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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嵇康和以他为首的竹林七贤

一
“竹林七贤”是魏晋之际的一个名士集团，他们曾经在嵇康山阳（今河南修武县）别墅的竹林里聚会，由此得名。嵇康不仅是聚会的东道主，也是这小团体的核心。
《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引孙盛（302—373）《魏氏春秋》云：“（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按：当作“内”）向秀、籍兄子咸、琅琊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后《世说新语·任诞》又说：“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这样看来，“竹林七贤”的首席专家乃是嵇康（字叔夜，224—263），他和阮籍（字嗣宗，210—263）、山涛（字巨源，205—283）构成七人小组的第一方阵；比他们年轻一些的其余四人则为第二方阵。
他们聚会的主要地点即嵇康之山阳别墅旁那一片著名的竹林。《水经注》卷九“清水注”谓嵇康旧居在长泉水侧；“长泉水出白鹿山，东南伏流，径十三里，重源浚发于邓城西北，世亦谓之重泉也。又径七贤祠东，左右筠篁列植，冬夏不变贞萋……向子期所谓‘山阳旧居’也。后人立庙于其处。庙南又有一泉，东南流注于长泉水。郭缘生《述征记》所云‘白鹿山东南二十五里有嵇公旧居，以居时有遗竹焉’，盖谓此也”。数年前我曾到河南省修武县去凭吊先贤，但见那里仍有一小块竹林，只是颜值不高，或者干脆说有点憔悴。许是今日那里的气候与当年不同，已经不大适宜竹子生长的缘故。
嵇康先世为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后迁谯郡■县（今安徽宿州西南）；其父追随曹操，充当“督军粮，治书侍御史”（《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嵇氏谱》），其长兄亦在曹氏手下当过官。嵇康凭着父兄的地位，更加上“幼有奇才，博览无所不见”（《文选·琴赋》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少年得志，得以与魏宗室通婚，成为穆沛王曹林（一说其子曹纬）的女婿，并凭借这一身份“迁郎中，拜中散大夫”（《世说新语·德行》“王戎云”条注引《文章叙录》）。
中散大夫是一荣誉性的散官，没有什么实际的公务。当时曹魏政权业已相当衰败，司马氏自立门户的形势日渐明朗，正始年间（240—249）两个权力中心（曹魏皇室、司马氏）并列的局面使许多人无所适从，隐逸成了若干士人的首选道路。嵇康正好以官為隐。养性服食、弹琴咏诗、高谈玄理——嵇康的生活内容如此。“七贤”中唯有潇洒出尘而又具有经济实力的嵇康，有条件成为诸贤置酒高会的核心人物。
七贤结为林下之游大约始于正始中叶，到正始十年（249）高平陵之变以后团体解散；此后只剩下嵇康、向秀，加上一个吕安，仍然坚持原先的生活状态未变。到景元四年（263），阮籍去世，嵇康、吕安被杀，向秀失图，林下之游的流风余韵即告完全结束。
二
林下之游的主要内容是饮酒和清谈，每次的参加者可能是七贤的全部或部分，也有七贤以外的熟人如吕安；绝没有外人。七贤的善饮，史籍中多有记载，刘伶作有假戒酒的《咒辞》（见《世说新语·任诞》），更有《酒德颂》（曾录入《文选》卷四十七），称酣饮的妙处在于“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肤、利欲之感情，俯视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他们的痛饮有麻醉自己、寻求寄托的意思，同时也便于为他们的不守礼法提供掩护，做出解释。
七贤聚会更重要的内容是清谈，探讨哲学和其他理论问题，他们讨论的问题领导了一代潮流，例如养生问题，既与老庄哲学有关，也与神仙道教有关，此后长期受到人们的关注；又如声无哀乐问题、自然好学问题、宅无吉凶问题，都是当年的热门话题。后来两晋之交的一代名臣王导，过江以后“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世说新语·文学》），其中竹林集团倡导的话题占了三分之二。清谈促进了说理文的发展，嵇康、阮籍都颇有所作，在散文史上都获得很高的评价。
不久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一举彻底消灭了曹爽集团，迅即控制住中央政权；尽管此时在中央和地方还有一批拥护曹氏皇室、反对司马氏的力量，叛乱和阴谋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层出不穷，但司马氏家族明显地代表了政局的未来，于是阮籍、山涛先后出仕于司马氏，告别竹林；嵇康仍然坚守竹林不改故辙，继续过隐逸生活，颐神养生，采药锻铁，与司马氏集团保持着相当远的距离。
嵇康真心寄意于神仙，向往服食养生，潇洒度日。他曾跟随王烈入山采药，又曾追随孙登三年，王、孙都是半神仙式的人物。嵇康认为成仙虽然很难争取，而养生长寿完全是可以做到的。这时紧紧追随嵇康的只剩下向秀，此外还有一个长期追随嵇康的外围人物吕安。这个结构较前紧密的新集团不妨称为竹林后三贤。《太平御览》卷四○九引《向秀别传》云：
又与谯国嵇康、东平吕安友善。其趋舍进止，无不必同；造事营生，业亦不异。常与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收其馀利，以供酒食之费。或率尔相携，观原野，极游浪之势，亦不计远近，或经日乃归，复修常业。
此时向秀为《庄子》一书作注，并且拿出了部分初稿给嵇、吕两位校阅。嵇康认为《庄子》一书无须作注，注释总是不能超越原书，而吕安则惊叹此注一出则庄周不死矣。向秀注《庄》颇致力于打通庄子思想与儒家思想，对庄子的学说做出了重要的当代性修正，与原书意思已经颇有不同。嵇康看出了向秀与庄子貌合神离，而吕安则完全不明白这些道理。
向秀只是一介书生，一味向故纸堆中讨生活；吕安的作风相当浮夸，后来他因为家庭内部的纠纷被捕，既而牵连到嵇康，其间发生了种种出人意料的变故，终于统统被杀。一向不大过问世事的向秀没有卷进这个莫名其妙的案子里去。
嵇康当时名声极大，可以说是一部分在野势力在思想文化界的代表，司马氏很注意争取他。景元二年（261），早已在司马氏那边任职的山涛官职升迁，由吏部郎迁散骑常侍，曾举嵇康自代，未能实现；四年（263），山涛再荐嵇康，于是嵇康作《与山巨源绝交书》（录入《文选》卷四十三），“亦欲标不屈之节，以杜举者之口”，“大将军闻而恶之”（《世说新语·栖逸》“山公将去选曹”条注引《嵇康别传》），但一时尚未采取什么行动；这时钟会在司马昭耳边反复说嵇康的坏话，稍后又发生吕安事件，于是嵇康迅即被捕，继而竟然走到绝路上去了。
当嵇康写出《与山巨源绝交书》时，钟会即建议杀嵇康，司马昭未听；到吕安事件发生后，是否牽连逮捕嵇康，司马昭颇为迟疑，征求部属意见，于是“钟会廷论康曰：‘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于是录康，闭狱”（《世说新语·雅量》“嵇中散临刑东市”条注引《文士传》）。钟会这番话的要害在于指出嵇康乃是一个有影响的与司马氏集团对立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个危险人物构成对司马氏自立大业的重大障碍，因此决不可以放过。嵇康下狱后，钟会又再次大进谗言，把他形容成司马氏最危险的敌人。而事实上嵇康道家以至神仙道教的色彩非常浓厚，一向不大过问世事，完全没有行动能力，并不对司马氏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何况他也并非没有可能转变立场，倒向司马氏一边。钟会的进谗与其说是为司马氏计，不如说是报私怨，因为他感到曾多次遭到嵇康的冷遇和藐视。在野的名流往往看不起在朝的权贵，尽管他们也自有其学问。是钟会的报复促成了嵇康之死。
《世说新语·雅量》载，嵇康下狱后，“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又注引王隐《晋书》说，“于时豪俊皆随康入狱”。这些做法固然是为了营救文化明星嵇康，但客观上造成一种其人乃是危险人物的表象，反而促使司马昭仓促下令处死嵇康、吕安。
嵇康临刑之际表现得非常从容镇静，顾日影而弹琴，叹息“广陵散于是绝矣”（《太平御览》卷五七九引《竹林七贤论》），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形象，而所谓林下之游即宣告彻底结束。
其实嵇康下狱后完全有可能转变立场，他此时所作的《幽愤诗》主题在于悔过，承认过去在政治上消极对抗的态度是错误的，表示悔改；诗中表明今后要改变自己的态度：
煌煌灵芝，一年三秀。
予独何为，有志不就。
惩难思复，心焉内疚。
庶勖将来，无馨无臭。
采薇山阿，散发岩岫。
永啸长吟，颐性养寿。
这无非是说，如能免于治罪，今后将躲进山林里去隐居修炼，颐性养生。嵇康入狱后还作有《述志诗》二首，在其二中承认“往事既已谬，来者犹可追”，又说今后的打算是：
愿与知己遇，纾愤启幽微。
岩穴多隐逸，轻举求吾师。
晨登箕山巅，日夕不知饥。
玄居养营魄，千载常自绥。
与《幽愤诗》所表之态完全一致。这种态度，就嵇康本人而言已算是相当妥协了，而从司马昭那边来看，却显得还很不够：你嵇康先前就是大讲寄意于神仙，讲服食养生，不肯为我们服务的；现在虽然下了狱，还是说今后要遁入山林，颐养轻举，这岂不是死不改悔，继续顽抗吗？司马昭要的是嵇康洗心革面彻底倒向自己这一边。
嵇康被杀后，向秀奉命入洛，得到司马昭的接见。这时他接受教训，不敢再说什么“箕山之志”了。他离开洛阳后有一篇哀悼嵇康的《思旧赋》，写得非常短，似乎刚开头就收尾了，而后来却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
三
在七贤中嵇康名声最大，他的论文、辞赋和诗歌都得到很高评价，其论文如《声无哀乐论》、《养生论》、《管蔡论》，赋如《琴赋》，诗如《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答二郭三首》都是历代传诵的名篇。
而诗写得最多最好的是阮籍，他有八十二首五言的《咏怀诗》，又有十多首四言的，都作于高平陵政变之前，充满了深刻的政治感慨和人生感慨，而措辞相当隐晦，引起广泛的兴趣和丰富的研究。可惜过去对于阮诗的注释和研究大抵认为这些作品是针对司马氏而发的，完全弄错了背景和方向（详见顾农《诗史互证与诗心探幽——关于诗人阮籍的研究》，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第二十辑）。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和一批辞赋也曾引起读者极大的兴趣。
向秀主要从事理论研究，他对庄子的注释在思想史上颇有地位，辞赋虽然只有一篇《思旧赋》，却是任何文学史都一定会提到的。
山涛和王戎（234—305）后来官都做得很大，作品不多。山涛善于品评人物，其《山公启事》在公文史上颇为有名。王戎少小知名，后来却成为一个贪财与吝啬的典型，忙于执筹算计，没有心思写文章了。他有些言论被记录下来，尚不无可观。刘伶和阮咸也很少有作品。从文学史的角度说，七贤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嵇康，其次是阮籍及向秀。
嵇康的集子，过去有几种明刻本，后来有鲁迅的新校本，他以明朝学者吴宽丛书堂的抄本为底本，广校他本，取得很好的成绩。鲁迅只校不注，后来面世的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中华书局2014年整理重排本，凡二册），可补其未备。
阮籍的诗旧有黄节的注本，读者甚多，影响很大；后来新出的陈伯君《阮籍集校注》（中华书局1987年版），涉及其全部作品。
戴、陈二书都是根据遗稿出版的，未经撰者最后写定，所以不免都有些遗留问题，但目前尚无更新的整理本可以取代。搜罗七贤全部作品加以清理，并附有白话文翻译的，是韩格平的《竹林七贤诗文全集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此书是目前最适用的普及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