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名词解释.doc

涂山之会：禹在确立王权的过程中，又继续征伐三苗。他统领众多邦国君长，并以奉行天命自居，这表明他已掌握了最高的王权，取得了“夏后”的地位。经过激烈的战斗，三苗战败了。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武力征伐，通过这些征伐活动，不断加强了夏禹的王权。禹在确立王权后，就在有崇氏部落所在地——嵩山之阳建立了阳城(河南登封县告成镇)作为都城。后又迁往阳翟(河南禹县)。为了巩固王权，禹又沿颍水南下，在淮水中游的涂山(安徽蚌埠西郊怀远县境)，大会夏、夷诸部众多邦国和部落的首领，这就是“涂山之会”。原来的众多部落首领，到此时大都转化成世袭贵族，分别成为各个邦国的君长。这次大会，是夏王朝正式建立的重要标志。
竹书纪年：因原本写于竹简而得名的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西晋武帝时在汲郡的战国魏襄王墓中发现，故又称《汲冢纪年》。原有十三篇，记述夏、商、周和春秋时代的晋、魏史事，至魏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二百九十九年》为止。其中若干记载与传统史籍不合。此书约在两宋时亡佚。
战国策：国别体史料汇编，刘向整理。技术战国谋士游说或辩论时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反映当时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文思开阔，寓意深刻。文笔优美，资料丰富，为研究战国史的重要依据。
钧台之享：禹死后，子启继立。由于传统的“禅让”观念没有完全消除，东方偃姓之族的伯益就曾借此与启争夺王位。这就是《竹书纪年》中所说的：“益干启位，启杀之。”同时，西边的同姓诸侯有扈氏(陕西户县)更起兵反对。启亲领大军讨伐，大战于甘(河南洛阳市西)，剿灭了有扈氏。夏启排除了这些干扰，巩固了王权，正式确定了世袭制度，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的“家天下”局面。为了使世袭王权为众多的诸侯所确认，夏启就在都城阳翟召集众多的诸侯，举行盛大的“钧台之享”。表明夏王朝的统治基础，已经完全确定了。
禹刑：《禹刑》仅见于《左传》昭公六年。晋国的叔向在抨击郑国子产“铸刑书”时提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一般认为，禹刑是夏朝法律的名称，是后人为纪念夏的 先祖禹而命名的 ，是后人追述的。所谓乱政实际上是指奴隶暴动和反抗斗争，奴隶主阶级为了镇压奴隶的反抗而制定的。这种乱政在禹时是不大可能出现的。一般认为，《禹刑》的性质相当于现代的刑法典；《禹刑》的具体内容已经无法考订。但文献中又有零星的记载。禹刑的具体内容已经无从考证，汉代以后的典籍说夏朝的刑条很多，东汉郑玄说：“夏刑，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已经有了“五刑”。
二里头文化：介于龙山文化和商文化二里岗期之间的一种青铜时代文化。1952年发现于河南登封玉村，因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较为典型，故名。以前曾称为“洛达庙类型”文化。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于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因有一定差异，又分为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在河南东南部、湖北北部、河北南部及陕西东部等地也陆续有所发展。偃师二里头遗址分四期。它们的年代均比郑州二里岗商文化要早。一、二期由河南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炊器有实足的鼎和平底的罐，陶器多褐色，器形多平底，纹饰多蓝纹、细绳纹及方格纹，与二里岗类似的因素逐渐增加。在二里头遗址发现有宫殿建筑基址，有青铜器爵、斝、戈、戚、刀、镞、铃和嵌绿松石牌饰等，在灰坑、灰层中发现散置人骨架，这些大都属于三、四期。第三、四期中的炊器，出现了袋足的鬲等，器类以圜底器为主。这些因素与二里岗期商文化相一致。宫殿基址经复原，有堂、庑、门、庭，规模较大。结合第三期遗存中发现的大型宫殿遗址，铸铜、制骨、烧陶作坊址，说明第三期时这里是个都邑。二里头文化的碳—14法测定年代接近夏代纪年，又分布在传说中的夏人活动范围内，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丰富数据。目前，学者们对二里头文化的看法尚不统一。部分学者认为第三、四期中出现了与二里岗商文化相一致的文化因素，所以它应是商代都邑，很可能是汤都西亳。狭义的二里头文化应专指二里头第一、二期遗存。部分学者则认为郑州商城是亳都，二里头遗址应是夏都斟，所以它的四期遗存均为夏代遗物。围绕二里头文化的性质的讨论，将继续进行下去。
干支纪日法：使用干支记录日序的方法。干支是天干、地支的合称，它与干支纪年法一样，用干支相匹配的六十甲子来记录日序，从甲子开始到癸亥结束，六十天为一周，循环记录。干支纪日从商朝便已开始，但其顺序到现在有无间断或错乱过，尚待考证。目前已确切知道的从春秋鲁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二月己巳日起到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止（1912年民国元年采用公元纪年后，民间仍沿用）2600多年中从未间断和错乱过。 干支纪日法是商朝历法的最大成就，这是现今已知世界最长的纪日法，对于我国历史学，尤其是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考证和研究，都是极为重要的记时标志，是我国一份珍贵的科学文化遗产。
太康失国：启在巩固了统治之后，放纵于“淫湎康乐”的生活。启死，其子太康继位，也沉湎于声色酒食之中，政事不修，促使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外部四夷背叛。东夷族有穷氏首领后羿看到夏王朝内部矛盾重重，藉太康外出狩猎数月不归之时，乘机掌握了夏的政权。致使太康和仲康不得不流亡在洛水一带，后来二人相继死去。太康死后，其弟仲康继位，仲康微弱，当了傀儡。仲康死后，其子相继位。羿把相赶走，自己当了国王，这就是史书上称作「太康失国」和「后羿代夏」的故事。
少康中兴：少康为夏王朝第六世国王。夏后相之妻后缗所生。后缗母家为有仍氏，当寒浞攻杀夏后相的时候，相妻怀孕，从墙洞中逃归母家，生少康，所以少康一直生活在有仍氏。长大后当了有仍氏的牧正，管理畜牧。当寒浞之子浇派人去追杀少康时，少康逃到了有虞氏，当了有虞氏庖正(厨官)。舜的后人虞思把两个女儿嫁给了少康，又给了少康土田和众人，少康才站住了脚，并开展恢复夏朝统治的各种活动。在寒浞代后羿、政局混乱之时，夏的贵族靡逃到与夏同姓的有鬲氏。靡收抚了斟灌氏、斟氏的逃散人众，整顿队伍，积蓄力量。在靡的密切配合下，少康终于攻灭了寒浞，杀浇于过，杀于戈，重建了夏朝。这一事件，历史上称为「少康中兴」。
禹贡：《禹贡》是《尚书》(一作《书经》，简称《书》)中的一篇。《禹贡》是《尚书》(一作《书经》，简称《书》)中的一篇。，《禹贡》的写作年代，当为战国中期。作者不详。《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全文亦仅1193字，固无卷数。
九州：不同时代有不同州名版本，一般为《禹贡》中冀州、兖(yan)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幽州、雍州。
中原：一般指狭义的中原，即专指河南省。广义的“中原”是以河南为中心，向河南临近省份的部分地区渗透的一个广阔区域。
盘庚迁都：殷商朝中期以来，王室内部连续发生王位纷争，前后经历了五代九王，史称“九世之乱”。在此期间商朝多次迁都。盘庚继位以后，政局混乱，阶级矛盾尖锐，他为了挽救政治危机，决定再次迁都于殷。但贵族平民都反对迁都，盘庚一面劝说贵族，一面恫吓人民，强行把都城迁到殷地。迁殷后，“行汤之政”，政局才稳定下来，社会经济和文化也随之迅速发展，从此，直到商亡的二百七十三年间再未迁都。
卜辞：殷 人占卜，常将占卜人姓名，占卜所问之事及占卜日朞、结果等刻在所用龟甲或兽骨上，间或亦刻有少量与占卜有关的记事，这类纪录文字通称为卜辞。
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度最核心最基本的一项原则，即王位和财产必须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是嫡妻(正妻)所生的长子，西周天子的王位由其嫡长子继承，而其他的庶子为别子，庶子分别被分封为诸侯、卿、大夫、士，到全国各重要的战略要地。由嫡长子继承的王位可以确保周王朝世世代代大宗的地位，庶子对嫡子的大宗来说，是小宗，而在自己的封地内又为大宗，其继承者也必须是嫡长子。西周的嫡长子继承制把西周社会的统治者既区别又联系地组合起来，形成严密的宗法制度，目的在于解决权位和财产的继承与分配，稳定社会的统治秩序。
汤刑：《汤刑》很可能就是商代初期所制定地刑事法律。盘庚时期，盘庚发现贵族不愿意迁移的原因是由于在位的大臣本身言行不正，于是决定用先王传下的典制来整顿当时的法制。祖甲在位时期，也对《汤刑》进行了修订。《竹书纪年》记载“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汤刑》”，此次修订使汤刑更趋完备。 从文献记载来看，《汤刑》是商代的一个基本法律，整个商代一直适用。由于《汤刑》已经失传，其内容无法考订。
班爵制度：商代比较普遍实行的爵位制度，有侯、伯、子、男等爵位。其中，侯国最多，其次为伯，子、男之属，为畿内的多子族。班爵制度，规定了贵族的等级，明确了方国的地位，是国家组织形式日趋完善的表现。
三星堆文化：四川地区的古文化，1929年发现于四川广汉南兴乡。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文化，学者称为“三星堆文化”，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商、周之际，分布于成都、新繁、广汉、阆中、汉源一带。陶器以夹沙褐陶为主，多手制，少数轮制，除盉外，不见三足器；纹饰以绳纹为最多，至晚期出现云雷纹。生产工具主要是小型磨制石器。青铜器和玉石器造型夸张，成为三星堆文化的典型特征。
甲骨文：商周时契刻于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目前发现商代甲骨文以河南安阳殷墟最多，属于商代后期遗物，其中绝大多数书占卜记录，称甲骨卜辞。因出于殷墟，又称殷墟文字、殷墟书契、殷墟甲骨文等。郑州商城也有发现，年代比殷墟甲骨文还要早，但数量很少，都是在肋骨、肱骨上刻字，尚未见到在卜甲或卜骨上刻辞。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开始发现，次年得到学者鉴定，迄今出土约有十万片。二十九年，刘鹗编辑出版第一部著录《铁云藏龟》，其后研究日益发展，形成一门学科即甲骨学。甲骨文内容涉及天文、历法、气象、动植物、农事、方国、地名、征伐、祭祀、人物活动、商王世系和占凶梦幻等。目前已发现单字有五千余个，考释过的约两千个，文字结构已由独体趋向合体，晚期形声字增多。是中国早已有系统的古文字。西周时期的甲骨文，在山西洪赵坊堆、陕西长安丰镐、岐山凤雏、扶风齐家和强家、河北邢台南小汪、北京昌平白浮、房山琉璃河和镇江营九个地点都有发现，上述九个地点共发现312片，1033个字。其中以凤雏出土最多，计292片，915个字。
归余于终：商代的历法。商代在夏历的基础上，把我国最早实行的阴阳合历逐步加以调整，使它逐渐趋于完备。殷历大月30天，小月29天，而把太阳历和太阴历相参差的天数合并到一月时，就在这一年的年终增加一个13月，叫做归余于终，这是我国设置闰月的开端。这种置闰方法，虽然还很不精确，但已基本掌握了日月运行的规律，为我国传统历法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三代：也叫三朝。它们依次为夏朝、商朝、周朝。
尚书：中国古代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尚”是上古，“书”是写在竹帛上的历史记载。所以为“上古的史书”。记载商、周统治者的一些讲话记录 先秦散文——与韵文相对的文体，包括论说文和说明文。甲骨卜辞和铭文都是雏形。《尚书》是第一部记叙文和论说文的集子。
人殉：人殉是为奉侍已死的社会或家族中某些特权者而死的人，其中有陪臣、妻妾、侍卫和亲信，也有用作仆役的奴隶。它是古代社会中一度盛行的习俗。在河南、河北、山东、江苏、湖北等地都发现了商代人殉的遗迹。商王、贵族及奴隶主的墓葬中一般都有殉葬人。侯家庄1001号墓是个有四条墓道的商王墓，墓内殉人超过164个，分置于墓底、椁室附近及墓道内。该墓墓室外的陪葬坑有31个，其中22个埋有人。每坑埋1－7人不等，共埋有68人。最大的陪葬坑中棺椁具备，还有青铜礼器，在二层台上有2个殉葬人，即殉葬人的坑中还有殉人。
人牲：人牲是祭祀时把人像牛羊狗猪等牲畜那样供奉给天地、祖先、山川、神灵的牺牲的简称。这是古代社会中一度盛行的社会习俗，早在史前时期即已出现。在河南、山东、河北、江苏、湖北等地的商代遗址中都已发现了人牲的遗迹，尤以商代后期的都城所在地殷墟最为常见。商王和贵族奴隶主在祭祀祖先、祈祷神灵、建筑宫室和求年问雨时，都要使用人牲。甲骨卜辞中也常见有杀人祭祀的记载，最多的一次杀了三百人用于祭祀。据卜辞统计，商王用于祭祀的人牲，总数超过1.4万人。尤以武丁一代用人牲最多，有9千多人。在殷墟王陵区发现的祭祀场，仅1976年一次发掘出191个祭祀坑，共用人牲一千余。估计在这一地点先后用祭的人牲有数千人之多。
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个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科学研究项目，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该工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九五计划”中的一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该工程正式启动于1996年5月16日，2000年9月15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验收。　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夏商周年表》定夏朝约开始于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都约在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武王伐纣之年）定为前1046年。依据武王伐纣之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确立，建立了商王武丁以来的年表和西周诸王年表。
牧野之战：周灭商之战役。周文王死后，武王做灭商准备，曾率师东观兵于孟津，诸侯不约而至孟津相会助周王八百。武王以实际尚未成熟，率师还周。过二年，纣王残暴更甚，正当商纣王派大军远征东夷之时，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联合庸、蜀、羌、茅、微、卢、彭、濮等国，经孟津渡过黄河直抵商郊牧野。商纣王对来自西方的进攻并无准备。他仓促调遣军队，甲子日晨，在牧野应战，商军倒戈。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拒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商纣王的军队人数虽多，但兵无斗志，前徒倒戈。牧野一战，商朝全军覆没，致使纣王自焚，商王朝灭亡。
周公东征：武王在克商后二年/四年(?)病逝。当时「天下闻武王崩而叛」，周公为了应付危难，一方面立武王的幼子诵为周成王；另一方面，自己又亲自摄政，结果引起了内部的争权斗争。管叔、蔡叔也乘机散布流言，引起了成王对周公的怀疑。最后成王开启金滕之箱，看见策文，周公才获得信任。于是管、蔡勾结武庚起兵反周。 是时武庚利用战机，联络庸、奄、薄姑、徐戎、淮夷、熊(祝融)、盈(赢)诸族共图复国，声势远比新起而内部分裂的周强大。周公和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经过三年东征，平定了三监叛乱。《逸周书•作雒》篇说，武庚北奔，管叔自杀，蔡叔被囚；周公征服熊、盈之族十七国，俘淮夷之族九邑。《孟子•滕文公》篇则说，其灭国五十。地居河汾之东的唐也起事策应武庚的叛乱，后为周公诛灭。这次战事是继武王灭殷之后，周公为彻底征服殷族及其同盟作出的最大功绩，周王朝的统治由此奠定下来。
孟津之誓：武王九年，大会诸侯于孟津，（今河南孟津，为古代重要渡口）。前来参加大会的诸侯和部落首领，据说有八百之多。在大会上，周武王举行了誓师仪式，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孟津之誓”。是一次“诸侯所由用命”的重要会盟，从此，众多的诸侯都听从周的指挥，灭商已有充分的把握。
分封诸侯：周武王灭商和周公东征后，面对殷朝留下的土地、财产、人口、官吏、军队及其故属国，周采取了封建诸侯的政策，以达到屏藩周室的政治目的。周初的分封对象有同姓宗室子弟，又有异姓功臣宿将，还褒封神农、尧、舜、禹及商汤的后代。史传周初分封，「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荀子•儒效》）每一个封君受封的不仅有土地，而且还有人口，即所谓「授民授疆土」。封君要对周王室尽纳贡、守边等义务。
西周分封制：西周的地方行政制度。西周的分封制又称为“封建”、“分土封侯”制，即封邦建国。周灭商后，为了有效的统治被其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模的分封诸侯，派遣王室子弟或其他贵族到各地去建设诸侯国，代表周天子行使对地方的统治权，以拱卫王室。相传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初分封的诸侯有三类：一是王室子弟。这类诸侯国不仅数量多，所在位置也多为要冲之地，与王室关系密切，是西周诸侯国的主体部分。二是异姓诸侯。这些人虽不是王室子弟，但世代与周人有同盟关系，于是分封他们去建立诸侯国，以诸侯的身份继续为周王室效力，齐国和宋国就属于这种类型。三是古代帝王的后代。这类封国一般比较小，有的只是象征性的，在西周政治中作用不大。西周的封国，有的是原来就建立的，周重新明确了跟它们的关系，有的是经过一番开辟草莱的活动，建筑了城郭宗庙才开始建立起来的。诸侯对天子有隶属关系，有镇守疆土、捍卫王室、交纳赋税、朝觐述职的义务。诸侯在封国内是君主，初封时就是半独立状态，在封国内亦实行分封。国内土地的一部分归诸侯直辖，一部分土地作为采邑分封给他的卿大夫，卿大夫又以同样的情况分土地给士，士直接统治、剥削庶民。分封制也是与宗法制相结合的，就是嫡长子世袭制。从西向东，重要的封国在黄河北岸的是晋、卫、燕，在黄河南岸的许、蔡、陈、宋、曹、鲁、齐。东南最远的吴和建立较晚的秦和郑，后来也发展成为重要的国。王室分封宗亲功臣的既定制度，辅以明确天子权力和诸侯义务的周礼约束，决定了王室和诸侯之间的内在关系，使中央王国对地方诸侯的纵向联系加强。同时，西周的诸侯国之间多有同宗共祖的宗亲关系或互通婚姻的姻亲关系，横向关系也较以前密切。从强化中央控制能力和促进地方之间联系两方面看，西周分封制在历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宗法制：宗法制是古代贵族凭借血缘对族人进行统辖管理的制度，也成为统治者维护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一种重要手段。它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宗法制在商朝后期已经存在，到周朝变得更为典型和系统。狭义而言只施行与大夫、士阶层，其家族始祖一般为国君嫡长子之弟即别子，别子分出自立家族，成为该家族嫡长子继承系统的始祖，其嫡长子后裔则称为“大宗”，世袭下去，故百世不迁。始祖（别子）之庶子的子孙只继承其父，称为“小宗”，超过五世就不再有丧服的 ，故五世则迁。广义而言，天子对诸侯为大宗。以此定权位，分亲疏。宗法关系的基本内容，实质上就是大宗和小宗依据自己的特殊身份，对不同范围内，包括直系和旁系亲属族人的管辖统治。宗法制与分封制相结合，亲缘关系与政治关系相结合，有效地起到了维系社会、政治秩序的作用，这就是周朝有别于后世的一个重要特征。春秋时期，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复杂化，严格意义上的宗法制度难以维持，至战国最终瓦解。尽管宗法制已经崩溃，但宗法观念仍影响后世。
井田制：井田制是商周时期的一种土地制度，因为土地区划形同井，故名。井田制是从氏族社会土地公有制演变而来的，始见《孟子•滕王公上》「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此外《周礼•小司徒》：「九夫为井，四井为邑。」《汉书》、《谷梁传》、《公羊传》等均有记载。周朝施行井田制，既作为诸侯百官的俸禄等级单位元，又作为控制奴隶的计算单位。井田制下的土地一律不准买卖，只能由同姓依照嫡庶的宗法关系继承。耕种井田的农业奴隶也随着土地同属于奴隶主阶级所有，终生不得离开土地，更不准转业。所谓“井田”，就是具有一定规划亩积和疆界的方块田，在规整的一块方田之外附有墉垣，并有畎quǎn、沟、洫、浍等更周密的灌溉系统。诸侯和百官从周王那儿直接得到的土地及依附于土地的生产者，只能世袭，无权买卖，故井田制有两层用意，既是诸侯和百官作为俸禄的等级单位，也是课验勤惰直接耕种者的计算单位。一家百亩，长、宽各百步的方田叫一“田”，即一个劳动力耕种的土地。井田制度下的土地分为公田和私田，公田是由氏族社会公有土地演化而来的，保留公有的名义，实质上是贵族剥削农业劳动者的一种方式，公田上的收获全部交归国家。私田是村社成员的份地，这种份地不是固定不变的，公社成员必须按照制度定期交换份地，并跟着份地的变化而迁居，这说明劳动者对私田只有使用权、占有权，它和公田一样都归属于国家。而村社农业劳动者占有、使用私田是以在公田上无偿劳动为条件的。《周礼•地官•小司徒》述井田之制，只称“九夫为田”，不言公、私之分，说的是后期的井田制，与孟子所概括的早期情况不同，这一时期随着生产力提高，西周时三年换土易居的耕种法也逐渐取消，国家采取一次性授田，即所谓“爰田法”。共耕公田和定期重新授田之制的废止，意味着公社农业劳动者对土地私有倾向大大增强了，从而为战国时井田制最终消失埋下伏笔。西周后期出现了土地转让或买卖，井田制瓦解。
官宰食加：一般贵族，除了按等级各有封地之外，其中有王室或宫室担任比较重要官职的，还要在国中的田地里分田制禄，即按职位分得一定量的田地作为俸禄，这就是官宰食加。
周礼：周礼相传由周公制定，其实是周公对夏商以来的礼乐进行增删、修改。周礼是等级社会的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和各项制度的总称。包括种种规则、典礼仪式和表示身分的舆服旌旗、宫室器用的规定等等。所谓周礼，是区分贵贱尊卑的等级教条。
工商食官：西周官营手工业制度。指当时的手工业者和商贾都是官府管的奴仆，他们必须按照官府的规定和要求从事生产和贸易。在这种制度下，周王室和诸侯都有官府管理的各种手工业作坊，属司空管辖。这些手工业作坊的各类生产者称为百工，他们既是具有一定技艺水平的工匠，又是从事手工业生产的管理者。“工商食官”按三国时韦昭解释是：“工，百工；商，官贾也。《周礼》曰府藏皆有贾人，以知物价。食官，官禀之。”“工，”可比之于今天的国企；“商”可比之于今天的国营公司。所有员工由国家发工资养活；所有员工创造的价值由国家支配。内容就这么简单。商王朝设有“工官”管理手工业者及其生产，有一定的编制。生产以族为单位且具有专业化的特点。商末周初关于“殷民六族”、“殷民七族”的记载对此有详细论述。
五行：中国古代的一种物质观。多用于哲学、中医学和占卜方面。五行指：金、木、水、火、土。认为大自然由五种要素所构成，随着这五个要素的盛衰，而使得大自然产生变化，不但影响到人的命运，同时也使宇宙万物循环不已。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万物，都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物质的运行（运动）和变化所构成。它强调整体概念，描绘了事物的结构关系和运动形式。
周易：是一部古老而又灿烂的文化瑰宝，古人用它来预测未来、决策国家大事、反映当前现象，上测天，下测地，中测人事。然而这只是古人在未掌握科学方法之前所依托的一种手段，并不是真正的科学。虽然有些理解与科学相符，那是因为这个理解正好有科学合理性，但就不能因为说它是科学的。只能当它是一种文化。
八卦：我国古代的一套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用“一”代表阳，用“--”代表阴，用三个这样的符号，组成八种形式，叫做八卦。每一卦形代表一定的事物。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坎代表水，离代表火，震代表雷，艮(gèn)代表山，巽(xùn)代表风，兑代表泽。八卦互相搭配又得到六十四卦，用来象征各种自然现象和人事现象。在中医中，八卦指围绕掌心周围八个穴位的总称。
六艺：中国古代儒家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出自《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这就是所说的“通五经贯六艺”的“六艺”。六艺现代解释，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六种技艺。
二十八宿：我国古代天文学家把天空中可见的星分成二十八组，叫做二十八宿。
诗经：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11篇，又称《诗三百》。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金文：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谓青铜，就是铜和锡的合金。中国在夏代就已进入青铜时代，铜的冶炼和铜器的制造技术十分发达。因为周以前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为这类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过去又叫作“钟鼎文”。 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商代的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1200多年。金文的字数，据容庚《金文编》记载，共计3722个，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
律吕学：宫、商、角、徵、羽为我国五声音阶中五个不同音的名称，即五个音阶。后来发展为十二律，分为六律六吕，由此形成了我国传统的律吕学。
国人暴动：厉王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政策，又命令卫巫监谤，禁止国人谈论国事，违者杀戮。国人在高压政策下，「道路以目」。召公虎规谏厉王，但监谤更甚，国人忍无可忍，于公元前841 年，举行暴动，攻入王宫，厉王仓皇逃奔彘，公元前828 年，厉王死于彘。宗周无主，朝政由周定公、召穆公共同执掌，史称周召共和或共和行政。
宣王中兴：宣王即位、国家的情况残破不堪，周边的民族一再侵袭，社会仍动荡不安。宣王在周公和召公的辅助下，首先整顿内政，安定社会秩序。进而对周边的民族展开斗争。关于此事，史称“宣王中兴”。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在政治和军事上确是取得了一些成就。他在对严允、西戎、徐戎、荆楚进行的一系列战争中，取得不少胜利；但也有失败之时。宣王一再征兵徭，遭到大臣们的反对，农奴也大量的逃跑，有些农村成为鹿场，有些田园鞠为茂草。所谓“宣王中兴”，已掩盖不住西周的败落景象。
春秋：
79.葵丘之盟：春秋时齐桓公主持的一次诸侯盟会。桓公在阻止戎狄、荆楚对中原侵犯和安定王室之后，于齐桓公三十五年（前651）邀集鲁、宋、卫/郑（？）、许、曹诸国君于宋之葵丘（今河南民权/兰考？）会盟。相约「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盟约规定：凡同盟诸侯都要和好，不要乱筑堤坝壅塞水流，不要阻碍粮食流通，不要废黜太子，不要以妾为妻，不要让妇人参与政事，不要擅杀大臣，等等。周襄王命卿士宰孔莅会，赐齐桓公王室祭祀祖先时的祭肉。这标志着齐桓公已成为周王承认的合法霸主，齐国的霸业达到了顶峰。
城濮之战：春秋时晋国、楚国之间的战役。鲁僖公二十七年（前633），楚成王率兵攻宋，宋向晋求救。次年，晋文公伐楚盟国曹、卫，晋、楚两军对峙。由于晋取得了齐、秦的支持，楚成王命楚将子玉撤兵，子玉不听执意与晋决战，遂北御晋兵。晋文公退避三舍（九十里）。四月，晋军及宋、秦、齐军与楚、陈、蔡军战于城濮（今山东）。晋下军先击溃陈、蔡，楚右军随之而溃。晋栾枝率部佯退，诱楚中军追击。晋中军与上军击楚左军，左军亦溃，楚全军大败，晋文公遂成霸主。不久，文公会诸侯于践土，周襄王正式册封文公为侯伯。
殽之战：春秋时秦国、晋国之间的战役。鲁僖公三十二年（前628）冬，晋文公死后，戍守郑国的秦将杞子密告秦君，谓受郑命掌管郑都北门，若潜师而来，可得其国。秦穆公命孟明视率军袭郑。次年春，秦军因密谋泄露，灭滑后还师。晋布兵于殽（今河南三门峡）以待秦军。四月，秦军至，遭伏击，全军覆没，主帅孟明视等三人被俘。旋为晋襄公所释。
邲之战：春秋时晋、楚之间战役。晋、楚长期争霸，晋景公三年（前597）春，郑国附晋。楚庄王攻郑bì，围城三月，攻入郑都。郑襄公肉袒牵羊，向楚告罪，楚乃退兵，与郑和好。当时晋荀林父、先觳等率兵救郑，渡黄河后，闻郑已附楚，遂驻兵于敖山与鄗山之间（今河南荥阳西北）。荀林父主退兵还晋，先觳主对楚作战。楚见晋将意见不一，在邲突然向晋进攻，晋军因为战备而败退，中军、下军争船渡河，自相残杀，损失惨重。惟上军因帅士会有备，得全师而退。
弭兵之盟：春秋晋国、楚国平分霸权之盟。春秋后期，晋、楚两国国内矛盾尖锐，皆有停止争霸、弭兵（休兵）之愿。公元前595-前594年，楚庄王率师围宋国都九月，使宋国「易子而食，拆骸以爨」。十多年后，宋国右师华元、向戌利用其与晋国中军师栾书和楚令尹子重皆为好友的有利条件，在晋、楚间进行撮合，晋、楚皆同意。鲁成公十二年（前579），华元约合晋军师士燮、楚公子罢遂在宋国都西门外相会订盟，约定：晋楚互不交兵，互通聘使，互救灾害，互相援助抗击侵略者。但晋、楚均无止息战争的诚意，盟约缔结四年后，两国发生鄢陵之战，弭兵盟约失效。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向戌因与晋赵武、楚屈建皆友善，再次倡议弭兵之盟，得到晋、楚、齐等国响应。是年夏，晋、楚、齐、秦、鲁、卫、陈、郑、蔡、许、曹、邾、滕和宋等14国，又在宋之蒙门（东北门）外相会订盟。盟约规定晋、楚公为霸主，余国分别向晋、楚进纳贡赋。秦、齐和晋、楚为对等大国，不向晋、楚纳贡，也不受贡赋。第二次弭兵之会后，中原诸侯间的战争得以减少。弭兵之会的结果是晋楚两国平分霸权。它为争霸各国提供了喘息和备战的时机，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除战祸。但是，弭兵之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比较安宁的社会环境，中原地区战争减少进入了和平时期，使处社会经济和文化渐渐发展和繁荣起来。
作爰田：春秋时期的一种土地制度。关于爰田的内容和性质，古今皆异说纷纭。一般认为爰田即易田。《国语•晋语》贾逵注渭爰田即辕田，“辕，易也，为易田之法，赏众以田，易者，易疆界也。”古代注疏家多认为，爰田制就是3年一易田，以使民众所受之田能好坏轮换。还有人认为爰田和易居也有关系，由于田地种植3年之后，地力损耗竭尽，需要抛弃荒置若干年，所以农民便易地迁徙到别处，另去开垦生荒地或经过休闲的田地。到了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爰田制逐渐消亡。
初税亩：春秋时期,鲁国在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的按亩征税的田赋制度。它是承认私有土地合法化的开始。春秋时期，由于牛耕和铁农具的普及和应用，农业生产力提高，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后，隐瞒在私人手中，成为私有财产；同时贵族之间通过转让、互相劫夺、赏赐等途径转化的私有土地也急剧增加。实行“初税亩”田赋制度之前，鲁国实行按井田征收田赋的制度，私田不向国家纳税，因此国家财政收入占全部农业产量的比重不断下降。鲁国实行初税亩，即履亩而税，按田亩征税，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按土地面积纳税，税率为产量的10％。初税亩的实行增加了财政收入，适应和促进了新生的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初税亩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这一制度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方向，是在先进生产力要求下，对生产关系的一次合理调整，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劳动者的利益要求，是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初税亩制度实施给了奴隶制致命的一击，为奴隶制的彻底崩溃敲响了丧钟。
田氏代齐：春秋初陈国内乱，公子完惧祸奔齐，齐桓公十四年（前672），齐使为工正，陈完改姓氏为田氏，此为陈（田）氏立于齐之始。齐景公时，田桓子为大夫，以大斗出贷，小斗收进，笼络民心，民归之如流水。天桓子又联合鲍氏，攻灭公族栾氏、高氏，并救济国之贫弱孤寡者，甚得民心，田氏之势日盛。田乞承桓子之业，于齐晏儒子元年（前489），尽逐齐世卿国氏、高氏、弦氏、晏氏为相专齐政。田常执政后，复修田乞之政，民竞相归附。齐简公四年（前481），田常杀齐简公与右相监止，对残留的旧贵族尽行诸戮。齐平公五年（前476）田常割齐地自安平至琅邪为封邑，比平公自领之地为大，齐政皆归田氏。齐康公十四年（前391），田成子的曾孙田和废掉齐康公。前386年迁齐康公于海滨，使食一城，以奉其祀，自立为国君。十九年（前386年），周天子（周安王）正式册命田和为齐侯，列于周室。公元前379年，齐康公卒，姜齐亡，田氏卒有齐国，不过仍然保留「齐」作为国号，史称「田齐」。
三家分晋：韩、赵、魏灭智氏后，又三分晋公室领地，并于公元前420年暗杀了形同虚设的晋幽公。由此韩、赵、魏分别建立了独立的政权。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命韩虔、赵籍、魏斯为诸侯，史称「三家分晋」。这时晋侯已沦为附庸，公元前376年韩、赵、魏最终废了晋静公，复又三分其残余领地。晋灭。
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为其时诸子所共仰，传说是春秋时期的老子李耳（似是作者、注释者、传抄者的集合体）所撰写，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德经分上下两篇，原文上篇《德经》、下篇《道经》，不分章，后改为《道经》在前，《德经》在后，并分为81章。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
长沙马王堆汉墓：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轪侯利仓及其家属的墓葬。在长沙市区东郊四千米处的浏阳河旁的马王堆乡，汉墓陈列馆现设在湖南省博物馆院内。1972年至1974年先后在长沙市区东郊浏阳河旁的马王堆乡挖掘出土。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为研究西汉初期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当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珍贵文献。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对我国的历史和科学研究均有巨大价值，其出土文物异常珍贵。
论语：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并称“四书五经”。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英文名为《The Art of War》，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三大兵书之一（另外两部是：《战争论》(克劳塞维茨) ，《五轮书》(宫本武藏) ）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作者为春秋末年的齐国人孙武。成书于春秋末期，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军事思想对中国历代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其已被译成日、英、法、德、俄等十几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享有“兵学圣典”的美誉。 作为华夏文化乃至世界文明中的瑰宝，《孙子兵法》不仅仅是一部兵法，不仅止于中华文化中的重要遗产，他更是华夏智慧与朴素思想的象征。
十九年七闰法：左传记载了两次冬至，间隔133年，其间记录闰月48次，失闰一次，共计应有闰月49次，这就是19年7闰法。这不但比商代的历法精确，而且比欧洲应用这个历法早一百六七十年。
上计：战国、秦汉时地方官府定期向中央呈报施政情况，作为官吏考课依据的制度。战国时，各地主管官吏将所辖地区赋税、户口、垦田等情况写在木券，呈送中央考核，中央据此进行奖罚，亦为考课官吏的重要制度。汉朝上计制分两级，县（道）令、长将该县户口、垦田、赋税征收、钱谷出入等编为计簿，呈报郡国；再由郡守、国相汇总将副本呈报中央丞相，或由皇帝亲自受计，皇帝据此考察地方官政绩。上计地点一般在京师，如皇帝出巡，则临时指定地点。上计时间通常在岁终之月，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改历以前，每年九月上计，此后每年十二月上计。东汉时，中央受计名义上由司徒总核，实际上由尚书台主持。每年年终由郡国向京师的上计称为常课，三年一考察治状称为大课。郡国上计使者，两汉也有不同。西汉县（道）上计于郡国，令、长、丞、尉自行；郡国上计于中央，由郡丞、国长史代行。东汉则改派地位较高的掾史，称为“上计吏”。令、长等不自行。
大沟：我国古代的运河，战国时魏（梁）国开挖，在河东地区的东部。这是黄河中下游开凿最早的运河工程，表明原来的自然河道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这一水利工程的开凿成功，将河洛地区与黄淮平原其他经济中心连接起来，为河洛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鸿沟：中国古代最早沟通黄河和淮河的人工运河。战国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0年）开始兴建。修成后,经过秦代（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3年）、魏晋南北朝（公元220年～公元581年），一直是黄淮间主要水运交通线路之一。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3年）时期又称狼汤渠。它在今河南省荥阳北引黄河水，东经过中牟北，开封北而后折向南部，经过尉氏东、太康西、淮阳，分成两条支流：一条向南进入颍河，一条向东进入沙河，二条又分别汇入淮河，形成黄淮间的水运交通网。
都江堰：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城西，是中国古代建设并使用至今的大型水利工程，被誉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是四川著名的旅游胜地。通常认为，都江堰水利工程是由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率众于前256年左右修建的，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郑国渠：战国时期关中平原上最早兴建的大型人工灌溉渠道。秦王政元年（前246）采纳韩国水工郑国的建议开凿，故名。主要工程从中山西瓠口（即谷口，又称焦获薮）利用西北向东南逐步倾斜的地形，引泾水东流，至今三原县北，合浊水，利用浊水及石川河水道，再引流东经今富平、蒲城之南，注入洛水。全长三百余里。整个工程又渠首、引水渠、灌溉渠三部分组成，除在中途利用部分天然河流做灌溉渠外，还截取了纵流小河做水源的补充，设计合理。建成后，“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