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型”乡土资本:一项城市流动农民组织的组织过程研究 (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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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 会 科 学 研 究 2023.5.“复合型”乡土资本:一项城市流动农民组织的组织过程研究刘伟 陈家建摘要 组织化是助力流动农民建立城市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已有研究提示了先赋性的“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是流动农民组织成功的关键,但却无法解释为何还有组织失败。本研究提出“复合型”乡土资本这一组织社会资本概念作为解释框架,对一项城市流动农民组织的组织过程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流动农民组织的成功在于实现了对“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在城市里的新建设与新发展。“单一型”乡土资本通过将流出地的乡土秩序转变为组织社会资本,快速建立起组织能力,将成员带入城市,却缺乏建立拓展组织网络以抵御城市竞争和维系组织应责的能
2、力。本案例中,流动农民组织通过回到家乡,在“单一型”乡土资本的基础上,拓展出政治性的庇护关系和适应城市市场的乡情约束组成“复合型”乡土资本,弥补了城市中的组织网络建设能力和组织信任维系能力不足的问题,令“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保持了延承性,维护了组织发展。研究进一步认为,城市里的外来组织在原本的“单一型”乡土资本基础上拓展出“复合型”乡土资本更具现实可能性,这一过程中流动农民新的城乡身份得以塑造,有利于他们分别在城乡之间的向上流动。关键词 流动农民组织;组织社会资本;“乡土型”社会资本;“复合型”乡土资本中图分类号C9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3)05-0124-
3、12一、问题提出:流动农民的组织化及其城市发展能力时至今日,关注流动农民在城市里的发展能力,依然兼具学术与现实意义。至2021年末,我国流动人口数量3.85亿,同2011年相比,十年间增加了1.55亿,其中农民工数量为2.93亿。“流动”似已沉淀为社会稳态,而城市里的流动农民是其核心组成。关于流动农民如何融入城市并获得发展,研究作者简介 刘伟,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四川 成都 610031;陈家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0023。基金项目 四川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组织视角下四川劳动力流动与乡村公共治理的互动机制研
4、究”(SC20B069)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2月28日,http:/ 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罗敏、周超:农民工城市融入缘何依托共生型组织基于Q市L镇多重组织互动的地方性叙事,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黄圣男、刘和、姚冰、王雅龙、王志刚:农民工参与权益保护组织的意愿与行为分析基于阜阳市和深圳市的调查数据,中国农村观察2014年第3期。王处辉、孙晓冬:组织介入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以天津市T社区为例,江海学刊2014年第6期。潘旦:增权理论视角下农民工自组织的
5、经济增权功能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陈旭峰、田志锋、钱民辉:社会融入状况对农民工组织化的影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徐细雄、淦未宇:组织支持契合、心理授权与雇员组织承诺:一个新生代农民工雇佣关系管理的理论框架基于海底捞的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11年第12期。周林刚、冯建华:农民工集体行动的策略基于X厂3位组织精英的个案分析,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李国正、韩文硕:中国农民工参与工会的收入溢价效应基于组织层面的考察,财经问题研究2021年第2期。潘旦:增权理论视角下农民工自组织的经济增权功能研究。王春光:流动中的社会网络:温州人在巴黎和北京的行动方式,社会
6、学研究2000年第3期。王春光:流动中的社会网络:温州人在巴黎和北京的行动方式;王汉生、刘世定、孙立平、项飚:“浙江村”:中国农民进入城市的一种独特方式,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1期。王处辉、孙晓冬:组织介入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以天津市T社区为例。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6221页。王春光:流动中的社会网络:温州人在巴黎和北京的行动方式。125会格格不入的异质性社区,这类社区以乡土型社会关系作为组织的维系纽带,发展出“系”这样的组织运作机制,不仅在流入地逐渐形成同乡群内相对稳固的权威关系,还在流入地
7、形成了国家、社区领导者、普通商户之间复杂的权力互动,有学者认为这为“后乡土传统”在城市的社会复兴提供了组织基础。这些研究一方面证明了乡土型社会关系有在城市里获得生命力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提示了乡土型社会关系需要在城市社会里作出适应性转换。劣势方面,乡土型社会关系具有非稳定性、非拓展性与过渡性。首先,非稳定性。有研究认为,“流动中的社会资本”作为先赋资本,发挥的组织力与动员力主要在流动初期,其形成并适用于乡村场域,进入城市后易受到城市市场与社会环境等因素冲击。在流动农民逐渐融入城市,建立起“后致”资本后,便倾向于减少对“先赋”资本的依赖,非稳定性特征降低了流动农民对乡土型社会关系的预期度。其次,非
8、拓展性。现实里,“先赋”的乡土型社会关系往往既未得到有效维系,也并未获得“后致”社会关系的有效“接续”。一方面,流动农民很难建立起具有庇护属性的社会关系以接替“流动中的社会资本”;另一方面,“流动中的社会资本”也往往并未在城市里拓展出持续的个体社会资本效果,令流动农民在城市里的社会位阶始终偏低,难于获得城市里更为优质的公共服务。有研究者主张制定政策助其建立新的个体资本,但现实中缺乏政策抓手与政策动力而难于落地。再次,过渡性。已有研究将流动农民的发展目标置于“城-乡”二元范式之下,作为城镇化进程中的“乡-城移民”看待,“流动”仅被看作是该群体向城市融入时的“过渡形态”或是城乡二元之间的“中元形态
9、”,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流动农民中的大多数终会归入城乡二元中的一元。在这一范式下,乡土型社会关系的“过渡性”被更多关注,而在现实中发展出的“拓展性”及其内在机理,则被看成偶例而被忽略。从流动农民组织的角度,组织层面的“乡土型”社会资本为维系组织发展有积极的效果。组织作为个体与公共的关联“通道”,不仅连接着个体成员,还联结着市场、社会网络、制度乃至国家政治,某种意义上组织将个体带到国家。已有研究从两个方面揭示了城市里的流动农民组织依托“乡土型”社会资本维系组织发展的经验情境。一是占据城市市场的“同乡同业”组织。这类研究从多个角度关注到流动农民同业组织的成功要素。季中扬认为,传统手工业在外拓展发
10、展空间时,遵循先在某地方发展成“在地同业”,后利用传统人际关系网络以“在外同行”的方式拓展经营空间,形成“在地同乡”与“在外同行”的“主从”与“内外”分工,是乡村里“前店后院”模式的空间延伸。谭同学注意到“同乡”以“有限差序”嵌入城镇化与大市场,在聚集资源、降低成本并赢得市场竞争时,相较于差序格局的“亲亲”机制,基于方言的“文化亲密”是城市里与市场里更为适配、更为核心的机制。这类研究暗含着传统乡土因素在被应用于城市适应时的机制演变,体现着社会与经济的互嵌互动,并在互动 王汉生、刘世定、孙立平、项飚:“浙江村”:中国农民进入城市的一种独特方式。项飚: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
11、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406409页。张鹂: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袁长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50页。王兴周:“都市乡民”与乡土传统的复活,学海2015年第2期。邓大松、吴菲:我国农民工组织力缺失的原因探讨,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梁海兵、陈海敏:农民工何以长期续留城市?基于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与投资反馈的考察,农村经济2021年第10期。梁海兵、陈海敏:农民工何以长期续留城市?基于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与投资反馈的考察;邓睿:健康权益可及性与农民工城市劳动供给来自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证据,中国农村经济2019年第4期。陈映
12、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折晓叶、艾云:城乡关系演变的研究路径一种社会学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社会发展研究2014年第2期。张静:通道变迁:个体与公共组织的关联,学海2015年第1期。W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姚伟、王黎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389页。张静:政治社会学及其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3期。季中扬、张娜:手工艺的“在地同业”与“在外同行”,开放时代2020年第4期。谭同学:有限差序的社会结合及其现代性转化基于新化数码快印“同乡同业”的思考,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1
13、26中作出适应性转型。尽管上述研究并未站在组织的角度作出分析,但却提示了“同乡同业”组织得以发展,在于将乡土关系进一步拓展并嵌入在城乡间的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两个结构性维度中。二是城市里“正式”组织与“自组织”间的平衡关系。在“有组织”的流动农民中,加入工会还是成立自组织是研究焦点。工会组织被认为是国家主导下保障城市里的流动农民基本权益的组织,理论上可对流动农民形成政治性保障,但却存在组织性优势与制度性劣势的问题。自组织有建立紧密社会网络的天然优势,城市里的流动农民更愿意选择自治组织庇护权益,而工会组织则难于对城市里的流动农民形成有效庇护。有研究发现,不论正式与否,农村流动劳动力组织均具有“半正
14、式组织”的特征,需要在工会组织与自组织的各自特征中找寻平衡,呈现出正式与非正式组织的“组织-共生”性,但如若这种平衡关系没有达成,自治性的组织在满足群体诉求的同时也容易黑帮化。综而述之,已有研究证明了“乡土性”作为城市里流动农民的独特特征,在其获得个体生计资本与建立和发展组织化利益的过程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从组织的角度分析,“乡土型”社会资本作为流动农民的重要组织社会资本,通过建立起地域、血缘为根基的社会关系网络与信任,贯穿于不同面向、不同阶段的组织成长过程。成功的流动农民组织,依托“乡土型”社会资本结群,不仅在城市里的流动农民中建立起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物质利益或精神利益体系,还助力了流
15、动农民在城乡之间的“多重身份认同”和在城市中的个体发展。需要注意的是,已有研究缺乏站在流动农民发展的角度对上述问题展开学术分析,进而缺少对流动农民组织的组织过程问题形成全面解释。比如,既然“乡土型”社会资本是流动农民组织的天然优势与组织成功之关键要素,但为何几乎所有类型的流动农民组织或多或少运用了“乡土型”社会资本,却有成功也有失败?同时,已有文献无法清晰描绘成功的流动农民组织究竟怎样克服了前文所概括的流动农民乡土性社会关系的非稳定性、非拓展性与过渡性等特征,在城市里形成组织团结、获得组织庇护与个体发展机会。可见,一般的“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无法拓展出适应城市社会的组织能力。流动农民组织的“乡
16、土型”组织社会资本需要在城市社会里作出新的建设与发展,才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基于此,本文从组织社会资本的角度,对全面解释上述问题尝试提出一个解释框架。三、“复合型”乡土资本的概念提出与案例介绍(一)概念提出:“复合型”乡土资本流动农民在组织中获得持续的庇护与发展能力,反映到组织层面,表现为组织拥有持续且有效的成员整合(对内)与网络拓展(对外)能力,也即在城市场域建立起富有建设能力的组织社会资本,以将组织成员带入城市的市场与社会。组织社会资本是存在于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尽管不同学者因视角不同,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存有差异,但将信任与网络关系作为其核心要素,已达成普遍共识。组织社会资本所创造的组织价
17、值,在于其是否能够持续有效地为组织内部提供信任基础,形成组织间的有效合作,以及不断强化、拓展 夏循祥:进取性的“地方主义”与农民的自我城市化以湖北省毛市镇面点产业为例,开放时代2020年第4期。黄佳鹏: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组织化实践,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陈建胜、刘志军:加入工会抑或成立自组织关于农民工组织权的思考,人文杂志2010年第5期。黄佳鹏: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组织化实践。罗敏、周超:农民工城市融入缘何依托共生型组织基于Q市L镇多重组织互动的地方性叙事。吕晓健、韩福国:社会转型中的非正式组织变迁以义乌农民工组织为个案的研究,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文军、
18、卢素文:乡村治理中的农民组织化: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人文杂志2022年第11期。卢国显:农民工的组织化及其治安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Paul S.Adler and SeokWoo Kwon,“Social Capital:Prospects for a New Concept,”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2,pp.17-40.罗家德:社会网分析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55280页。庄玉梅:组织社会资本的跨层次衍生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朱妍、林盼:权力
19、代表性、地位竞争性与关系排他性影响组织社会资本形成的因素,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4期。127组织网络并稳固其在网络中的位置,令组织网络成为彼此有联系的社会实体。已有研究大量揭示出流动农民借助乡土资源进入城市的现象,通常以同乡组织为载体,比如同乡同业组织、同乡包工组织、同乡带班组织,以及基于血缘与亲缘的小型生产单元等初级组织等。这类组织之所以能对流动农民发挥较大的组织动员力,主要以“乡土型”组织资本作为维系变量。本文提出“复合型”乡土资本概念,用来概括城市里的流动农民组织通过对“单一型”的先赋乡土组织社会资本(以下简称“单一型”乡土资本)的升级建设,助力流动农民组织转变为可适应城市社会的“生长型
20、”组织的一类组织社会资本类型。组织的“复合型”乡土资本,既可令组织在城市中持续地获得凝聚成员信任、实现组织整合、拓展组织网络等组织能力,又可向组织成员持续、稳定地提供乡土性社会关系,令组织成员在共享乡土资源的同时,突破前文所述的非稳定性、非拓展性与过渡性之桎梏,不断强化组织化利益、壮大组织发展,从而以组织团结的方式将组织成员带进城市市场与社会。“复合型”乡土资本以“乡土”为基础,是流动农民组织在流出地乡土资源的基础上,应对城市社会的生产生活而作出的再拓展与再生产,其建设过程,并非在城市社会土壤中拓展出的新型的组织社会资本,而是当组织在面临城市社会场域中的发展困境时,选择不断回到流出地乡村,在乡
21、村场域中拓展出新的组织社会资本,以不断助力流动农民组织实现对城市社会的嵌入过程。具体而言,组织社会资本作为组织的重要维系变量,应当包含三个维度:一是从个体到组织的整合过程,也是组织信任与组织秩序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组织目标为“整合”,包括了形成组织观念、搭建组织结构、建立组织权威、确定行为标准、构建组织秩序等,经由这一过程,组织中的个体被整合进组织所设定的规则与权力之下,本文以“组织动员”为概括。二是从组织到个体的应责过程,也是履行组织职能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组织目标为“应责”,包括了分配组织资源、提供组织庇护、形成利益传输、提供组织福利、执行组织惩罚等内容,经由这一过程,组织通过履行回应组织
22、成员诉求形成覆盖全体组织成员的组织化利益,本文以“组织应责”为概括。三是组织向外界乃至公共的协调过程,也是组织逐渐在区域或组织间通过社会互动而逐渐稳固组织位置和提升组织位阶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组织目标为“连接个体与公共”,包括了拓展组织合作、交换组织利益、加入组织网络、获得社会声望、谋得政治承认等内容,经由这一过程,组织以整体为单元通过同公共关系、地方关系乃至国家代理之间的良性互动而获得持续的组织社会资本,并不断强化与扩展,本文以“形成组织网络”为概括。三个维度的组织社会资本建立过程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在交互影响中互促前行,且三个维度需要同时推进,方能获得组织化的成功。(二)案例介绍“Q烧烤”是一
23、个典型的以同乡同业为基础的城市流动农民组织,为陕西省D市的著名四川小吃品牌,经营者多为四川省大佛县江口镇居民,该品牌创始人章木森于1998年只身一人来到陕西省D市,开设了第一家“Q烧烤”。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壮大,“Q烧烤”已成为覆盖陕西全省、深受当地群众喜爱、价格亲民美味的四川小吃品牌。截至笔者调研时,“Q烧烤”在D市似乎并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正式组织形态,如,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没有专职工作人员,组织成员平时忙于各自经营、社会交往无多,甚至没有能囊括所有组织 为了便于讨论,本文以“单一型”乡土资本作为讨论“复合型”乡土资本的对应性概念,以概括流动农民组织所天然具备的、具有先赋属性的乡土型组织社
24、会资本。“Q烧烤”组织和本文所出现的个别地名,如D市、Z市、大佛县、江口镇、江东村等,以及本文出现的全部人名均为化名。使用竹签串起食材来烧烤,是大佛县乃至整个川南地区的惯常烹饪方式,这同北方地区多以铁签或钢签串烧不同,加之四川烹饪对佐料与口味的高要求,这一独特的烧烤方式被江口镇江东村民章木森于1998年带到陕西D市后,很快因烹饪方式独特且菜品美味而受到欢迎,“Q烧烤”的名号也在D市逐渐传播开来。截至笔者调查时,江口镇下辖2个社区和8个村,“Q烧烤”的最初从业者,主要是江口镇江东村居民,目前已经拓展到整个江口镇甚至相邻乡镇。笔者调研小组最后一次调研时间为2020年8月。当时,正值几位元老人物牵头
25、整顿“Q烧烤”组织,试图将其“正式化”“规范化”与“集团化”,但至今推进缓慢。128成员的网上联络群,组织形态非常“松散”。尽管如此,“Q烧烤”依然表现出较强的组织特征,如,其于2005年注册商标并成立商会,依托家乡的政治力量,建立了大佛县江口镇驻D市的“Q烧烤”飞地党支部(2007年)和异地工会(2018年),获得了家乡党委政府赋权的正式组织身份。该组织以江口镇的“同乡”为开店的准入条件,从业者遵守统一的管理规则与经营模式,有极强的组织归属感,共享一致的价值理念并获得组织庇护,其内部有“大致”的层级之分,以商家联盟的方式参与市场竞争、共享组织利益,甚至还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获得了一些由流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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