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治态度的变化路径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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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治态度的变化路径研究 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李蓉蓉 李晓丹 段萌琦【摘要】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民众的政治态度极易发生变化。本文借助扎根理论的分析发现: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民众的政治态度发生了积极与消极两种方向的变化,朝向积极方向的政治态度变化更多体现于政治认知中的肯定性信息增加,朝向消极方向的政治态度变化则更多聚集在政治情感上;促使政治态度发生转变的因素有利益关切、政府防控行为、媒体推动、参照效应、制度因素和政治价值观,这些因素构成了“多因素互嵌说”;由于六种因素在政治态度变化中的相互作用与催化形式不同,因此产生了不同的政治态度变化路径;其中参照效应在两种政
2、治态度的分化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联结起所有元素,形成了所谓的“参照逻辑”。【关键词】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政治态度;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参照效应一、引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在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危机的同时,也对各国的国家治理能力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国家治理中农民政治态度转变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8BZZ020)资助。李蓉蓉(通讯作者),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文化与政治心理、国家治理,lirong ;李晓丹,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文化与政治心理、基层治理;段萌琦,中共山西省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为政治文化与政治心理。引文格式:李蓉蓉,
3、李晓丹,段萌琦.2023.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治态度的变化路径研究 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J.公共管理评论,5(2):95-116.Cite this article:Li R R,Li X D,Duan M Q.2023.Research on the changing paths of political attitudese in major public health incidents:An analysis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J.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5(2):95-116.(in Chinese)96 公共
4、管理评论 2023 年第 2 期提出了挑战,如何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一系列冲击事关每一个国家的发展,也与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休戚相关;与此相伴的是,在重大灾难面前,民众的政治心理极其脆弱与敏感,政治认知极易发生混乱,政治情绪极易波动,政治行为也可能失控。这两方面的问题均可直接投射在民众的政治态度上,因为政治态度是政治现象的“晴雨表”。因此,关注并分析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治态度是否发生变化、发生哪些变化以及哪些因素引发了这些变化这三个紧密关联的问题,对于学界揭示非常态下政治态度的特征及其变化规律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同时也可为相关政府部门调节政治态度提供视角与路径。中外学者关于政治态度的研究多是
5、基于常态下的分析,对于非常态下政治态度的研究相对薄弱,可是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加快,自然灾害、公共危机等非常态事件时有发生,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Beck,1998)所说:“现代化所持的不确定性意味着不确定性的风险已经成为人类生活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因此,关切并研究非常态下的政治心理现象也必将成为一种趋势。其中,政治态度由于易受到特定事件与情境的影响(Shi,2015),又是民众最为日常的政治表达,在诸多政治心理现象中格外突出。由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波及面广、时间持久,极易将处于全球化中的一国乃至世界其他各国的政府行为、民众反响、舆论媒体等放置在“放大镜”之下,彼此比较,相互振荡,强烈刺激
6、着人们的神经,加速改造人们的政治态度。此时,对于政治态度的凝视,更能挖掘出常态下少有的特点,也更能快速捕捉到常态下鲜为人知的影响政治态度变化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充实政治态度的相关研究,深化政治心理学的理论体系。文章在上述目标的指引下,将分五个部分剖析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治态度变化的状况:一是就政治态度的内涵、特征及其变化进行界定,同时与政治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信任和政治支持等相近概念进行比较分析,旨在明晰概念边界,建立论证根基;二是对非常态下政治态度的已有研究进行梳理,以便发现理论上的不足与探讨空间;三是通过介绍本文研究策略,包括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说明本研究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四是借助研
7、究策略,推出研究发现,试图回应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治态度是否发生变化、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变化路径这三个问题;五是将研究发现与已有理论进行对比,凸显研究贡献并延伸理论运用。二、政治态度及其变化所谓政治态度(political attitudes)是指一国民众在一定时期内对于政治系统所形成的内在的、相对稳定的且复杂交错的一系列倾向性评价。这一界定并不是学界对于政治态度相对宽泛的定义,而是聚焦于民众对于一国政治系统的倾向性评价。进一步说,倾向性就是主体对于客体所形成的内在的准备姿态,这种准备性姿态既包含心理上的准备,也包含行为上的准备(Allport,1935),由此推演出所谓的政治态度重大公共卫生
8、事件中政治态度的变化路径研究 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97 的三成分说,即政治态度由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政治行为倾向构成,体现了心理准备与行为准备的双重意涵。同时,这一界定也表明了政治态度的时间性、内隐性、相对稳定性和复杂性等特点。从时间角度而言,尽管政治态度的生成源于儿童时期的学习,但这并不代表其是一成不变的。在政治世界中,由于政治环境变化较大,重大公共事件频发,因此政治态度的时空效应强于一般的态度,也就是说政治态度更易受到一定时期一国的政治系统、社会环境变迁乃至重大公共事件的影响。正因如此,从长时段来看,政治态度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在特殊的时空背景下,其稳定性会产生波动,政治态度的稳定性一旦产生波
9、动,其变化的可能性就会提高。同时,政治态度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心理现象(李蓉蓉和段萌琦,2019),内隐性是其基本属性,即政治态度往往是个体政治表态与政治行为的准备状态,尽管与外在政治行为关系密切,但是其毕竟是行为发生前的政治心理活动。除此之外,由于政治系统的复杂性,政治价值、不同层级的政治机构、政治人物、政治制度与政策乃至政治事件均是态度对象,由此可形成不同客体的态度系统。再加之,政治态度构成成分具有多元特征,即政治态度由政治认知(political cognition)、政治情感(political affection)与政治行为倾向(political behavior tendency)
10、构成(Allport,1935;Edwards,1957;Rokeach,1968),愈加凸显了政治态度的复杂性。政治态度不等同于政治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信任乃至政治支持或者任何一种类型学层面的政治态度,但是它与这些政治心理与行为现象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具体来说,政治价值观(political value)是公民对政治系统或政治客体进行评价的标准和依据,而非单纯的评价,因此,它与政治态度内含的评价是不同的。但是,政治价值观是“政治领域中特定态度、偏好与评价的基础”,是个体形成政治态度的基础性观念(郑建君和赵东东,2021)。同样地,意识形态(ideology)也不能等同于政治态度,且不说意识形
11、态究竟是统治阶级的专属还是一般民众拥有的一种信念体系本身就存在分歧(俞吾金,1993;马得勇和王丽娜,2015),即使意识形态可被看作民众的信念体系,也只能说明意识形态是民众持有的政治主张与政治立场,而政治态度只是民众对于政治系统形成的具有倾向性的评价体系,它或许是形成意识形态的基础性阶段,但远没有达到信念和政治立场的程度。尽管政治信任(political trust)作为政治系统的反馈存在(孟天广,2022),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态度,却不能等同于整体的政治态度。具体到政治支持(political support),其更多地是指一种行为而非潜在的准备状态,因此也很难将其看作一种具有内隐性的政治态
12、度。国内外关于政治态度的研究中,对于政治态度的界定出现了概念扩容、概念窄化、概念混用的现象。概念扩容就是将任何政治心理现象都看作政治态度,使得政治态度成为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如将爱国主义、政治支持等都纳入政治态度之中;概念窄化则是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将其他政治心理概念,如政治价值观、政治信仰甚至政治信任等,都等同于政治态度;概念混用就是将政治态度意识形态化,即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意识形态术语描述政治态度。98 公共管理评论 2023 年第 2 期一般而言,已习得的政治态度比较稳定,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重大事件的刺激和巨大的环境变化,常态下政治态度的稳定周期相对较长。但是,在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
13、刺激下,外部环境短期内急剧变化,深受环境影响的政治态度极有可能与环境发生共振,产生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政治态度内部成分的松动上,进而在强度上发生变化,最后决定了政治态度的变化方向,呈现出两种类型方向上的变化。一种类型的变化方向是积极性政治态度变化(change in positive political attitudes),这里的积极多与常态下比较,愈加肯定现有政治系统,并且在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政治行为倾向三方面均呈现出一定强度的上扬;另一种类型的变化方向是消极性政治态度变化(change in negative political attitudes),即个体对政治系统表现出比常态下
14、更为低迷的判断,在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政治行为倾向上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治态度的不同取向上的变化可能具有“蝴蝶效应”(the butterfly effect),积极性政治态度极大提升了民众对政治系统的肯定、自豪与支持倾向,并由此解决了其长期困惑与不解的政治疑虑,增加了其政治肯定;消极性政治态度变化则更为低迷,情感更为委顿甚至疏离,支持倾向极为犹豫与不情愿,似乎加深了消极取向。这就表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所导致的政治态度的变化效应可能并不是短暂的,有可能改变了个体原有政治态度,成为其未来政治态度的基调。三、非常态下政治态度的理论探索与争议综观中西方关于非常态下政治态度的研究发
15、现,这些研究大多关注两个方面的议题。一是非常态下的政治态度是否发生了变化,以及发生了哪些变化。二是非常态下政治态度变化的影响因素。第一,关于非常态下政治态度是否发生了变化以及发生了哪些变化的研究,大部分西方学者聚焦于自然灾害(洪水、地震、海啸等)对于政治态度或者政治参与的影响,认为自然灾害会引发民众的政治态度趋向激进,即民众在自然灾害的刺激下会增加对政治系统的关注(Nel,2008;Ramsay,2011;Fair et al.,2017),肯定性评价增多,产生所谓的聚旗效应(rally round the flag effect)。其中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是2010 年巴基斯坦洪水灾害对民众政治
16、态度的影响,研究指出,受灾民众对于政府的态度更加激进,会了解更多的政治信息,参与选举的行为也急剧增加(Fair et al.,2017)。但也有研究虽然承认非常态下政治态度可能发生激进性变化,却指出非常态事件导致政治态度发生激进性变化的时间较为短暂,随着事件的推进,可能产生支持与反对两种态度变化(Jaeger et al.,2012)。这一结论也得到了中国学者的支持(陆剑云等,2015;尉建文和谢镇荣,2015)。由此可见,上述研究均表明在非常态下民众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但是究竟发生了积极抑或消极的变化存在争议。同本文中提及的非常态主要是指自然灾害(洪水、海啸、地震)、公共安全事件和公共卫生
17、事件等危机状态。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治态度的变化路径研究 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99 时,这些研究对于衡量政治态度变化的标准相对外在,缺乏从政治态度内部构成成分、强度等方面更为精细的剖析。第二,关于非常态下政治态度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基本聚焦于两类单一因素的分析。一类认为,由于灾害或重大公共事件极有可能引发经济波动,进而引起政治态度或者政治行为的变化(Healy and Malhotra,2010;Bergholt and Lujala,2012),因此经济是否波动,成为联结自然灾害与民众政治态度变化的中介变量;也有学者发现政府对危机处理不善,增加了受害者对政府的不满,同时加剧了其对民主的不满(K
18、atz and Levin,2016)。另一类则关注被访者主观心理上的其他因素对于政治态度变化的影响,这些心理因素包括灾难后的心理创伤或情绪的变化(Greenberg et al.,1997;Fair et al.,2017),如有学者通过研究美国“911”事件引发的政治态度变化,提出焦虑与愤怒情绪的相互作用是政治态度产生变化的中介变量(Lambert et al.,2011)。由此可见,情绪对于政治态度的变化具有重要影响。这些研究表明,对于公共安全事件下政治态度变化的解释路径均呈现出相互对立且单独作用的特征,可统称为“单一因素影响说”。然而,在现实中,一种政治心理现象的出现与变化,往往既无法
19、摆脱情境的影响,也不能脱离自身心理因素的左右,甚至是其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并发酵的结果。因此,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治态度的变化极有可能是链条式的多种主客观因素混合作用的情形,即所谓的“多因素互嵌说”。四、研究策略的选择为了更好地回应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治态度是否发生变化、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变化路径如何这三个紧密关联的问题,本文相应地采取了三种研究策略。第一种研究策略,是设计访谈提纲、选择样本与访谈过程的设定,由此确定在某种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治态度是否发生了变化;第二种策略,是对已获得的资料就政治态度变化的内容、强度与方向等方面进行测算,以回应某种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治态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0、第三种策略,通过扎根理论发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促进政治态度变化的因素与变化路径。(一)访谈提纲的设计、样本选择与访谈通常对于政治态度的了解较多采用李克特问卷,但是由于本文的第一目的就是考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前后民众政治态度是否发生了变化,只要能够获知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就达到了本次研究的目的之一,因此本文没有采取大规模的抽样与问卷调查形式,而是采取了小样本深度访谈的形式,这样既可以较好地了解被访者政治态度变化的状态及其路径,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节约研究成本。根据政治态度的内涵与构成,访谈提纲紧紧围绕某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前后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政治行为倾向进行设计,借助对比的提问方式凸显重大公共
21、100 公共管理评论 2023 年第 2 期卫生事件中政治态度的动态变化规律。比如,(1)总体的政治态度:指民众对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整个过程的感受以及对相关政治客体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总体评价,我们将问题设计为:“总体来看,您对某种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出现、扩散以及基本控制三个阶段的感受是什么?您如何评价政治体制、政府、官员以及相关政策?这些评价相较之前有没有变化?”(2)政治认知:由于政治态度的倾向性本质,政治认知更多地指人们对于一国政治系统中政治知识的关注与了解程度。所以,我们设计了如下问题以了解被访者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前后的政治认知变化:“日常生活中您是否通过手机、电视等媒介关注政治类的新
22、闻或知识?主要关注哪些方面的内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后,您关注的频率和内容以及了解程度有没有变化?”(3)政治情感:指对于相关政治客体产生的情绪体验与准备,本次访谈主要指对各级政府与官员以及相关政治制度的亲近感与自豪感。因此,我们将此转变为以下问题:“平时您对我国的各级政府和官员的亲近度如何?您对我国相关政治制度的自豪感如何?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这些情感有无变化?”(4)政治行为倾向:更多是指面对政治客体所产生的支持与配合的心理意愿,而非真正的行为。因此,将问题设计为:“平时您对各级政府、官员与相关的制度与决策的支持意愿如何?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相关行为意愿有无变化?”在概念操作化、访谈
23、提纲设计与访谈方式确定的基础上,为克服调研不便,对被访者进行了便利抽样。首先按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严重程度与累计确诊人数将不同省份划分为事态严重地区(确诊人数1000 人)、事态较严重地区(1000 人确诊人数500 人)以及事态不严重地区(确诊人数500 人);随后,运用便利抽样的办法选取事态严重地区的 W 省、Z 省,事态较严重地区的 B 市、J 省以及事态不严重地区的 S 省、H 省进行抽样,在抽样过程中,我们尽可能保证职业分层、年龄段、性别的均衡与覆盖性,以确保样本的代表性;最终,在考虑资料与理论饱和的基础上,共取得了 24 份样本,其中有效样本达到 22 份,无效样本 2 份。抽
24、样具体情况见表 1。表 1 样本情况样本范围样本维度人数(人)百分比(%)性别男1463.6女836.4年龄1829 岁731.83039 岁522.74049 岁29.15060 岁731.860 岁以上14.6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事态严重地区、较严重地区与不严重地区的判定是按照2020 年春季的判定标准确定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治态度的变化路径研究 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101 续表样本范围样本维度人数(人)百分比(%)职业政府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522.7国企人员29.1私企人员29.1个体户及自由职业者313.6农民或农民工29.1学生627.3退休人员及无业人员29.1研究中我们采用了电话
25、访谈方式,利用电话访谈可以更好地规避面对面访谈时的外界干扰,更为集中地获得相关信息。为了更全面地了解被访者政治态度变化的状况,我们与每位被访者的访谈时间至少为一个小时,对个别被访者还进行了多次访谈。(二)对政治态度变化的测度政治态度的变化可以体现在紧密相连的三个方面:首先体现在政治态度的成分变化中,即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政治行为倾向,只有这三个成分发生了变化,政治态度在强度和方向上才可能发生相应的变化。为了更为清晰地表达政治态度三个成分变化的状况,本文通过相对客观的赋值方法进行判断。赋值是量化思维在质性研究中的体现,类似的思维在 QCA 技术两分设计与应用中也有体现。具体赋值标准见表 2。在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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