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新聞的馴化香港回歸報導比較研究.doc

國際新聞的「馴化」：
香港回歸報導比較研究*
陳韜文、李金銓、潘忠黨、蘇鑰機**

《摘要》
新聞記者如何令本國的受眾對國際事件感到興趣及有意義？這是我們主要探討的問題。本研究希望透過各國媒體對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這個全球性事件的報導，來分析新聞工作者「馴化」新聞事件的過程及其後果。這裡，馴化指的是新聞工作者強化一個外在或全球性事件對本國受眾相關性的過程。我們發現，來自不同國家的新聞記者在製作國際新聞時，往往依賴他們所在國家的政治權威、主流意識形態和文化背景。此外，影響馴化的因素還包括傳媒類型、市場定位、組織約束和記者對新聞發生地點了解的程度。我們的比較研究顯示，媒介意識形態在國家之間的差異一般要比國家內部的差異顯著。
關鍵詞：國際新聞、馴化、香港回歸、新聞價值、全球化、本土化
* 本研究承蒙香港的大學撥款委員會資助，在出版過程中更得到兩位匿名審稿人提出不少有用的意見，謹此致謝。原稿為英文，首先發表在中華傳播學會在2001年7月於香港浸會大學舉辦的年會，本文是根據譯稿修訂改寫而成。
** 作者陳韜文與蘇鑰機分別為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教授和副教授；李金銓原為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大眾傳播學院教授，現為香港城市大學英語與傳播講座教授兼系主任；潘忠黨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傳播藝術系副教授。陳韜文教授E-mail: jchan003@

1997 年 7 月 1 日 ，來自世界各地代表了 778 個傳媒機構的 8,000 多名新聞工作者匯聚香港，共同見證香港主權的移交。這一交接儀式的歷史與政治意涵深遠，象徵著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以及西方與東方等等這一系列基本價值的碰撞。對傳播學者而言，香港回歸是一「全球性事件」（ Dayan & Katz, 1992 ），為各國傳媒提供了一個場域和時刻，讓它們表達各自的價值觀念。本文的目的是希望透過這個傳媒表述的過程，探討來自不 同國家的新聞工作者如何將一個全球性事件「馴化」，即如何強化事件與本國受眾的相關性。本文同時也想探討「馴化」在新聞內容方面有甚麼效應。
何謂「馴化」（ domestication ）？稍後我們會對這一概念詳加討論，但這裡先以具體例子來闡明它的基本含義。美國《新聞周刊》（ Newsweek ）在香港主權移交前夕出版了以香港為主題的封面故事，但是它的國際版和美國版卻採用了不同的封面：國際版是「紀念專刊」，封面所呈現的是香港的摩天大樓，標題是「倖存者的土地」（ Land of Survivors ），而美國版的封面則是一個雙眼被蒙上紅綢帶的女模特兒的大特寫，標題為：「中國接管香港——香港能否生存？」（ China Takes Over Hong Kong - Can it Survive? ）?什?《新聞周刊》對同一則報導採用兩種不同的封面？
一般來?，外國題目很少能夠登上《新聞周刊》美國版的封面，因?在美國，除了英國戴安娜王妃的故事，任何國際新聞題材都會減低雜誌的銷量。《新聞周刊》的主編 Maynard Parker 認為，關於中國的新聞其實已經是影響銷量最小的國際新聞，但是即使是像香港主權移交中國這樣一個與 1989 年以來共產主義政權崩潰世界潮流相逆的新聞事件，也不足以「攫住」美國觀?的注意力，正由於此， Parker 才決定在封面上加上一個引人注目的問號，給這個故事注入「激素」，刺激讀者收看的興趣。顯然，這個問號所隱含的不確定性是富爭議的，但是它卻切合美國國?普遍存在的政治文化，即人們會普遍懷疑香港這顆「明珠」落入共產主義之後的命運。這則故事無疑是國際新聞馴化現象的最佳寫照。

壹、馴化的概念
所謂「馴化」，指的是新聞工作者通過種種方法強化外國事件對本國受眾的相關性，和把它納入民族國家的論述的過程。馴化的意念由 Cohen 和他的同僚（ Cohen, Levy, Roeh, & Gurevitch, 1996 ）首先提出，認為本國的受眾往往關心的是本國「此時此地」的新聞，而?了使他們注意、熟悉和認知那些發生在遠方的事件，或者說要改變這些外在的事件的「野生狀態」，新聞工作者就必須對外國新聞事件重新建構，使之與本國政治、文化和歷史系統發生意義關聯。「馴化」是個比喻，它英文的原意是指將野生（因而是外來的、不確定的、未知的和不可預測的）動物馴服成?家畜的過程。當然，這裡要馴服的對象不是動物而是國際新聞。新聞工作者多是採用自己國家的意識形態框架來賦予事件以意義，因而將「那些難以認知的事件或空洞的談話轉變成?可以辨別和認知的事件」（ Tuchman, 1978: 192 ）；倘若沒有馴化這一過程，外國的新聞事件的認知性就會大打折扣。國際新聞的馴化因而可看作是一個「維持現實和平衡客觀現實和主觀現實」的程序（ Berger & Luckmann, 1967: 167 ）。
透過馴化，新聞工作者不但將國際新聞事件修裁得更符合本國新聞消費者的需要，還可以將外國的議程轉變為本國的議程，使本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和民族國家的身份認同得以「再生產」。根據 Gans （ 1979 ）的觀察，美國傳媒中的國際新聞通常是通過純粹本國視角來呈現，總是反映?美國國務院的?法。 Hallin & Gitlin （ 1994 ）的研究也表明，在對波斯灣戰爭的報導中，美國傳媒總是致力於強調波斯灣戰爭的「本國向度」和與本土的相關性。 Lee & Yang （ 1995 ）在對天安門事件之報導的研究中則發現，美國和日本的傳媒對天安門事件給予不同的解釋，這主要是因為彼此服務於不同的外交政策和國家利益。
通常來?，傳媒在選擇新聞來源的時候，所依賴的是「權威性、可信性和可獲得性」這三項標準（ van Ginneken, 1998 ），但是不同國家的傳媒對這三項標準的運用會有差異，因而影響到「新聞網」（ Tuchman, 1978 ）之具體構成。由於這些標準的運用往往是在社會 菁 英達成共識的領域，和一般可接受的話語領域?進行（ Hallin, 1986; Bennett, 1990 ），因此它總是有利於官方新聞來源，其它聲音則被邊緣化。記者和其他人一樣，也生活在「一個常識世界之中，所謂常識，就是?種種事物、事實及關係的意義是不證自明的，都已經被人們想當然地接受」（ van Ginneken, 1998 ）。而且，記者們還通過社教化過程接受更?廣闊的文化、專業意理以及組織要求，這個過程使記者們進一步肯定那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現實（ Tuchman, 1978; Schlesinger, 1978 ）。基於此，新聞記者們總是帶著一系列刻板印象出發到另一個國家，而帶回來的則總是對異國文化固有的詮釋和對自己預想的再肯定（ van Ginneken, 1998 ）。
馴化也是出於受眾以及傳媒組織自身的需要。 Cohen （ 2002 ）指出，由於受眾並不一定擁有理解國際新聞的能力，如果新聞不被置於為受眾熟悉的本國情境之中，觀?們就很難了解這些新聞。新聞廣播一般是由一系列連續的新聞條目或情境構成，中間沒有停頓，彼此之間並無聯繫，而且很少提供每一則新聞的背景。因此，除非將一個外國事件放在一個為觀?所熟悉的文化框架下進行報導，否則觀?很難理解。而從傳媒組織來看，派出海外記者必須有充分理由，尤其是在如今國際採訪成本高昂和通訊社發達的年代，是否需要特派記者更是有待斟酌的事情。花了這麼多資源而不能為受眾提供獨特而本土化的觀點，就難以交代。我們可以說，只要有市場競爭，無論是為了經濟或是組織原因，馴化都成了必要做法。
從認知的角度來?，事物的意義愈是不明確，感知者主觀意識的影響就更大（ Fensterheim & Tresselt, 1953 ）。 Hall （ 1974 ）也認為，傳媒的 標籤 作用在對人們不熟悉或者意義不確定的事物會產生最大的效果。國際事件和國際現實往往具有模糊性和不確定性，使得新聞工作者必須設法使之符合既定概念，從而把意義確定下來。即使面對像《紐約時報》和英國的《衛士報》（ The Guardian ）這類菁英報紙的讀者，新聞工作者也須如此，因?他們知道讀者對別人的政治往往缺乏興味，同時缺乏了解的認知基礎。?了使乏味的政治變得有趣，讓陌生的事件為人們熟悉，新聞記者就必須運用框架建構新聞事件（ Goffman, 1974 ），通過典型化（ typification ）將未知的現象置入已知的概念範疇。
不過，新聞記者們所持的觀念並非隨機，而是具有國家和文化背景的。我們同意 van Ginneken （ 1998 ）的看法，即認?民族國家是國際現實的主要界定者，而傳媒則只是第二位的界定者；國際事件的不確定性使政府官員以及其他擁有制度權威的人發揮更大的詮釋功能。新聞工作者不一定是國家外交部門的「喉舌」，但他們卻很少質疑這些外交政策的前提。國際關係是國際新聞的核心，而國際關係總是與相互競爭的國家利益密不可分。為了權力或者利益，強國往往傾向將自己的世界觀，通過界定國際事務的話語邊界，強加於其他國家。國際新聞因而有時成了國際事務「話語鬥爭」的延伸。
在國際話語領域，最重要的是與國內政治權威和利益關係密切的民族國家，而民族國家?部的差異則往往存而不論（ Sreberny-Mohammadi, 1991 ）。全球化的過程可能在個別方面削弱了人們對民族國家的認同，但是民族國家仍然在當代政治中佔有重要地位。東歐自共產主義政權崩潰之後，民族主義已告復興，如在南斯拉夫，其?部的不穩定還觸發了激烈甚至帶有破壞性的 「身份」鬥爭，導致了種族屠殺。因此，全球化不應看作是「一個完全顛覆民族國家的過程」，而民族國家仍然是「建構全球化過程中強而有力的因素」（ Sreberny-Mohammadi, Winseck, & Boyd-Barrett, 1997: xi ）。
馴化也可以放到全球化論述中來考察。「全球化」是一個有用但卻難以捉摸的概念，支持者和懷疑者各半 。 雖然世界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愈來愈相互依賴，但中心與邊陲之間的分化卻愈來愈劇烈。不管怎樣，在現今全球化的世界裡，時空無疑已被「壓縮」（ Tomlinson, 1999 ），社會關係莫不與遙遠的地方性相連，互為影響（ Giddens, 1991 ），而社會和文化安排的地理限制也愈來愈弱（ Waters, 1995 ）。不過正當全球化上升時，人們意識到本地化的重要性。全球化與本土化是一對相對的概念，二者意涵相互構成。全球化表明的是特定事物的普遍化，而本土化則指的是普遍事物的特殊化，二者是一物兩面，不可分割。地方性事件可能會脫離那些原初產生它的社會關係而進入一個新的軌道，這種地方事物的轉型正是全球化過程的一部份。在全球化的世界裡，時空雖已被壓縮，但時空的界限卻並未完全消除（ Wang, Servaes & Goonasekera, 2000; Chan & McIntyre, 2002 ）。全球化的觀點常常談論「地理的終結」和「主權的終結」，誇大去域化的程度（ Scholte, 1996: 51 ）。事實上，時間和空間仍然存在，且是地方性得以在全球化時代產生影響的重要基礎。 Robertson （ 1995 ）採用「球土化」（ glocalization ）這一概念，來表達全球和地方二者之間的辯證關係，那是最貼切不過的事。
從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脈絡來看，馴化的意念跟本土化或在地化是相通的，可說是本土化在新聞方面的應用。所以，上面有關全球化與本土化的張力的討論也適用於馴化問題。馴化和本土化大概是兩個可以互換的概念，但是 domestication 的概念自 Cohen 等人提出後，在新聞分析時或會用上，是以我們這裡也跟隨這個小傳統。
貳、研究方法
本文是一項大型研究的一部分（ Lee, Chan, Pan, & So, 2002 ），結合使用了多種研究方法，包括 ? 與各國新聞工作者的訪談， ? ?容分析以及 ? 對來自八個國家和地區的 菁 英報紙和電視的話語分析。本文採用的主要是前二者。話語分析的結果請參見本研究項目的其它研究報告（ Pan, Lee, Chan, & So, 1999; Lee, Chan, Pan, & So, 2002 ）。在對新聞工作者的訪談中，所問及的內容包括新聞工作者的專業經歷、傳媒組織的資源與組織策略、新聞競爭與合作、以及指導他們報導香港主權移交這一事件的「文化地形圖」。我們也搜集和翻?了?多已發表的公開文件、新聞報導以及一些相關的座談會摘要，以了解新聞生產的具體過程。我們還參與了一些新聞事件，以觀察新聞記者如何與新聞人物互動。
一、國家與傳媒選樣
為了解香港主權移交這個新聞事件，如何通過民族國家這一 稜鏡的 折射而展現出來，我們選擇了來自以下八個地區的傳媒體系進行研究：中國大陸、香港、臺灣、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日本。如果依主權移交的相關性而畫成圈層的話，這些國家和地區分別位於圈層的不同位置。最核心的圈層是所謂「文化中國」（ Tu, 1991 ）的主要構成部分，即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這三個地區在身份認同和歷史記憶上充滿了重疊和矛盾。倘若把相關性之圈層擴大，中國大陸則與其外部世界具有相當強烈的意識形態矛盾，是東西衝突的一部份。不僅即將離去的英國聚集所有道德、政治和傳媒資源，以面對中國對其合法性的挑戰，美國更在這場文字和影像遊戲之中，領導一個西方意識形態的聯合陣營支持英國，反對中國。被納入這個西方陣營中資歷較低的其他成員包括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從某種程度上說甚至日本也是，這些國家雖然處在共同的西方意識形態之下，但國家利益也不盡相同。
我們的傳媒選樣是目的性樣本，務求包括各地較具影響力的傳媒，同時盡量包括不同類型的傳媒，藉此增加對比的可能性。結果，我們從這 8 個地區中選擇了 32 家報紙、 4 家雜誌、 14 個電視頻道以及 7 家通訊社作?訪問樣本（見附錄一）。
時間上，我們所分析的傳媒?容集中在交接儀式之前兩星期到之後一星期的時段內，即從 1997 年 6 月 16 日 到 7 月 5 日 。由於通訊社的新聞太多，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源進行分析，只是訪問了一些通訊社人員（通訊社名單見附錄一），並已將由此得到的觀察納入我們的分析之中。
二、與新聞工作者訪談
從以上傳媒機構樣本中，我們總共訪問了 76 個新聞工作者，其中 37 個來自印刷媒體， 29 個來自廣播媒體，另外 10 個來自通訊社（見附錄二）。除澳大利亞以外，各國的分布相當均衡。大多數訪談是在一個半結構化的訪談提綱下進行，每個訪談歷時 30 到 180 分鐘，全部都有錄音和筆錄。小部分訪談採取的是一種相對隨意的談話方式。
訪談的目的在於了解記者和編輯的的工作模式，希望從中抽象出馴化的策略及影響馴化的因素。我們問及的內容包括他們的專業經歷、工作環境、新聞來源、組織規範、競爭狀況、受眾對象、話語行?（即如何調動主題、框架、影像和比喻等來講述新聞故事）和理想的新聞故事等。我們也詢問了他們在主權交接當天的報導計劃，包括如何分工、安排新聞來源及面對競爭壓力等問題。
三、內容分析
除訪談以外，我們還仔細地?讀了有關的新聞報導，藉此檢視我們通過訪談而獲得的資料。在量化分析方面，我們想探討的限於兩方面：一是傳媒新聞的來源分布；二是傳媒對香港將來的估計。我們認為，如果馴化真的存在，那傳媒在上述兩方面都會有相應的變化。首先，他們會倚重本國或友好國家的新聞來源。馴化是以外交政策、意識形態和文化背景等作為依據的，所以我們預期各國傳媒在對香港將來的猜估都會因國家地區而變易。總的來說，自由社會 -- 尤其是西方社會的傳媒 -- 傾向對中國和香港的將來存疑。
由於部份報導的新聞來源太多，我們只編碼每篇新聞報導的前 10 個，並按其國籍和社會地位（官員、政治意見領袖、商業菁英、傳媒和新聞工作者、大學教師和智囊團、其他類型的意見領袖以及普通人）分類。
至於香港前景的展望，每一則新聞報導有三種可能： ? 提到會發生變化， ? 提到不會發生變化， ? 根本沒有提及會否變化的問題。假如一個故事提到可能會發生變化，又有四種可能： ? 向好的方向變化； ? 部分變好，部分變壞； ? 向壞的方向變化； ? 很難確定如何變化。此外，我們還分析會變化的具體內容，歸入下面項目： ? 香港的自主性； ? 民主； ? 新聞自由； ? 法律； ? 經濟； ? 日常生活。
我們對來自 7 個地區的 26 家傳媒做了?容分析（見附錄一），共涉及 3,880 篇報導。因?我們之中沒有人懂日語，所以量化內容分析沒有包括日本報紙。不過，我們請了一位在日本接受教育的傳播學者協助?讀和觀看那些被抽到的新聞報導。他翻譯了每則報導的標題並為我們記下了每則報導的主題摘要，我們從而得知日本報導的概況。
在定義了編碼的變量後，經三輪試驗才最後確定編碼方案。編碼的工作由我們四位作者負責。結果，對「事實性」變量（比如新聞來源）的編碼可信度（ intercoder reliability ）為 90% 以上，而對「主觀」變量（比如香港會否「變化」）的編碼可信度也在 80% 以上。

參、馴化策略
為了增進傳媒的效率並緩解外部壓力，傳媒組織發展出一些專業常規 -- 如以新聞來源說話和對權勢人物的倚重等（ Tuchman, 1978; Gans, 1979 ）。「馴化」很多時候是透過這些新聞專業常規來進行。新聞工作者們通常已經把傳媒組織以及本國文化對於外國現實的界定內化，使他們能夠順利完成新聞任務而不必有意識地去考慮專業規範和專業價值。首先，在報導重大事件時，編輯部門往往主動選派明星主持人、知名評論家和專家飛往那些遠離本土的異域，讓他們在外國的現場向受眾作「目擊」報導，試圖拉近彼此的距離。如在這一次的美國電視新聞報導中， 儘 管美國電視新聞主持人缺乏中國和香港事務方面的知識，但仍被委以報導香港主權移交的重任。一位臺灣電視主持人也承認，自己並不太了解香港，但是由於自己的知名度高，較受觀?歡迎，還是被派來香港「壓陣」。
另外一個重要的馴化手段是依賴傳媒所屬國家的高級官員。官員總是比較引人注目，而且他們往往被看作是政治機構的代表，由他們來講述國際新聞，自然就可以帶出外國事件與本國受眾的相關性。那些擁有國際名聲和影響力的人物，比如英國的布萊爾（ Tony Blair ），柴契爾（ Margaret Thatcher ），奧爾布萊特（ Madeleine Albright ）和彭定康（ Chris Patten ），因而成了他們國家傳媒爭相採訪的對象。容後我們從內容分析看到，傳媒訪問自己國家官員的情況是相當普遍的。
除了官員，傳媒也會讓「普通人」發聲，尤其是那些遠離家鄉或與家鄉還有各種關聯的「自己人」。 San Jose Mercury News 的 Kristi Khockshorn 就專門尋找來自 San Jose 或者舊金山的旅遊者作?採訪對象。她告訴我們，在索馬里採訪時她曾經手拿「 San Jose 」的標誌迎?坦克車隊，每隔幾分鐘就高聲叫喊有否來自「 San Jose 」的人。她這次在香港主權回歸之夜也準備找幾個「同鄉」訪問。華裔在加拿大的影響力近年已有增加，使得在這次香港主權移交的報導中，加拿大傳媒也不斷地尋找原籍香港的加拿大華人作?新聞來源。
像普通新聞一樣，國際新聞也有「軟硬」之分。硬新聞的來源主要靠官員，而軟新聞則主要靠在地的市民大眾。不少國際新聞記者所 嚮 往的是寫出「有色彩」的故事，即是採用個人軼事來訴說引人入勝的新聞故事。他們認為這種富有色彩的故事可以有效減少受眾對「遠方」新聞的抗拒。對於上面的 Kristi Khockshorn 來?，一個「色彩繽紛的故事」能給人「一種地方感」，使人覺得說話的是「活生生的人而不盡是官員」。她認?，人們通常會更喜歡那些由「真正的人」構成的故事。加拿大 MacLean 雜誌的 Chris Wood 也認為讀者們喜歡混和?「色彩」和「質地」（ texture ）的故事，因為它們會為故事帶來「形像、音響、氣味和聲音」。 1997 年 6 月 19 日 的《紐約時報》封面刊登了一則 Edward Gargan 採寫的新聞故事，描述幾個來自不同階層的家庭（教師、服務員和企業家）的故事，那無疑是以「色彩」和「質地」向讀者展示香港橫切面的嘗試。另外，?了捕捉交接儀式後頭一天的社會情緒，《紐約時報》的 Seith Faison 訪問了在街頭麵攤吃麵的幾個顧客。同理，《芝加哥導報》則訪問了一些對主權移交感到非常難過的在香港出生和長大的「殖民者」。《華盛頓郵報》也有不少這樣的故事，在 6 月 5 日 發表了一則特寫，將一個擁有時尚意大利餐館的前中國難民與她的在上海過著像夢魘一樣不愉快生活的姑姑進行比較。這些都是以「色彩」和「質地」說話的新聞故事，是馴化常用的招數。
另一個拉近遠方事件與本國受眾關係的策略，是把新聞故事個人化並賦予普世價值或本國意義。我們在訪談中問記者，什麼報導才是他們心中最理想的。他們幾乎不約而同地都認?最好的報導是個人化的，因為只有這樣，報導才能引起本國觀?的共鳴和注意。英國廣播公司的主管 Fiona Anderson 曾?：
我的同事們採寫了一個令我感動流淚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在最困難的五、六十年代跨越邊境來到香港。我的同事們跟隨他拍攝，與他談話，談論他在香港過去的日子。他的家境目前已經很好，女兒和兒子都是在香港的銀行任高級主管。這位父親從未放棄任何機會，他為孩子們打下了基礎，讓他們發展自己，現在孩子們已可以回過頭來照顧父親。我的同事們拍了一段他星期天和孫子一塊兒吃飯的鏡頭。我覺得，這就是香港人：他們始於一無所有，白手興家。這就是?什?我喜歡這裡。這確實是一個美麗的故事，因?它講述了香港的精神。
這則報導顯然被賦予了「普世」的人性價值，該記者也預期國內的受眾會對故事產生移情作用。
以軼事細節說故事是馴化軟性國際新聞導的手段，但是簡化則是馴化硬性新聞常用的手法。受眾對外國的認知有限，加上興趣不高，如報導太詳細複雜，往往難以忍受，是以記者必須去繁就簡。例如，「香港臨時立法會」產生的背景複雜，當中牽涉到中英雙方就政制應否有「直通車」的長期爭論，不少傳媒對有關問題都避而不談，就算要提及，也是將它 標籤 為「由北京任命的臨時立法機構」（《華盛頓郵報》語），藉此避開當中的複雜性。自由和民主原本也是相當複雜的問題，但是在國際記者的手下也變成了非黑即白的簡單事件，是以香港民主派領袖李柱銘和劉慧卿莫不成為西方傳媒眼中的英雄，而香港的左派代表則成了對立面。這種簡約的做法使本國的受眾較容易把握事件的意識形態線索，增加閱讀和觀看的興趣。當中的原則，正如 CNN 記者 Mike Chinoy 所言，新聞報導應有明確主線，避免過於細節化而造成理解困難，新聞記者必須意識到「自己是在向那些並不一定了解香港的人講故事」。
把遙遠事件放在較大的歷史情境中報導，是另一個突顯相關性的常用辦法。一向以高度詮釋性報導而非以事實性報導為主的《紐約時報》，集中探討的就是香港將來在中國統治下的命運。 CNN 的 Mike Chinoy 認?，一個新聞記者必須「不斷地回到那些重要議題」上來，並且必須「力圖將本土的事件放到更廣闊的視野之?進行考慮」。他主張不應該把香港主權交接僅看作是乏味的地方政治，而應將它與中國以及中美關係聯繫起來考慮，從而突顯事件的重要性。他舉例?：
當時我正在準備一個關於住房的報導。雖然這是個有趣的題材，但它卻不大可能構成國際新聞。只有當人們開始鬧事並燒毀房屋的時候，它才可能成?一則國際新聞。不過，住房委實是香港的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也只有當我們把有關問題看作是香港特首董建華領導能力的考驗……這才構成一則國際新聞，而不僅僅是一個地方性消息。我只有將故事放在這種背景之下進行報導，那些遠在阿根廷的人才有可能對報導感興趣。
國際新聞比較難理解是因為受眾一般缺乏背景知識，所以記者若能把國際事件接上本國的參考框架，馴化也就成功了一大半。在報導外國新聞事件時，記者們很自然地會從個人的參考框架出發，而這個框架則是建基於他們的成長背景以及他們對本國文化中的同類事件、歷史案例以及同等概念的理解。他們繼而進行直接或間接的比較，找出相似性，運用各種比喻來闡明這些外國事件對於本國的意義（ Cohen, 2002 ）。 1997 年夏，世界不少傳媒都將香港當時興旺的股票市場和房地產當作是香港將來繼續繁榮穩定的經濟支柱，只有日本的新聞記者將同樣的「資料」解讀為「泡沫經濟」爆破的前夕，而這一點終於在同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應驗。很顯然，日本新聞工作者的洞察力或「遠見」主要源於過去十年日本自身泡沫經濟爆破的痛苦經驗。一位來自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的新聞記者對過去共產主義時代的政治鎮壓則記憶猶新，因而對香港的前景極不樂觀。部份美國新聞工作者對於香港的看法則主要受到留存記憶深處、揮之不去的天安門廣場鎮壓景象以及受到長期冷戰的影響，因而把香港的主權移交看作是香港這個美麗資本主義都市走向衰落的開始。記者對事物的看法有時比較強，影響他們所能看到的新聞，有時甚至導致對新聞「劇情」的預期，進而影響他們的報導。例如，不少西方傳媒都曾猜測中國大陸政府將會在收回主權後，隨即給敢言的《蘋果日報》來個下馬威，甚至關閉它，因而紛紛採訪該報，雖然這些報導最後都沒有成為事實。這些新聞在香港看來或屬過敏，但對記者本國的受眾而言，大概又會覺得是理所當然的。
總的來說，馴化的要義在於設法「激活」新聞，使乏味的新聞變得吸引人，使遠在天邊的事情與受眾發生關係。開首時，我們提過《新聞周刊》以兩個封面故事來訴說香港回歸同一的事件，分別發放給國內外的受眾，可說是馴化的經典例子。
肆、影響馴化的因素
在各種影響馴化的因素中，國家利益大概是首要的，我們在上面的論述中已有觸及。我們說過，國際關係是國際新聞核心的問題，而國際關係也總離不開國家利益。就訪問所得，有部份記者對他們國家的外交政策有深入的理解，但也有不少並不自覺他們的國家利益。無論自覺與否，他們傾向依賴的新聞來源都是他們國家或是友好國家的高級官員，而這些高級官員無疑是國家利益以至是國家所屬陣營利益的詮釋者。由於國家利益具有相對穩定性，且是馴化國際新聞的根據，因此國家?部的差異就往往被掩蓋和忽略。國家利益屬於宏觀層次的因素，是基本的考慮點。但是我們也不應忽略一些影響馴化的微觀因素，包括傳媒的類型、市場定位、組織約制和記者對新聞發生地點的認識程度。這些微觀因素也可以促成馴化不同的表現。
一、傳媒類型和市場定位
馴化的程度會因傳媒的類型和市場定位的不同而變化。如以簡化作為馴化的手段為例，報紙與電視所面對的壓力就有所不同。與報紙相比，作?視覺媒體的電視更喜歡採用令人興奮的動作鏡頭，通過影像向觀?傳達意義，而不像印刷媒體那樣採用線性邏輯的方式敘述，這種視覺邏輯難以容忍靜止和單調的圖像，因而電視所見盡是語言敘述受到圖像排擠的現象。 CNN 的 Mike Chinoy 認識到這一點，他說電視並非一種善於「傳達微妙觀點」的媒體，因此新聞工作者必須克服各種技術限制
去「尋找視覺圖像並與人們對話」。電視收視率的競爭進一步促使新聞工作者將外國新聞簡化，因?傳媒都擔心觀?不能容忍陌生的細節。一家澳洲電視臺的記者 Jane Hutcheon 贊同說，電視通過一系列的圖像以表達非黑即白的簡單觀點最為有效。相比之下，英報紙就不得不表現得更加有思想，為要求較高的讀者提供各種分析。
依對象市場大小劃分，傳媒可以簡單分為國際傳媒、全國傳媒和地方傳媒。 CNN 的 Mike Chinoy 聲稱，由於 CNN 在全球播放，要同時滿足多種文化背景觀?的需要，因此 CNN 新聞表現的是一種「全球觀點」，而不是美國的或是「任何個人」的觀點。像 CNN 這類國際媒體，它們的全球意識無疑比其他地方性的傳媒要強，但是它們的主要觀點還是受制於它們的主要市場 -- 美國和西歐。在 CNN 報導中，來自第二和第三世界的觀點顯然相對不受重視。就我們所見，縱使是像 CNN 這種國際傳媒，它們還是以西方社會的文化和政治關懷來察看世界。它們的主要新聞人員所經歷的社教化過程大多是在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進行，所關注的議題跟一般的西方傳媒大同小異。事實上，在另一個場合 CNN 世界報導的編輯們自己也承認（ Flourney, 1992: 23 ），「如果我們說自己完全不帶觀點肯定也是不誠實的」。從我們有關報導的分析看來， CNN 和美國 CBS 的報導有局部的差異而無根本的區別， BBC 和英國 ITN 之間的報導也是如此（ Lee, Chan, Pan, & So, 2002 ）。當然，如果我們因為彼此缺乏根本的區別而抹殺當中的差異，也是過猶不及的說法。
二、組織的約制
傳媒動用大量資源派記者採訪國際事件，對記者自然有組織上的要求，而這種要求往往是透過編輯來執行的。當新聞報導的主題符合本國的編輯和受眾的先入之見時，新聞的馴化過程一般都會較順利地完成，因?在這種情況下，新聞記者無需設法證明自己所採寫的新聞故事是合理的。有經驗的新聞工作者，尤其是那些 Tunstall （ 1971 ）稱之為具有專業知識的「專家記者」的人，總是得到編輯的信任，並享有較高的自主性 -- 他們彼此畢竟享有共同的專業意理和組織文化（ Breed, 1955 ）。《紐約時報》曾駐北京和新德里記者 Edward Gargan 很驕傲地告訴我們，他的五個同事都懂得怎樣「深入到故事的表層之下」，而不會採寫一些「陳腔濫調的故事」， Gargan 和《每日電訊報》的 Graham Hutchings 等都強調，他們能夠控制新聞議程，很少受到本國編輯的干涉。當倫敦《泰晤士報》的 Jonathan Mirsky 被問及是否受到編輯的干涉的時候，他迫不及待的糾正我們說：「我的任務不是由人指派的，採寫甚麼由我決定。」
可是，不是所有的記者都有如此大的自主性，《華爾街日報》的 Joseph Kahn 就認為編輯在決定如何報導、以及報導什?方面有更大的影響力：
只要你能將事情的實質通過一種流暢、生動和有趣的方式表現出來，編輯就一定會有興趣。但是如果你為了追求信息的絕對準確，而通過一種乾巴巴的、事實堆積的方式報導，編輯一定會說：「噢，我可沒興趣。」太乏味了，這就是編輯的作用。他們希望你成?一個具有煽動性、明智和有力的作者。
當然，經驗豐富的編輯往往會擁有更多權威。曾留駐香港十年的加拿大 MacLean 雜誌的國際編輯 Chris Wood 就對自己新聞判斷很有自信。不過，他還是避免將自己的意見強加於記者，而只會和記者們商議。這些例子說明，前線記者與本國的編輯的關係不可一概而論，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傳媒組織對馴化的要求，不是透過編輯來實行，就是透過記者內化了的價值來實現，差異只在於由誰來判別馴化是否做得適當而已。
三、記者對新聞發生地點的認識
採訪國際事件的記者可以是常駐記者，也可以是「空降」的特派記者，當中身份的差異往往反映出彼此對新聞發生地點了解的程度，而了解的深淺又會影響到馴化的方向及幅度。 1997 年夏，各家傳媒都臨時從他們的北京分社或是從總部派出記者「空降」香港，有些記者純粹是為了香港主權移交而來，有些則是藉此增強常駐記者的力量。由於空降記者對香港的語言和文化不熟悉，因此在同一時段報導眾多事情相當困難，不得不求助於本地傳媒以即時了解事情。他們建立了各種聯盟，經常與非競爭對手的同行交流新聞，尤其喜歡與來自其他國家或是不同類型的媒體的同行交流，相互幫助。缺少資源的新聞工作者更大大依賴各種機構安排的訪問、研討會和座談會等，以獲得新聞資訊。許多記者還真的報導了由政府新聞署安排的記者團活動，使得多家傳媒常不約而同地報導同一件事，如香港的「籠屋」就曾受到不少國際媒體的青睞。所謂「籠屋」，指的是一些香港人住的地方像鳥籠一樣擁擠。經過香港社會服務組織的安排，「籠屋」因此成了國際新聞。由此可見，空降的記者在馴化過程中，受到事件有關人士左右的可能性比較大。
空降的記者來去匆匆，根本無暇深入認識 採 訪對象，只能依預存的觀點行事。在現場觀察中，有一位來自美國中西部一家頗有聲望的報紙記者曾引起我們注意。她從北京飛達香港當天就立即趕往外國記者俱樂部參加座談會，在演講間歇回答聽?提問時，她便倉促地向其中一位親北京的銀行家講者提出了有關土地價格的問題。迅速而潦草地記下這位銀行家熱心但卻沒有針對性的回答後，她就立即離開，沒再接著聆聽其他更具實質的內容。她可能是去整理剛剛採訪這則新聞，也可能是去尋找其他新聞。我們後來查看了她所發的相關新聞，無論是從那種角度看，報導都是「膚淺」的，可算是簡單的馴化。
常駐記者比臨時的特派記者有較廣的訊息網，對當地情況較為掌握，馴化的結果有時因而不同。如美聯社香港分社主任 Marcus Aliason 這位自認?是支持香港民主的人士就告訴我們，他個人的觀點曾因對香港的了解增多而轉變。他說，雖然中國未必在各方面都能夠貫徹政策，但他確信中國大陸會執行「一國兩制」的構想，不會把共?主義強加於香港。他也沒有像許多西方傳媒一樣批評中國政府解散原立法會的行?，反而認?記者應該解釋?什?彭定康沒有徵求中國同意就改變了遊戲規則。從另一個角度來?，常駐北京的記者往往也受到他們經歷的影響。比如他們對於中國及其領導人的了解，常使他們懷疑香港的前途。主權交接儀式前，持最懷疑態度的新聞記者就是那些曾經在北京工作過及曾目睹 1989 年春天中國政府鎮壓學生運動的記者們。
1989 年，?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抗議而震驚的美國 CBS 主播 Dan Rather 曾經向全世界聲言：「中國永將不一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CBS 新聞部已有二十年沒有在香港設立派駐機構，九十年代以來對中國社會所發生的深刻變遷也沒有足夠關注。然而 1997 年， Dan Rather 八年來首次帶隊回到北京，?這一次的香港報導定調而將香港主權交接與 1989 年流血事件聯相提並論，增加了香港回歸作為「天安門事件續集」的意味。
雖然， CNN 及 CBS 對香港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大體關注相同的，但是對一些具體問題的看法則因記者的經歷和識見而有出入。 Mike Chinoy 這位 CNN 駐香港的中國區主任這樣說：
讓我引以?豪的是 CNN 並沒有像其他同行那樣，將香港的主權移交看作是送羊入虎口，認為香港將來會受到北京屠夫的侮辱，而是採取了一種慎重報導角度。我們對即使是像中國軍隊進駐香港這種事情上也很冷靜，這主要得益於我在中國的經驗。對我來說，許多媒體對於中英之間在駐軍問題上的爭端都過於大驚小怪了，這一問題其實很明顯是與中國人的面子、主權和洗雪歷史恥辱有關。雖然有些媒介把解放軍進駐香港看作是對香港的踐踏……，但我的主要感覺是，中國其實是想要讓大家明白，它有權在此駐軍，這是體現主權的問題。我覺得，在中國的經歷使得我能夠明白這一點對於中國的情感是多?重要。
CNN 的 Chinoy 與《華爾街日報》的 Joseph Kahn 兩人都曾在 1989 年以後經常訪問中國。他們說有關經歷使他們比較能夠看到中國「正面的」和「樂觀的」一面，故能對香港回歸的問題有較「全面」的看法。當然，誰的看法較「全面」，不完全由我們決定，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愈是有經驗和識見的記者愈能在馴化的過程超越他們本國的刻板觀點。
伍、內容效應
如前所述，我們無意在這裡以量化分析全面檢視馴化各種內容效應。我們的檢視範圍只限於兩方面：傳媒的新聞來源和傳媒對香港前景的看法。由於新聞「馴化」的普遍存在，我們預期來自不同國家的傳媒在上述兩方面呈現系統性差異，跟它們所屬國家的外交政策、意識形態和文化背景互相呼應。以下是內容分析的結果，情況大體跟我們預期的接近。
根據馴化假設，來自一個既定國家的傳媒傾向使用該國的新聞來源。如果那個國家的新聞來源不符合事件的需要，傳媒則會尋求和自己國家最相近的新聞來源。表一列出的是按國籍分類的新聞來源。整體地說，香港的新聞來源最受中國以外各地傳媒的歡迎，當中包括加拿大（ 62.8% ）、香港（ 62.5% ）、英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