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炼狱十年》-教育黑皮书.doc

《教育炼狱十年》
（又名“教育黑皮书”）
作者：任靖玺

“南洋”前董事长任靖玺：我败给了教育制度 1
任靖玺：退出南洋教育集团 3
任靖玺：应试教育制度问题 4
任靖玺：教育供给问题 11
任靖玺：教师问题 17
任靖玺：教育收费问题 25
任靖玺：教育思想问题 31
任靖玺：教育国际化问题 35
任靖玺：民办教育问题：民办学校为什么哀鸿遍野？ 41
任靖玺：破碎的教育梦——《教育炼狱十年》后记 45
笑蜀：从“名校办民校”看逆向双轨制 46
余世存：任静玺民办教育失败记 48
任靖玺：关于南洋教育社会公案而不得不说的话 57
刘军宁：南洋学校的倒闭：输家与赢家 66

“南洋”前董事长任靖玺：我败给了教育制度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朱雨晨　2004年12月28日
从一手创办的中国最大民办教育集团黯然退出，他最后承认自己是“失败者”，一个无法与现实和教育体制对抗的失败者
12月18日，阴，人民大会堂前朔风大作。
下午四点，大会堂海南厅内掌声一片。“中国民办教育创新与发展论坛”正步入高潮。论坛的主办方，中国教育联合会将惟一的“中国民办教育最佳品牌”，颁发给南洋教育发展集团(以下简称“南洋”)。
与此同时，“南洋”前董事长任靖玺的万言书《教育炼狱十年》，正像一股潜流，流向中国教育界。
这本小册子全文8万字，详细记录了任从创立到退出“南洋”的经历和思考。他最后承认自己是“失败者”，一个无法与现实和教育体制对抗的失败者。

任靖玺其人
1952年，任靖玺出生于山西运城，家庭成份是富农，因此中学毕业之后只能回家务农。但他不是一个甘于底层命运的人，按照他的话来说：“自由市场上的所有东西我都卖过。”
任靖玺说，他的命运完全由于“读书”改变：虽然成份不好，自己还是得到了一份助学金，因此能够顺利读完中学；1970年，他在一个小包工队打工，闲暇时坐在工地上读《红楼梦》，被局长发现，一下子被提升成了“包工头”。他说，这些都是多年以后他从事教育投资的最初动因。
改革开放之后，任通过煤炭生意成为山西省第一个百万富翁。
在1993年从事教育产业之前，任靖玺当过记者，办过报纸，投资过房地产，同时保留了自己的煤炭实业。
“任靖玺是一个有非凡魅力的人。”采访过他的记者都这样说，在“南洋”内部，任甚至有些被神化。
据熟悉任靖玺的人说，年过半百的他还有非常性情的一面：酷爱速度，在高速公路上跑一百五六十迈和人飚车是家常便饭。
任靖玺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相约长谈两次，除了谈他的自述和“南洋教育”，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倾诉自己的忧国忧民之思，和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现实壁垒中的困境。
十年“南洋”
任靖玺开始涉足教育行业是1993年，此时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有能力出资数千万元平地而起一所学校。
他的第一所学校是位于太原的山西南洋国际学校。发展最高峰时期，“南洋”一共拥有12所学校。任靖玺掌舵期间，以平均每年一所的惊人速度扩张。
这12所学校中，10所是15年一贯制综合学校，两所大学，分布于全国各地。任靖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最终下定决心投身教育界，是在1995年：“当时的产业空间很大。做教育形象好，是善举，产品和现金流都很稳定，当时的利润率也比较高。我记得那时候一个学生收学费三千到四千块钱，已经有很高的利润。虽然当时不能分配利润，我们可以用解决住房等方法进行。”
最重要的是，“我当时对形势的判断很乐观”，任靖玺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朱镕基总理曾经说穷国办教育，不走多种形式办学的路子，别无选择。这下我以为教育是没有问题了，一下子关掉其它产业的所有公司，只保留教育和科技。”
大致与此同时，“南洋”已经成为国内民办教育的老大。时至今日，“南洋”旗下的学生超过一万人，教师2000余人，共占地1800亩，其总资产被评估价值13亿元。
“任靖玺掌舵期间，‘南洋’在全国范围内高起点高投入地高速扩张，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教育学者张铁林对《中国新闻周刊》如此评价。张是广州现代教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曾经细致研究“南洋”集团化的教育管理模式。
2003年12月25日，中亚财富投资有限公司入主“南洋”，成为占70%股份的控股方。任靖玺只保留18%的股份。
2004年7月15日，任靖玺将手中18%的股份赠与部分南洋高层管理人员。
9月15日，任靖玺在山西南洋学校召开了最后一次年度校长会议。此后，他彻底离开了辛苦耕耘十年的“南洋”。
一个月之后，蕴含了任靖玺十年心血的《教育炼狱十年》撰写完毕。
他在文中解释离开“南洋”的原因：“理想的幻灭”。

教育理想的现实困境
采访中，任靖玺曾表示反对使用“民办教育”这个称呼，认为应该确定“私立学校”概念。在他的理念中，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理应是国民教育的两极，前者解决教育的公平问题，后者解决教育的差异化需求。
他把目前中国教育的问题之源归结为，垄断导致短缺和腐败。而高考，就是获取垄断利润的利剑。
促使他最终退出教育行业的，是《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他自认为是一个“失败者”。
“我败给了教育制度。”
任靖玺在《教育炼狱十年》中，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民办教育发展列为三个阶段：80年代，应运而生，意气风发；90年代，层层设卡，层层突破；21世纪初，哀鸿遍野。
现阶段的“哀鸿遍野”，恰恰发生在《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之后，中国的民办教育受到法制“促进”的时候。
任参加了《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整个制定过程，并多次参加人大召开的讨论，也曾为这部法律的最终出台激动不已。
“当《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细则》和《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随后出台时，我的心一下子就冷透了。这两个文件，把辛辛苦苦制订出来的‘促进法’变成了‘促退法’和‘破产法’。我知道，原有的真正的民办教育完了。”任靖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使他选择最终离开“南洋”和教育事业。
在任靖玺看来，根据这两份文件，公立学校以“名校办民校”和“独立学院”的方式进入民办教育市场得到了法律的保证，对原有的民办学校杀伤力极大，也因此导致了“哀鸿遍野”的现状。
所谓“名校办民校”，指的是公立重点中小学开办私有的“民校”，因此形成了“校中校”或“校外校”。这种学校既能享受公办学校多年积累起来的巨大无形资产，又能堂而皇之地以民办学校的价格向消费者收费，却可免除民办学校的风险和公办学校的义务。
《中国新闻周刊》于今年9月17日曾经调查扬州“名校办民校”的状况。在全国各地，据估计这类“名校”所办的“民校”已经达到上千所。
“独立学院”，指的是由普通本科高校按新机制、新模式与社会力量合作举办的本科层次的二级学院。截至今年，这类“独立学院”已逾300所。
任靖玺说，在这些蓬勃发展的“民校”边，是老民校的累累尸骨。
任靖玺的话，可以为十年来的民办教育聊备一说。
(中国新闻周刊总第210期)

任靖玺：退出南洋教育集团
——我败给了专制、垄断、丑恶、没人性的教育制度
1993年9月1日，我投资4000多万元建设的山西南洋国际学校正式开学。以后经过十多年的艰难挣扎，到2003年底，我们南洋教育集团已发展成为一个由10所从事基础教育的综合学校（15年一贯制，每所学校皆含高中、初中、小学）和2所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组成的民办教育集团。我们已拥有学生1万多名，教师2000多名，学校总占地面积1800亩，校舍教室等设施的建设面积56万平米，账面资产8亿多，现金8000多万元，评估价值13亿多。
2003年12月25日，北京中亚财富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入主我们南洋教育集团，成为南洋教育集团占股70%的控股方，我只保留了18%的股份，协助北京中亚财富投资有限公司实现控制权移交过渡期的管理。
2004年7月15日，经南洋教育集团董事会决定，我将自己在南洋持有的18%的股份赠予了南洋部分高层管理人员，我在南洋不再有股权，也不再参与管理，完全彻底地退出了南洋。
如人饮水，冷暧自知。中国民办教育之艰难，非个中人难以体会。如果用几句话来概括我这十多年从事民办教育的体会，我只能说：“炼狱十二年，心累，心苦，心冷!”
十多年来，南洋教育的规模愈来愈大，但我却愈来愈困惑。近年来，一种无意义无价值的感受从我心里升起，我难以排遣。我思考再三，逐渐开始萌生退意。为什么我们这么难？为什么我们的热情愈来愈消散？为什么我们大家心中愈来愈有一种无奈甚至是悲凉的情绪？是我们自己努力得不够吗？不是，我们的校长和教师们为南洋教育付出了超常的辛苦，我们忙于探索更适合学生的教学方式，忙于保障学校资金流的正常流动，忙于应付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种种变态管制，忙于家访和招生，忙于应付四面八方对学校的侵扰，忙于许许多多我们不想忙而不得不忙的烦心事。我们一同抱着热情、理想和幻想进入我们心中的教育圣地，跳进来后我们才慢慢体会到，我们是进入了教育炼狱，这炼狱炼掉了我们几层皮，炼老了我们的心，炼暗了我们的希望，我们愈来愈看不清从这炼狱通往天堂的出路。为什么我们这么难？我们的真正出路在何方？
我退出南洋后，没有了烦杂的事务，但我的心却一直轻松不起来。为什么十多年的艰辛努力，换来的还是理想的幻灭？十多年的酸甜苦辣堆积在心头，我要把它清理一下，我要多问几个为什么，我要讨个说法。2003年12月25日，北京中亚财富投资有限公司入主南洋以后，我开始将更多的时间用于阅读、思考和断断续续的写作。我从我国教育专家们所写的大量著作和文章中得到不少启发，但最终他们还是没有能完全解除我内心的困惑。南洋的问题，只是我们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的缩影，而社会问题对我来说仍然还是一团迷雾。过去，我们只是完全被动地应对来自这迷雾背后的种种突发性打击，而我愈来愈希望看透这迷雾，希望看清这迷雾背后的世界的真象。南洋的校长和教师们与我共同努力多年，我们有着共同的渴望与酸楚，我有责任将自己多年来的体会告诉他们，我希望我的这些思考能成为我对他们的一份奉献，我希望他们能从我的思考中找到一些对他们多年来所感到的痛苦和烦恼的解答。2004年7月15日，我在股权和管理权都完全退出南洋之后，开始集中精力写这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不是对我们南洋十多年教育历史的详细介绍，而是对我们南洋教育面对的一些主要难题的思考。我们南洋的老人们自会明白我这些感受来源于些什么样的事件和故事。
我的心还在南洋，但我已不是南洋的人了，没有了顾忌，我可以痛痛快快地将多年的酸楚吐出来，我可以对压在教育界头上的丑恶的教育制度进行真实地分析。不平则鸣，我相信，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心声，也是千千万万的校长、教师和学生们的心声，我要真实的把它表达出来。我用这心声，含泪向南洋告别。再见了，南洋！再见了，多年来和我一同苦熬多年的校长和教师们！再见了，南洋的家长和孩子们！我败给了专制、垄断、丑恶、没人性的教育制度，但我相信，中国不会永远败给这样的教育制度。

任靖玺：应试教育制度问题
破碎的教育梦
1993年2月，山西南洋国际学校破土动工。为赶在9月1日开学，我和大伙一起拼命干，我吃在工地住在工地，与工人们一起干泥水活，我们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平地建起了一所漂亮的学校。同事们开玩笑，我们大家都变成了大熊猫，我们的眼眶都累青了。开学那天，看着学生们一排排进入校门，看着老师们那种激动和神圣的表情，我心里的幸福感无以言述，更无法用金钱这两个字来说明。我心里想，以费养校，滚动发展。来之于教育，还之于教育。以教育养教育，将我多年磨练出来的经营能力奉献给教育。对我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事业比这样的事业更有价值和意义了！在县城当过乡镇企业局的小官，对官场实在没兴趣了。以后商海折腾多年，总算有吃有穿了，年轻时到处打短工的那种极穷极苦极累的日子总算熬过去了，经商对我来说也渐渐变得无趣。我的山西老乡阎锡山现在还能让人记住和肯定的，就是他对山西教育发展做出的贡献了。教育是有意义的事业，我能进入教育领域，就翻开了我生命中最有意义的新的一页，我下决心，再苦再累再穷，我也要把它撑下去。
从山西南洋国际学校开始招生到现在，十二年快过去了。这十二年给我留下的，是难以明状的、复杂而苦涩的滋味。有时对朋友们说，对我来说，搞教育是经历了一场炼狱。最近，我常想一个问题：如果让我有重新选择的机会，我会在1993年进入教育领域吗？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教育是一个特殊的行业，无论你带着什么样的动机进入教育，一旦进来了，面对一个个稚嫩的孩子，你的内心就必然会发生变化，内心的责任感会大大加重，这可是一个会直接影响孩子命运的事业！压在心里的责任的份量很大，比任何过去搞过的其它业务给我带来的内心压力都更大，但是，我也因此有一种人生的价值感和意义感。有过这段为教育事业艰苦拼搏的经历，我感到自己这辈子没有白活。后来我看书，有的专家把我这种感受概括为“教育资本的特殊个性”，从事教育经营确实与从事其它经营有内在价值取向的差异。但是，如果我预先就知道从事教育有这么难这么苦，如果我预先知道我们的教育制度对学校有如此多的压制和干预，如果我预先知道我追求的教育价值在现有的教育制度下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如果我预先知道我关于以教育养教育的路子难以走通，如果我预先就知道我的教育梦终会有被压破的一天，我恐怕真的不敢进入这个禁区。
山西南洋国际学校开学12年了，南洋学校在全国已发展到12所，近万名学生和二千多名老师，这担子沉沉压在我肩头，我感到自己的力量快被耗干了。在现行教育制度的控制下，在现行教育政策的不断挤压下，我们南洋学校发展的空间和希望何在呢？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南洋学校实现我们的教育价值观和理想呢？我们有没有可能真正走通以教育养教育、实现经营与教育的良性循环之路呢？我们有没有可能真正搞出我们的南洋教育特色将南洋建成百年名校呢？多年来，我们用“百年教育，百年南洋”这样的目标来激励我们自己，而现在，我对此是愈来愈缺少信心。
我们南洋学校遇到的困难是什么？熟悉民办教育的人们会说：不就是招生吗？那个民办学校不为生源问题而苦恼？这话说得并不错，如果没有学生，还有什么学校呢？在中国的民办学校中，南洋学校的招生情况相对算好的，我们现在仍1万多学生，但是，从我们的建校规模来看，我们并没有能招满，我们确实面临着巨大的生源压力。但是，仅仅一个招生难题并不是我内心最痛苦的东西，这个难题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解决。最痛苦的，是我体会不到价值，看不到意义、希望和未来。多年的思考使我认识到，南洋面临的本质问题不是招生问题，而是无法走新教育之路的问题。生源问题只是表相，它绝不是我们南洋学校面临的最深层的问题。我们南洋学校、中国的民办学校乃至全中国的基础教育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症结，就是中国以专制特权、垄断利益、僵死模式为特征的残酷的应试教育制度。我们南洋人给自己设定的使命之一，是探索以素质教育为目标的教学方式，是探索转变中国应试教育的方式方法，但到现在，我不得不承认，十二年来，不是我们改变了应试教育，而是应试教育改变了我们。我们过去希望在应试教育的夹缝中寻求突破，但是，近年来，教育行政部门把夹缝那点可能的空间都一一填满了，我们愈来愈被关进应试教育的铁牢之中。除了在教育行政部门制造的教育铁牢中强化应试教育之外，我们没有其它选择的可能。中国的基础教育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病，从教育乱收费到占用学生的假期补课，从学生身体被搞坏到个性被压制，从中小学生自杀到禽兽老师强奸小学女生，从老师打骂学生到学生自尊心被毁灭，从考试做弊到教材买卖中的腐败，从应试教育日趋强化到素质教育只喊不做，所有这些现象，都是这个教育制度的烂根子结出的烂果子。中国的教育问题，不是枝叶花果遭到虫害的问题，而是根子腐烂的问题。没有素质教育的空间，我们南洋就无法以多元化的社会需求来调整我们的教育，我们就无法以学生为中心搞出我们的教育特色，没有素质教育的可能，我们就只有重返应试教育，而这就把我们逼向了死路。12年来，我建起12所学校，但我们的学校最终也不是素质教育的乐土，而仍然被强迫成应试教育的领地，这让我愈来愈怀疑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的意义和价值，我的教育梦慢慢开始破碎，我过去所下的苦撑教育的决心开始动摇。

应试教育的利益根源
所谓应试教育，指的是为了考试而开展的教育。这个概念，是与为了学生发展而开展的素质教育相对立的。只要是教育，只要是学校，都必然会有考试。中国绝大多数教师、家长和学生对中国的考试制度深恶痛绝，是因为我们特定的考试制度不是以学生为本的，不是为了测试学生的整体素质并改进学生素质上的缺陷，而是压制了学生的个性、毁坏了学生的身体、破坏了学生的自尊和自信。我们的考试不是帮学生的，而是整学生的。为什么多年来，应试教育的弊端有目共睹，成为社会共识，为人们所普遍痛恨，但是应试教育为什么不仅没有丝毫改善反而变本加厉了呢？我思考再三才终于明白，应试教育的问题不是简单的观念认识上的问题，因为上至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下至普通的平民百姓，谁都知道应试教育害苦了孩子，对应试教育的反感不存在什么观念上的阻碍。应试教育之所以长期不改，根本原因还是在权力和利益结构上，是以教育行政部门为代表的教育专制特权利益集团需要应试教育，惟有这种一统天下的应试教育模式，最符合他们控制的方便，最符合他们的权力和利益诉求，是他们的私利在不断强化着应试教育的神经。惟有通过应试教育来吸食成万上亿的孩子的青春少年之血，才能很便利地把他们养得愈来愈肥。考虑到这一层，我感到了恐惧、愤怒和无奈。
考什么和如何考，决定了教什么和如何教，考试制度决定着教学制度，教学制度则决定着学生受教育的命运。没有人性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方式，就没有人性的教学内容和教育方法，没有人性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学生就会受到非人性的对待。我们现行的教育制度下，学生受制于教师和校长，教师和校长受制于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们是教育领域的皇帝和主宰，他们利用他们控制的统一的高考、中考、会考和种种测试的指挥捧，将全中国的学生、教师和校长指挥得团团转，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巨大的教育特权给教育官僚们带来了巨大的特权利益，他们巨大的特权利益又使他们不愿改变教育险恶的现状，就这样形成了以教育行政部门为核心的权力与利益的相互滋养和相互强化。
搞素质教育，就是搞适应学生个性特点、以学生素质发展为核心的教育。从课程选择和设定上来说，就必须权力下放，应当以教师、家长、学生和专家为核心，共同来选择和设计每个学校的校本课程。但如果这样做，教育行政部门指定的教材和教辅卖给谁呢？他们的垄断利益如何实现呢？全国中小学的课本定价总额，每年在200亿元左右。全国中小学的教辅定价总额，每年在600亿左右。如果再加上试卷等有关费用，要突破1000亿元。根据2004年8月曝光的四川教材回扣案，教材和教辅的回扣费用约在30%左右，也就是说每年约有300亿左右的回扣流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负责人手中，这就是统一教材教辅和考试的好处。在美国，公立学校不仅不收学费，还免费向学生提供教科书。由于教科书是公共资产，所以学校要求学生要爱惜好教科书，学期结束后，学生都要将教科书还给学校，给下一年级的学生用。一本教科书，要经过许多届学生的手。但是，我们教材所每都有一点变化，学生不能从上一届学生处借用，这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教材每年销售的利润吗？近年来，面对全社会要求素质教育的呼声，教育行政部门也于近年在全国推广称之为素质教育和个性的新教材。也就是说，搞素质教育和个性化教育，也必须是全国统一模式，只准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一种模式的素质教育和个性教育，这不是素质教育的笑话吗？其实这不是笑话，而是权力和与此相联系的垄断利益。2001年初新课程出台，教育部开始全面推广，就有专家批评“课程改革领导者”的三重身份：以行政官员的角色在制订新课程，以学者的身份在宣讲新课程，以商人的身份从新课程中获取利益。
从考试内容来看，与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和教育部门规定的教辅环环相扣，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知识点就是考试的重点。为什么考试出题的不能活一些呢？为什么考试的出题不能给学生的想象力和素质发挥以更大的空间呢？原因还是在控制。如果出题过于宽泛灵活，那么考试与统一教学大纲和教材的内在联系就会松散，这种联系一松散，统一教学大纲、教材和教辅就失去了权威和价值，各学校就会自已选择教材和创新各种教学方法，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权力和垄断利益就会大打折扣。垄断利益需要僵死的统一大纲和教材，因此考试出题和考试办法就得随之而动，这是根本原因所在。1983年，教育部就下了死规定：从1984年起，高考按基本教材命题。利益指挥权力，有这样的特权利益在控制，所以教育部门一切关于素质教育的宏论都流于形式。在1997年1月16日前后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国家教委领导人就提出要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强调的理由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教育思想。应试教育以升学为目标，围绕应考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是一种片面的淘汰式的教育。它的危害，一是教育对象主要面对少数学生；二是教育内容偏重智商，轻视德、体、美、劳诸方面，忽视实践和动手能力，影响青少年生动活泼、健康地成长；三是违背教育规律和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而素质教育较好地体现了基础教育的本质，它以培养受教育者在思想道德情操、科学文化知识、身体和心理素质、劳动和生活技能等方面得全面和谐发展为宗旨，为学生学会做人、求知、生活、健体、审美打下扎实的基础。”这话讲得多好，体现了多少优秀秘书的心血。但是，到1999年，高考新一轮改革的命题原则仍然是“遵循教学大纲，又不拘泥于教学大纲”这样一个模模糊糊的东西，学校和教师们都明白，模糊中有不模糊的核心，谁敢不遵循统一教学大纲教学呢？显然，教育行政部门早就知道应试教育的弊端了，但是为什么近年来应试教育反而愈演愈烈呢？不知者不为罪，如果教育行政部门不知道应试教育之害而推进应试教育，这还不算邪恶。知道了应试教育之害而强化应试教育，这就是在故意坑人害人。分析近几年我国教育行政部门的做法，是不是在坑人害人呢？结论是明摆着的，简直是在谋财害命。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近公布了上半年价格举报的六大热点，教育乱收费居首位。据教育专家保守估算，10年来教育乱收费超过2000亿人民币。这些乱收费项目，还没有包括指定教材和教辅的回扣在内，如果加上这个数字，10年来的教育乱收费就不应当是2000亿元，而应该是约5600亿元了。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数字，这都是由应试教育这个杠杆弄出来了，所以应试教育就愈来愈厉害了，这有什么奇怪呢？真想搞素质教育的人，就是要与控制行政权力而且每年有500多亿黑色收入的这个特权利益集团作对，谁会有力量坚持下去呢？由应试教育生长出来的垄断利益集团为了独占垄断利润，拼命维护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垄断权力。对普通的学生、家长、教师来说，“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试卷、教材、教辅专制权+教育垄断特权分利集团”这个黑色堡垒，成了独占行政暴力的难以违抗的邪恶力量。

层层争权分利的罗网
考试控制的权力带来相应的垄断利益，所以我们教育行政部门的各层都在争夺考试控制权。我们的教育部牢牢掌控着高考，这根指挥棒直插入中国基础教育的心脏，一切教育手段都得围绕着高考展开。高考升学率直接决定学校的声誉，直接决定校长和教师的地位和利益。教育部以高考指挥棒，轻松地控制着各学校的高中应当教什么和如何教，应当选用什么样的教材和教辅。教育部有了明确的权力和利益空间，省级教育部门怎么办呢？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和利益如何体现呢？除了从高考制度中分权分利之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就有了一个高中会考。高中会考的权威性如何体现呢？许多省教委规定：会考共九门，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政治。一门考不及格，高考时不准报重点院校，二门不及格，高考时不准报本科，三门不及格，不准参加高考。这样的规定一下来，会考的控制权直线拉高。省级教委对高考录取招生有很大的影响力，它的规定谁敢不认真呢？但是，与省级教委的人交流，他们还报怨说会考的权威性不够，一些学校不认真对待会考，它们弄虚作假偷偷让学生全部过关。要想领到高中毕业证，我们南洋学校也必须参加会考。会考指挥棒指定的高中教学大纲、教材和教辅，谁敢不理呢？各地的每套会考试卷要交20元左右不等，我们南洋学校系统一下就将几万元交上去了。全国的学校要交出多少钱去呢？全国有高中在校生2900多万人，9个考试科目约26100万份试卷，每份卷子仅以10元钱算，就是26亿多元。这还不算与会考有关的指定复习资料了。省级教育部门有会考，市级教育部门也不示弱，它们也要控制一份权力和利益，所以就强化高中重点学校的建设，以此强化初中升高中的中考竞争。近几年，初中升高中的中考竞争的残酷程度，已经不亚于高考了。上了重点中学就有了上大学的机会，这是决定孩子命运的大事，家长、孩子和教师就不得不全力以赴备战中考。不少公立名校在初二就将初中全部课程匆匆上完，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全力准备中考。市级教育部门决定着中考，也因此决定着初中应当教什么和应当如何教，决定着相关利益的分配。中央教育部门有高考、省级教育部门有会考、市级教育部门有中考，县级教育部门怎么办呢？那就是县教研室指定教辅以及不定期的各式检查罚款和年终测试。
教育行政部门不同级别的管理分工的核心，就是权力分层，层层都有权，层层都有利，层层都有吃的，层层都有灰色收入。为了保证这种灰色收入，教育行政部门把课程设置权、考试评估权、发毕业证书权等学校教育的核心权力，紧紧攥在自己手里，不给学校一点空间。在这样教育权力高压和垄断利益的层层控制的天落地网中，素质教育的空间何在呢？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我们的教育不是为学生的身体、心灵和智力的成长提供滋养和训练，而是不得不以教育行政部门官僚的权力和利益为标准来利用、挤压和折磨学生。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教师和学生只是教育官僚手中的玩物而已。
学校的自主空间何在呢？我过去一直纳闷，教育部多年来也在强调要改变过去那种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毛病，而且关于发展素质教育的文件下了一个又一个，但是为什么教育现状就是没有任何改观呢？仔细研究才发现，教育部发出的所有文件或禁令，都只是倡导性的，没有硬性的约束，没有明确的惩处性的规定，这是故意放松。最近，教育部门的领导强调要“五不准”，不准把升学率作为衡量学校办学水平的唯一指标；不准小学、初中招生举行选拔考试；不准随意增减课程门类、难度和课时；不准占用学生休息时间组织集体补课；不准按考试成绩排队。但是，如果省、市、县、校违反这“五不准”怎么办呢？没有明确规定。教育部的文件中为什么不加上“如果违反五不准，经某某机构查实，教育局长撤职，校长下台”这样的提法呢？这样的提法是不会出现的，因此这“五不准”只是一个建议而已，只是获取社会名声的提法而已。上上下下都明白，大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吃香的喝辣的，小弟们（下级教育行政部门）也不能只啃光骨头啊，所以大哥说归说，小弟们干归干，大家都要有份才行。百姓不明就里，就认为教育部好，坏事只是地方教育部门干的。在这样的控制体系下，我们的考试制度只是教育专制权力和垄断利益集团利益的体现。
“我不喜欢这个世界。学习的压力真的很大，让我喘不起气来。-----学习给我的压力真的很大------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有个好的将来，不要像我竟输给了学习。所以，我必须选择离开。”2004年3月11日下午，重庆市忠县拔山中学的两名女高中生陈薇和陈艳玲，在写下上面这些遗言后，拥抱着从楼顶跳下。
当看到这则消息时，我在难过之余想，这两个可怜的学生和全国许多因学习压力而自杀的学生一样，他们并不是“输给了学习”，而是输给了教育部，输给了中国专制垄断的教育制度。全中国的学生和教师都输给了教育部门的官僚集团。教育部门的官僚和维护他们特权利益的制度应当为全中国因学习压力而自杀的孩子们负责。

以行政集权之手段，行利益控制之实
建国以来，中国的高考，前后经历过三个发展阶段，不同历史阶段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粗略分起来，高考的第一个阶段，是政治控制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分数控制阶段；而现在，则进入利益控制阶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私立高等学校仍占学校总数的38.2%，各高校仍按过去的办法实行单独招考，没有什么国家组织的统一标准考试。1952年6月12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二年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规定自该年度起，除个别学校经教育部批准外，全国高等学校一律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以后经过三年左右的过渡期，统一高考制度逐渐成型。与此同时，经过几年改造，全国私立的中小学和高等学校（含教会学校）全部被改为公立学校。原本多元竞争的教育格局被整合，政治权力对教育高度控制的制度框架全部完成。1958年7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说：“在招生机构中，各级招生机构和高等学校没有紧紧依靠党的领导，没有政治挂帅，有严重脱离政治的倾向，不是以政治质量为首要条件，而是单独按照学科考试成绩高低依次录取。”政治挂帅，“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培养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的指导思想全面登上中国教育舞台，中国教育全面政治化。1966年中旬，“文化大革命”爆发，高等学校招生停止。1970年~1976年，部分高等学校恢复招生。新的招生办法无需进行入学考试，而由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工农兵学员”进入大学。这是高考的第一个阶段，政治控制阶段。
1977年底，中断了十年的高等学校统一考试招生制度恢复，群众推荐入学的招生办法被取消，千百万被剥夺了受教育机会的青年有了“考分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竞争的机会。当年共有570万人报考，录取了21.7万人，录取比例是1：22。由于起点公平，“高考=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公平竞争”的逻辑判断开始深入人心，甚至有人称“高考是中国惟一公平的竞争”。可以说，高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确实承担着公平竞争的社会功能。
现在，随着社会的变化，高考的社会公平价值开始变异，而其带来的教育的低效率的弊端则日趋显现。从公平性来看，高考的社会公平竞争内涵已发生很大变化，高考的考试和录取的起点开始出现诸多不公平现象。例如教育行政部门以财政资源重点培养重点学校，人为造成了校际应试教育水平的差距，以“条子生”（教育部门领导写条子）、“交系生”（与学校有利害关系的其它部门的领导）和“票子生”（家长对学校的贿赂）为形式的“择校生”屡禁不绝，优势应试教育资源开始为权势所享有；城乡教育财政投入不平等，人为造成农村孩子在应试教育上的落后。近年来，农村孩子占大学生的比例日趋下降，城乡教育起点的不公平开始全面反映到高考中来；各地区录取总数和最低录取分数线不一致，造成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孩子低分即可进入重点大学。上海的考生只要460分就上重点，而江苏、四川等地却要500多分才行，这已不是什么公平竞争了。区域不公平也明显表现在高考领域；最近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学校”政策使公立大学降低分数线乱收费彻底合法化，公立重点学校成为不公平的阵营。这些现象，已使高考原有的分数竞争的公平性大打折扣。
从高考的效率性来看，其低效率的特征日趋突出。家长投入费用，孩子投入时间和精力，目的是为了孩子素质和能力的成长。我们的教育制度产出的不是孩子的健康、素质和能力，而是以孩子的身体和心血来换取单纯的考试分数。面对中国社会基础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高考的效率性出现了危机。这种危机表现在许多方面：
第一，不能适应多元化的人力资本需求。随着市场社会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社会对多元人力资本的需求增加了。差异性和特质性成为市场追求的东西，而我们的教育制度正好是毁灭孩子的差异性和特质性，孩子难以适应就业市场的要求。我们的教育是按教育行政部门的需要和规则在培养人才，但是教育行政部门又不能为学生提供就业。2003年12月12日，新浪网对大学毕业生进行的调查显示，面对“找工作时首选什么机构？”这样的问题，6070个调查参加者中，首选公司、企业的占59.14%，选政府部门的占26.21%。个人自主创业的占6.08%，无所谓的占8.57%。这说明读书做官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是公司和企业在决定着学生的就业。公司和企业所需要的，是具有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的人，是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团结合作精神的人，但是，公司和企业的原则并没有体现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之中。公司和企业对大学毕业生的普遍印象是：工作不踏实，缺乏实干精神，团队合作精神差。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不训练这些精神素质。从道理上说，谁是就业的主导者，谁就应该是教育的主导者，但是，面对以公司企业人力需求决定就业市场的时代潮流，教育行政官僚们仍然逆流而行，他们仍然千方百计强化对教育权力的控制，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和计划来安排学科设置，其培养目标、课程内容与公司企业的需求脱节。2003年底，据中国社会调查所调查，63%的人认为教育与就业市场的不协调，是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在教育集权的体制下，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占有了过多的超出他们责任承担能力的权力，这是权力的滥用。我们青岛南洋的一位高中孩子对我说：“我们的学习是形式化的，就像学习京剧一样。我们天天训练舞台上那些子武打招式，但与现实真刀真枪干不是一回事。为什么要我们玩命学这些用不上的东西？我们到底是为了谁在学习啊？”
第二，不能适应孩子的个性发展要求。现在孩子信息量大，很聪明，自我意识强，对自尊十分敏感，他们需要一个能给他们自信自尊自主的学习环境。但我们的教学和考试方法不断毁灭着绝大多数孩子的个性与自信，因此孩子厌学恨学的现象十分普遍。对许多孩子来说，学校如同牢狱，老师如同牢头一样讨厌。我们南洋一直想将学校营造成孩子的乐园，但是在现在的考试竞争的制度控制下，逼孩子就范也演化成了普遍的风气。我们的孩子生而有的灵气和个性，却无往不被磨灭。
第三，不能适应教师追求职业发展的需求。教师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他们天天面对孩子，了解孩子的心理，对教育都有自己的一肚子想法。给他们更大的教育权力，他们教育创新的力量就会得到解放，中国的教育就会百花齐放，形成活泼生动的局面，教师的人格尊严和职业素质就会得以不断提高。但是，现在的教师只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奴隶，他们没有教育的自主权，没有教材选择和课程安排的自由空间。我问过许多有想法的老师：“如果没有教育行政部门的管制，如果不是现在这种应试制度，你还会这样教吗？”他们百分之百的回答是：“肯定不会这样教！”多元化诉求的家庭、多元化个性的孩子，被迫进入一元化的教育行政机器，毕业后他们又要直接面对多元化的就业市场。以高考为统一指挥棒的教育制度，就成了多元化社会发展的障碍。统一的高考带来了学校间、教师间和孩子间围绕分数的残酷竞争的负面效应日趋显现。教师为了分数而竞争，为了分数竞争而折磨孩子，他们的人格愈来愈单调，自尊愈来愈被毁灭，他们的职业活力愈来愈枯竭。
无论是从公平的角度还是从效率的角度，现行的高考制度都弊端重重。但是，为什么高考制度却逆潮流而动，愈来愈严格愈来愈不人性呢？为什么在越来越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教育部门控制的高考制度就一直没有根本改变呢？专家们说，这是由于大学有限，尤其是重点大学有限，所以总得有选拔甄选人才的考试嘛。我们不反对考试的选拔功能，但是，我们不得不置疑现行的高考考试的内容和方法，这些内容和方法是与教育行政部门控制的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和教辅一体化的。在这里面，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和利益因素起了多大的作用！发达国家也有各种考试，进入著名学校一样要面对竞争，各大学一样要选拔人才，为什么就没有我们教育部门如此严密和残酷的控制系统呢？美国的大学是招考分离的，各学校有招生自主权。他们的大学一样要参考一些考试成绩，如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学术能力测试）和ACT（American College Test美国大学考试），但是，与我国高考制度不同的是，一是这些考试的举办者根本不是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而是民间考试机构。二是这些成绩不能成为学生进入学校的惟一标准，学校要根据自己的特色和标准，对入学申请者进行综合性测试。三是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学术能力测试）这类测试一年举办7次，学生交钱就可以参加考试，也可以多次参加考试，直到考到自己的满意的分数为止。这样的招考制度，将更大的自主权放到了学校和学生手中，这是对人民的尊重，这是主权在民的社会价值的自然反映。在这样的招考制度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