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锦堂讲儒佛道.doc

罗锦堂先生最后总结道：“儒家的目标，是教人如何成圣；佛教的目标，是教人如何成佛；道教的目标，是教人如何成仙。他们各自所走的路线不同，方法亦异，但归根结底，却是大同小异，因此，宋孝宗曾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其实，晋代孙绰在其《喻道篇》中说：‘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周公孔子就是印度的佛，印度的佛就是我们中国的周公孔子，别人对这几句话没有看透，这是一针见血、惊天动地的名言！司马光说：‘言为百世师，行为天下法。为贤为大圣，是名佛菩萨。’事实上，无论是圣也好、贤也好，佛跟菩萨也好，谈来谈去，大家走的方法不一样，归根结底是一样的。”
罗锦堂先生岳麓书院开讲
罗锦堂：谢谢主席！今天在岳麓书院看到这么热闹的场合，我感觉到非常激动，而且我也荣幸能够在这个一千多年的岳麓书院跟大家见面，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抬举、爱护。今天来了许多地方上的首长、学术界的前辈，而且在场有这么多同学，我虽然退休了，从今天的场面看，感觉到我还在学校里面教书一样。
主席刚刚讲过了，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从唐代禅宗看宋儒理学”，我没说宋明理学，因为这样的话要加上陆九渊、王阳明等人，范围太大了。所以我把范围缩小，这也是我要特别申明的一点。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历史大国，凡是每一个朝代、每一个时期都各有自己不同的惊人成就流传后世，比如说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以及清代朴学等等。例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清末民初的章太炎等等，包括阎若璩、胡渭、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包括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樾，都是有名的朴学大师。每个时期都有这样的大师出现，为我们的后世留下了许多的金玉良言。
今天的题目已经讲过了，我记得在57年以前，也就是公元1959年，在我任教的地方——夏威夷大学，曾经举办过一次第三届国际东西哲学讨论大会。代表中国出席的人，有胡适先生和冯友兰先生等重量级的人物。还有那时正在夏威夷大学任教、用英文写《禅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 of Zen Buddhism）而驰名国际的吴经熊博士；当时大会里边还有一位年龄最高的，就是日本的禅学泰斗铃木大拙博士，他当时已经八十九岁高龄了，担任大会的主席。冯友兰先生等人都发表了高论。
我们知道禅是从印度来的，源自印度“禅那”（Dhyana）的音译，“禅那”不是中国的“禅”，它的意思是集中精神作冥想，集中精神来思索，或者叫静坐而思虑。静坐就等于是定慧，也就是说禅就是定慧，定慧就是佛教的“六波罗蜜”之一。这种“禅”的思想，根据铃木大拙说的，“禅是中国佛教把道家（老庄）思想接枝在印度思想上所产生的一种流变。”也就是说，中国的禅学和印度的禅学结合在一起，以另外一种面目出现。胡适先生在他的《菏泽大师神会传》一文中也说：“中国禅，并不是来自印度的瑜珈（Yo Ga）或禅那（Dhyana），事实上却是对禅那的一种革命。”这是胡适先生当时对禅的看法。另外天主教有一个神父，我们叫他毕利神父（Thomas Berry），他说“中国禅是亚洲精神的高峰”，也就是说，亚洲精神的成就是中国的禅。铃木大拙先生曾经讲：“像今天我们所讲的禅，在印度是没有的。中国人把禅解作‘顿悟’，是一种创见。”“顿悟”的意思，我们拿中国话来说，顿然破除妄念而得到真理就是禅，因为妄念就是我们所说的虚妄不实的念头和虚妄不实的想法。
所以，中国的佛教界，自禅宗兴起后，把中国传统佛教依靠经论和戒律的修行方法完全破坏了；从此就改变为只凭个人的主管信仰，以求自性的开悟。“开悟”是什么意思？事实上所谓的“开悟”就是开智明理，《法华经》的“序品”中说“照光佛法，开悟众生”。在佛教的禅宗里面，就是你突然棒喝，以任何一种形式，突然间的观念改变了，明显了就叫开悟了。
唐代禅宗的发展，由于这个关系，就把传统佛教从否定人间的一切反过来，变成肯定人间的一切，也就是说，把佛教的出世观改变为入世观。所以惠能就有下面几句话：“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兔角。”不离世，就是说你不能离开世界；你要离开世界来求开悟，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从这一点看起来，在唐代末年、宋代初年的一般知识分子，大多倾向于禅宗的信仰，把传统佛教慢慢地淡薄了。比如在北宋神宗年间，有一个人叫张安道（张方平），他说：“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也就是说，有聪明才智的人不走儒门的路，都去研究禅宗了。
后来王安石听到张方平这么说，大为震惊，以为是从未之闻的高见。后来他反过来告诉张方平说：“孔子逝后，五百年而生孟子，孟子以后不复有及者，何吾道之寥寥耶？”也正是像韩愈所说的，我说的“道”不是佛道，也不是别的道，而是孔子、儒家的道。儒家的道传给孟子，孟子死掉以后就断掉了。孟子之后为什么断掉？因为大家都跑到禅上面去了。
张方平就回答说：“岂得无人，如马祖（道一），雪峰（义存），岩头（全岁），云门（文偃），皆有骐骧之才。孔孟之教，不能勒住此辈，故转而去归释氏。”也就是说孟子之后哪里没有人，他举出马祖道一等人作例子，说孔孟的儒家道路不能泛泛而谈。这几位都特别出名，像雪峰义存是德山宣鉴的弟子，德山是四川人，俗姓周，专门研究《金刚经》。他对《金刚经》非常通达，所以又叫“周金刚”。当时在唐宣宗时代，就命令他注解《金刚经》。他把《金刚经》注解做完以后，挑着担子，从北方跑到南方。为什么？因为他说南方的一般禅宗都是瞧不起我们的传统佛教，我现在拿着《金刚经》要和他们比赛，看看南方的禅宗有什么了不起。
于是周金刚就带着他的《青龙疏抄》，去找南方的大师们来辩论。他走到路上想喝水，有一个老太婆在卖茶，当然也有东西吃。他就放下担子，说我现在想吃东西了。老太婆就问，你想要什么东西？他说我要点心。老太婆说：“《金刚经》里面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不知道你要点什么心？”
周金刚觉得老太婆了不起，一个卖点心的能说出这样的话，肯定对佛学了解很深。他说我要找禅宗的大师们，怎么找？老太婆说：在这附近有一个龙潭庙，叫龙潭崇信的大师。
他根据老太婆的指示跑到庙里面去，很骄傲，说跑到龙潭，既不见龙，也不见潭，叫什么龙潭。
崇信大师出来了，说我在这。周金刚就向他请教禅宗，发觉禅宗并不简单，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浅薄，一直聊到天黑了。龙潭崇信告诉他，今天晚了，你赶快回去，我们明日再谈。
回去不久，他（周金刚）又敲门。龙潭崇信法师问他：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他说外面很黑，能不能借根蜡烛？龙潭说你要自己找光明，而不是在我们的手上找光明。光明要自己找，不能靠别人。于是他开悟了，之后就献身于禅宗的信仰、禅宗的研究，这是一个小插叙。
当时张方平把这些话说完以后，王安石听了也非常同意，他同意马祖道一这些人都是了不起的。
另外有一个大法师，就是明代的莲池法师。莲池是在中国佛教里面的第八代祖师，他曾经是一个很有名的读书人，书读得很好。有一天他看到邻居老太婆在念佛，他觉得很奇怪，但是又不懂，就问老太婆：你一天到晚在念什么？老太太说我在念佛。他问念佛有什么用？她说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我的先生一生下来就念佛，后来我感觉到很有用，也开始念佛。他回到家后对他太太说要出家了，不在家里呆了，感觉到这个老太太念佛有很大的功用，莲池大师就出家了，成就很大。
别人最初是不相信他，后来地方上发生了旱灾，好久不下雨，地方的人就请他说，你是个出家人，现在修养了这么久，能不能求雨？他说我只会念经，不会求雨。地方人说那你就念经。他于是就拿着木鱼敲来敲去，在野外跑了一天，还真的下起雨来了。大家都对他很拥护。
莲池大师有一本书叫《竹窗随笔》，他在里面说：“《传灯录》所载诸师，如六代相承，五灯分焰诸大尊宿，皆天下古今第一流人物，所谓：始知周孔外，别自有英豪者是也。”
《传灯录》是记载大师们生平的一本书，《传灯录》、《广灯录》、《续灯录》、《联灯会要》、《普灯录》合起来为禅宗五灯。莲池说书中记载的诸位大师都是天下古今第一流的人物，认为这些人的学问、道德、聪明才智都是第一流的，我们中国最崇拜周孔，他认为周孔之外也有成就很大的人，像“六代相承”的这些人，就是周孔以外很了不起的。
莲池大师接着说，“临济义玄若不出家，必作渠魁，如孙权、曹操之属。”（临济宗的创始人）义玄一直在走领袖人物的道路。禅宗一花开五叶，临济宗最著名。义玄法师是山东人，一个非常老实的人，起初智慧非常浅薄，出家三年毫无成就。后来他的师兄就问他来了多久，他说三年多了。师兄说你来三年多，懂不懂佛教？他说不懂。（师兄问）不懂为什么不问老师？他说不知道问什么？（师兄说）你就问佛法大义，究竟佛法是什么东西？他就去问黄檗希运禅师“什么是祖师西来意”，问三次挨了希运三次打。
后来希运要他去找大愚禅师。大愚禅师问他为什么要来这里？他说我的老师黄檗要我来问什么叫佛法大义。大于老师也打了他几次，说你为什么要跑到我这里来？我这里没有什么东西，你还是回到黄檗那里去吧。义玄说我没有地方去。他一说没有地方去，大愚又把他打了一次，他一下就开悟了：我为什么问佛法大义，他们就打了，原来佛法大义本身就是我要修行。他就开悟了，反过来把大愚法师打了三下。大愚法师问他：你为什么打我？他说你对我太好了。所以佛教就是要自修自悟，要能够开悟，不靠外力。
我们知道佛教中人的见面，常有说我是临济宗的后代之类的话。这些大师们的出家，像临济（义玄）开悟以后，完全是两个人。他看到弟子们打坐，就问你们打坐干什么？这样又不能成佛，不让他们打坐，只准他们冥想。所以我记得有人问临济（义玄）拜佛还是拜祖，他说我什么都不拜，只是来看看。他就是很骄傲的态度。后来还说见了佛要杀佛，见了父母要杀父母，见了朋友要杀朋友，“杀”并不是真的杀，言外之意是亲戚、朋友、父母不能太接近。这个在中国的佛教界传得很远、很广，后来的大师非常推崇。
梁启超曾经讲过：“当六朝、隋、唐之间，有万丈光焰于历史上者，则佛教是也。六朝三唐百年中，志行高洁，学识渊博之士，悉相率而入于佛教之范围。”由梁启超这样说就知道，以前的法师对佛教的看法、对禅的看法完全一致，也就是聪明才智的人能走向禅宗的道路。不少的人才，也就是许多有用的人才统统跑到禅宗的范围里去了，因此就影响到宋代初年的理学兴起
我们知道唐代虽然诗歌盛行，但在宗教方面也一样蓬勃地发展，儒释道三教并行。尤其是禅宗，最为一般知识分子推崇。到了宋代，表面上虽然是以儒家学说为正统，但是实际上却把儒释道三教的思想融合、归纳起来，成立了一门新的儒学，但不是纯正的儒学，因为掺杂了佛教的思想、道教的思想。这种思想结合在一起，渐次演变成了一种与佛道不同的宋明理学。
理学的称呼是由于东汉以来的学者，治经专重于训诂，都是解释字句；而宋代的大儒们则以义理为主，尤其在儒学这些方面都是解释义理，解释内容以理为主，所以叫做理学。他们除了说理之外，又兼谈性命，所以宋代的理学又叫性理学，或者叫宋学，因为要和汉学有所区别。
这种宋学不同在哪里？因为宋人确实在他们的治学上，有他们新的方法、新的精神。这种新的方法、新的精神与汉儒的治学方法完全不同。精神在哪里？即是做人要做第一等人，言学便以道为主，言人便以圣为志，这就是新儒学的新精神。他们治学的目标是要做圣人，不做贤人；他们谈学问，还要谈道，言学问要谈道，言人要学做圣人，不做普通人。他们这种新的方法是汉代人没有的。
宋代儒释道三家的融合，虽然是发展于唐代的韩愈和他的学生李翱，但到了宋初，才能普遍地展开。李翱“灭情复性说”一般人不大明白，他干脆说“动则儒，静则禅”，我要动，以儒教的态度；我要静，以佛教的态度。这是他对佛教的态度。
我们知道李翱先生不信佛教，排除佛教。有一天李翱去看药山惟俨法师，法师不理他，自己打坐。时间久了，李翱不好意思，就想走，说你的名气很大，我见了面还是这样。后来惟俨法师说太守不要走。为什么？你谈谈吧。李尧就向他问“道”，什么叫道，传统的道在哪里。法师就天上指一指，水里指一指，但是李翱不懂。后来他自己作了一首诗：炼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
宋代初期，一般的人都是很拥护禅宗的发展，学术界的领袖人物，像胡安定（胡瑗）、孙复、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等人，他们都是宋代理学的开路先锋。在他们的努力和影响之下，于是有了“北宋五子”的兴起。
第一个是邵康节（邵雍），第二个是周濂溪（周敦颐），第三个叫张横渠（张载），第四五个是程明道（程颢）、程伊川（程颐）兄弟。
一、邵雍
“北宋五子”当中，我们第一个会想到的是邵雍邵康节。他本来是河北人，后来搬家到河南去了。他什么都懂，但是什么都不肯做，甚至政府曾经请他几次出关做官，他都不肯，只是过自己非常穷困的生活，连水酒都买不起。我记得有一次，程明道和程伊川的父亲程珣领着他们兄弟俩去拜见邵雍，他们在饮酒谈天之际，邵雍说出了自己生平学术思想的大要，二程听了非常感动。到了第二天，大程明道先生见了朋友时，就说我昨天和康节先生交谈，听到他所说的议论，真可谓空前未有的豪杰，很可惜没有用来救世！这句话对邵雍是推崇备至。朋友问他，你们究竟谈了些什么？程明道说，我们谈的都是“内圣外王之道”，他的朋友听不懂。这句话见于《庄子·天下篇》。所谓“内圣外王”，即“体用兼备”之意，也就是指的事物本体与所起的作用而言。可见邵雍是“体用兼备”的人，他什么都懂，“内圣外王”之道都可以讲得很清，但他就是不做官。
另外，他有一本书叫《皇极经世》。讲的是《易经》，根据八卦的数理构出天人变化的图案，成为一个非常完整的形而上学的系统，也就是完全解释易经。《皇极经世》后来还有一个“先天象数图”，据说是来自于一个华山道士陈抟，他是从吕洞宾处得到河上公的“无极图”，也就是说，“无极图”最早是河上公传到吕洞宾，后来传到陈抟。他又得到了麻衣道长的“先天图”。陈抟把这两张图最先传给他的弟子种放，种放又传给他的弟子叫穆修，然后穆修又传给李挺之，李挺之又把这个图传给邵天叟，邵天叟传给了他的儿子邵雍。到了邵雍之后就不传了，这个图到了邵雍之手后就断掉了。
二、周敦颐
第二，大家都知道周敦颐，他也是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爷。大家都知道周敦颐是周濂溪，在永州，他住在溪水旁边，叫濂溪；后来搬家到江西庐山下面，也遇到水，还是叫濂溪。因此他的号一生都没有改。周敦颐最先完全是站在道教的立场，周敦颐有“太极图”，是道教的产物。当穆修把“先天象数图”传给李挺之的时候，同时也传给了濂溪。濂溪写成了一篇两百多字的《太极图说》。同时他还写过道教炼丹的书籍，所以他最先是完全走道教的道路，后来由道教慢慢走上佛教的道路。他的《太极图说》，谈“无极而太极”，无极在前，太极在后，这意味着自无生有的意思。他又说，太极动而生阳，太极静而生阴，太极动的时候要生阳，太极静的时候要生阴，阴阳之气，是从太极的动静而产生的。阴阳分立而生天地；阴阳的变化、阴阳的结合又产生了五行——金木水火土。阴阳二气与五行相互作用而生万物，变化无穷。这是周敦颐的一套哲学理论。
他最主张的是阴阳之气，所以他说自己的这套说法，不光是受道教的影响，甚至于受到佛教的影响。他自己也曾说，我这颗妙明之心，由黄龙山的慧南禅师所开导，由庐山的佛印禅师所启发……如没有东林寺常聪禅师的点破迷津，我便不能豁然贯通的。——这是周敦颐自己讲他是由入道走上佛教的道路。正是因为他受到禅宗的影响，所以他在生活上比较淡泊名利，因此“二程“的学生游定夫就说，周敦颐是一个“穷禅客”，什么都没有，是一个禅宗的穷人。另外周敦颐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爱莲说》，大体也是脱胎于佛教的《华严经探玄记》，我曾经对照过，大部分都是根据《华严经探玄记》写的《爱莲说》，由此而言可知周敦颐受佛教禅宗的影响非常之深。
三、张载
还有一个张载张横渠。横渠不是他的名字，而是他住家的地方。张载从小就是一个很有看法的青年，长到18岁的时候他一定要当兵打仗，他说中国一直受外国、北方民族的侵扰，他想要报效国家，想要当兵打仗，就给范仲淹写信，希望范仲淹允许他去打仗。因为他的信写得很好，范仲淹觉得他是个人才，但是为什么要去当兵打仗呢？就给他回了一封信，说“儒家自有名教可乐，何必谈兵”，你不一定要去当兵，为什么不在学问里面做工夫呢？范仲淹劝他不要当兵，而且送他一本《中庸》，要他好好把这本书看看，就明白了。
张载读了《中庸》以后非常感动，觉得里面说的道理非常深奥，愈读愈有兴趣，从此以后就放弃了当兵打仗的念头，研究儒家的经典。等他研究了一段时期之后，观念又改变了，又走到佛教的路上去了，开始研究佛教的经典。然后他又不对了，研究了佛教经典一段时间，又不愿意了，又转而读儒家的经典。他和周敦颐同出于东林寺常聪禅师门下，二人相互谈论，相互砥砺。
我们知道他曾经在当时的洛阳，因为他是研究儒家经典的，他公开讲《易经》，讲《易经》的时候，听的人很多。后来程明道、程伊川跟他谈《易经》，一谈他就觉得自己不如程氏兄弟，说你们两个已经比我研究得好，因此他第二天在讲《易经》的地方做了一个广告，说从明天开始，讲《易经》的人换成程氏兄弟，我的学问没有他们好，你们听他讲。这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让贤给晚辈，他有这样的胸襟，所以也有很好的成就。
张载也是先研究儒家，再研究佛教，转变的结果是走上理学的道路。我们知道张载有一本书叫《正蒙》，里面有两篇文章，都写在他的书窗上，叫“东铭”和“西铭”。东边窗上写的是“砭愚”（东铭）；西边窗上写的是“订顽”（西铭）。大家读“西铭”，他说天为父，地为母，天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地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天地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生在天地之间的人，都是天地的子孙。同时，他以为凡是地球上的万物，都是天地所生。他更进一步说，不但人类和我是一胞所生，都是天地的子孙，而且天地间的万物，也和我们是相与的伴侣。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民胞物与”。
正因为有这种思想，后来从“西铭”里面传下来一句话，说如果有个人能把张载的“西铭”读通了，他就是一个标准的圣人，可见对他的期许相当大，读了《西铭》可以做圣人。
张载认为做圣人的目标，第一是要变化气质，变化气质最重要的是弃恶从善，把你的恶习惯改掉，慢慢改变你的气质；怎样去恶从善？方法是对外要彬彬有礼，对你的内心要特别虚心，不要骄傲，不要随便瞧不起人。对外要“知礼”，对内要“虚心”。“知礼”是儒家的规矩，“虚心”又是佛教的思想。张载说要变化气质，就是拿儒家的理论工夫、儒家的学说，跟佛教的思想混在一起，才能走上理学的道路，走上圣人的道路。
另外在张载的《语录拾遗》里，有“四为偈”相当有名，气概也十分雄壮有力，是千古不朽的名言。他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立命就是安身，立命就是精神有所寄托，对一般人的教育、对一般人的爱护，就是能走上“安身立命”；“为往圣继绝学”，就是在孟子死了以后，你能够接上儒家的道。最后“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说你能够治理国家，使得国家的政治安定，大家都知道太平，“太平”两个字是名词，太是天上的星，太星排列了秩序，不高不低，太星平等了，天下就太平，天下的政治就上轨道了；如果太星不平，天下就乱了。我们说“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不朽的名言。
四、二程兄弟
第四，我要讲的是程家兄弟，程明道（程颢）和程伊川（程颐）。这两兄弟在宋代理学家里面，他们两位起到的作用相当大，明道先生和伊川先生的成就非常高。因为我讲的很多，不能太详细，他们这些人涉猎的地方太多了。
这两兄弟十五六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因为和周敦颐有关系，所以带着他们兄弟俩去拜见周敦颐。周敦颐喜欢佛学，因此程氏兄弟也随着研究佛学。那时候邵雍也在洛阳，我刚才介绍了。他们兄弟两个除了研究佛学以外，也经常向邵雍请教。所以他们兄弟俩既有儒家的根底，又有佛教跟道教的根底。
程氏兄弟的父亲不断地敦促他们，母亲对兄弟俩要求也相当严格。比如程氏兄弟在外面跟别的小孩子打架，母亲责备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小孩。当时的人认为程氏的母亲像孟母一样，所以他们兄弟俩能够有那么大的成就，一是因为父亲带他们拜见学术界有名的人，二是因为母亲在家里严格训练他们两个人。
他们兄弟俩读书非常好，而且应对也很快。明道先生（程颢）为人非常谦和，他的弟子朱光庭（字公掞）曾经请教他，谈了一个月。别人问他你跟明道先生谈了一个月，有什么收获没有？他说我这一个月来非常舒服，非常享受，说“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月”，可见程明道的修养相当高。
可是他的弟弟程伊川（程颐）就不一样，比较严格。比如他有两个弟子，杨龟山（杨时）、游定夫（游酢），这两个学生向程伊川请教的时候，程伊川晚上睡着了，他们俩就站在旁边不敢动。等他一觉睡醒，问他们怎么还在这，他们说老师不让走不敢走。可见他这个人非常严格。
还有一次，学生跟着程氏兄弟一起到外面旅行，要住在庙里面。进庙门的时候，程明道走在左边，程伊川走在右边，后边的学生都跟着程明道进去了。程伊川一看，对哥哥程明道说，可见你的成就比我高，因为学生都跟着你，不跟我。表示学生都怕他。这个故事也证明这两兄弟的个性完全不一样。
程伊川当过宋哲宗的老师。一次宋哲宗看到一棵柳树发芽了，就摘下柳条来，程伊川看到，马上责备皇帝说，柳树在发芽的时候，你不能摘他！有毛病马上要指责。二程兄弟的性格虽然不同，但他们两个人把儒家的地位完全建立起来，因为以前儒家的地位，像孔子和道学，谈道学的人没有他们两个谈得那么周详，那么细密。所以他们能够继承儒家的道统，在宋代理学上的贡献很大很大。现在没有时间详细讲“二程”兄弟的贡献，只能在这里提一下他们对理学的贡献。
其次，唐代韩愈在排佛老时曾经讲过：我所标榜的道，不是佛老的道，而是儒家的道。这个道，由尧传给舜，舜传给禹，禹传给汤，汤传给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给孔子，孔子传给孟子。可是孟子死了以后，便没有传承的人了。这个问题，一直过了三百多年以后，终于有朱子（朱熹）出来说：“及孟子殁，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手孟氏之传。”
这显然是对儒家的道统的传承，找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朱子说，孟子死了以后，书虽然有，但儒家的道没有了，一般人只懂得书的字面，不懂得里面的含义。河南程氏两夫子，他们出来以后，能够接手儒家，真正把儒家的“道”发扬光大，恢复儒家的领导地位。
二程兄弟之所以能恢复儒家在思想上的领导地位，主要是因为在上有范仲淹、欧阳修等大臣的倡导，在下有胡瑗胡安定、孙复等人的推动。另外，尤其是我刚才说到二程的父亲程珣认识邵雍、周敦颐、张载等大儒，不断给他们兄弟俩介绍学术界有地位的人，由此才能亲炙高风，所以他们的成就相当可观，真正能够走上大师的道路。
我们知道“大程”明道先生讲究“仁”。他认为一个学者最重要的功夫就是“识仁”，一个人做学问最大的，要靠仁。他所说“识仁”的“识”，不是文字上“认识”的“识”，而是心灵上的“体悟”，显然他是借用了禅学上静观的方法，即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意思是在静观中才能看出万物的生意来。
有人就问他什么叫做“仁”？他说恻隐之心就是仁，你把恻隐之心扩大了，扩充起来了，就是仁的境界。除了“仁”，他还说到要“诚敬”，以为“诚”是对内意识的集中，“敬”是对外精神的贯注。内心精神能够集中，外边的精神能够关注，才能走上成功的大陆。这是大程。
而小程伊川先生致知的方法，是“格物”；“格物”的精神，就是要“穷理”，要懂它的道理。他说一物有一物的理，一事有一事的理。像水是寒的，火是热的，每一个物都有它的理，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至于是非善恶，以及待人接物的道理，这是事的理。这个事情对了，这个事情错了，这个是好事情，这个是坏事情，从一个事可以推理到别的事，从一个人的心可以推理到别人的心。这是小程先生的看法。
总结来说，二程的最大功劳，就是在学理上挽回了儒家千百年来的颓势，而能够直接继承孟子的学识，上承孔孟的精神，发扬了中国的传统教化。这正如朱熹先生所说的：“河南两夫子出，而有以接手孟氏之传。”只有他们出来以后，才能把孟子的道接续上，这是二程的成就。（
最后讲到朱熹先生。
朱熹先生最早也曾经在这个讲坛（岳麓书院）上讲过学，还有张南轩（张栻）先生也是有名的大师。朱熹是唯一一个能够集大成的，他认为儒家古圣先贤的千言万语，说得天花乱坠，道理只有两个：明天理、灭人欲。天理是什么东西？也就是孟子说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朱子认为，“凡得人心之正者为天理；得人心之偏者，是人欲。”天理是人的本然，人欲是情的泛滥。天理胜人欲，就是圣人；人欲胜天理，就是凡夫。人心合乎我刚刚提到的孟子讲的话，合乎这些就是天理；不合乎这些就是走上人欲的道路。人欲是人的情感的泛滥，乱用情感，不该用情感的地方用情感，情感就泛滥了，走上人欲的道路了。所以保持天理，去掉人欲，这是朱熹先生最所期望的。他说人欲胜过天理就是凡夫，天理胜过人欲就是圣人。所以说：“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
朱子以为，人之所以有人欲，人为什么要走上人欲的道路，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对自己心性的修养工夫不顾踏实，容易受到外界的引诱，而走上人欲的道路；二是对事理的认识都不透彻，容易受到外界的迷惑，而失去天理。
朱子把天理和人欲分得非常清楚，说如果要灭人欲，保守天理，就要“居敬”“穷理”四个字。“居敬”就是指道德的修养，你道德的修养高，就达到“居敬”的修养；“穷理”是属于知识的探讨，你对于一个事情的看法，追根见底懂得它的道理。一个道德的修养，一个知识的探讨，如果一个读书人能把这两件事做好，能走上这条道路，那就是你一生最大的成就。这是朱子治学的方法。
另外我们曾经讲过，朱子曾经反对佛教。我们知道朱子虽然反对佛教，但是对禅宗还是很向往。所以他曾经最喜欢的一个禅宗大师就是大慧宗杲。大慧宗杲的弟子叫道天禅师，朱熹经常请教道天禅师。道天禅师圆寂后，他觉得瞬间失去他的依靠，一时失去了主意，不知道怎么好，也就是说没有禅师指导，他失去了重心。他曾经写过一篇祭文，有下面这些话：
“下从长者，问所当务。皆告之言，要须顿悟。开悟之说，不出于禅。我于是时，则愿学焉。”
他又说：“始知平生，浪自苦心。去道日远，无所问津。”
他接着说：“师亦喜我，为说禅病。我亦感师，恨不远证。”
这些话都是朱子的肺腑之言，是他老实说的话，还能说他反对佛教吗？
胡适先生曾经说过：“宋代理学，挂着儒家的招牌，其实是禅宗、道家、道教、佛教的混合产品。其中有先天太极图等，是道教分子；又谈心说性，是佛教留下的问题；也信灾异感应，是汉朝儒家的遗迹。”他说宋代的理学家表面上看起来是儒家，事实上都是从佛教来，吸取他们的灵感，吸取他们的学问，所以宋代的理学家是一个混合的产物。
总之一句话，宋代的理学家就像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说他们是“儒表佛里”，再明白一点说，就是“阳儒阴佛”。
综观以上，我们知道，宋代学术界的权威人士，像欧阳修，最先是反对佛教的，甚至于他修《新唐书》的时候，他不为玄奘立传，可见他反对佛教很厉害。但是晚年他又很尊崇佛教，还自号“六一居士”。所以梁启超、胡适先生这些人对禅宗的看法都是一样，也就是说宋明的理学，事实上就是这些学术的混合体。
另外朱熹先生在他的《朱子语类》里面有“理一分殊”之说，其中讲一理与万物的关系，以及一切与万物的关系。他这些理论，便是根据唐代永嘉大师《证道歌》中的第三十五首而来。永嘉大师是六祖惠能的五大弟子之一，原歌是这样的：
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
意思是天上的月亮只有一个，但是照到水里面有千千万万月亮，这千千万万月亮是由天上一个月亮而形成，也就是说天上的月亮是圆的，水里面的月亮不会是扁的，这是永嘉大师说的佛教的道理。可见朱子所涉猎的学问很广，不仅仅在儒家，对禅宗的学问也在经常不断的研究。
从这些零零碎碎的记录，我们明白了佛教跟儒家学问的关系，宋代理学家们与佛教是脱离不了关系的，他们表面上都是反对佛教，但实际上却不断向佛教取经。
综合以上我们所说的，儒家的目标是教人如何成圣，佛教的目标是教人如何成佛，道教的目标是教人如何成仙。他们各自所走的路线不同，方法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大同小异。因此，宋孝宗曾经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 佛家讲究治心，道教讲究养生，打拳、吃东西、炼丹；儒家讲究治世，这三教各有不同，各有成就。
其实，早在晋代，孙绰就讲过一句话：“周孔即佛，佛即周孔。”他认为周公就是印度的“佛”，印度的“佛”就是我们中国的周公孔子。别人对这几句话没有看透，这是一针见血、惊天动地的名言！他竟然能说出这么惊天动地的话！事实上是一样的，宋代的司马光，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
“言为百世师，行为天下法。为贤为大圣，是名佛菩萨。”
可见他们的看法都是一样透彻合理。一个人所说的话，觉得自己说得对，你的行动能够让大家效法你，觉得很对，事实上，无论叫圣也好、贤也好，或者叫佛跟菩萨也好，谈来谈去，大家走的方法不一样，归根结底是一样的。
这是我今天讲的最后的结论，谢谢各位。
朱汉民：一流的大佬追佛学 却复兴了儒教中国
主持人（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教授）：
非常感谢罗老先生用两个小时的时间，为我们分享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从唐到宋，中华文化这么一个重大的发展阶段，就是由隋唐的佛学大师、禅学大师一直到宋代产生儒学、产生理学的过程。罗先生用非常充实的资料，娓娓道来，把这样一个思想史的转化、发展、演变的过程，特别是把佛道以及到宋代产生理学的经过梳理得非常清楚。最后罗老先生特别谈到儒佛道是相通的道理，这确实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大家知道佛教在印度产生之后，它后来是沿几条不同道路在向外传播。一条道路是向东南亚传播，大家知道现在的东南亚基本上是佛教主导的国家，还有一条是藏族佛道，全是信佛道，第三条道路是所谓汉传佛教。
佛学到了中华本土，正如罗先生刚才谈到的，很快就和道家结合起来，后来很多人在回忆这个的时候，问有没有可能使得中国成为一个佛教发源地，到底在唐宋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佛教中国化。罗老先生今天讲到了这些问题。正如梁启超先生说的“六朝三唐百年中，志行高洁、学识渊博之士，悉相率入于佛教之范围”，当时第一流的知识分子，第一流的大佬都去学佛学。大家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一个佛教化的国家，但是没有。包括刚才谈到宋代初期的范仲淹、欧阳修等大佬，他们做了一些事情，要求复兴儒学、回归到儒学。
罗先生谈到这些儒家士大夫，甚至在思想历程中都有一段出世的经历，也就是说他们曾经都有一段既不被佛学征服、但在方法上确实又深受其影响的经历。像刚才讲的宋代这些理学大师，一直到明代的王阳明，都有这样的经历。他们都经过出世之后，重新回归圣贤之道。但是他们重新回归的圣贤之道，已经不是孔子、孟子那个时候的儒学，而是融入了佛学的儒学。周敦颐、朱子朱熹等等都是这样，使得当时的思想文化重新复兴了儒学，另一方面，是佛教把一个非常优秀的、确实也是人类文化思想精华的佛学融入到中国来，复兴了儒学。所以中国没有成为一个佛教中国，而仍然是儒教中国。把佛教的精神营养吸收进来，实际上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文化。所以罗老先生谈到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他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来证明这些儒学大师当时的佛学修养非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