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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惠川：//我的纠缠态：量子力学（之三）
“纠缠”（Entanglement）一词（德文的和英文的）是多才多艺的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Erwin Schrodinger（1887－1961）于1926年发明的. 1935年，Albert Einstein（1879－1955）、B. Podolsky（1896－1966）和N. Rosen（1909－）在著名的“EPR论文”讨论了量子力学中的纠缠现象. Niels Bohr（1885－1962）比David Bohm（1917－1992）、J. S. Bell（1928－1990）和A. Aspect更早意识到量子力学中的纠缠现象，在他的1935年答复“EPR论文”的同名论文中已
可见到这种意识的存在.
近几年来，随着所谓“量子信息论”论文的迅速膨胀，“纠缠态”一词也迅速蔓延. 在谷歌和百度上现在起码可以搜索到30万条有关信息. 在《现代物理知识》2005年第3期上有一篇文章中说，“目前,关于纠缠态(Entanglement)的文章在国外一些科技期刊上屡屡出现,例如2004年的《物理评论通讯》(Physical Review Letters)几乎每期都登载有有关“纠缠态”的学术论文。”美国数学家Amir D. Aczel的一本新书题名就叫《Entanglement： The Greatest Mystery in Physcs》（Four Walls Eight Windows, part of the Avalon Publishing Group，2001；中译本《纠缠态：物理世界第一谜》，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但是，他的这本书写得要比他的另一本书《God’s Equation》（中译本《上帝的方程式》）来得差劲. 《上帝的方程式》一书中有一些名言和实验分析，而《纠缠态：物理世界第一谜》一书则完全是Copenhagen学派的观点，在哲学上和物理学上都有值得推敲之处.
在国内任何大学的物理学教学讲台上所教授的量子力学课程都是Copenhagen学派的观点，更何况清华大学我所在的数力系当时并未开设量子力学课程（现在不知开设了没有）. 关于量子力学的初步知识是在学习“原子物理学”时顺带得到的. 因此，可想而知，这种知识是浑浑噩噩的，与现在大部分非物理专业甚至物理专业的本科大学生差不多. 我之所以能进入量子力学领域，与大量阅读物理学的课外读物有关. L. de Broglie（1892－1987）的《非线性波动力学：因果解释》（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6）和Erwin Schrodinger的《关于波动力学的四次演讲》（代山译，商务印书馆，1965）对我的影响极大. 这两本书曾在藏书颇丰的清华大学图书馆看到过（尽管当时并不能完全看懂），若干年后在上海的旧书店中购得（如获至宝）. Schrodinger的《关于波动力学的四次演讲》（范岱年译，范岱年就是代山）现在已有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新版本.
三.王福山老师时期的“纠缠”
我结识王福山教授是由于Heisenberg夫人Elisabeth Heisenberg的书《Das politische Leben eines Uupolitischen Erinnerungen an Werner Heisenberg》（R. Piper & Co.，Verlag，1983；英译本《Inner Exile：Recollections of a life with Werner Heisenberg》，Birkhauser，1980；中译本《一个非政治家的政治生活：回忆维尔纳.海森伯》，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 从德文版和英译版的出版年份看，这本书是很奇怪的：英译本早，而德文版迟. 王福山教授的中译本译自德文版,书里没有照片；但英译版中有39张照片. 我是在1989年1月于ICTP“Main building”图书馆中看到其英译本的，而是在1989年暑假于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现为上海书城南京东路店）一、二楼中间的夹层书柜买到王福山教授的中译本的，对比之下百思不得其解. 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王福山教授（信寄复旦大学物理系，几天后由金尚年转交王福山先生）. 王福山先生于1989年7月20日回了第一封信. 在四年多的时间里（至1993年11月12日），王福山先生回了我68封信并寄来了几本书、几篇文章和几张明信片. 关于我与王福山先生通信中涉及Heisenberg的部分，已发表在拙文“王福山先生谈海森伯”（《物理》，1995，24（2）120－124和24，（5）312－319）；涉及其它科学论题的部分，发表在“回忆Heisenberg的学生王福山教授：王福山先生言论钩沉”一文（网文）中. 前一篇“王福山先生谈海森伯”原本是一个整体,因为太长,被《物理》杂志分为两部分；后一篇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杂志，于是就直接上网了.
王福山先生对写每一封信都很认真，详详细细娓娓道来，尤其是他的一手“蝇头小楷”一直为我的挚友邱励欧所称道. 他后来又送给我一本《一个非政治家的政治生活：回忆维尔纳.海森伯》并在扉页题词. 另一个重要礼物是他送给我的他在《Werner Heisenberg in Leipzig 1927-1942》上的文章“Einige Erinnerungen an meine Studienzeit in Deutschland”的抽印本，首页上他的题字“惠川同志留念 王福山 1993.11.12”可能是他的绝笔. 王福山先生还为我翻译编辑、拟议中出版的《L. de Broglie论文集》写过一篇“序”（至今未发表）.
我第一次见到王福山先生时，他正住在上海华东医院的病房内. 我那次是在去湖南长沙参加“全国量子理论基础问题暨D. Bohm学术思想研讨会”途径上海时特意去看他的. 等我会议结束回来时，王福山先生已经出院. 他邀我去他家午餐，当天有复旦大学物理系的金尚年作陪. 金尚年席间给了我一份他与王福山先生合作的有关Newton的文章的抽印本. 我看出来金尚年对王福山先生有点自高自大. 后来，金尚年的《经典力学》第一版要参加评审，托王福山先生写信给我；我给他在科大找到主审人徐燕侯教授（评审的实际执笔人是我）. 但是金尚年后来到科大来时，竟然连照面都不与徐燕侯教授打一个，使我很不高兴，王福山先生对他也不满. 不过，在我的《经典力学》尚未出版前，我主要使用的教科书之一还是他的书（另一本是华东师范大学苏云荪的《理论力学》，苏云荪后来离开华东师范大学去挣钱了），相对来说，他的书与苏云荪的书比其它书要称手些，但书中也有些问题（我先用苏云荪的书，后来苏云荪书用完了，才改用金尚年书）. 金尚年退休后写过一本有关量子力学的小册子《量子力学的物理基础和哲学背景》（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但书中的内容不值得细读，水平显然与洪定国、关洪等人差得太远. 他又与社会上的一些反相对论的所谓“民科”搞在一起，我很不以为然. 金尚年做人做事都无法与王福山先生相比.
王福山先生是我所结识的老一代科学家中最平易近人的人（至今仍有人在文章中称颂他）. 我每次回上海都要去看他两三次，每次看他都要与他长谈三小时左右（要不是王师母有病，情绪不稳定，我见他的次数还要多，时间还要长）. 我与他的大公子王纯尧先生（他在经营两家公司）也有很好的交情；王福山先生过世后我还去过王纯尧先生家好几次.
我结识湖南师范大学的洪定国教授与D. Bohm（1917－1992）有关. 我第一次接触到“量子势诠释”是在读了Bohm的两篇题名为“A Suggested interpretation of quantum theory in terms of hidden variables”（Phys.Rev., 1952,85(2)）文章（这两篇文章以及其它有关文章，很容易在科大图书馆查到）之后. 1988-1989年间我后悔由于自己的犹豫而未能早几年写信给de Broglie. 作为替代，1989年3月底4月初，我写信给Bohm，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些资料并讨论一些问题. 4月17日，Bohm亲笔回信如下：
Apr 17,1989
Dear Dr. Shen Hui-Chuan,
Enclosed are some reprints that you requested.
I suggest that you get in touch with Dr. Hong, who is at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He is very interested in the Causal Interpretation, and he has works here for a time. His full address is:
Professor Hong Dingguo
Physics Department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I enclose also a copy of his address in Chinese.
Yours sincerely
David Bohm
Bohm的这封回信，使我立即结识了洪定国教授.
1990年4月，我应洪定国教授之邀，协办了在中国长沙市召开的“全国量子理论暨David Bohm学术思想研讨会”. Bohm的助手和合作者Basil J. Hiley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做了连续几天的专题报告. 报告内容当然是关于量子力学各种诠释方面的；其中主要是阐述（Hiley不无幽默地说是“宣传”）了Bohm的量子势诠释. Hiley报告的讲稿和投影片被复印后分发给与会代表. 参加会议的有关洪（系综诠释），钱尚武，王国文（量子光学），顾之雨（A-B效应），黄湘友（双波理论），耿天明（Bell不等式），谭天荣，刘涤修（随机理论），方在庆（科学史），柳树滋（哲学家）等国内知名学者专家共40余人. 在会上，洪定国教授散发了他的新著《戴维·玻姆的科学思想与方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 这次会议召开的消息由我和洪定国教授作了报道并登载在上海的《自然杂志》上.
洪定国教授与北京大学的秦克诚教授曾于1965年翻译出版过Bohm的《Causality and Chance in Modern Physics》（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1957; 中文版，《现代物理中的因果性和机遇》，商务印书馆，1965；我感兴趣的是Louis de Broglie为该书所写的“序”）一书. 2001年，洪定国教授翻译出版了Bohm的《On Creativity》(Routledge, 1998; 中文版，《论创造力》，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2004年，洪定国教授与张桂权和查有梁两位先生合作，又翻译出版了Bohm的《Wholeness and the Implicate Order》(Routledge, 1980; 中文版，《整体性与隐缠序》，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 洪定国教授翻译待出版的，还有Bohm的《Science, Order and Creativity》(Banlam Books, 1987; Routledge, 1989; 中文版， 《科学，序与创造力》，待出版)，Bohm的《On Dialogue》(Routledge, 1986;中文版，《论对话》),以及J Kkrishnamurti 与Bohm的《The Limits of Thought》(Routledge,1999; 中文版《思想的种种限度》). 由洪定国教授所翻译的Bohm的这些作品，具有极高的专业水准. 其首要原因为，洪定国教授本身就是Bohm问题专家，他在Bohm身边学习工作过两年，与Bohm极其合作者有着长期亲密的书信来往，并且撰写过不少有关Bohm学术思想的研究论文. 其次，洪定国教授治学严谨；正如他在为译本《整体性与隐缠序》写的序中所说：“后来随着我对玻姆哲学思想的加深理解，我觉得原先的译法没有全面把握玻姆的本意. ”他对译文的这种认真态度是值得读者信赖的. 记得我的论文“玻姆及其量子力学诠释”（物理，1994，23（4）：241）在刊登时，洪定国教授就与我讨论过编辑部将Hiley改译为“希利”是否有道理. 从这件小事可见一斑. 我希望，也代表广大读者和从事量子力学基础理论的物理学家希望，洪定国教授和他的合作者能够将Bohm的全部学术著作译成中文；如果条件不允许，起码也要将由Bohm单独署名的几本书译成中文；以益于全世界华人学术界，以益于中国的量子力学基础理论事业.
在长沙会议之前的1987年，我就读到过洪定国教授的论文“论爱因斯坦与玻姆之间的学术关系（附他们之间的六封通信）”（大自然探索，1987，6）. 长沙会议后，我曾向洪定国教授索要过Einstein与Bohm之间通信的复印件. 我还读过他所写的“D.玻姆的隐序观念简介”（自然辩证法通讯，1984，（4）），“量子力学正统理论与隐变量理论之分歧”（湖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5（1）），“D.玻姆的物理学思想”（自然辩证法研究，1986，2（2）），“量子理论的本体论基础”（大自然探索，1987，6）等论文. 他还在《自然辩证法通讯》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上发表多篇论述Bohm思想及其哲学的文章（可在 可以说，洪定国教授是Bohm量子势诠释在中国的忠实发言人和公认的盟主；他对量子力学基础理论的认识，在国内是第一流的，其他一些所谓“量子理论家”的学术水平根本无法望其项背. 量子势诠释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广泛流传，洪定国教授功劳最大.
与洪定国教授合译《整体性与隐缠序》的张桂权和查有梁两位先生，对量子势诠释在中国的流传也功不可没. 张桂权先生，1957年生于四川省洪雅县；198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1985-2001年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工作；现为四川师范大学政教院教授. 他在《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辩证法研究》，《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哲学动态》，《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杂志上发表多篇宣传Bohm哲学思想的论文；著有《玻姆自然哲学导论》和“论玻姆的‘对话精神’”. 他是国内仅次于洪定国教授的“Bohm学”权威. 我在多年前读过他的译文“片断与整体”（Bohm著《整体性与隐缠序》一书的第一章）. 查有梁先生，1963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物理系，现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工作. 他发表过论文“解读《玻姆自然哲学导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7））.
在洪定国教授，张桂权教授，秦克诚教授，查有梁先生等人的努力工作下，中国的“Bohm学”才有了现在的局面和规模；量子势诠释才会处于目前在人数方面仅次于正统量子力学Copenhagen诠释的有利形势. 至于我本人，则是从物理学本身来研究Bohm的量子势诠释，而不像洪定国教授和张桂权教授那样具有浓重的哲学背景. 我的部分文章亦可在
Bohm的量子势诠释，是在量子力学Copenhagen诠释走向没落的今天可以取代它的一种量子力学诠释. 目前有希望取代量子力学Copenhagen诠释的，有量子力学系综诠释，量子力学“大千世界诠释”和Bohm的量子势诠释. （另一种“量子力学随机诠释”由于不用Schrödinger方程，所以较少有人问津；实际上，“量子力学随机诠释”也是逻辑自恰的.）因为在量子力学系综诠释中讨论的是量子系综而不是单个粒子，所以对习惯于Copenhagen诠释思维并且现在正由Copenhagen诠释立场转变过来的人来说，他们宁可改换门庭同意量子力学“大千世界诠释”和Bohm的量子势诠释. Bohm的量子势诠释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实际上，量子势诠释与量子力学系综诠释之间的关系，比它们与量子力学“大千世界诠释”之间的关系来得更近. 著名量子理论家Jean-Pierre Vigier（现已退休且常住于加拿大），John Stewart Bell(1928-1990)，Alain Aspect，Basil Hiley，以及Bohm的学生Peter R. Holland等人都是量子势诠释的主力. 他们的观点，基本上就是Bohm的观点. 国外量子理论家对Bohm的量子势诠释评价很高. 国际上，已有人将使用“量子势”的量子力学称为“Bohmian力学”.
Bohm的量子势诠释在数学上并不神秘，将波函数Rexp(iS/ћ)代入通常的Schrödinger方程并与Hamilton-Jacobi方程对比即可得到一项“量子势”；（在量子力学系综诠释流体力学表象中，则与流体力学Euler方程对比得到一项“量子应力”或“量子焓”；而在量子力学随机诠释中，则与统计力学Langevin方程对比得到一项“量子随机力”.）这在数学上没有任何问题；其具体演绎可见Peter R. Holland所著《量子运动论》（The Quantum Theory of Motion: An Account of the de Broglie-Bohm Causal Interpretation of Quantum Mechan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995, 1997, 2000）. 出现的问题是对“量子势”本身的诠释；据我看来，Bohm后来所撰写的许多哲学书都是围绕这一目的，并由此引发了许多联想. Holland的书在国内已有印影本. 当然亦可参阅Bohm的原作. “量子势诠释”所要诠释的，是量子力学“Copenhagen诠释”无法诠释的“量子力学中固有的非局域性相关”这一性质. 从这一意义上来理解，“量子势”就是“非局域相关”的数学表达式. 后来提出的Bell定理和Bell不等式，显然是受到了“Bohm量子势”有关“非局域相关”的影响（当然Bell不等式有其本身的问题，例如隐含着经典统计方案等，因而它并不完全等价于量子势所产生的关联）. 至于量子势诠释以及对“量子势”本身的诠释的哲学含义，则可阅读Bohm的有关著作，包括《现代物理中的因果性和机遇》，《整体性与隐缠序》，《论创造力》，《科学，序与创造力》这些书在内. 对Bohm的哲学观点是否同意或是否愿意进行深入讨论，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洪定国认为，Peter R. Holland的《量子运动论》（量子势诠释）和Leslie E. Ballentine的《Quantum Mechanics：A Modern Development》（World Scientific，1998）（系综诠释）这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量子力学Copenhagen诠释已经开始走向没落了. 因为量子势诠释和系综诠释的量子力学教科书接连在西方正规出版社出版，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原来的D. E. Blokhintsev的《量子力学原理》基本上只在前苏联和中国出版过）. 有关Holland的《量子运动论》的出版信息是我告诉洪定国的，他通过其在国外的女儿买到了一本原版. 我1993年路过长沙时，在他家见过这本原版.
关洪的《量子力学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本系综诠释的量子力学教科书. 但是书中强调系综诠释的地方不多（可能还不如D. E. Blokhintsev的《量子力学原理》强调系综诠释的地方多）. 关洪一生很佩服R. P. Feynman，而Feynman的“路径积分”形式的量子力学本来就跟Copenhagen诠释不同（例如在Copenhagen诠释中粒子是没有轨道的，而“路径积分”形式中是有轨道的），因此关洪赞同系综诠释是很自然的. 不过，从关洪与黄湘友之间的激烈辩论中可以看出他的确是“上帝的鞭子”（长沙会议上人们用这一称呼Pauli的外号来称呼他）；他们两人互相脸红脖子粗指着对方“学过量子力学没有”. 关洪的脾气不好，经常贬低别人，与人争吵发生矛盾；有时候是他明显不对（例如有二三次与我就文章的事），有时候他是对的（例如他去世前对曾谨言书的批评）. 他第一次与我发生矛盾是一篇关于Bell的文章：科学出版社原先让我来来写Bell的传记，我建议科学出版社请关洪和我一起来写然后再“揉”在一起，科学出版社找他写了初稿后将他的底稿送我审阅，事后关洪就起疑了，说了许多难听的话（如“剽窃”之类），我后来就退出合作撰写了. 第二次与我发生矛盾是关于经典力学中吴大猷先生提出的“猝量”事：关洪早先写过一篇关于“加加速度”或“急动度”的文章，他非说吴大猷先生提出的“猝量”与他的“急动度”是一回事，说吴大猷先生的工作“不是创新”；其实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他的“急动度”是运动学，而吴大猷先生的“猝量”是动力学！他还对吴大猷先生很不敬（《物理》杂志在发表时删去了那些不敬的话语），使我很生气（关洪后来与别人讨论问题时又反过来以吴大猷先生为经典）. 第三次与我发生矛盾是关于de Broglie“双重解理论”中一个名词的汉译：按英文pilot-wave应译成“导波”，而按法文londe-pilote可译为“波导”；中国许多人只会英文（例如有一本纪念de Broglie诞辰100周年的文集，其中只有两篇英文文章，中国学者就只翻译了这两篇，而绝大多数更重要的法文文章就没有人去翻译），关洪主张译成“导波”，说什么“波导”一词在电磁学中已有专用，而我则主张按法文译，或者另择新词；为此，他在一本书中对我进行了旁敲侧击. 至于其它一些小事我就不提了. 总的来说，关洪在量子力学基础理论方面和科学哲学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当然也存在不少毛病，我对他基本上是惺惺相惜的. 他的《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一代神话：哥本哈根学派》（武汉出版社，2002）、《原子论的历史和现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这些书我都有.
在长沙会议上，与我关系最好、观点最为接近的，是北京大学的王国文教授. 王国文教授后来送给我一本他所著的《原子与分子光谱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他近来闲暇之余从事对潘建伟等人的所谓“隔空传物”、“鬼魅超距作用”之类说法的批判，文章写得不错（尽管有个别史实没有严格查证）. 没有人会相信潘建伟“将来某一天可以将人用电缆线从甲地传往乙地”（有报纸报道为证）这种鬼话！（居然某些Copenhagen观点的“学者”会信！居然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拨款官员会信！）这种鬼话与跳神巫师的胡言乱语没有什么差别. 王国文为此已经发表了好几篇文章. 网上有些“铁杆Copenhagen学派”的人说王国文“仅仅是搞原子与分子光谱的，不懂量子力学”，实际上王国文教授在长沙会议之前就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过有关量子力学的论文. 量子力学各种诠释、各种学派之间的争论，在国际上是很正常的；量子力学只有在这种争论中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 国内Copenhagen学派的势力太大，这在国外是不可想象的. 国内的许多所谓“量子力学专家”，在国际上只是一个小角色，没有什么可神气的！我支持王国文教授对他们的藐视.
顾之雨教授的数学功底很扎实，他解决了许多有关量子力学中的计算问题（主要是利用特殊函数）. 顾之雨、王国文和我，在长沙会议时，我们是同住一间房间的. 会议之后，我请他帮我到北京图书馆复印了不少有关de Broglie的论文和资料. 有一次去北京，我与顾之雨、钱尚武会过面.
耿天明教授在长沙会议上跟我也很谈得来. 他和别人曾经翻译过J. R. Taylor的《Scattering Theory：The Quantum Theory on Nonrelativistic Collisions》（John Wiley，1972；中译本《散射理论：非相对论性碰撞的量子理论》，科学出版社，1987）.Bell的一篇评论Copenhagen学派的文章，就是我请他翻译的. 后来他的一个学生还给我来过信，让我填一张什么表格. 不知道为什么耿天明退休后会去认识以“超光速”著名的黄志洵，夹在反相对论一伙人中间.
方在庆当时还是一个年轻人，会议期间经常同关洪两人去跳舞；会议结束后他为已经译成的Pais的《上帝是微妙的》（即后来的《爱因斯坦传》）找出版社去上海，与我同路. 当时他答应为我翻译几篇有关de Broglie的文章，后来没有办到.
黄湘友，开始我与他并不熟，后来他为了在科大推销他的新书《量子力学新探：非统计量子力学》（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请我帮忙. 我确实帮了他不少忙，还约请他到科大讲学（以郭光灿的名义，由郭光灿资助）. 他还要求我为他的“双波理论”写几篇文章，我于是为他写了两篇文章：“量子力学的双波理论的数学结构和物理学特征”（《科学》，1994，46（3））和“量子力学双波理论的非局域性”（《武钢大学学报》1998，10（4））. 不过，他的“双波理论”并非他当初所设想的“是局域的”、“是决定论的”，这从详细分析中可以得出此结论，所以我对他的“双波理论”并不满意，在文章中均有善意的批评. 当时有一个叫陈增兵的科大学生（现在是潘建伟的同事或麾下）很欣赏黄湘友的理论，陈增兵（当过范洪义的研究生）后来转入正统量子力学，也从另一角度对“双波理论”表示过不满. 我几年后有一篇文章“Liouville方程的八类精确解”投稿《物理学报》时被转给黄湘友评审；那年我正好出差去北京大学，顺便就我去拜访他，但他对我却很冷谈（可能是为了避嫌抑或是看不上我的文章），说话怪怪的，使我这个视他为朋友的人大跌眼镜大失所望（其实对文章有不同意见完全可以明说，不必小肚鸡肠）；我就再也不找他了. “Liouville方程的八类精确解”一文后来由别人评审通过发表在《物理学报》2000年49卷2期上，点击率很高；这篇文章是完全正确的，凡是懂得经典力学的人都会喜欢它；文章只是一种计算方法而已，不牵涉到任何解释；用这种方法可以求得多种势场问题的“正则变换”；这在经典力学中很重要. 从这一件事上我见识了黄湘友的真正为人和学术水平. 他只会吹嘘自己并不成熟的“双波理论”而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好文章！（国内，甚至国外，许多杂志的评审人的水平都不敢恭维；所以一篇文章投稿两三次是必要的和情有可原的.）
还有一个崔君达. 关于他的情况，我在“我的世界线：相对论”和“对崔君达‘关于量子力学的解释’一文的评论”两篇文章中已经作了介绍. 崔君达其实根本不懂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他对凡是不同意他“复合时空理论”的人都想“搞臭”. 他一到长沙，就与洪定国闹矛盾，他自大地认为洪定国是借他的名义邀请B. J. Hiley而不让他发言（他实际上迟到了几天）. 洪定国即使在邀请信上署上他的名字或我的名字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外国人喜欢这套）. 他即使发言又能说出个什么子丑寅卯来呢？无非是自吹自擂的“八卦”之类！与现在所谓的“民科”毫无二致. 他的“复合时空理论”完全不是“协变”的，这点后来他自己也承认：不“协变”还侈谈什么相对论？！他与科大一个叫刘镇远的是大学同学（他们与方励之也是大学同学），他请我回校后帮他联系刘镇远；我帮他联系了，刘镇远甚至在他面前“放”我的“野火”；后来他说刘镇远出国（美国）找方励之，将他的“复合时空理论”据为己有（其实他的“复合时空理论”算什么东西，没有一家杂志愿要）等等，与刘镇远闹翻；然后他们两人分别在我面前说对方的坏话. 就这么一个货色，哪儿有一点做学问的味道？！他在长沙会议上托我介绍认识王福山先生，后来到上海又去见过一次王老师；王福山先生在我面前从来不说别人坏话，但崔君达却到处惹事生非、挑拨离间，甚至揶揄王老师. 他所发表的文章仅仅只有一篇，这在CHKI.net上可以查到（要知晓一个人的学术水平有多高，最简易的方法就是查他的学术论文和学术出版物，学术论文要看数量和被引用率，学术出版物要看销售量和美誉度）. 2000年前后，他参与（与吴水清一伙人）组织了所谓“北京（反）相对论联谊会”，是这个组织的第一批成员. 社会上就是有这么一种人，为了自己能出人头地不惜糟蹋名人，崔君达就是其中一个（“北京（反）相对论联谊会”中还有不少）典型，他们在乎的只有他们自己；这种人只是一小撮，与Einstein相比简直就是尘埃，可以忽略不计！
赵国求也是我在长沙会议上所认识的. 北京大学的王国文教授当时与我同处一室，他在会议上作了一篇题为“量子问题的可能解答探讨”的学术报告. 王国文教授的某些说法同赵国求先生的一些观点不谋而合（当时赵国求先生作了一篇题为“波函数与力学作用量积分”的学术报告），因此他们经常在我和王国文教授的住处碰头. 我就是在那时那地同赵先生相识的. 赵国求先生在长沙会议上显得有点拘谨，但我体会得出，他是有他自己的看法的. 只不过由于赵国求先生所处的环境不够完善，因而看上去他的论文有些稚嫩. 会议休息期间，赵国求先生约请我为他任副主编的杂志（《武钢大学学报》）撰稿，我当即应允了.会议期间，我还不大敢肯定自己能写出什么来，因此给他的答复是含糊的.会议结束后约过了一年时间，我给他寄去了几篇文章. 以后几年，由于文章上的事，互通信息渐多. 他将好几篇文章寄送我评审，其中就有现在称为“量子力学曲率解释”的雏形. 赵国求先生承认他自己的思想“有些不安份”，“正是这种不安份我做了一些事”. 量子力学曲率解释就是在这种不安份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我认为这种“不安份”正是创造性发明的主要动力. 但是，科学毕竟不是艺术，有做好某一件事的想法，和能不能做好这件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 赵国求的缺点是数学基础和物理洞察能力比较差，所以他的“量子力学曲率解释”至今仍旧没有得到任何具体的应用结果，而且他老是试图将“曲率解释”中的“曲率”与广义相对论扯在一起（我多次向他指出，以目前量子力学的数学架构，根本无法同广义相对论相协调，而所谓“超对称”、“超引力”、“超弦”之类的理论是根本没有出路的,它们与广义相对论相比只能达到“形似”而永远达不到“神似”）. 赵国求后来加入了武汉大学哲学系桂起权领导的“量子哲学共同体”，但他的合作者同样对数学和物理不精通. 他曾邀我为他的“量子力学曲率解释”做点事；由于我认为量子力学的各种诠释都是“拆东墙补西墙”，不像de Broglie的“双重解理论”那样有突破性的思想，所以没有响应他的建议. 近年来，赵国求在网上开通了一个“博客”，吸引了一些年轻人，当然其中许多思想都是不成熟的. 赵国求填词不错，比他的学术论文耐看.
1989年9月，我与“Louis de Broglie基金会”取得了联系；10月3日，当时的基金会主席G. Lochak（他是de Broglie最忠实的学生）给我回了第一封信. 以后，我加入了基金会，成为“协联成员”. 从那是开始直到1998年，Lochak或他的女秘书按时给我寄来一年4期的“de Broglie基金会纪事”（前几期的“纪事”上常常有de Broglie的文章，1992年前后又刊载了de Broglie的博士论文和de Broglie的论文目录等历史资料）；1998年以后，由于已有网上下载，才没再寄（1998年G. Lochak退休，继任者O. Casta de Beauregard也是de Broglie的学生）. 除此之外，Lochak还给我寄来过de Broglie的书以及纪念de Broglie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文集和他本人所写的书若干本（都是稀世珍宝）；Lochak本人和他的女秘书还年复一年给我寄来贺年明信片. Lochak和de Broglie基金会所寄来的资料，对我坚持实在论量子力学很有帮助.
1994年3－4月间，我与另一个de Broglie基金会的“协联成员”、意大利的F. Selleri教授建立了联系. 他4月13日来信并寄来了好几篇有关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方面的他自己的文章. 我从他的来信中得知，湖南大学的刘全慧博士（他也参加过长沙会议）后来也与他有联系. 2003年前，F. Selleri的好友、澳大利亚的Honig先生去世；Honig先生生前对量子力学很有兴趣，写过不少文章，甚至画过不少漫画；Honig先生的太太根据Selleri教授的介绍，于2003年6月给我寄来了一本（装潢漂亮的）Honig先生的文集和纪念册.
1994年5月，我与de Broglie基金会另一个著名的“协联成员”、日本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高林武彦（T. Takabayasi）取得了联系. 5月27日，他给我寄来了三篇有关量子力学“流体力学表象”方面的论文抽印本. 高林武彦教授很早以前就得到过de Broglie的赏识，他是L. de Broglie在《非线性波动力学：因果解释》一书中唯一提到的亚洲人. 可惜我认识他已经太迟了：他在1999年就过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