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外结构”批判——阿甘本的政治哲学及其当代效应_郑雨晨.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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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例外结构”批判 阿甘本的政治哲学及其当代效应郑雨晨王雨辰/文 提要“例外结构”型构了阿甘本的政治哲学思考,在他看来,西方形而上学和政治哲学中的例外结构是导致西方政治成为生命政治、生命沦为赤裸生命的根源。“例外结构”来源于阿甘本对施密特的“例外状态”的改造,其运作逻辑就是纳入性排除。西方形而上学在通过语言为人规定外在本质时,对人的实存进行了纳入性排除;而复刻了西方形而上学例外结构的西方政治,在对赤裸生命纳入性排除的基础上建立与维持了自身。阿甘本的政治哲学运用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范式来分析西方政治哲学的论题,使生命政治复兴和介入了宏观政治议题并得到广泛关注,也使我们得以跳出西方政治哲学的框架来
2、思考政治哲学。其缺陷在于将例外结构本体化,在力图摆脱形而上学的同时仍然受困于形而上学。关键词 例外结构纳入性排除形而上学政治哲学生命政治不同于传统的规范论政治哲学,吉奥乔阿甘本的政治哲学关注作为规范前提的例外状态下的权力运作机制,以及权力与生命的关系等问题,它表述的是一种例外论的生命政治哲学。在阿甘本看来,从西方形而上学到政治哲学均存在着一种例外结构,这种例外结构是导致西方政治成为生命政治的根源,也是我们理解阿甘本的理论逻辑的钥匙。以例外结构为线索,本文拟对阿甘本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和理论特质展开研究,并揭示阿甘本政治哲学的当代效应。一、例外结构的纳入性排除逻辑“例外状态”本是公法理论中的重要概
3、念,指政治共同体出现紧急情况(包括对外战争、内战、经济危机、动乱、瘟疫等)可能会导致共同体解体时主权者悬置具体宪法条例以维护公共安全和利益、恢复正常秩序所导致的状况。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密特将例外状态置于政治的场域中思考,试图将例外状态包含于法秩序的范围内,作为法的基础和来源。阿甘本通过对施密特的例外状态理论的批判性87国外理论2023 年第 3 期吸收,将其改造为一种以纳入性排除(inclusiveexclusion)逻辑运作的例外结构。施密特阐发例外状态的目的是为了构建其主权理论,“主权就是决断例外状态者”。突发的、难以预料的紧急状况的出现会使宪法的实施受到威胁,但宪法却不可能事无巨细地预先
4、规定自身如何处理这种状况。当例外状态危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形式时,主权者可以悬置具体宪法条文,以强力手段统领全局以恢复秩序,这实际上是保全了宪法。“尽管他处于在正常情况下有效的法律体系之外,然而他仍然属于这种体系,因为他正是决断宪法是否需要被中止的人。”相较于规范,例外处于更为根本的位置,因为法律规范生效要依赖主权者开创与保护的情境。阿甘本指出,在施密特的例外状态理论中,主权者处于法内与法外无区分的悖论位置。主权者宣布悬置法律,然而这一行为却是“合法”的,因为悬置法律以恢复法律秩序为目的。“拥有悬置法律有效性的合法权力的主权者,可以合法地将自身置于法律之外。”阿甘本区分了法律效力与法律规范的效力
5、,指出主权者虽然游离于法律规范之外,其法外行为却呈现出宪法本身的实质效力,这使得主权者得以连接法内与法外。为了保证司法规范的普遍有效性,例外以悬置实定法的形式使法律在具体情境中得到运用。法律将任何自身尚未规定到的“例外”个案吸纳于“合法”系统内部的能力,正是缘于主权纯粹的指涉性。法律的悬置与不适用构成了法的适用前提,法律规范依靠例外才得以建构和存在:“例外不会从规则中扣除自己;相反,规则悬置了自身,使例外产生,并且保持自身与例外的关系,以此将自身建构为规则。”因此,例外状态不是先于秩序的混乱状态,也不是法外状态,而是悬置了秩序产生的情境。它以被排除的方式纳入到规范和秩序中,是法内与法外、秩序与
6、失序、事实与规范无区分的门槛地带。由此,阿甘本指出,例外结构的逻辑就是纳入性排除,即通过对事物的排除进行吸纳。“例外最典型的特征是,被排除到规则之外的事物并不因为被排除而与规则完全无关。相反,在例外中,被排除之物以悬置规则的形式保持了自身与规则的关系。规则以不适用、从其中撤离的方式应用于例外。”规则与例外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非关系”(nonrelation),即以否定的形式发生的关系。由于不存在先定的规则,因而所有原生事物都是例外,例外相较于规则处于更为基础性的地位。通过将一部分例外纳入规范系统,规则才得以被划定,而其余例外则作为被否定与排除的对象用于比照和支撑规则。概言之,纳入性排除就是将事物
7、置于外部,对其进行否定的同时又将其吸纳到与自身的关系中,并将其作为基础建构其自身,这就是例外结构的纳入性排除逻辑。在阿甘本看来,任何符号秩序和规范系统的搭建都依赖这一例外结构。符号秩序和规范系统的搭建需要湮灭多层次的、差异的个体的多样性,才能将其纳入自身,但同时它们又需要作为例外的他者、作为界桩生产自身。阿甘本将例外结构的纳入性排除逻辑始终贯穿于西方形而上学和政治哲学中,并认为其决定了西方政治的运作方式,从而开启了一种结构决定论的生命政治批判。二、西方形而上学中的例外结构任何政治哲学都需要形而上学理论的支撑,以阿甘本为代表的欧陆激进左翼尤其注重97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Carl Schmitt,P
8、olitical Theology:Four Chapters on the Conceptof Sovereignty,trans by George Schwab,Cambridge:MITPress,1985,p5Ibid,p7Giorgio Agamben,Homo Sacer:Sovereign Power and BareLife,trans by Daniel Heller oazen,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 Press,1995,p15Ibid,p18Ibid,pp17 18哲学本体论的重要性,他们深入本体论层面,以期发现对抗资本主义政治的新斗争
9、形式。在阿甘本看来,西方政治哲学的例外结构源于对西方形而上学例外结构的复刻,而形而上学则是语言这个至高的主权者搭建的符号系统,因此西方政治的例外结构的隐秘根源就在于人类的语言。语言事件导致了人类的发生或主体的建构,它将生命切割为作为实存/质料的自然生命与作为本质/形式的政治生命,并以排除自然生命的方式对政治生命进行外在规定,这为西方政治(生命政治)的运作提供了人类学基础。亚里士多德曾在 政治学 中表示,动物不会言说什么是正义与不义、好与坏,只能囿于痛苦与愉悦的感觉发出声音。城邦(政治)的基础是正义和至善,只有人类的语言才能言说正义和至善,因而只有人类才能进入城邦。人类并非先天地拥有语言,而是从
10、外部习得语言,通过将动物的语音转化为具有清晰发音和明确指向符号的语言,人类脱离了动物状态。阿甘本指出,语言的发生具有否定性特征和例外结构:“如果我们把这种例外装置与人类发生学联系起来,就有可能通过语言事件的原初结构对其加以澄清。语言在其发生时,既与自身相分离,还将自身纳入到生命和世界中,诚如斯特芳马拉美(Stphane Mallarm)所言,它是一个基于否认每一项原则、基于自己源质的情境的开端。因此,来源于逻各斯并在逻各斯中对真实进行纳入性排除的例外,是语言事件的原初结构。”人类的语言就是通过对动物声音的纳入性排除来建构的:语言以标准化、符号化的方式对多样化的语音进行消除(否定),使其成为统一
11、的标准发音,语言由此占有了语音的位置,在奠基于语音之上时对其进行排除;而当我们通过语言来言说事物时,语言又将自身的位置拱手让给它所指示的存在物。同法律一样,语言同样通过悬置自身,以纳入性排除的方式与语言外的事物建立起“非关系”。但是,语言只能通过否定物的真实存在而言说物:语言在指称物时,通过将物秩序化为纯粹的符号而将物从现实中抽离。由此,人的语言区别于动物的声音。通过言说“我”,主体将自身定义为人,因此人是逻各斯的动物(语言的动物)。为了完善自己的观点,阿甘本吸收了埃米尔本维尼斯特(mile Benveniste)的思想,进一步对主体问题进行了考察。本维尼斯特认为并不存在心理或生理层面上的实存
12、“自我”,它仅仅是表达自我的语言行为,唯有通过言说“我”,才能建构起自身。阿甘本将本维尼斯特的观点运用于形而上学领域,指出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 中将存在划分为原初实体与次生实体,即实存(纯粹存在)与本质(属性),例如,生物性功能就是人的实存,而理性、政治、语言等能力是人的本质。人类通过言说获得了主体性,然而这个主体本身是一个不可言说的、无法获得内容和规定的空位,只能以类似于“我”这类没有内涵的代词出现,并通过谓语和宾语获得外在的、虚构的本质定义,例如,“人是政治的动物”,“我是一个理性的人”。这就是阿甘本所说的“本体论装置”(ontological apparatus):“本体论装置 亚里士多德
13、留给西方哲学的遗产 将存在划分为本质与实存,并将时间导入其中,它是语言的作品。语言将存在者主体化为主体,化为我们的言说得以成立的根基,从而使装置得以运作。”由此,阿甘本勾勒出语言的例外结构:纯粹的存在是不可言说的,语言只能通过预设的方式将其纳入到语言系统中,在此基础上,事物才能被言说。但是,如此一来,真实的存在也就被排除在语言系统之外,人所言说的不过08国外理论2023 年第 3 期Giorgio Agamben,“What is a Destituent Power?”,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Society and Space,Vol 32,No 1,201
14、4Giorgio Agamben,The Use of Bodies,trans by Adam Kotsko,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128是被语言阉割过的存在。“在这个逻辑时间的过程中,柏拉图的物自体被移除和保留,或者更准确地说,仅以被移除的状态保留:被保出局。”因此,语言只能以非关系、否定性的形式与实存发生关系。同时,主体的发生也遵从这一结构,这意味着人只能“是其所不是或不是其所是”,为自身预设某种动物所不具有的外在本质,通过对自身动物性存在的否定建立起“人”的概念。“主体”是一个空无,作为自然存在的人也就没有任何先天的本质和使命
15、。这就决定了西方形而上学对“人的本质”的规定是以否定生命实存的方式来虚构人性,具有极强的主观性。阿甘本指出,从古至今,无论是哲学家还是人类学家、生物学家,都无法找到划分动物与人的客观标准。所谓“人的本质”是通过对人与动物的区别和划分虚构出来的叙事,并不能揭示人类的独有特征。例如,现代瑞典生物学家卡尔林奈就发现很难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区分人与动物的生理性差异,因此他转向将古老的哲学格言“认识你自己”作为人的标准,指出人不过是能够将自己认识为人的动物。这样一来,林奈就暴露了所谓“人的本质”规定的主观性。阿甘本借用意大利神话学家傅里奥耶西(Furio Jesi)的“人类学机制”(anthro-polog
16、ical machine)概念来命名这一区分人与动物的机制。阿甘本认为,西方文化中存在着两种人类学机制,它们具有对称的例外结构。一种是古代的人类学机制,它通过将外部空间吸纳(in-clude)进来而获得内部空间,通过将动物人化(即通过否定人的动物性构筑起人性的堡垒)来制造“非人”,例如将奴隶、外邦人、野蛮人等视为尚未人化的动物,用来标记人性界桩的外在性构成部分。另一种是现代人类学机制,它通过将内部空间排除(exclude)出去来获得外部空间,从而将人动物化(消解人身上的人性部分)来制造“非人”,例如将犹太人、智障、脑死亡者等视为与动物无差异的人形动物。古今两种人类学机制虽然运作方向相反,但都以
17、例外的方式从人的生命中分隔出被视为“非人”的人形动物,并将其作为否定人性的基础。阿甘本认为,人类学机制(同时也是生命政治)的始作俑者是亚里士多德。阿甘本从以下几个层面论述了亚里士多德的人类学谋划。第一,在生理学层面,亚里士多德在灵魂论和 尼各马可伦理学 中将生命区分为仅具有营养能力的部分与具有理性能力的部分。他认为前者是所有生物共有的部分,后者才是人独有的部分,人因为具有理性而优于其他生物。第二,在本体论层面,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 中阐述的潜能理论设定了自然生命向人的转化。他将潜能定义为事物发生变动的能力,并认为实现作为目的先于潜能。对理性能力的运用就是人的潜能的实现,即摆脱单纯的植物和动物活
18、动进入到人特定的生命形式中。第三,在政治人类学层面,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 中将人规定为“政治的动物”。这意味着人必须进入到追求正义和至善的城邦中参与政治生活,否则便只是尚未实现潜能的人形动物。不同于现代西方世界的语言均不对“生命”与“生活”作出区分,在古希腊没有一个单词专指今天的“life”,而是由两个单词表达:“zo”表达一切生物(植物、动物、人、神)所共享的、仅仅活着的简单事实;“Bios”则指个体或群体所特有的生命形式或方式,尤指有质量的生活、政治性的生活,它是人类学机制的产物。要获得作为人的“bios”,就必须摆脱“zo”的状态,而前者需要后者作为质料和否定对象,将其作为比照物生产出“人
19、”的概念,因此“bios”与“zo”是一种纳入性排除关系。西方形而上学将人区分为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并将政治视为施加于自然生命之上18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吉奥乔阿甘本:潜能,王立秋、严和来等译,漓江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819 页。的、更为优渥的存在方式,这必然导致对政治生命的追求和对自然生命的否定。“这种对生命的划分直接就具有了政治的意义。自从自然生命实现了自主并将自身建构为政治生命,它就必然遭到分割,并且其中一个部分会被排除,同时也会被纳入和置于政治中并成为它的基础。”因此,建立在人类学机制基础上的西方政治也具有例外结构,必然将一部分人动物化,进而使得对其杀戮的行为非罪化。因此,阿
20、甘本宣称:“更为迫切的工作是研究一下这个区 分,追 问 一 下 以 何 种 方 式 在 人 之中 人被分成人与非人,分成动物与人,而不是采用一个重大问题的立场,追问所谓的人权和价值是什么。”三、西方政治中的例外结构生命政治理论讨论的是权力如何作用于人的生物性肉体的问题。米歇尔福柯认为,生命政治并非古已有之,而是一种在现代社会中产生的政治形态,其核心特征乃是生命权力的使用。不同于传统政治哲学的宏观主权理论,福柯的生命政治考察了弥散于社会生活中的微观生命权力。阿甘本指出:“福柯的著作中最为持久的特点之一,就是它果断放弃了以司法 制度的模式(主权的定义、国家理论)为基础的研究权力问题的传统进路,而倾
21、向于对权力渗透于主体身体及穿透生命的形式的具体方式进行无偏见的分析。”在福柯看来,在现代社会中,肉体与人口都进入了资本主义体系,为其发展提供了驱动力,培育、驯化和榨取生命比杀戮生命更加符合资产阶级利益。“如果不把肉体有控制地纳入生产机器之中,如果不对经济过程中的人口现象进行调整,那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得不到保证。”于是,资产阶级通过规训权力与生命权力(两者同为广义上治理生命的生命权力),在个体与人口两个层面上将生命纳入生命政治的治理中。不同于作为死亡权力的统治权力,生命权力(包括规训权力)是一种负担生命责任、“使人活”的权力。这种权力为了提高生命价值,增强生命的服从性,控制事故、偶然和缺陷,开始
22、越来越多地干预生命“怎么活”,通过不同的社会机构使用一系列权力技术和机制来照料、塑造、控制和管理人的生物性肉体,以增进生命的质量。在个体层面,现代社会使用规训权力,通过学校、工厂、医院和监狱等禁闭空间生产出“正常”“标准”“规范”的肉体,使个体变得驯顺而有用,能够满足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需要。而生命权力则由公共卫生部门等治理机构以及医学和生物学等学科专家行使,以安全和调控技术介入人口的生命过程,试图通过影响偶然性、概率性的事件和条件来调整和控制人口的健康水平、出生率和死亡率、寿命和种族等要素,以达到人口总体安全和平衡的目标。规训权力与生命权力是生命政治的两极,权力的这两种机制必然铰接在一起,因为
23、人口是由个体身体构成的,权力在这两个不同层面上实现了对生命的操控,并将其纳入到整个资本主义系统的运转中。阿甘本认为,福柯忽视了生命政治的宏观视角,而且仅仅将生命政治局限于现代社会。在阿甘本看来,语言的例外结构决定了西方政治的思考方式,生命政治结构性地存在于整个西方历史中。“西方政治的原点是一种例外,一种以赤裸生命的形式对人类生命的纳入性排除生命本身并不是政治的,它是必须被排除之物,同时,它通过自身的被排除而被吸纳其中。非政治的生命必须通过一种具有例28国外理论2023 年第 3 期Giorgio Agamben,The Use of Bodies,p202吉奥乔阿甘本:敞开:人与动物,蓝江译,
24、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0 页。Giorgio Agamben,Homo Sacer:Sovereign Power and BareLife,p5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 97 页。外结构的复杂运作才能被政治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的自主性建立在对生命进行划分、阐释以及使其例外化的基础上。从一开始,西方政治就是生命的政治。”人是政治的动物,只有人才能进入政治共同体。那些被排除在政治共同体之外的“非人”因为得不到共同体的保护,其生命将直面主权暴力,但它们也以被纳入性排斥的方式成为政治共同体的否定性基础。阿甘本运用古罗马法中的“神圣人”(Ho
25、-mo Sacer)对被例外排除的生命进行了说明。“神圣人”的悖论之处在于,它既不能被祭祀,又可以被人无罪责地杀死。这意味着无论神法还是人法都不能保护他。阿甘本指出,古时的“神圣”(sacer)一词同时兼具“庄重”“崇高”与“卑贱”“污浊”双重内涵,而这两者都不属于人类社会,因此“神圣人”处于被双重排除和双重捕获的双重例外结构中。“神圣人”是人间/俗世法的例外,故被共同体所捕获和征用,但又被排除在共同体的保护之外,因而杀死他是不违法的;他亦是神法/神域的例外,因为被神法排斥,故得不到神明庇佑,又以不可祭祀的形式被纳入神域,因而处于法内与法外无区分的例外空间中。作为共同体威胁的“神圣人”的作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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