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的辩证审视.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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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葛兰西对于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的高度重视和系统论证,推动这一命题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大问题。从历史逻辑角度看,葛兰西所提出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并不违背唯物史观,尽管他的立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偏离。从哲学倾向角度看,葛兰西这一命题关于意识形态功能的认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在思维方法、思想前提与行动路径等方面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从现实实践角度看,葛兰西这一命题虽然存在既强调实践却又难以操作的局限性,但对于已经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这一理论仍可作为重要的话语资源。关键词: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逻辑审视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2、2129(2023)03002506关于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西方理论界把它归结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认为这一命题属于唯心史观,体现“偶然性和非决定论”逻辑。受这种观点的影响,国内也有学者反对运用“意识形态领导权”这一概念,主张对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进行批判和清除,以避免这一思想给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造成思想误判和不良影响。上述认识分歧看似纠结于一个话语词语的使用,但实际上涉及这个命题的逻辑、倾向、运用等诸多问题,因此有必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厘清这一命题的历史逻辑、哲学倾向与现实意蕴,这无论对于推进意识形态理论创新还是进行意识形态斗争,都具有重要意义。一、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命
3、题的历史逻辑 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的提出有一个理论探索的过程。在十月革命中,列宁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概念,并把这一原理成功运用到革命实践中,因此,十月革命的胜利与列宁对“领导权”的重视和运用是分不开的。但在列宁那里,革命的中心问题并不是意识形态领导权,而是政治领导权,而意识形态领导权是由政治领导权衍生出来并服务于政治领导权的必不可少的策略。也就是说,列宁是围绕如何取得和巩固政治领导权这个根本问题来强调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不过,这种情况在葛兰西那里发生了变化。葛兰西在长期革命斗争和探索中发现,东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大不相同。在俄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市民社会尚未得到充分发展,
4、国家以执行暴力职能为主,文化职能处于很次要的地位,因而以夺取政治领导权为中心的革命方式是合理的。而在意大利这样的西方社会,国家政权只是现代社会“外在的壕沟”,在国家政权背后隐藏着发达的市民社会这一强大的“堡垒和工事”,这构成了革命的最大障碍,不攻克这个意识形态的“堡垒和工事”,革命很难取得胜利。因此,受列宁的启发并根据西方社会的实际情况,葛兰西突出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明确提出了“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并在实践运用中把它提升为革命的中心问题,这样,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的重要性就“历史地”凸显出来了。列宁和葛兰西提出“领导权”这一命题是有其现实根据的,但受西方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影响,后马克思主义者
5、拉克劳和墨菲却试图从先入为主的假设出发去追寻这一思想的来历,并把这一命题说成是“偶然性和非决定论”的逻辑。在他们看来,“领导权”概念不过是填充了“历史必然性中被DOI:10.16297/j.nuaass.20230300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9FKSB025)。收稿日期:2023-02-17作者简介:姜志强,男,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 25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http:/打开的裂缝”1 1,因为它是在“积累了大量矛盾”和“大量的对抗倾向的”资本主义链条薄弱环节的“破裂点”上出现的1 64,由此造成的社会危机和“普遍历
6、史发展的崩溃”已经间接要求“领导权”概念的暂时介入,因此,这一概念“成了列宁主义的拱心石。最终,在葛兰西那里,这一术语需要超出战术和策略性运用的新的中心性类型,领导权 成为理解具体社会形式中统一的关键性概念。”1 1-2而且,“这一术语的每一次扩展都伴随着我们可以暂时成为 偶然性逻辑 的事物的扩散,在它的变化中,这一表达从破裂处滋生出来,并且退出作为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拱心石的社会 历史必然性 范畴的认识的地平线。”1 2此外他们还认为,列宁的领导权只是政治的而不是“道德和知识分子的”1 72,他所构建的“阶级联盟”是基于不同阶级的“一致利益”并依赖“权力主义”的外在操纵1 58-62,这更加证
7、明了它的生成的偶然性、暂时性和不牢固性。即便之后葛兰西试图把领导权建立在“集体意志”的基础上,也无法改变这一命题的偶然性逻辑,因为即使是作为政治中心的工人阶级,也是“历史偶然性的”,其斗争方式和意志也是多样化的,在这种“根本不确定性”面前,葛兰西的思想也不得不终止。这样,领导权包括意识形态领导权就被解释成偶然性的历史逻辑了。后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的这种解释,具有清晰的“理论演绎”的印迹,但这种抽象的“理论演绎”显然是不科学的,因为如果把任何历史事件都说成是偶然性的巧合,那么人类历史就没有规律可循,完全成了主观任意的了。用这种抽象片面的思维方法来分析历史问题,很容易陷入唯心史观。虽
8、然意识形态领导权在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并没有成为主要概念,但马克思却为这个命题的形成提供了原初的理据。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任何观念认识、科学抽象或逻辑范畴,都不应是思想随心所欲的产物,而应是现实过程、现实条件或现实关系的反映,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也是如此。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必须生存,因此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但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同现存的交往形式发生矛盾,这是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2 115在人类历史上,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如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 冲 突,意 识 的 矛 盾,思 想 斗 争,政 治 斗 争,等等。”
9、2 115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矛盾更加尖锐激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仍然是阶级反对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的最高表现就是全面革命。”2 194在全面革命中,政治斗争是起决定作用的形式。既然要进行全面革命,既然要进行政治斗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就应该掌握政治领导权,成为领导革命的政治中心,为此就要“用理论掌握群众”以凝聚革命力量。在此过程中要重视教育工人,同时要团结和教育农民和其它革命阶级阶层,只有这样才会形成一种“革命合唱”,否则无产阶级“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3显然,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已经隐含着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了,而这一思想正是产生于无产阶级团结联合各革命阶级
10、以满足共同对敌的现实需要,这是它得以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所在。关于偶然性问题及其与必然性的关系,马克思对此早有深刻认识和精彩论述。一方面,他非常重视利用经济危机所引起的政治动荡,或者其它原因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激化这些有利时机进行革命,认为这些偶然情况为革命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不能否定它的历史作用,“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 偶然性 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4 210关于偶然性的重要性,马克思认为,它是必然性的“补充和表现形式”,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 偶然性 的,其中也
11、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 偶然情况。”4 210历史正是通过偶然性来表现自己并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的,“通过各种偶然性而得到实现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5按照马克思的上述观点,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的提出,的确离不开偶然性因素的推动,但这些偶然性因素却是历史必然趋势的外在表现。因此,这一命题又是必然性的,是应时应运而生的。在这个问题上,企图否定偶然性中所包含的必然性,并把这一命题归结为纯粹“偶然性”和非决定逻辑的观点,显然是片面的、荒谬的。按照上述观点,显然,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的提出并不违背唯物史观,但葛兰西对这一命题的独特解释却与马克思主义有所不同。马克
12、思是从物质生产出发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26第 3期姜志强: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的辩证审视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意识形态,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他认为,这样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历史过程,从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2 92可见,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主要指物质交往形式或经济关系的领域,作为经济基础,它对历史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与马克思的认识不同,葛兰西主要是从文化或意识形态角度来界定市民社会的。在葛兰西这里,
13、市民社会主要是指文化意识形态关系的领域,是制定和传播意识形态的各种私人的或民间的机构的总称,它包括教会、工会、学校、政党、新闻媒体以及学术机构和社会团体等。他认为,在西方社会,国家政权只是“外围”,而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市民社会则是西方社会的纵深“阵地”。因此,市民社会是现代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真正基础”。鉴于市民社会在西方的高度发展,葛兰西提出“完整的国家”的概念,认为西方市民社会已经成为国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职能是通过传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无产阶级应该把市民社会作为革命重心,并在这个领域展开意识形态斗争,以形成“历史联合体”的“集体意志”。葛兰西上
14、述设想,也许是基于西方国家经济比较发达这一事实,同时也是出于反驳“正统”马克思主义所谓自发“经济决定论”的需要,因此他过分突出文化或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这反而陷入了“文化决定论”,他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也因此带有唯心色彩。在这一点上,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确实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偏离。二、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的哲学倾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关注,最初源于对 20 世纪 20 年代欧洲革命失败的反思。面对革命失败所造成的无产阶级意识的危机,处于同一时期的卢卡奇、柯尔施以及葛兰西等人,几乎不约而同地把这一结果归诸于第二国际的“经济主义”。针对这种只讲物不讲人、只讲客观规律不讲主观因素的
15、机械论错误,他们重视实现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哲学与现实的同一,主张恢复意识形态的地位,强调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以及意识对于历史的推动作用。葛兰西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提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但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一些西方学者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概念界定的过程中,把凡是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有所区别同时又强调意识形态的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流派,统统包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名下,这样,葛兰西就被归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列,而他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也被归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而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对之后意识形态流变的影响,以及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和墨菲对这一命题的“后结构主义”
16、解读,强化了人们的这种印象,似乎“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天然地内含着偶然性和非决定论逻辑,这就把“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放在了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位置上,这种理解显然不科学。以卢卡奇为例,葛兰西和卢卡奇的意识形态思想表面看来有一定的相似性,但若是根据内在逻辑进行分析,两者有着很大区别。相比之下,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具有如下理论特征。第一,本体论上的实践唯物主义。在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的 历史与阶级意识 这本书中,卢卡奇借助于“黑格尔的传统”进行了恢复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的尝试。他把人作为“实体主体”,把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强调历史发展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在他看来,社会世
17、界是人所创造的,但作为客体它又以完全的客观性与人对立着,这就限制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因此,只要找到能够实现主体与客体同一的现实力量,就能实现“人”的解放。黑格尔曾经求助于“绝对精神”,但“绝对精神”早已瓦解了。现在,这个现实力量已经历史地出现了,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现代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能够通过自觉实践推动社会世界的生产和再生产,实现主体对客体的“包摄”和主客体之间的同一,从而使这个阶级的命运成为总体的社会的命运。因此,当“人”被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时候,就能克服异化成为历史的真正主人。卢卡奇的观点是为了突出人的地位和作用,但却不自觉地走向了极端。既然社会世界是由人所创造出来的,那么世界
18、的客观性就不存在了,这样一来,作为主体的“人”就被抽象化了,成了与“绝对观念”没有什么区别的精神实体了,所以卢卡奇只能得出“我们只能被认识所解放”的结论。再者,“主体包摄客体”这一规定所实现的只是主客体的“同一”而不是“统一”,“同一”意味着矛盾双方中的一方被取消以及矛盾对立性的取消,矛盾统一体不存在了还会产生历史动力吗?辩证法被否定了还会有革命精神吗?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卢卡奇的“主客体辩证法”所恢复的只是黑格尔的唯心思27第 25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http:/辨传统,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革命精神。与卢卡奇不同,葛兰西强调实践的作用,主张从实践角度去理解人、自然和历
19、史。葛兰西并不赞同“一般的人”和一般的“人的本性”的先验性概念,他认为一切活动都受世界观的支配,而人的活动总是体现着“社会集团”的世界观(尽管有时候可能不是自主的)。因此,“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同某个社会集团相联系的进行具体实践的现实的人,而无产阶级正是试图通过他们的世界观建立起这样一个社会集团,以达到文化基础上的“社会的统一”。至于人如何发挥作用,葛兰西反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思辨,主张在实践前提下实现人和自然、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在他看来,思想或意志作为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来源,构成了实践的基础,而物质世界只有相对于人来说才具有意义,因此它只能存在于人类实践和历史之中,这样主体和客体就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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