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内训练方式的提出与实...中心(1921—1926)_许良.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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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3 年第 2 期中共党内训练方式的提出与实践 以广东党、团组织为考察中心(19211926)许良提要:五四运动后,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青年开始进入中共党组织。在 1920 年代,对于这个新兴的革命政党而言,如何提升各地成员的纪律性与战斗力成为当时亟需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共开始着手制定党、团内部的训练规范。具体而言,中共在建立之初时,明确规定将各级代表大会作为训练成员的主要方式,同时规定将“小组”作为日常教育和规训党、团员的核心场所。然而,在地方实践过程中,随着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共对于党、团员的教育训练工作不断遭受冲击和挑战。以广东为例,国共合作开始后,区委领导忽视训练任务;支部书
2、记指导能力不足;一般党、团员抵触训练工作等现象时有发生。针对党内训练在地方实践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中共及时对已有训练方式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特别提出增设“训练班”“支部书记联席会”“支部批评会”等,这体现出中共党内训练方式的提出与形成过程具有相当务实性、灵活性的特点。关键词:广东党;团组织;组织教育训练;训练班;支部训练DOI:10 16623/j cnki 36 1341/c 2023 02 003作者简介:许良,男,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 级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43)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内部的政治训练来强化党、团员的革命认同,重塑后者的思想认知与行为方式,以
3、此达到整合革命力量,强化组织纪律等目标。正如学者所言,中共建立之初时,便致力于将党打造成“一个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在这一组织目标之下,“党内训练”工作开始受到早期中共领导层的重视。目前学界对于中共党内训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干部训练”与“训练班、党、团校训练”两个部分。其中,一些学者对中共党内干部训练的历史演进、主要内容、基本途径、历史贡献等不93金冲及: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党的文献 2011 年第 4 期,第 34 页。2023 年第 2 期同方面进行了梳理和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干部训练提升了中共的凝聚力,有力地推进了党的组织力量地不断完善
4、与发展。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发现,中共早期“训练班、党、团校”的建立是中共党内训练走向系统化、制度化的关键措施,对党内训练机构的研究是理解中共集中训练的关键。在此基础上,近些年一些学者对于中共党内训练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观察和梳理。其中,孙会修对早期留苏党、团员口语表达能力的训练颇具代表性。总的看来,上述成果对于中共党内训练研究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学界对于中共“党内训练”的提出与形成过程似乎缺少关注,特别是对中共党内训练在早期的地方实践过程中,缺乏具体生动的个案研究。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将中共党内训练在早期地方实践过程中所遭遇的复杂性、冲突性予以呈现。本文以“广东党、团组织内部
5、的训练工作”为例,将国共合作前后粤省错综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与早期广东党、团员的“非理性行为”,纳入中共党内训练方式形成的逻辑关系之中,在训练与“人”、训练与“环境”的动态关系中重新看待和理解中共早期党内训练的演进历程。一、中共早期训练方式的提出与设计构想五四运动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过程,实际上与所在地区的社群关系,以及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网络息息相关。党、团组织的创建与发展,特别依赖各地成员的血缘、地缘、学缘关系。因此,中共早期党、团组织的维系与发展进程,十分倚重各个成员间的私人情谊而04相关研究有陈桂生:中国干部教育(1927194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李小三:中
6、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9 年版;吴林根:中国干部教育九十年,东方出版社 2011 年版;Jane L Price:Cadres,Commanders,andCommissars The train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hip,192045,Westview Press,1976;Charlotte p Lee:Training theParty Party Adaptation and Elite Training in eform er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赵志宇:新民主主义革
7、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研究,吉林大学 2013 年博士学位论文;杨飞鹏:太岳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研究(19371949),山西师范大学 2019 年硕士学位论文;黄道炫: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 ,近代史研究 2016 年第 4 期;李波: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教育述略 ,党政干部学刊 2012 年第 2 期等。参见王仲清: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张春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校建设研究,湖南大学 2009 年硕士学位论文;陆成涓:我国早期党校教育 ,理论学刊 1991 年第 1 期;谢武军:20 世纪 20 年代中共中央举办的党校与训练
8、班 ,理论视野 2016 年第 1 期;张仰亮:中国共产党早期党校政策的形成及运作(19211927),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0 年第 3 期等。孙会修:“发表力”的养成:中国共产党早期留苏学生的谈话训练 ,近代史研究 2021 年第 3 期。正如黄道炫所言:“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中,我们都能发现中共革命力量的强大,其执行力、贯彻力、控制力常常让人叹为观止但这一点如何做到,具体的、细微的、有说服力的研究却并不是很多。”参见黄道炫:关山初度:七十年的中共革命史研究 ,中共党史研究 2020 年第 1 期,第 136 页。早期党、团界限十分模糊,很多地方更是先有团组织,后有党组织。
9、与此同时,早期党、团之间人员流动频繁,常有党员兼任团员的现象。正如石川祯浩所言:早期党和团的组织范围以及名称既很模糊又相互重叠;在共产主义小组的资料中的“团”,几乎就是“党”的意思。参见:日 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188 页。此外,黄金凤甚至认为:“早期党、团不分,党对外经常以团的名义进行活动。”见黄金凤:从“第二党”到后备军:共产党与青年团早期关系的演变 ,近代史研究,2011 年第 3 期,第 123 页。本文在对党内训练制度进行论述时,同样存在党、团边界模糊的现象。应星:学校、地缘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网络的形成 以北伐前的江西为例
10、,社会学研究 2015 年第 1 期。中共党内训练方式的提出与实践 以广东党、团组织为考察中心(19211926)非制度约束,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早期中共地方组织十分脆弱。因此,对于早期中共领袖而言,如何设计一套行之有效,能够提升成员纪律性、服从性的内部规训体系尤为急迫。1922 年 7 月,在党的“二大”上,中共中央明确要求:“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与革命的组织与谏训训练(原文如此:引者注)。”对此,在重庆领导早期党、团工作的杨闇公也曾在日记中反复强调:“对于团员要有训练,和有严格的纪律,才不会自行崩溃。”由此可见,中共各级领导在早期均对内部训练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在此背景之下,党、团内部训练工
11、作的基本框架也开始在中共党、团中央进行商议与讨论。1922 年 5 月,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会议上,中共党、团领袖开始提出关于内部训练的一些基本设想。对于训练方式,大会主要列举了以下三个方面:(一)将定期召开的代表大会作为训练成员的主要方式团“一大”明确规定:“应以各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每月所召集的大会当作最重要的训练机会。”对此,共产党人称:“我们要晓得全国(大会 引者注)、地方大会,都是一个极好的训练机会,并且即是一种极重要的教育。”因此,通过召开各级“代表大会”来训练党、团员便成为中共早期内部训练最为倚重的一种训练方式。张太雷向各地组织更进一步地解释称:“开省代表大会,就是召集各县负责人
12、来训练的意思。”此后不久,各地党、团组织便将每年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作为训练和提高成员的难得机会。比如,1924 年团南昌地委便向中央一再要求:“能否允许该地吉安支部派人出席团二大 以资训练”。(二)以小组、支部作为训练党、团员的核心场所对于定期召开代表大会训练党、团员的方案,青年团首任书记施存统对此存有异议,他认为:“由各地党、团小组的负责人来定期训练成员远比开一个空空洞洞的大会效力一定要大,因为这是基本的训练。”同时,他进一步阐释到:第一步自然要由地方全体团员选举几个地方委员(要负责任的,有能力的 原文如此:引者注)来组成负责的地方执行委员会,第二步自然要由地方委员会派定各组负责的组长及负责
13、的干事会来努力训练各组组长及各干事员,然后第三步由各组组长来努力训练各该组所14陈耀煌:统合与分化:河北地区的共产革命(1921194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 94 期,中研院近史所2012 年版,第 27 页。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 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1922 年 7 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90 页。杨闇公日记,四川人民出版社 1979 版,第 159 页。需要说明的是,在国民党 1927 年“清共”之前,青年团的名称经历了一次变化。1922 年 5 月,来自各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在广
14、州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定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然而,在 1925 年 1 月的团“三大”会议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决定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本文为行文方便起见,除具体所指外,一律称其为“青年团”或“团”。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第二号五月廿七日:关于地方改组问题 ,先驱 第 12 期(1922 年 10 月 15 日),第 3 页。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第二十八号(十二月二十四日):召集第二次全国大会 ,先驱 第 16 期(1923年 2 月 1 日),第 23 页。郑超麟回忆录 上,东方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58 页。团南昌地委致代英信 关于组织工作情况(1924
15、 年),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 年),内部发行,1986 年版,第 46 页。2023 年第 2 期属的团员。施存统对于内部训练的提议寄希望于将中共早期的训练职能嵌入到已有的组织框架之中,通过党、团组织的基本形态 “小组”来担负定期训练成员的职能,以此提高内部训练的频率和效率。施的提议很快得到四川青年团书记王右木的赞同。王称,“若无组 的办法与训练,仅赴过几次地方代表大会,不见得可胜训练团员之任,不见得可胜主管青年团事务之任。”实际上,施存统的提议旨在将中共训练任务下沉至各地方党、团内部进行解决。对此,施存统强调:“各地方执行委员会,对于训练同志一事
16、,须负极重大的责任。”很快,施的提议在党的“二大”予以确立。1922 年 7 月,中共“二大”正式要求各地组织:“将小组 做为本党训练党员及党员活动之基本单位已经入党的,必须要依赖各小组的开会互相训练,以使每个人都成为最会做各种运动与宣传的人才。”1923 年 8 月,在南京召开的青年团“二大”更是赋予了“小组”更多的训练职能。例如,对于工人支部,大会要求:“固定工作至少有,简单的政治报告、工人问题与青年工人运动之讨论、书报分散、演讲革命事迹的集会、旅行、唱革命歌、分散本团或本支部的机关刊物。”大会结束后,香港青年团便向其团员解释称:“本团组织,支部实占重要之地位,而支部之训练,自然更要注意。
17、”1925 年 1 月,中共中央在“四大”会议中,更为明确地规定称:“党的支部是我们党的基本教育机关,我们应在每次会议注意政治报告和党的策略之解释。”至此,“大会训练”与“支部训练”开始成为中共早期训练方式的重要构成部分。(三)个人谈话训练在中共党、团组织的早期发展进程中,由于外部形势的不断变化,以及自身组织力量的薄弱,各地党、团成员经常无法按照要求参加代表大会与支部会议。因此,中共早期第三种训练方式 个人谈话训练开始出现。相较于前两种训练方式,个人谈话更加灵活,富有弹性,因此更受地方干部的喜爱。1923 年 5 月,对于广东党、团组织的恢复重建工作,主要负责人阮啸仙称:“自接任到现在,天天都
18、是奔走,不是组织小组,就是向个人谈话,以图根本上的改造和24存统:本团的问题(续 20 期),先驱 第 21 期(1923 年 6 月 20 日),第 13 页。王右木给施存统的六封信(二)(1923 年夏),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5 年),内部发行,1986 年版,第 106 页。存统:本团的问题(续十六期),先驱 第 17 期(1923 年 5 月 10 日),第 13 页。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 中国共产党章程(1922 年 7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1 册,第 94 页;代英:怎样进行革命运动 ,中国青年 第 3 卷第
19、54 期(1924 年 11 月 22 日),第 6366 页。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 少年国际“关于工厂支部运动决议案”(1923 年 8 月 25 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151924),内部发行,1981 年版,第 385、386 页。团香港地委通告(第十四号)改选地委委员长、支部训练、劳动运动和停办夜学情况(1923 年 12 月 11 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4 年),内部发行,1982 年版,第 259 页。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 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
20、1925 年 1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1 册,第 377页。中共党内训练方式的提出与实践 以广东党、团组织为考察中心(19211926)训练。”实际上,个人谈话更具随意性与生活化的特点,这不仅降低了普通党、团员对于训练工作过于“教条”的担忧,同时,个人间的亲密交谈也能够增进彼此间的革命情谊。在中共早期党内训练的具体实践过程之中,各级组织为了达到训练效果的最大化,常常在执行过程中,将大会训练、支部训练以及个人谈话训练三者相互结合,取长补短,综合利用。对此,广东区委总结称:“对于我们确定的政策,不特在大会上与支部会议间充量向同志解释,即在个人谈话间都明白加以指证。”仍须承认的是,上述三种训
21、练方式的提出均建筑在一个前提之上,即整个组织中的“人”是完全理性的。具体而言,便是要求地方干部能够认真执行训练任务,一般党、团员能够接受训练安排等,而这在中共早期的组织运转与革命实践之中几乎无法实现。对此,黄道炫称:“组织力并不就是依靠组织架构的设计即可实现。组织要运转,还是需要人,不同的人群对组织力的落实可能会有相当不同的影响。”由此可见,对于中共党内训练方式的提出与早期实践过程,应将组织框架背后的“人”纳入到研究视野之中,将党内训练与“人”在互动关系中所表现出的复杂性、冲突性予以呈现。二、广东党、团组织内部训练的具体实践众所周知,早期中共党、团内部的地区差异,同一地区不同成员的社会地位、职
22、业习惯、受教育水平、参加革命的动机等因素均对训练方式的有效实施带来冲击。1922 年下半年,在党内训练提出和逐步实施的一年多时间内,各地琐碎性、复杂性的问题不断涌现。1923 年下旬,在相继召开的党的“三大”及青年团“二大”会议上,各地代表们集中表达了对训练工作的批评和不满。在团“二大”会议上,代表们认为:在过去一年多时间中“各级执行委员会及团员对于纪律组织教育等,实在都不注意,以致于互相推诿,只有空谈而不切实际。”在党的“三大”,亦有党员代表发言称:“去年的一个最大错误是:每月的教育工作被完全忽视了。”对此,陈独秀在党的“三大”中,总结承认到:“现在我想就我们最近一年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首先
23、我们忽略了党员的教育工作。”训练工作收效甚微的原因,或许与中共地方领导的认识有关。对于党内训练是否应该严格执行,四川团组织曾直言不讳地称:“中央严格章程,太与四川不合,四川青年重自由,且四34啸仙致存统信 关于团的调查统计表和新学生社成立事(1923 年 6 月 19 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4 年),第 77 页。阮啸仙关于团粤区一年来的工作概况和经验(1924 年 4 月 4 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4年),第 378 页。黄道炫:关山初度:七十年来的中共革命史研究 ,中共党史研究 2020 年第 1 期,第 137 页。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24、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 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案(1923 年 8 月 25 日),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151924),第 357 页。某同志在广州写给李汉俊的信 党的“三大”的召开,要求他参加工作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4 年),第 10 页。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 年 6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1 册,第 171 页。2023 年第 2 期川情形与外省多不同,处此四川情形,只宜以妥协调和出之,不应拘守章程也。”由此可见,党内训练的顶层设计与具体的地方实践之间似乎存有张力。在对中共河
25、北组织的长时段研究中,陈耀煌也认为:“在地方一级,省委推行的政策传到市委及下级的支部时,亦被大打折扣,地方干部对省委的指示与纪律,常熟视无睹。”因此,应该具体、生动地将中共早期党内训练在地方实践中所遭遇的复杂性予以呈现。以“广东党、团组织”为例,1924 年在广东内、外政治局势的不断变化之下,省内各级中共党、团组织的内部训练空间不断被挤压。由于 1924 年 1 月国共合作在广东的全面推进,中共粤区党、团组织发展迅猛。以广东青年团为例,从 1923 年 5 月至 1926 年“三二零事件”为止,在接近三年的时间内,粤省青年团规模扩张迅速。“表 1”详细列举了 1924 年至 1926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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