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位移与再造的新文学——《呐喊》出版始末探.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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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讨论鲁迅的第一本小说创作集 呐喊 未实现的出版可能及其实际的出版过程,阐释 呐喊 出版故事背后新文学人对自为的生产方式的探索。新文化运动借助上海书业的媒介迅速风靡,而其成果被迅速收编,成为晚清以来中国印刷资本业知识生产中的品类之一。新青年 同人分散后,周氏兄弟从新文化运动的多重主题中清理线头,继续文学革命。为了避免文学成为均质的现代知识商品,他们选择搁置与既有书业的合作,与新潮社共同探索另起的文学生产之路。呐喊 及其所属的新潮社文艺丛书的出版,既延续着周氏兄弟晚清时期对文学媒介形式的设计,又在新潮社青年奔走于北京印厂书摊之时,开启了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小型知识共同体的转型。而新潮社以北京为市场,
2、借助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资本形成了在地的生产循环。后五四时代的开初,经周氏兄弟晚清经验与新潮社学生五四经验的合流,新文学人在上海书业以外,以北京为中心,开始造成媒介的位移:新的文学产品、新的出版机构及新的文学市场在北京出现,提供新文学专属的媒介形式和生产环流。而发生不久的新文学亦经此得以再造:避开为印刷资本业迅速收编的风险,将知识共同体的组织与生产及物的联结于媒介。新文学人暂时找到了自己的文学生产方式,亦找到了此后不断革命的基础。关键词:呐喊;鲁迅;周氏兄弟;新潮社;新文学出版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5X(2023)07-0071-08收稿日期:2023-06-12
3、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后五四时期北京新文学出版文化研究(19201936)”(21WXC007)作者简介:何旻,女,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首都师范大学新文化运动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研究。在中国新文学的研究谱系中,呐喊 被认为是划时代的根源性作品。严家炎对 呐喊 彷徨 的定位表述最具代表性:“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这在历史上是一种并不多见的现象。然而这样的现象出现在五四时代,又是很可理解的。”156这个判断很有意思,首先,呐喊 彷徨 和“五四时代”这个标签密切地结合起来,尽管在严格的时间意义上,它们出版之时,作为运动的五四已
4、倏忽而过;其次,“小说”在现代中国作为一种文体的成熟,其计量不以理论、作家、篇目、流派、潮流等为单位,而是鲁迅的两本文集。就鲁迅 呐喊 而言,既尊重其作为新文学起点的象征意义,又需要将其出现还原为具体的历史过程,以理解其作为起点的特殊性因何而来,就显得颇为必71要。在已有研究中,对 呐喊 媒介意义的讨论多集中于版本考证与文本校勘方面2,而本文将从 呐喊 的出版所联系的理念、人事、资本、技术及最终在纸面上的成果与效力开始谈起。换而言之,本文将讨论 呐喊 的出版过程,注意参与此书刊行的多方人士其时对新文学媒介塑造及生产方式的探索,以及通过 呐喊 等出版,新文学者面对与解决的新问题。一、未实现的可能
5、性:未付印的 呐喊 与上海书业呐喊 初版本由新潮社出版,这是既成事实。然而,此前已有不少书局通过中间人向鲁迅及他其时的合作伙伴致意,争取鲁迅作品的集成出版权。周氏兄弟为何不将 呐喊 交与这些成熟的上海书商出版?这未实现的可能性背后的意味值得我们注目。最初建议 呐喊 结集的人是陈独秀。1920年9月,陈独秀寄周作人信中认为“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建议“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 新潮 新青年 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3。其时周氏兄弟的文学工作重心本在翻译:1920年周作人辑译的短篇小说集 点滴 经北京大学出版部刊行,兄弟合译的 域外小说集 也在群益书社重制中。他们仍延续着日本留
6、学时 域外小说集 的生产路径,带着“他日能视其邦国古今之别,类聚成书”4的希冀,一册一册地翻译。小说创作并不在这个持久的生产序列中,只能算在各报章杂志敲敲边鼓,偶一为之。而陈独秀对鲁迅创作的重视,不在其翻译之下。其后,呐喊 虽不经陈独秀之手而成就,但小说的创作可以作为自己文学工作之一部分持续经营,可以说是陈独秀给鲁迅的启发。呐喊 无缘经陈独秀介绍结集付印,源于陈独秀与群益书社等上海小书商合作中的裂隙。1920年5月以来,陈独秀和群益书社间由 新青年 的出版定价问题延伸造成的矛盾不断,同年9月,陈独秀自创“新青年社”独立出版 新青年,从此和群益分道扬镳5。群益书社和周氏兄弟的合作本来算得上顺畅,
7、重制 域外小说集,周氏兄弟提出不一次性出卖版权等条件,因为陈独秀的担保,书社均“照原议”6接受。而缺少了陈独秀作为推荐者,鲁迅和沪上书商并不熟识,也就不再合作。而“新青年社”虽为陈独秀自创,但专注出版 新青年 杂志之外,以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为目的,更近于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机关媒介,亦无意于文艺之类7。此外,和陈独秀关系最密切的上海小书局是亚东图书馆,亚东图书馆其时能以 新潮 杂志、尝试集、新式标点古典小说等站在新文化运动的潮头,缘于老板汪孟邹的同乡陈独秀、胡适前后指点,书局并无自己的新品位8。不经陈、胡介绍,亚东图书馆其时难以发掘鲁迅的文学出版潜力。1902年群益书社成立,1907年把经营中
8、心放在上海;1904年汪孟邹创办科学图书馆,1913年经陈独秀指点更名亚东图书馆迁往上海。可以说,它们属于晚清以来上海四马路已成集聚规模的众多新式书局中的普通两家:以传播新学为出版目标,以机器印刷代替旧版刻,但规模不大,仍继承了中国坊刻传统的家族经营组织,在巨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之外做小生意。这些小书局偶因和新文化人的关系突然崛起,但其主持者对新文化并无特别好尚与理解,不过追逐潮流而已,其与新文化生产的联系基于个人关系,没有宗旨认同,并不稳固。陈独秀与群益书社等脱钩,没有这层中介关系,鲁迅对这种类型的书局也并不满意,呐喊 出版延宕,实属必然。换句话说,晚清时期发展起来的上海新式小书局难以成为
9、新文化、新文学持续生产的组织者。陈独秀之外,胡适也在促成周氏兄弟文学工作成果的结集出版,胡适中意的对象为商务印书馆。1921年8月30日,胡适给周作人的信件云:“我想你们兄弟做的小说已可以成一集,可否汇集起来,交世界丛书社 出版?又 点滴 以后,你译的小说也不少了,我希望你能把这一集交 世界丛书社 出版。”9110这里是胡适在替商务向周氏兄弟说项72希望他们把近两年的小说译稿交商务出版单行本,放在商务的“世界丛书”里。彼时胡适正应商务印书馆邀请,到上海考察。新文化运动以来,作为中国最大新式出版商的商务反应迟缓,对新学杂志新青年 新潮 起初不甚看好,未能延揽旗下,而自身编译风格虽谋求变化,但求稳
10、胜过求变,其传播新知的文化资本已有受到动摇的迹象,故而急切延揽新文化运动的发动人之一胡适,希望胡适代高梦旦领导编译所,改良机构。胡适虽然拒绝到商务印书馆任职,但举荐了王云五,又呈上改革计划10,他给周作人的这封信,正是这引新文化风气导入商务印书馆的行动的一部分。鲁迅并未同意将自己的创作集放在商务印书馆“世界丛书”中。1921年9月4日,鲁迅代收胡适的这封建议信后,给仍在香山养病的周作人写信,谈到自己的看法:“彼欲印我辈小说,我想我之所作于 世界丛书 不宜,而我们之译品,则尚太无片段,且多已豫约,所以只能将来别译与之耳。”11417从这明了的回答中可见,鲁迅对翻译和创作品的结集考虑颇有区别:译作
11、可以给商务印书馆,已有的存货不够,甚至可以再特别为商务印书馆翻译,而创作则不愿归于“世界丛书”之一出版。同是自己作品,为何如此泾渭分明?可从鲁迅认为调性不合的“世界丛书”开始找线索。张元济在1920年的股东报告书中称:“现拟编译 世界丛书,并在北京设立审查委员会,请定北京大学校校长蔡孑民及大学教员胡适之、蒋梦麟、陶孟和诸君担任审查之事,业经登报征求译稿。”12同年“世界丛书”开始陆续印行。和商务印书馆已出版的“北京大学丛书”与 北京大学月刊 一样,“世界丛书”也是商务印书馆经校长蔡元培引接,试图从作为中心的北京大学靠近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从出版结果来看,选入的标准最重翻译,而各种译书中又最重社会
12、科学方面。在这样的以丛书出版为外来知识仓库引介的建设工程中,“文学”和“创作”属边缘的边缘,鲁迅不愿以创作加入也属应然。至于翻译作品,周氏兄弟仍接受胡适邀请,1922年、1923年间在“世界丛书”中出版译作 现代小说译丛 及 现代日本小说集。“世界丛书”外,商务印书馆“文学研究会丛书”更专注于新文艺主题的出版,与周氏兄弟关系也更为密切,却也未被鲁迅视作 呐喊 的归宿。所谓文学研究会,本就是郑振铎几人因 人道 杂志出版不利,为方便同书局接洽,出版新文学杂志而设立,得到商务印书馆支持后,文学研究会的目标快速实现,除掌握了 小说月报 编辑外,又创立了“文学研究会丛书”13770。周作人作为文学研究会
13、初始成员,不断为之输出内容。鲁迅亦将自己的译稿 爱罗先珂童话集 一个青年的梦 交与研究会以支持,1922年7月,二者均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印行。不过,需要辨别的是,周氏兄弟鼎力支持的对象是文学研究会,而非商务印书馆。晚清民初,周氏兄弟与商务印书馆曾有不少接触,对书局卖过译稿,鲁迅也应考过馆内编辑,而印象不算太好:一为书局对作者稿酬太精细,一为书局对职员傲慢,因此“鲁迅对大书店向来有些反感”14。新文化运动以来,作者通过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合作,似乎可能改善过往的合作关系。而问题在于,相对于实际的生产机构商务印书馆来说,作为知识共同体的文学研究会只是一个虚体。小说月报 主编沈雁冰本就是商
14、务印书馆的编译所职员,而文学研究会中奔走最力者郑振铎于1921年大学毕业后,也被吸纳入书局编译所内工作,文学研究会逐渐被完全卷入商务印书馆的图书生产链条中。这种书局与社团间从合作到容纳关系的变化,在 小说世界 事件中表露无遗:1923年年初商务印书馆刊行 小说世界杂志,以发表被 小说月报 裁汰、反对的鸳鸯蝴蝶派作品,而文学研究会并无力抵抗这个决策。鲁迅对此事发表通信,讽刺其为“旧文化小说”和“新文艺”并存的“中庸”奇观15。而他对于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合作中的问题,也相当明了。新文化运动后,商务印书馆不断趋新,出版种种新文化、新文学产品,但其生产方式与组织结构并未发生变动,因此,商务印书馆与
15、新文学社团及其中个体间的合作更趋近于大规模生产实体对虚73体的小规模知识共同体的包纳关系:商务印书馆以馆内编译所为知识生产中心,所内各部门各司其职,负责不同内容的生产16,文学研究会不过被视作编译所的一个从外包到逐渐收归其中的部门而已。而在这种包纳关系中,鲁迅多次表达不满,称书局对作者“不届”(不周到、不讲理)11392,403。换句话说,作者认为自己与生产机构间不过源于契约,为资本雇用,并不能基于理念的认同与尊重,也就难以维持长久的合作。新文化运动中,鲁迅第一本创作集的出版不断延宕,症结在于其时的上海书业并不能完全满足所有新文化人对媒介生产机构的需求。晚清以来上海生发的印刷资本业帮助新文化运
16、动在纸面迅速成功,并基于其自有的生产方式与组织结构,迅速收编新文化作为沪上书局新学知识仓库中的品类之一。对于这种新文化的被包纳关系,新青年同人反应不同。如胡适更倾向于继续保持与成熟出版商的合作。他赞赏商务印书馆承办 努力周报,能“以几百万资本的公司,而担此三个铜子的小生意”17,在向周氏兄弟介绍商务印书馆的好处时,胡适认为把书稿交给这个成熟书局,“不须你自己劳心力,并且可得较好的酬报,并且于读者大有益”9。而周氏兄弟作出了另一种的选择。寻找更适合“新文学”的生产方式,是新文学此时内生的问题,而 呐喊 出版的延宕和达成,提供了问题的一种回答。二、寻找“自己的园地”:周氏兄弟与新潮社的合作计划19
17、22年12月27日,北京大学日刊 刊载了名为 新潮社的最近 的一篇宣告,其时趋于消亡的新潮社决定“重振精神再办出版的事业”,并作出预告:“文艺丛书 是最近的计划,其稿件之已经预备就绪者有六种,即:(1)春水(冰心女士诗集)(2)桃色的云(爱罗先珂童话剧)(3)呐喊(鲁迅短篇小说集)(4)我的华鬘(周作人译外国诗歌小品集)(5)纺轮故事(CF女士译法国孟代童话集)(6)托尔斯泰短篇小说(孙伏园译)。”18鲁迅小说集定名 呐喊 出版,最早就在这个公告中被宣布。除具体的丛书预告外,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新潮社“再办出版的事业”的决定。新潮社本为出版 新潮 杂志设立,出版乃其本行:1918年年底,21个北京
18、大学文科、法科学生为发表批评、介绍西学,攒成一月刊定名 新潮,社员均以撰稿人身份加入。而另一方面,新潮社员“受同样教育所觉悟的差不多一样,这可谓知识上的同一趋向,用这知识上的接触做根本,造成这个团体”,新潮社又是一个新兴的知识共同体,即“感情基于知识,同道由于觉悟”的“知识上的联合”19。新潮 是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刊物,影响遍及全国,但其时社员们对刊物的责任,主要在写文章和编辑,而不涉及印刷、发行、分售种种将文章化为铅字之后的事情。北京大学校方从社团创始即承担了出版责任:1918年秋新潮社开始筹备,文科学长陈独秀就答应出版资金由学校负担,根据其时顾颉刚给徐彦之的信看,“每期仍由校津贴百四十元”,
19、北京大学出版部主任李辛白布置印刷、发行等事19。五四运动一朝风起,新潮社骨干多进入暴风眼的核心,新潮 停刊近半年,1919年10月终于复刊出版,而此时的 新潮 随着五四运动的光耀声名盛极,一册3000份初印供不应求,更多人来信要求重版第一卷,上海亚东图书馆此前代销南方地区的 新潮,借此要求代为印刷发行,新潮社同意了亚东重版,而 新潮 借亚东销售网更广泛行销全国。北大出版部仍承担杂志初版印制。杂志之外,1920年新潮社又经北大出版部出版 新潮丛书 4种。由此可见,在新潮社快速崛起的过程中,其知识共同体的组织与生产紧密依附于印刷媒介,而这种依附又是不及物的,对新潮社员来说,媒介的物质与资本属性不在
20、其考虑范围内。1920年8月,随着社员逐渐毕业,成员四散,新潮社对办杂志的兴趣日减,社团宣布更名新潮学会,“做一种永久文化上的团体”20。新潮社实则已抛弃出版与知识共同体的结合模式,转型为同学会,只留下招牌而已。74以新文艺丛书出版重启社团的计划主要来自新潮社后期成员孙伏园。和同辈多决定在学校谋生不同,孙伏园1921年毕业后将在 晨报 的兼职转为专职。同年10月,晨报 第七版改扩为四版单张晨报副镌,由孙伏园负责编辑。以北京学界为主要稿源,孙伏园增加数个文艺专栏,一时之间,晨报副镌 成为北京新文学作品发表的重要舞台。虽然为 晨报副镌 辛勤奔走,孙伏园却另有心系,1922年3月15日,在给周作人信
21、中,孙伏园问询“豫才先生有功夫整理 呐喊 否”,并提到 呐喊 属于一个出版计划:“我们无论如何总要出他几本,就算一个钱也没有,且在晨报社里印了冒一冒险吧。等着 呐喊 我的华鬘 繁星 的出来的人很多了。”21这里的“我们”即为孙伏园、周作人所属的新潮社,结合信中计划和1923年的实际出版物看,“新潮社文艺丛书”稿源基本来自孙伏园编辑 晨报副镌 的刊稿整理,可以说,先有 晨报副镌“文艺栏”的成功,才导向了新潮社出版“文艺书”的转型。对正在寻找“自己的园地”的周氏兄弟来说,新潮社的重启计划来得恰如其时。周作人1920年5月加入新潮社,并担任主任编辑,在一以学生为主体的社团中,周作人以老师身份加入,会
22、社中人希望他在学生辈逐渐毕业后吸纳新血,支撑新潮社。不过,周作人起初对新潮社活动并不积极,除了把自己辑译的短篇小说集 点滴 交给新潮社出版,并不参与日常细务。而对于“新潮丛书”及 新潮 杂志的组稿,周作人基本不介入,原因似乎既与他的个性有关,又在于丛书和杂志的来稿大部分属于社会科学理论的译介,不在他的兴趣领域之内。可以说,文艺丛书出版计划前,周作人虽然入社,只算得上一个比较密切的客座。鲁迅并非新潮社社员,但从新潮社创立开始即有所关注,并颇为认同:新潮 登场,鲁迅看重其作为学生刊物的新鲜有力,更注意到新潮社在小说、新诗等文学创作上的尝试,并有所期待,曾予以 明天 一篇稿件支持;此外,鲁迅和新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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