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通史与普世史的区别——以王夫之和鲍修哀的史学著作为对象.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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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要:鲍修哀是17世纪法国重要的神学家、史学家,Discourse on Universal History是他在历史学方面的代表著作。自20世纪初以来,国内不少译著和研究论著都将鲍修哀这部书的书名译作 通史论 或 世界通史 等,这是不太合适的。刘家和曾指出,中西之间有着重通史与重普世史的特点之不同。普世史固然必须以时间为经,但其重点却在共时性的普世的空间之纬;通史固然必须以空间为纬,但其重点却在历时性的时间之经。也就是说,西方思想中的Universal history(普世史或普遍史)与中国的“通史”概念在内涵上有很大不同。中国的“通史”思想其核心在于“穷变通久”,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
2、之变”。以王夫之为例,其史学著作虽属史论体,但特别注重对古今之变以及历史变化的辩证发展和深层原因的揭示,尤其是对变与常关系的深刻把握,使其成为继司马迁以来中国史学“通史精神”的又一典型代表。作为与王夫之大体同时的鲍修哀,他的史学著作虽然在内容上涵盖古今广泛的时间,但指导思想却是基督教普世史的神学观念,把历史变化归于神意,未能体现出“通古今之变”的思想,这是中西传统历史观念中的重要区别。关键词:通史;普世史;王夫之;鲍修哀作者简介:刘骏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北京 100875)DOI编码:10.19667/23-1070/c.2023.03.016史学史与史学理论试论通史与普世史的区别
3、以王夫之和鲍修哀的史学著作为对象刘 骏 勃求是学刊2023年第3期一、问题的提出199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何兆武主编的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代西方史学著作选,书中以时间为序,共节选了五十余篇近代西方史学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的重要章节,其作者自马基雅维里以下,涵盖伏尔泰、康德、兰克、克罗齐等,都是在西方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发展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耳熟能详的著名学者。不过,这份名单中还包括一些在国内尚没有受到较多重视的史学家,排列在笛卡儿(15961650)和维科(16681744)之间的鲍修哀(J.B.Bossuet,16271704)就是这样一位学者。书中在鲍修哀名下所选的篇章是他的 通史论 一书
4、的三个章节,正文之前有一篇提要,简要介绍了鲍修哀这位法国牟城(Meaux)的主教及其著作情况,正文之后注明编译所据的版本。根据版本信息可知,鲍-170修哀这部书的法文书名是Discours sur L Histoire Universelle,对应成英文就是Discourse on UniversalHistory。显然,译者把其中的Universal history翻译成了中文的“通史”。其实,早在1986年,何兆武发表的 从思辩的到分析的历史哲学 一文中就提到了鲍修哀和他的通史论(由于体例,这篇文章对提到的史学著作都没有标注外文书名)。如果把回顾的眼光放长,那么1924年何炳松翻译出版的鲁
5、滨逊 新史学 中就已经述及鲍修哀的这部著作,书中译为 通史,并用括号标出了鲁滨逊原文中所称的书名Universal History。1926年朱谦之撰 历史哲学,也采取了和何炳松同样的译法。1964年齐思和等重译 新史学,其中称此书为 世界通史。1997年,李秋零等翻译的洛维特的 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 由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出版部(即后来的道风书社)出版,其中将鲍修哀此书也译为 世界通史。李译洛维特此书后来由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多次再版(商务版收入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第15辑中),流传较广,因而这一译名也受到较多转引,例如张广智主编的六卷本 西
6、方史学通史等。可见,从20世纪初直到最近几十年,在国内学术界为数不多的有关鲍修哀的研究及译著中,大多都把这部著作翻译为 通史 论通史 世界通史 等名称,这些名称中“通史”二字显然是最核心的构成,对应的则是鲍修哀书名原文中的Universal history。Universal history能不能翻译成“通史”,刘家和在 论通史 一文中曾有详细的讨论。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五个“可能与 通史 有关的西方词语”,分别是General history、Universal history、Global history、Ecumenical history、Total history,并比较了它们与“
7、通史”的不同。总体的结论是:“中西之间有着重通史与重普世史的特点之不同。西方所重的是普世史的特色,而中国所重的是通史的特色。普世史固然必须以时间为经,但其重点却在共时性的普世的空间之纬;通史固然必须以空间为纬,但其重点却在历时性的时间之经。”对于Universal history,刘家和认为指的是普遍史或普世史,他指出:“universal来源于拉丁文之 universus(unus+versus),unus的意思是 一、同一,versus(由 verto变来)的意思是 转动,一同转动的当然只能是一个整体,所以它的意思是 全体的、普遍的共同的 等,因此这种史重在空间之同一,与我们说的 通史 之
8、重在时间之连续,实有不同。”这一分析从词源上追溯universal的本义,引出对其内涵的把握,再从时空两个维度比较其和中国“通史”意义的不同,是中西比较研究中的一个优秀范例。何兆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1页。何兆武:从思辩的到分析的历史哲学,世界历史 1986年第1期,第50页。后收入何氏著 从思辨到分析历史理性的重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按,原题中“思辩”二字收入文集时作“思辨”。鲁滨逊:新史学,何炳松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34页。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35页。詹姆斯 哈威 鲁滨孙:新史学
9、,齐思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26页。卡尔 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李秋零、田薇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年,第170页。出版社、出版时间为: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李勇:西方史学通史 第4卷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1212页。也有译为其他书名的,如 普遍史论(李大钊 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1924),漫谈世界史(汉译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 唯物主义历史观,1961),世界史讲话(梁守锵等译 路易十四时代,1982),论世界史(郭守田等译 中世纪史学史,1
10、986),论普遍历史(刘小枫等编译 从普遍历史到历史主义,2017)。对Bossuet的名字也有包绥、波绪亚、包绪埃、博絮埃、波舒埃等多种音译,本文采用何兆武所用的“鲍修哀”的译法。刘家和:论通史,史学史研究 2002年第4期,第46页。其实,不仅中国人如何翻译外国的General history、Universal history等词值得考察,同样地,外国人如何翻译中国的“通史”概念也是值得考察的,譬如 牛津历史著作史 第1卷中讨论 史记 时就称此书和 资治通鉴 是中国两大通史(“two universal Chinese histories”,seeThe Oxford History o
11、f Historical Writing-Volume 1:Beginnings to AD 600,Oxford Uni-171刘家和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不少学者循此思路对中国的通史和西方的普世史展开更多比较,如易宁 古代中国的通史与西方的普世史观念 认为:“波利比乌斯的普世史关注的是横向空间历史内容之间的联系,司马迁的通史则重视从横向空间历史内容的联系显示出历史阶段(或王朝)的不同特点,从不同特点历史阶段之间的联系显示出历史纵向变化的连续性;波利比乌斯的普世史关注的是从一个不变的基点来认识历史的变化,司马迁的通史则重视从变化中认识相对不变的东西(历史阶段的特点),从相对不变的东西中认识历史变
12、化的规律(连续性)。我认为,以上两个方面的不同,就是古代中西历史思维在最深的层次上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王成军的 “普世史”与 史记 通史观念之比较(江苏社会科学 2006年第1期)和 世界历史观念下的“普世史”与 史记 的史学观(史学理论研究 2007年第2期)中也有类似讨论,尤以后者更为详尽。作者认为:“普世史的实质主义历史观,用希腊罗马的历史代替世界历史,所探讨的主要是历史的表面和横断面;而 史记 在其 通变 史观指导下,着力从历史的纵横联系中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原因,并将华夏史同其他种族和国家的历史 和而不同 地联系起来,成为世界通史,较之于普世史能更深刻地了解历史发展的本质。”这几
13、篇文章的一个共同点是,在选取比较对象时都以 史记 作为中国通史的代表,以波利比乌斯的著作作为西方普世史的代表。不过,正如有学者所指出,普世史自从在波利比乌斯那里确立以后,经历了政治的普世史、宗教的普世史、理性的普世史等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鲍修哀这部书显然是宗教的普世史的一个代表,它相较波利比乌斯那种政治的普世史已有了新的变化。刘家和在 论通史 一文中曾遗憾于西方的Universal history一词“很少用在历史书名上”,而鲍修哀的这部著作恰恰是把Universal history用在书名上的一个例子。因此,本文拟以鲍修哀这部著作为具体的比较对象,考察它作为普世史究竟是一部怎样的著作,其自身
14、相较波利比乌斯时期的普世史有何特点,从而在前人基础上对普世史和中国通史的区别问题作进一步说明。作为比较的另一方,本文拟选取中国史学家王夫之(16191692)及其著作为比较对象,这首先是因为王夫之与鲍修哀的时代最为接近,其次,两人的著作都是以“论”为出发,在总目的上具有一定相似性。进而,选取王夫之为对象,也可以考察在传统史学中史论体著作如何展现通史精神。二、中国古代的通史传统与王夫之史论中的通史精神王夫之在史学上的代表著作为 读通鉴论 和 宋论,从体例上说是史论,而非撰史之作,如要选取它代表通史去和普世史进行比较,首先要说明的一个问题就是通史精神和通史体例之间的关系。(一)通史精神和通史体例在
15、中国传统史学中,通史二字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与断代史相对的一种史书体例,如郑樵在 通志 总序 中说:“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章学诚 释通 也说:“杜佑以刘秩 政典 为未尽而上达于三五,典 之所以名通也;奈何魏了翁取赵宋一代之掌故,亦标其名谓之 国朝通versity Press,2011,p.463)。本文暂不涉及这一方面的研究。不过总体上说,由于和前述诸多英文单词在内涵上都有不同,刘家和认为如果要翻译中国史学上的“通史”一词,不妨采用音译的办法。参见刘家和 论断代史 汉书 中的通史精神 一
16、文的“附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67页。易宁:古代中国的通史与西方的普世史观念,求是学刊 2012年第6期,第148页。王成军:世界历史观念下的“普世史”与 史记 的史学观,史学理论研究 2007年第2期,第52页。张旭鹏:西方普遍史传统与大历史,刘新成:全球史评论 第6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55169页。该文把Universal history译作“普遍史”,在首次出现时加脚注指出“又被译作 普世史”,并讨论该词的不同译法,值得重视。本文为求一贯,叙述时仍称普世史,故不作为直接引文。郑樵:总序,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372册影印本,上
17、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6页。-172典 乎?既曰国朝,画代为断,何通之有?”可见,从最简单的理解来说,断代不是“通”,“通”就要包举数代。因此 史记 通典 等才被称为通史。但章学诚同时又强调“凡所谓通史者,不问纪载短长,学问疏密,要有卓然独见,迥出前人”,因此他批评“若李延寿南、北 史 当入集史,不可入通史”。所谓“集史”,是章氏自己提出的概念,他说:“集史之书,体与通史相仿,而实有淄渑之分。通史远自古初,及乎作者之世,别出心裁,成其家学,前人纵有撰述,不复取以为资,如梁武不因史迁,郑樵不因梁武是也。集史则代有所限,合数代而称为一书,以继前人述作,为一家言,事与断代之史,约略相似
18、。而断代又各自为书,体例不一,集史则就其所有诸体而画一之,使不至于参差足矣。事取因人,义求整齐,与通史之别出心裁,无所资藉,断代之各自为书者,又各不同也。”可见章氏实际提出了通史、集史、断代史三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他认为,体例上贯通古今、内容上别出心裁的,就是真正的通史,而体例上虽也包举数代,但内容上达不到“别出心裁”标准的只是集史。在通史和集史的区别之中正可看出,章氏认为通史所当具有的独特核心内涵,那就是“别出心裁”。可以说,章学诚已经揭出了通史体例与通史精神之关系的问题。他提出的“别出心裁”,某种程度上就是对通史精神的一种概括描述,但尚未透彻分析什么才算“别出心裁”。刘家和 论通史
19、也指出:“一部史书所述时间长且经历不止一朝一代,严格地说,这只是作为通史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作为通史的充分条件。怎样才能算是真正的通史呢?那就还要涉及问题的另一个层面,即必须具备通史精神。”这一分析大体与章学诚思路相近,但避免了增加概念的做法,而是使用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这样的逻辑思维方式,对通史体例和通史精神的关系进行更加理论化的表述。并且,较之章学诚那个有些玄妙的“别出心裁”,刘家和对“什么是通史精神”作了更为具体的分析,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么,“通古今之变 就是通史的精神”。在 论断代史 汉书 中的通史精神 一文的附注中,刘家和更对“通史之作的灵魂”有明确的理论阐释,他指出:“人们有时一看
20、到一部叙述从古至今的史书,就说这是一部通史。也许从形式上看,这并无不可。不过,严格的通史 必须具备一种 把历经古今变化的历史视为同一体不断发展的过程(或者说把历史视为常与变的统一)的精神。这种 通史精神 是真正的通史之作的灵魂。”从章学诚到刘家和的分析都指明,通史体例和通史精神不存在依附关系,有一些缺乏通史精神但形式上属于通史体例的著作,相应地,也有一些不属于通史体例的著作中却蕴涵有通史精神。这方面前人已有不少探究,除上文已提到的刘家和 论断代史 汉书 中的通史精神 外,蒋重跃 董仲舒 春秋学的通史精神初探、赵琪 论断代史 左传 中的通史精神等文章也对通史精神在不同体例著作中的表现有深入阐发。
21、王夫之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一座高峰,其史学著作虽系史论,但突出价值正在于其中蕴涵着的明显的通史精神,是以完全有资格代表中国的通史传统。(二)王夫之史论中的通史精神通史精神的核心就是“通古今之变”,这五个字我们都知道是太史公 报任安书 里的自我期许。白寿彝指出:“司马迁著 史记,要求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通古今之变 是这三句话的核心。历史本来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无论谁来写历史,都躲不开这个 变 字。司马迁的贡献,章学诚:释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 内篇四,仓修良编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40页。章学诚:史考摘录,文史通义新编新注 外篇一,仓修良编注,第459页。章学诚:
22、史考摘录,文史通义新编新注 外篇一,仓修良编注,第458页。章学诚:史考摘录,文史通义新编新注 外篇一,仓修良编注,第459460页。刘家和:论通史,史学史研究 2002年第4期,第9页。刘家和:论通史,史学史研究 2002年第4期,第9页。刘家和:论断代史 汉书 中的通史精神,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67页。蒋重跃:董仲舒 春秋 学的通史精神初探,求是学刊 2010年第3期,第119125页。赵琪:论断代史 左传 中的通史精神,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2021年第2期,第5568页。-173不止在于写出 变,更在于写出 通。通,是 稽其成败兴亡之理,是 原始察终、见盛
23、观衰,是 述往事,思来者。他不止是在编撰形式上的通,他是要探索历史发展的道理,并且与历史的未来联系起来。”接着他不无遗憾地说:“明清之际,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都有 通古今之变 的遗风,可惜都没有写成通古今之变的通史。”现在我们要考察的就是王夫之史论中的通史精神,也就是白先生已点出的那“通古今之变 的遗风”。1.重视古今之变王夫之的史论涉及古往今来种种大小变化,在这些变化中,他特别注重的是那些可以称为古今之变的大变化,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注重古今制度的大变化。王夫之的史论虽然在条目上始于秦始皇,但论中所及往往上溯到三代时期,并且特别强调三代制度与此后大不相同。读通鉴论 开篇第一条就
24、着重分析了从封建到郡县的大变化。王夫之指出:“古者诸侯世国,而后大夫缘之以世官,势所必滥也。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而天之生才也无择,则士有顽而农有秀;秀不能终屈于顽,而相乘以兴,又势所必激也。封建毁而选举行,守令席诸侯之权,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虽有元德显功,而无所庇其不令之子孙。势相激而理随以易,意者其天乎!”王夫之从“势”的角度分析,指出封建“势所必滥”,被封建压制的才智之士“势所必激”,当局势已经激荡到一定程度时,则“势相激而理随以易”,那封建制自然就非变不可了。与此类似,肉刑也是一种只能行于三代而后世不可复行的制度,他说:“肉刑之不可复,易知也。如必曰古先圣王之大法、以止天下之恶,
25、未可泯也;则亦君果至仁,吏果至恕,井田复,封建定,学校兴,礼三王而乐六代,然后复肉刑之辟未晏也。抑使教养道尽,礼乐复兴,一如帝王之世,而肉刑犹未可复也。何也?民之仁也,期以百年必世,而犹必三代遗风未斩之日也。风未移,俗未易,犯者繁有,而毁支折体之人积焉,天之所不祐也。且也,古未有笞杖,而肉刑不见重;今既行笞杖,而肉刑骇矣。故以曹操之忍,而不敢尝试,况不为操者乎!”王夫之先退让一步,认为就算可以恢复肉刑,也要在已经恢复了三代礼乐的条件下才可以,且不说这本身就难以达到,即使真的“礼乐复兴”了,王夫之认为到时也不可恢复肉刑,因为一来短时间内风俗未易,二来已经有了笞杖,则肉刑造成毁伤要比三代重很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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