)是中国外文局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研究协调机制重大课题“沙博理翻译艺术研究”的结项成果。该著以外来译者典型代表沙博理为个案
5、,基于语料库分析、数据统计分析、文本对比分析和译者对比分析等多种定量定性结合的研究方法,分十章从多个维度深刻阐述了沙博理的翻译艺术及其对新中国国家叙事对外传播的贡献。本文结合对该著的介评,重点探讨外来译者的译者身份、国家叙事对外来译者行为的规约、国家叙事与翻译艺术如何共同呈现以及外来译者研究路径四大问题,以期为外来译者研究和在新时代如何继续发挥这一群体的国家叙事对外传播作用提供启示。54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二、外来译者的译者身份在新世纪,翻译研究已实现以“原文/作者”为中心,到以“译文/读者”为中心,再到以“译者/社会”为中心的转变4143,开始探究译者身份、角色与译者
6、行为的关系。如周领顺认为译者具有语言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前者指译者以译者身份呈现的语言性转码行为特征,后者指译者角色表现的社会性表演特征,角色是隐性、可变和无限的,而身份则是显性、稳定和有限的521。任东升、高玉霞4144则认为译者身份在不同翻译环境中可具体化,如在制度化翻译环境和市场化翻译环境中,译者身份表现为制度化译者和市场化译者。制度化翻译是指由国家权力机构和统治者当局发起和推动,服务于国家政治价值目标实现的有组织、有计划、有规模、有监控的翻译活动619,其译者作为制度化翻译执行机构中一员,在由国家形塑的环境中翻译,享有独特地位和权力,呈现明显“制度化”特征,即制度化译者4144。作为制
7、度化翻译的实践主体,无论是本土译者还是外来译者,其制度化译者身份和译者 “国家公务员”的双重角色,决定了他们的制度化翻译的译者行为均以国家意志为导向。但本土译者主要保证语义的准确传达,外来译者因具有天然母语优势和综合文化身份,能保证译文符合目的语规范。总体而言,制度化译者的社会属性要高于语言属性,在译者行为上表现为务实性高于求真性。沙博理研究第一章总结了外来译者沙博理在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制度化译者身份对国家叙事对外传播的作用。沙博理(Sidney Shapiro)成长于美国,1947 年来到中国,1963 年加入中国籍并定居于中国直至 2014 年在北京家中逝世。50多年的翻译生涯中,他翻译
8、和编译中国文学作品达 200 多部。沙博理卓越的翻译成就,除归功于其双重文化身份外,更与其所处翻译环境及由此形成的制度化译者身份密不可分。沙博理翻译生涯可划分为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文革“十年”(19661976)和新时期二十六年(19762002)三阶段74-5,其主要译作集中在第一阶段。在此阶段,沙博理所供职的外文出版社隶属于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负责对外宣传和出版,英译中国文学作品共 171 部826,发挥了国家翻译实践在机构翻译和制度化翻译上的优势,将部分国内最新文学讯息迅速传播到国外。该社出版的 69部英译小说中有 14 部为沙博理独译,多为中国当代红色小说。可见,沙博
9、理是新中国国家翻译实践中重要一员,积极参与了制度化翻译。作为制度化外来译者,沙博理是新中国国家叙事对外传播的实施者。沙博理研究第七章对此深度阐述。通过对比分析茅盾农村三部曲沙博理英译本(以下简称沙译本)和叶君健英译本,端木蕻良雪夜鴜鹭湖的忧郁沙译本与葛浩文英译本,阐明了制度化译者与市场化译者译者行为的异同。制度化译者沙博理在翻译中尽量显化原文语义,其译者行为倾向于社会-政治性务实总原则指导下的语言性求真;市场化本土译者叶君健译文偏向目的语语言习惯,更多考虑读者因素,译者行为倾向于社会性务实;市场化外籍译者葛浩文则以市场为指标,在翻译中尽量推进原文语义,译者行为偏重社会-市场性务实。以上分析为深
10、入探讨外来译者的制度化译者身份对其译者行为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启示。制度化译者受国家机构资助,服务于外宣,是国家声音对外传递者,其译者行为受制于机构命令,政治考量重于文学艺术的雕琢。制度化译者虽在权衡翻译内外因素时会更为看重国家叙事对外传播,但其并非“翻译机器”,翻译过程中的语言性选择仍依赖于译者。新中国国家翻译实践中,外来译者是与本土译者互补的一个译者群体,如沙博理一样译作等身的外来译者不在少数,如来自英国的杜博妮(Bonnie S.McDougall)、詹纳尔(William J.F.Jenner)、班以安(Derek Bryan)和来自美国的吴雪莉(Shirley Wood)、罗慕士(Mos
11、s Roberts)、平卡姆(Joan Pinkham)等。他们皆是在政府建立的正式翻译机构内从事指派的翻译任务的译者,外译语种多样,体裁和题材广泛,他们的译者身份均为制度化译者。但目前对这些外来译者的研究多限于对其译作翻译方法与策略的分析,鲜有探讨其制度化译者身份对其国家翻译实践译者行为的影响。因此,在未来的外来译者研究中,可以先明确其制度化译者身份及该身份所赋予这一特殊译者群体的翻译目的,基于此,再进一步深入探究他们译者行为的具体表现及其影响因素。三、国家叙事对外来译者行为的规约对外来译者制度化译者身份的界定,为深入第 4 期黄 勤 等 为国家叙事对外传播而译的外来译者55 探讨制度化翻译
12、语境下,国家叙事对外传播对外来译者行为的规约提供了前提条件。广义上的译者行为包括译者的语言性翻译行为和超越翻译的社会性非翻译行为525。外来译者在国家翻译实践中的译者行为则具体表现为其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与方法的选取如何受国家叙事的制约。(一)对翻译文本选取的制约影响译者翻译选材的因素一直备受学界关注。有人认为赞助人左右翻译选材,译者多表现为被动配合与顺从。939对于参与到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外来译者而言,其赞助人便是国家机构,但国家机构赞助的译者的选材取决于国家机构赞助翻译的目的而非个人兴趣1055,译者的翻译活动,包括翻译选材会受主流意识形态操纵1139。外文出版社作为国家翻译实践主要机构,向外
13、输出的作品主要是符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体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当代文学作品。1245沙博理研究第十章阐述英雄叙事革命历史小说是沙译本选材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他本人偏爱历史题材外,更多受国家叙事对外传播的影响。沙博理的第一个翻译阶段是建国初“十七年”,他在外文出版社和中国文学 编辑部作为制度化译者从事中国小说英译,彼时的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一样上升到国家行为,且被完全体制化1389,成为构建国家叙事的重要一环。外文出版社的翻译选材直接服务于国家叙事对外传播的目的。英雄叙事革命历史小说在当时中国文学场域逐渐被经典化,被纳入国家翻译实践选材的目的之一是抵抗美国的负面中国叙事,之二是建构中国自
14、我形象7233,其文本内容阐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和新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契合国家叙事对外传播的政治诉求。沙博理翻译的小说题材主要涉及革命战争、工农和少数民族三大类,皆与当时主流文学导向和外宣政策符合。由此推及,与沙博理同时期的外来译者群体的翻译选材亦与彼时的国家叙事对外传播密切相关。上文提及的多位外来译者,如杜博妮曾任外文出版社编辑,英译了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詹纳尔曾供职于外文出版社,英译了西游记等;班以安、吴雪莉、罗慕士等均曾应外文出版社之邀英译中国文学。其中,班以安英译了山乡巨变等,吴雪莉英译了苦菜花等,罗慕士英译了三国演义等,平卡姆曾参与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著作的英译。
15、这些外来译者都是在政府建立的正式翻译机构内从事以上指派的翻译任务,为新中国国家叙事对外传播服务。因此,如何从国家叙事对外传播视角审视他们的翻译选材,有助于深入探讨这一译者群体的翻译选材与国家的政治需求、叙事目的等的关系。(二)对翻译策略与方法选取的制约1.长篇小说萃译策略传统意义上,翻译策略一般指归化与异化。但沙博理研究在第三章,基于对沙博理的水浒传等 7 部长篇小说英译本和吴雪莉的长篇小说苦菜花英译本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同处于国家翻译实践中的这两位外来译者译作中均采取了一种有别于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将其总结为“萃取翻译”,简称“萃译”策略,包含萃取、合译和雅化三个过程,萃译旨在通过提升
16、原作叙事品质、审美价值和政治地位,为目的语读者提供权威化译本。746-48 萃译脱胎于变译理论,但有其特性。“萃”含“择优而取”之意,囊括操作目的、操作标准、产出效果等多方面,是全面立体的译本呈现手段。14126萃译是制度化外来译者普遍使用的翻译策略,因为从事国家翻译实践的译者都会进行“文化自我过滤”1539,在翻译时删去或编译甚至改写部分内容,避免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的内容外流,更好地完成国家叙事之目的。萃译能增强小说整体性和文学性、优化原文叙事结构,使译文更符合特定时期国家外宣要求。“萃译”这一全新翻译策略概念的提出超越了对翻译策略传统意义上的理解与表述,开启了深入解读国家翻译实践中外来译者
17、翻译策略选择及其动因的新思路。2.叙事重构策略与方法叙事是人类经验和社会活动的符号呈现,具有建构个体与群体社会身份的功能。英国翻译理论家蒙娜贝克(Mona Baker)最早将社会叙事学理论引入翻译研究,认为翻译是一种再叙事16,强调翻译在政治冲突中的重构作用。译者内嵌于文本叙 事 中,翻 译 是 译 者 重 构 并 传 播 叙 事 的过程794。沙博理研究第五章就外来译者如何重构原文本的元叙事、空间叙事和公共叙事进行了详细探究。对于元叙事重构,选取国家叙事特征明显的袁水拍政治讽刺诗的沙译本,政治讽刺诗的政56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治维度扩大了叙事差异,翻译的难度增大。而沙
18、博理借助元叙事,采取重构叙事框架、定位人物身份、增设叙事情节等翻译策略,保持了原诗政治叙事的建构性,关照了目的语读者,同时实现了中国政治叙事的国际表达。793对于空间叙事重构,基于社会空间、接受空间和文本空间分析了铜墙铁壁等两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沙译本,阐明沙译本结合历史语境和读者接受,运用修辞和增删等翻译方法,朝着符合国家叙事对外传播的方向重构了两译本的叙事空间。对于公共叙事重构,选择带有强烈时代色彩的小二黑结婚等 3 部小说,阐释了沙译本如何运用标签化建构、时空建构、文本萃取式建构等策略再现原文本中反封建的公共叙事,使西方读者全面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元叙事、空间叙事和公共叙事是国家叙
19、事的三种主要形式。它们在译文中的重构直接关系到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因此,在探讨作为制度化译者的外来译者群体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不同体裁的文本进行翻译时,应重视探求他们是如何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与方法来重构这三种主要叙事,从而对外构建正面中国国家形象的。四、国家叙事与翻译艺术共同呈现方梦之指出,翻译家有艺术家的气质和禀赋,有着艺术和科学的完美结合1712。对于国家翻译实践中作为制度化译者的外来译者的研究,除了探讨他们如何对外传播国家叙事,也要关注他们在翻译文本中所表现出的翻译艺术。小说翻译过程中的叙事方式、语篇结构和文体风格的处理与调适是译者翻译艺术的体现,这三方面也直接影响国家叙事在译文中的表达。
20、因此,如何让国家叙事与翻译艺术在译本中合理共现是作为制度化译者的外来译者必须重视的问题。下面结合沙博理研究,探讨如何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一)叙事方式转换与翻译艺术英汉语结构差异导致中英小说叙事规范话语层面的差异。叙事方式涉及叙事结构,即叙述语篇呈现的表层结构、叙事视角,即叙述语言中对故事内容观察和讲述的特定角度和叙述话语方式,即用来叙述一个事件或情景的话语形式。根据实施叙述话语的主体,叙述话语方式包括以作者为言语行为主体的“作者叙述话语”和以作者笔下主人公为言语行为主体的“主人公叙述话语”1818。在翻译中只有借助不同叙事转换方式,才能使译文既保留原文文学性,又准确再现原文叙事内容。沙博理研
21、究 第四章以红色小说平原烈火沙译本为例,探析了如何在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和叙述话语三个层面对原文本合理转换。就叙事结构而言,原文本采用了故事内人物对话与故事外全知叙述结合的块状叙事结构,沙译本则呈现出人物话语与叙事者话语分离的叙事趋势763,译本在结构上进行了段落的合并、分解与删节,不仅呈现出原文的叙事效果,也更符合目的语文化语境,继而达到叙事交流的效果。同时通过对如革命歌曲等内容的保留等处理方式,在目的语世界中实现“自我合法形象的塑造”1536,进而实现传播中国国家形象的目的。就叙事视角而言,原文叙事视角为故事内人物有限视角,因汉语句子主语缺省不影响语义,而英语句子需要主语,沙译本将其转化为全
22、知视角,顺利传达故事情节。就叙事话语方式而言,沙译本将原文中直接引语的引述语主要转化为通过形容词引出引语的方式,既遵循目的语诗学,又忠实原作精神和情感态度,传达出原文塑造革命英雄的内涵,符合树立国家新形象的目的。沙译本对以上叙事方式的转化,是身处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外来译者主体性在忠实讲好中国故事和英语读者取向间取得平衡的表现。外来译者群体具有天然母语优势,面对英汉叙事结构差异,他们是如何在上述三个叙事层面进行合理转化,使译文既实现国家叙事对外传播,又展示翻译艺术的,这无疑是外来译者研究要深入探讨的又一重点。(二)语篇重构与翻译艺术语篇结构表现为上下文逻辑连贯。英汉语篇结构差异导致在翻译时需要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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