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治学是否发展出“中国学派”:以政治制度研究领域为例.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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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国政治学是否发展出“中国学派”:以政治制度研究领域为例杨洋内容提要民国时期,政治制度研究领域的学人群体,既存在学缘和业缘联系,又装备了大致相同的研究工具,似已具备成立学术流派的基本条件。但因受到现实政治牵引,同时缺少能够集合同志的学术领袖,所以,一方面,该群体成员之间关系颇为松散,未能建立起团结紧密的研究团队;另一方面,为群体成员所分享的研究范式宽泛而隐微,且没有提炼出中国化的分析概念或理论学说,在群体成员中难以发挥强大的思想号召力和学术凝聚力。因此,该学人群体仅构成一种弱意义学术共同体,还没有充分发展成为民国政治学的“中国学派”。关键词学术流派燕京学派民国政治制度研究中国政治学史近年来,对
2、中国政治学史的整理与探微渐为学界所关注。但就民国政治学的研究而言,仍主要是对个体学人的探讨,聚焦学术社群的文字尚不多见,讨论民国政治学之代际师承问题者就更为稀少了。相形之下,借由社会学者的钩沉,经过两代学人薪火相传,民国时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初步凝聚成中国社会学的“燕京学派”,自树一帜,卓然一家。那么,民国政治学有没有发展出类似的学术流派呢?本文所指的“学术流派”,是具有“自觉意识的学术共同体”。学术流派之形成,需具备两个核心要素:相同的“研究团队”和“研究范式”。据此,本文以“学术流派”作为分析工具,以民国政治学的政治制度领域为中心,探讨此间学人是否发展出政治学的“中国学派”。以民国政治制度领
3、域作为考察对象,是因为该领域的学人群体不但较有成绩,颇具声望,而且存在学缘、业缘上的交往联系,似乎具备了成立学术流派的基本条件。本文以民国社会学燕京学派为参照,首先,考察民国政治制度领域的学人在研究团队和研究范式方面的准备工作;其次,考察该学人群体在理论建构上的内在问题;最后,尝试从学者从政和学术领袖两方面,分析和讨论该学人群体是否发展出政治学的“中国学派”。*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留欧美学人与中国政治学的构建(1917 一1949)”(项目号:17 CZS03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来中国政治学史研究”(项目号:19ZDA133)的阶段性成果。69民国政治学是否发展出“
4、中国学派”:以政治制度研究领域为例全力于政治系附设的行政研究室工作”,组织青可能的团队:学缘和业缘纽带年学人编撰成两卷本的经典名著一一民国政制研究团队是建立学术流派的重要物质条件和组织基础。如果一个研究团队能够以学术传承的方式致力于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那就意味着它不但形成了一个学术流派,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据此,本文首先考察民国政治学人在研究团队建设方面的情形。有学者指出,就民国政治学学术力量的积淀而言,已形成“三代政治学家”。第一二代政治学人之间尚无明显的师承脉络,主要因为在2 0 世纪20年代,中国学院政治学还处在结胎期,制度初立,规模未具。虽有师生关系的建立,却鲜有学术传承的文脉。
5、直至2 0 世纪30 年代,随着学科建制渐趋成熟,第二三代政治学人间,始见学术师承的端倪。以2 0 世纪30 年代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为例,系中教师阵容齐整,皆为一时之选。名师自然出高徒,日后执教北京大学政治学系,被称作“三侠客”的楼邦彦、龚祥瑞、王铁崖,就是清华毕业生,曾亲炙于张奚若、钱端升、沈乃正、陈之迈等第二代政治学人。其中,钱、沈两位先生,对研究政治制度的年轻学人多有教海,而以钱先生的影响为著。钱端升对第三代政治学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学术研究与职业发展。在学术研究,钱氏主要关注“各国政治制度及其运行”,他的学生楼邦彦和龚祥瑞也以此作为研究方向。在楼、龚合著的欧美员吏制度脱稿后,他们
6、不但请钱氏校阅一遍,而且“员吏制度”(Civil Service)这个新译名词就是钱氏拟定的。此后,楼、龚由学生到学者,主攻比较宪法、比较行政法,可谓承袭了钱氏的衣钵。两位学生中,钱氏对楼氏青眼有加,有意将其培养成宪法研究领域的“下一个王世杰”。据此,在钱与楼、龚之间,有一条清晰可见的师承脉络。在职业发展方面,自2 0 世纪30 年代,作为第二代政治学人的翘楚,钱端升已显示出学术领导者的气象。19 36 年,钱氏移讲国立中央大学,“倾史。1938 年,钱氏访英期间,专程约见游学英伦的楼邦彦、龚祥瑞和王铁崖,希望将三位青年才俊揽入自已门下,加盟西南联大,共同致力政治学研究。在西南联大,龚氏参与由
7、钱氏发起和主持的“行政研究室”,并成为该研究室的核心成员。1938年,钱端升应蒋梦麟之邀执教北京大学,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后,钱氏回到北平,专职在北大工作。随后,王铁崖、楼邦彦和龚祥瑞也相继进人北大,重新聚集在钱氏周围。可见,钱氏与“三侠客”之间的师生纽带产生了某种向心力,且影响到三位青年学人职业发展的路向。此外,第二代政治学人中的沈乃正也被学生视为敬爱的良师。据龚祥瑞回忆,沈氏注重“社会调查”的实证研究取向和有政府实际工作经验的个人经历,这对其有重要影响。这可视作第二三代政治学人之间师承关系的又一例证。以上所述,民国政治学的第二三代学人之间,在学缘联系(师生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较为
8、密切的业缘联系一一共同的研究方向和职业场域。在学缘、业缘两层关系网络的交互作用下,初步建立起一个研究团队所需要的团队成员和组织架构,为民国政治学学术流派的形成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初步的范式:西方政治学的知识搬运对一个学术流派而言,研究团队是外在表现形式,研究范式则是内在的精神实质。这两方面都是形成学术流派的必要条件,在学缘、业缘关系基础上,研究范式可以释放出强大的思想号召力和学术凝聚力,进一步将个体成员整合为具有共同研究旨趣和研究方法的学术流派。那么,钱端升及其学生所构成的“可能的研究团队”是否提炼出足以树立门庭的研究范式呢?本文主要以钱端升和楼邦彦的政治制度研究为中心展开讨论,因其是有明显“师
9、承关系的两代政治学人”。钱端升的政治学研究以“各国政治制度及其运行”为主要课题,其治学手法可概括为:综合运70粤海2 0 2 3.4用“比较-历史”分析与现实主义政治学。19 世纪末,“比较历史”分析因为较似科学的归纳方法,逐步被确立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范式,颇为流行。192 0 192 4年,钱氏游学北美,曾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当时的哈佛大学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学的重镇。现实主义政治学是对政治制度研究中单纯关注宪法条文和正式体制取向的反动,主张不必拘泥于形式的政府,而应关注“看不见的政府”(invisiblegovernment)、“宪法外的政府”(extrac o n s t i t u
10、t i o n a l g o v e r n m e n t)和“实际活动的政府”(government in action)。在这种学术空气中呼吸,并完成专业训练的钱氏,很自然地接受了“比较历史”分析与现实主义政治学。就“比较一历史”分析而言,首先,为钱端升所推崇的西方政治理论家依次有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和布赖斯(James Bryce)。因其在治学方法上均以“比较历史”分析的“科学方法”见长,而较少运用抽象演绎的“玄哲方法”。其次,就实际研究而言,钱氏先后撰写了西班牙新宪法(1933)、苏联新宪法(1933)、德国的政府(1934)、法国的政府(1934),翻译屈勒味林(G.
11、MT r e v e ly a n)著英国史(1933),与王世杰合著比较宪法(1938、1947)。仅就上述论著的题目就可看出,对于“比较历史”分析,钱氏本人在译介理论的同时,还是一个积极的学术力行者。同样地,现实主义手法始终贯穿钱端升在民国时期的政治制度研究。钱氏从博士学位论文议会委员会(Parliamentary Committees)开始,到其民国时期的最后一部学术专著中国政府与政治,均以“描述该政府的实际运作”为旨趣。就此而论,相比于议会委员会的现实主义风格,中国政府与政治既是延续,又是回响。如果说钱端升的政治制度研究背后有一个研究范式作为学理支撑,那么,似可将其概括为:“比较一历史
12、”分析与现实主义手法之综合。不过,钱端升虽有鲜明的方法论倾向,却缺少方法论的自觉意识,没有对实际运用的研究方法作出过系统反思。钱氏的学生楼邦彦则表现出一定的方法论自觉意识,他将自己的研究方法概括为:“法律的解释 和“历史的叙述”。所谓“法律的解释”,是根据法律确定某一政治组织的地位和功能。楼氏意义上的“法律”并不以狭义的法典为限,还包括政治体系所形成的各种宪法习惯。此外,他同样关注政府的实际运作。他明白地表示,“我们不能设想,而应彻底放弃一切评估悬在空中的制度的企图,制度离开了现实,乃是空中楼阁,它是不真实的,它是虚无的”。可见,楼氏意义上的“法律的解释”,是将政治制度研究的“形式主义”和“现
13、实主义”统一起来,综合运用。所谓“历史的叙述”,即政治制度具有历史属性,在考察其法律地位和现实运行的同时,还应寻求其如何演进的历史线索。加之,楼氏以比较宪法、比较行政法为方向,尤其是英法政治制度的研究是他的专长。所以,就方法言,楼氏的政治制度研究,同样是以“比较一历史”分析和现实主义政治学为底色。以上所述,楼邦彦的治学方法解释”和“历史的叙述”,并没有超出钱端升确立的研究范式,即综合运用“比较一历史”分析和现实主义政治学。一方面,这恰好可以说明,钱、楼两代学人之间有明显的师承关系,且已装备了建立学术流派的初步研究范式。另一方面,钱氏在谈论治学方法时,从未自我标榜有何新创,而是坦承其学理工具的西
14、学渊源,并对欧美政治理论家再三致意。可见,钱袭楼随,师徒二人治学问道所凭借的研究范式大抵还是知识舶来品,并未突破西方政治学的藩篱。理论上的双重问题:宽泛与隐微民国时期的社会科学尚在草创阶段,照搬模仿西方学说可谓势所难免。即便大力主张“社会学中国化”的吴文藻先生,也承认社会学中国化的前提是“西方学术思想的引进与批评”。就此而论,对民国政治学人对西方政治学的知识搬运也不必深责。但是,如果将政治制度领域的政治学人与燕京学派社会学人相比较,在对西方理论的引进和转化上,他们仍有不同的表现。71一“法律的民国政治学是否发展出“中国学派”:以政治制度研究领域为例燕京学派领袖吴文藻先生经过反复比较和慎重思考,
15、选定英国功能学派的学说作为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基础。在吴氏看来,“功能学派是社会人类学中最新进,而亦是现今学术界上最有力的一个学派”。其重要理论概念,如“社区”“文化”“制度”“功能”等,彼此联系,相互呼应,组织成为一个理论体系或“概念格局”(con-ceptual scheme)。尤其重要的是,功能学派的理论不是简单描述事实,而是兼具解释性质。吴氏指出,旧式的人类学研究,或崇拜事实,或穿凿理论,各行其是,致使“观察与假设完全隔离”。功能学派则提倡“兼用事实与解释的叙述法”。?兼顾事实与解释,是功能派学说的特点与优长,也是吴氏将其确立为燕京学派理论基础的原因所在。不过,吴先生及其众弟子,没
16、有亦步亦趋地跟随功能学派,而是参考中国社会学研究实际,同时对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学兼收并蓄,进而提出了一个具有学术自我意识的理论主张或理论标志一一社区研究。社区研究这一概念本身,既带有“燕京学派”烙印,又着有本土化色彩。因为“社区”这个名词,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于1933年翻译芝加哥学派巨子帕克(RobertEzraPark)学说中的“community”一词时新创的。据此,吴先生以功能派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社区研究作为理论标志,为社会学燕京学派奠定了学理坚实、特色鲜明的研究范式。相形之下,同期的政治制度研究,虽已确立初步的研究范式,但在理论上却有双重的问题。首先,就理论基础而言,不论是“比
17、较一历史”分析,还是现实主义政治学,都仅是宽泛的研究方法,缺少理论体系应有的严整性和解释力。据钱端升的认识,“比较一历史”分析的长处,“能从许多同样的原因中测知同样的结果”,并对这些原因、结果加以“客观的比较”,“则此方法实为社会科学中最近似科学方法者”。这一看似简明扼要的方法论主张,实则含糊空洞。社会科学研究的初始情境是“有限的人类精神”面对“无限实在”。在这样的情境下,哪些“事实”有待观察、比较,又如何进行具体操作呢?此间政治学人,恐怕难以给出明确解答。当然,这并不是说“比较一历史”分析本身不能成立,而是说,1950 年以前,经验研究取向的政治学理论尚未发达,以严密的理论工具装备起来的比较
18、政治学还未出现。所以,民国政治学人谈论的“比较一历史”分析就不免流于简单粗疏了。作为挑战旧有形式主义政治学的“新政治学”(newpolitical science),现实主义政治学曾经备受推崇。但是,现实主义政治学也有内在的局限,即容易被贴上“非理论和描述性的标签”。对此,民国政治学人也有所觉察。例如,钱端升虽对布赖斯的学问赞许备至,却也坦承,“我们如果以为著作应有一定的主观或理论,则近代平民政治诚有平淡无奇之感”。但钱氏撰写的法国的政府,也被陈之迈指出,“偏重事实分析与叙述而不着意于事实的解释”。陈之迈对人类社会中政治制度的复杂情形虽有较充分的认识,其中国政府研究却也没能跳出上述范式的樊笼。
19、可见,在理论基础上,民国的政治制度研究虽同样有西方学理加持,但囿于同期西方政治学在经验研究上的局限,有欠严整,拙于解释,因而不免失之于宽泛。其次,就理论标志而言,在中国政治学的草创阶段,理论基础上的问题不必苛求。但遗憾的是,此间政治学人未曾提出一个醒目的理论标志,以集合学术研究的力量。钱端升是该时期政治制度领域的名家,倚马万言,著作等身,却未见他在理论标志的提炼上有所发明。陈之迈是民国第二代政治学人中的后起之秀,且对研究“中国的政治”具有学术自觉意识,但同样没有树起一面理论旗帜并概括其构想的“在中国研究政治学的路线”。可见,民国政治学人对于研究中国政治制度虽有初步构想,但未尝措意于理论标志的锻
20、造,致使这些研究构想隐而不彰,影响微弱。民国政治制度研究,或许是因为理论基础的宽泛与理论标志的隐微,所以没能对此间政治学人,特别是青年政治学人,产生强大的思想号召力和学术影响力。此处,仍对比燕京学派的经验。1933年,芝加哥学派领袖帕克到燕京大学社会学72粤海2 0 2 3.4系讲学,因其积极提倡新颖的“实地调查方法”,旋即在青年学生中掀起了一股“帕克热”。费孝通就是受到这股风潮吸引,立志学习人类学的热血青年之一。随后,吴文藻明确提出了建筑在“先进的”功能派理论基础之上的“社区研究”。对此,费氏指出,“在他的思想号召下吸引了一批青年人和我在一起共同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内地农村的社会学研究工
21、作”。燕京学派之所以能够释放出学术上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正是得益于新颖严整的理论基础和旗帜鲜明的理论标志,而民国政治学人则较少表现出类似集体意义上的学术兴趣和学术热情。那么,民国政治学人为什么没有在理论基础的择取与理论标志的提炼上投掷心力,对此,应如何理解呢?学者从政与学派建设滞缓费孝通先生坦承,自已身上仍留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烙印,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以致用”,“这两条很可以总结我自已为学的根本态度”。身为社会学家的费先生尚有如此人世情怀,以政治学为志业的民国学人在“学以致用”的问题上自然更是舍我其谁,义不容辞。而且,还要以“学而优则仕”的方式将他们治国平天下的满腹经纶和理想抱负充分表
22、现出来。特别是抗战军兴以后,为了报效国家,民国政治学人纷纷出山从政,这段经历或对此间中国政治学的团队建设和学理发展产生影响。先看第二代政治学人。“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积极延揽国内各界知名人士和技术专家,借以励精图治,抵御外侮。这批技术专家中就有钱端升,负责分析国际形势和边疆问题。事实上,早在192 8 年,钱氏曾短期任职于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以文化处处长身份从事教育行政。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钱氏又临危受命,与胡适、张忠线一道远赴欧美各国从事抗日宣传。1938 年,钱氏虽前往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却始终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留学归国之初,沈乃正也曾短暂供职于国民政
23、府内政部。1938 年,陈之迈应蒋廷撇之邀,进人行政院工作,自此开始书生报国、学者从政的新阶段。再看第三代政治学人。1939年,楼邦彦、龚祥瑞等青年学人结束留学生活,陆续归国。但在象牙塔沉潜几年后,由于抗日烽火炽烈,他们渐有“学非所用”之感。1943年,为了实践“学以致用”的理念,龚祥瑞和楼邦彦毅然离开学校,到“大社会”一试抱负。龚氏先出任青年干部学校副教务处长,后又在考试院铨叙部、行政院资源委员会供职。楼氏前往西安,担任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的政治总教官和边语班主任。经过一番浮士德式“接触实际”的旅程后,楼、龚两位先生先后于1946、1948 年返回校园,继续以教书为业。如前文所述,钱端升、沈乃正
24、、陈之迈、楼邦彦和龚祥瑞等民国政治学人,基于学缘、业缘,以及共同的研究领域(政治制度),已具备形成研究团队的可能。特别是在楼、龚等少壮派学成归国,为政治学界注入新鲜血液以后,本可以集合力量,共同致力中国政治制度研究。但抗战军兴,民国政治学人内在的人世情怀和知识训练与抗日救国的客观需要相互涤荡。流风所及,该群体原本有限的骨干力量相继离开学术园地,转而出人公门,其结果则是中国政治制度研究情势的低落。当然,上述政治学人在此间并未完全放弃学问,事实上,他们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下,仍勤勉有加,笔耕不辙。例如,陈之迈完成其代表作中国政府(1944),而他的行政院参事兼第一组主任的身份,想必为其中国政制研究带来
25、许多便利条件;钱端升在发表大量政论、学术文字以外,还著有战后世界的改造(19 42);青年学人楼邦彦也颇为用功,先后编著各国地方政治制度法兰西篇(1942)、不列颠自治领(1944)。但是,由于受到现实政治的牵引,研究团队建设和研究范式提炼的工作不得不暂时中断,甚至无人问津。就研究团队建设来看,钱端升虽将楼邦彦和龚祥瑞招至其执教的西南联大,且将龚氏安排在自已领导的行政研究室,但仅此而已,楼、龚二人很快投身实际政治,钱氏也不断游走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其间虽有学术作品发表,不过多为政论,且各就研究兴趣和研究专长,以个体为单73民国政治学是否发展出“中国学派”:以政治制度研究领域为例位,分散治学,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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