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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品味为何低俗化？

肖　鹰

　　2013年伊始，“大众品味低俗化”即成为文化界热议的焦点话题。投资不过3000万的电影《泰囧》斩获12亿的暴利，成为国产电影票房之最，破了“国产大片英雄”张艺谋的票房神话。令文化人士訾议纷纷的是：《泰囧》不过就是一部简单追求“爆笑”的仿港式“商情”娱乐片，主题平庸不用说，就一个平淡的故事也讲得结结巴巴，大众用钞票热捧这样的电影，品味何其低也？
　　就市场竞争来看，《泰囧》创造的“小电影大暴利”奇迹，根本原因是2012年的中国电影市场实在没有可看的电影。年初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将人性历史灾难南京大屠杀演绎成“秦淮歌女”的“屠城浪漫”，不仅被他的团队“志在必得”的奥斯卡金像奖拒绝，而且也被多年来对张导电影特别慷慨的中国观众冷眼；年末冯小刚的《1942》，映前片方宣传是一部“苦难史诗”巨掣，几乎将以“话聊逗乐”善长的冯小刚导演化装成了“史诗导演”，但该片给公众的观影感受，仍然是“冯氏悲情”的别扭：冯小刚电影挤出来的悲情，总抹不掉侃爷王朔的玩世不恭。
　　有评论称“演员导演”徐峥初出手就打败了张艺谋们，这样说是不确切的。实际上是自2009年以来，张艺谋们就败迹连连，正是这些曾经“辉煌”的一线导演在2012年探底的灰色淡出，让生手徐峥不小心第一把就玩了个中国电影的“爆笑”。张艺谋们并不是败在徐峥手下，而是败在他们自己的电影误识。他们不仅信奉“票房才是硬道理”的电影拜金主义，而且把“娱乐观众”作为夺取票房的唯一原则，这导致他们的电影制作，缺少艺术家应有的诚意，装神弄鬼，极尽愚弄观众之能事。
　　徐峥的“胜利”，不过是让观众在佳片缺席的空场，放松心情看了一个因为稚拙略显“天真”的“爆笑”的串场。《泰囧》的票房奇迹，也是历史向张艺谋们开的一个玩笑：票房不是硬道理，只有真正的艺术杰作才是硬道理。当文化人士今天指责公众热衷于欣赏《泰囧》式的电影，是“品味低俗化”的时候，我们首先应当考察和反省我们的电影家们究竟是否创作了真正值得观众欣赏、而且提升观众欣赏趣味和鉴赏水平的电影？
　　近日还有一个热议的文化事件，就是赵本山自去年以来，再次“临时”退出央视春节晚会。他连续两年“退出春晚”，去年的理由是“因病”，今年是的理由是“自己对作品不满意”。赵本山与央视春晚的关系，不仅因为赵本山创造了无人企及的“连续20年上春晚”的纪录，更因为形成了“看春晚就是看赵本山，离开赵本山就别办春晚”这个谁也不敢打破的“春晚铁律”。多年以来，尤其是自2009年赵本山带其徒弟小沈阳上春晚以来，文化人士和普通观众越来越不满意赵本山的春晚小品，批评他的小品格调低俗、取笑弱势群体的声音逐年高涨，同时，赵本山在春晚舞台追捧自己的徒弟（“指定带谁上就带谁上”），把春晚舞台当作宣传赵家班的帮会阵地的“霸气”日盛。但是以央视为龙头的主流媒体，坚持宣传赵本山、把他吹捧成“人民艺术大师”、“东方卓别林”，在主流舆论阵地制造“大众离不开赵本山”的“民情”。正是在这样的舆论导向下，“赵本山”不仅成为央视春晚离不开的“小品王”，而且成为当今中国公众“唯一认知”、“唯一认可”的“艺术大师”。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公众心目中，今天没有一位艺术家的知名度（甚至认可度）可与赵本山相比。但是，这并不是因为赵本山真正“艺盖天下”，而是因为唯有赵本山拥享了以央视为龙头的中国主流媒体持续不断的追捧和神化。“赵本山神话”，不仅让公众误认为赵本山的艺术就代表小品艺术，看小品就只能看赵本山，娱乐就是赵本山的娱乐，而且让小沈阳这样演技低劣的娱乐演员，仅因为被赵本山带上春晚，就一夜爆红天下，成为代表中国表演艺术新秀的“标兵”。2013年春晚筹备启动以来，一如往年，赵本山就不断通过媒体放风“指定要上春晚”，因此，“赵本山退出春晚”，多大程度是“自觉自愿”不好妄断。但是，央视春晚终于能以“作品原因”放弃赵本山，这个事件实质就不是“赵本山退出春晚”而是“春晚退出赵本山”，它给春晚艺术，乃至当今中国文艺提升品味传达的积极信息应当充分关注。
　　在反思当下公众品味低俗化现象的时候，我们还应注意到另一个现象，就是一些被主流媒体捧出的“学术明星”，他们学问平平，甚至不学无术，顶着教授学者的头衔，打着传承经典、普及高雅文化的幌子，把经典、高雅文化平庸化、庸俗化。2012年11月17日在北大百年大讲堂举办的一场昆曲演出谢幕时，主办方请由央视百家讲坛捧红的北师大教授于丹“代表观众发表感言”，被观众轰下台。于丹在央视讲说　《论语》、《庄子》和昆曲艺术，错误百出，学界多年来严厉批评的声音不断。但是，在这些年来的舆论宣传中，她却被树立为“传播国学”的功勋，并且因此进入流行文化市场，成为最具市场价值的“学术明星”，各种文化活动皆以她的出场为“高规格”的标志。
　　关于“于丹被轰”事件，现场视频显示的是：当昆曲节目表演结束，进入谢幕时，以10位昆曲界著名艺术家伫立作背景，主持人请于丹上台讲话，身着超短裙、黑色长丝袜和超高跟鞋的于丹在观众喝倒彩声中走上舞台。于丹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代表的是市场流行文化，她出席这次昆曲演出的着装明显轻佻而不合场景。为什么主办方不邀请真正对昆曲艺术卓有研究的学者上台“代表观众”呢？根本原因是这些年来，市场经济快速扩张，引导了流行文化的过度发展，乃至于造成了流行文化对高雅文化的侵蚀，直至现在流行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因此，当于丹这样由媒体一手打造的流行文化符号成为“学术明星”，不仅风行流行文化活动，而且堂而皇之地成为“经典传承人”、“严肃文化代言人”的时候，我们应当反思的是，在这样的文化生态中，我们怎样期待，又有何权利去要求公众品味摆脱低俗，追求高雅？
　　然而，在公众品味低俗化的现象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严肃认真、既具现实针对性又具思想性的文化批评的缺乏。在当下社会文化生活中，一方面由于文化生产和传播的市场化运行，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功利主义的盛行，同时也由于某些舆论控制者的“保守”立场作用，当前的文化是只有宣传，没有反思；只有炒作，没有批评。批评是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净化和升华行为。文化批评不仅为文化活动提供常规运行的正面价值，而且是张扬理想、提升精神和促进创新的必要途径。低俗化的东西，共同的品质就是缺少人文的健康价值，缺少艺术的优美品质，缺少精神的坚毅和节操，缺少创造的生气。文化批评的基本职能，就是要指出低俗化的基本缺陷，要帮助公众培养鉴别力和判断力，进而培养他们的高尚品味。然而，正因为在当今中国，批评没有“市场”，才会出现平庸为天才，低俗为高雅，虚伪作纯真，恶俗作性情。
　　马克思，这位追求现代人文理想，追求每个人都作为“真正的人”生存在这个世界的精神导师，这样表述人与社会的关系：“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文化人士，针对于当前公众品味低俗化的现象，我们首先应当考察产生这个现象的复杂的社会文化原因，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当我们文化生产者没有生产出真正高品味的作品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指责公众品味低俗化；当我们的主流舆论把品味不高、甚至低俗的艺术家标榜为“艺术大师”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指责公众品味低俗化；当我们的公众只能接受作为流行文化符号的“学术明星”的“文化传播”和“学术普及”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指责公众品味低俗化；当我们的文化批评沦为营销广告——批评的原则彻底沦丧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指责公众品味低俗化。“社会也是由人生产”，作为文化人士，我们应当思考自己作为一个“生产社会的人”，究竟具有什么样的责任，又应当如何“生产社会”——生产一个真正培养公众高品味的文化生活的社会。
(原载：文学报，2013年03月0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