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书与楷书.doc

【摘要】 本文通过对近几十年出土的部分简牍、残纸墨迹与汉隶的发展历程的分析和研究，进一步探究了行书和楷书的源流问题，试图从另一角度去探求行书与楷书的发展渊源，一对书体发展中的这一争议颇多的问题作一尝试性的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 简牍残纸 ；行书楷书；源流探求
中国的汉字，从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较为系统的文字——殷商时代的甲骨文算起，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自甲骨文始，汉字沿着它的发展方向向前演进，经历了先秦的大篆（籀文，金文，六国古文），秦时的小篆，再由篆书发展到汉隶，这一过程是大致清楚的。此后，隶书的快写而成章草，章草向下连绵取势而得今草，这也为世公认。然而，隶书的另一发展方向，一般认为是 由隶书发展为楷书，而后，楷书之小伪而得行书。因早期仅有碑刻和少量墨迹传世，由此考察，得出这样的认识，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近几十年，尤其是在简牍大量出土，敦煌写经、楼兰残纸的不时面世的几十年后，面对更多的墨迹资料，使我们对行书和楷书的源流进行再认识成为可能。
为了探究其源，让我们作以下考察：
一、早期书体发展回顾
文字是在实用中逐步产生的，和别的事物一样，它本身并无神性，但是， 奇怪的是，资料（甲骨文和碑刻）表明，自文字产生以来，它就与“神”联系到了一起，并且，这一现象一直影响到后代的书体的使用，进而 影响书体的发展。
因为这一原因，参与某些具有"神"性活动的文字，必为庄重之体，书写者（或刻写者）在制作时都总视十分慎重。后一时代也常以先一时代的书体作为这些场合的庄重之体。比如，在秦汉时，已有简牍书体之类文字作为通行之体，然而以庄重为目的的秦汉印章仍以篆书为主要用字。不过汉印和秦印在字体上也有所不同，秦印上的篆书强调纵画，汉印上的篆书纵横笔画同等重要，这也一定程度体现了当时通行字体对篆书的影响。
这一现象同样体现在汉时的碑刻上。在西汉时期，篆书的影响逐渐衰微，但在碑刻中，也不时出现竭力返追篆书的刻石，因此，形成了早期汉碑刻的融秦篆或秦权量铭文笔法的古隶风格。如西汉《鲁灵光殿刻石》（前149年），西汉《鲁孝王刻石》（前56年）等，而新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的《莱子侯刻石》，东汉《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则体现出通行快写简牍书体与碑刻的庄重书体的融合，或者说是前者对后者的影响。〔1〕
这种现象不仅在秦汉有较明显的体现，在其后的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这一现象可谓一以贯之，随处可见。
由这样的回顾可以发现，作为庄重场合使用的碑刻之书，并非实用之书体的主流。并且，这些书体比之于实用的通用书体，似乎还有某种程度的滞后，这就给我们探求行书和楷书之源流以很好的启示。
二、 行书和楷书探源
顺着上述的分析，我们作以下探究。
在上面对秦汉时期书体的简单回顾中，我们提到了当时通行的快写简牍书体，这通行的简牍书体又是什么样的呢？那就是近几十年陆续出土的简牍、残纸上的书体。因为 那时文学的发展，长篇的文学作品的出现，日常的以实用为目的的书写，求其速度，因此，不可能像碑刻那种求得“通神明或传诸后世"的书写那样去慎重对待，精雕细琢。通用之体，虽然也追求美观，但这无论如何也是在实用前提下的。在西汉及其更早时期，因无纸张，或者纸张并不盛行，简牍即为主要之文字载体，这时的通行之体即为简牍之书，东汉及其以后，纸的出现，进而广泛使用，这时的通用之体则为如敦煌写经或楼兰残纸上的一类书体。
让我们看看这些实用书体的具体形象吧。
1.西汉纪年简〔2〕
天汉三年简（前98年），其用笔的力量在横上，横画起笔迥锋深入的用笔方法出现了，显示出由篆入隶的转换的成形。
太初三年简（前94年），书体出现了波势，在随后的汉末也基本未改变此态，表明隶书的另以发展方向业已形成。
本始六年简（前68年），其风格与上简相似。
这些简牍上的书体也体现出某种程度的流动感和笔画间的映带趋势，这可谓章草和行书之先声。
2.天凤年间的简牍与急就篇觚〔3〕
那些简牍和急就篇觚中都写有波势浓重的隶书或章草。“ 所谓章草，......就是隶书的一种快书写法。对这种文字应该理解为在文字的频繁使用中渐渐趋向简化，最后凝结为一个简略的草体书，章草就是处于这个过程中的书体。”〔4〕
在那时的快写书体中，是否仅由这种有精彩波势的章草书体呢？
3.东汉永元编简（册）〔5〕（居延出土）
在这十分完整的简中,“书体大部分属章草，间一有行、楷书体杂于其间。”〔6〕
4.永寿二年瓮和〔7〕熹平陶瓶
永寿二年瓮（前156年），出土于河南洛阳，藏 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其上有变体隶书（如简牍书体）书写的永寿二年年号，而其它字迹极富行书笔意，即使就认为是行书也并不过分。“熹平陶瓶，笔势飞动，字体厚重，已具行书的意味了。”〔8〕
5.汉急就砖〔9〕和楼兰急就残纸〔10〕
据考证，那些无年号的急就砖和急就残纸是汉时遗物。虽然其结构仍稍具隶意，但用笔却与行书极似。
由此三例（3、4、5 例）可以认为行书已在那时孕育而出，并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这也说明行书的源流就是简牍书体或古隶。
再考察以下后期的资料：
6.西域写经与楼兰残纸
（1）《诸物要集经》和《道行盘若经》〔11〕
此二写经皆为魏晋时期作品，《诸物要集经》有晋代纪元——元康六年（公元296年），而《道行盘若经》虽无纪年，但根据日本著名书法家西川宁博士考证，其先于前者，且年代相去不远。出土于新疆土峪沟,藏于日本京都西本愿寺。
日本学者伏见冲敬研究认为,"当时,最严谨的隶书作为铭石之书使用，而渗透着日常意味的笔画减省的行书与草书则在生活中相当流行，但是，在抄写经书的时候，却使用了一种不如铭石之书那样一本正经，但又不象行书那样轻率的文字，有些像我们用钢笔很规范地写成的字一样，这大约应当是最早使用的楷书吧。”并且，他认为楷书为行书之规范。〔12〕
(2)楼兰残纸
在楼兰残纸中，有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和永嘉六年（公元312年）的残纸。这两份资料已“表现出了与后世之楷书和行书相似的用笔结构。”〔13〕另外，还有一些残纸上的书体与王羲之的行草书相似，这可就与晋时“尚韵”的代表书体“行书”联系上了。
7.李柏尺牍〔14〕
李柏尺牍为东晋永和二年（公元346年）的较为完整的尺牍，其书体与王羲之的行书有某种关系，这是用王羲之的《姨母帖》与之对比，能很容易发现的。
8.钟繇之帖〔15〕，敦煌、楼兰简牍〔16〕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17〕
（1）钟繇之帖
传为钟繇书迹的刻帖，有著名的《宣示表》《力命表》《贺捷表》《荐季直表》等，但均为“摹本之摹本的重复摹写的东西”〔18〕，这是否是钟繇之书的真正面目呢？因为这些刻帖中难免有唐人的笔意和宋人的增损，所以这些刻帖一定下真迹一等又几等吧。因此，这些帖也很难真实反映当时的书风，尤其是当时的流行书风的特点。
（2） 敦煌、楼兰简牍
敦煌和楼兰的这些简牍，分别提供了汉隶与草书的形成过程和行书与楷书的形成的重要资料。而与这些简牍年代相近的魏景元四简（公元263年），则体现出了当时通行书体的形态。
（3）长沙走马楼吴简
1996年在长沙走马楼出土了17万片三国孙吴简牍，其中有纪年的有嘉和四年（公元235年)和嘉和五年（公元236年）简，这些简牍早于敦煌、楼兰简牍，且数量巨大，形体丰富多样，书体也有隶书、章草、草书、行书和楷书等多种。“虽然简牍的书写皆出自中下层官曹、吏卒之手，与钟繇等名家的书法有天壤之别，但却代表了这一时期一般通行的书写风格和水平。它比起传世的三国碑刻及后世的临摹的书迹，更为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的书法状态。”〔19〕若说敦煌、楼兰简牍数量少，不足以充分地展示行书和楷书的形成过程，那么，有17万片之多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则能更充分地显示出当时书体，特别是行书和楷书的发展状况吧。
对这些资料（敦煌、楼兰和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研究与考察，远比从“摹本之摹本”中去探究，更有可能得出行书与楷书的真正源流。
三、佐证
看看别的一些研究材料。
“‘行书’在汉代已有，写法在隶书、章草之间。......不过汉代的‘行书’笔法应近似‘章草’，与晋代以后，由真书演变之‘行书’不同。”〔20〕这种观点认识到了行书是由汉隶发展起来的，但又将行书一分为二，认为，一为汉隶之变体，一是魏晋真书之演进。这难免给人以“行书不是一脉相承地发展下来的”这样的错误认识。晋后的真书（楷书）对行书的影响是显见的，因此认为行书受到了晋后真书的很深的影响不是更好吗？的确，行书在楷书的影响下，到东晋终臻化境。
杨崇福先生在《书法概说》中提出:“楷书从行书中吸取笔法，所以楷书也带行意。过去所谓行书是楷书通行后才产生的说法是错误的。”〔21〕这虽未明确行书和楷书之源流，但却指出了行书与楷书的关系。
“真书（或曰正书，或称楷书），传为钟繇所作，乃经由汉隶、草书、行书相互转化而成。......此在汉末魏晋间的木简残纸文书中已有不少遗迹......”〔22〕这一观点也明确了楷书的发展关系，即楷书是由汉时及其以后的通行书体渐渐演变而来，这期间它的发展受到了草书和行书的很大影响。
四、结论
由上述的分析与探讨我们可以认为：
行书是伴随汉时的隶书的快速书写书体——简牍书体，这些实用书体的发展和章草相伴而成的。在魏晋的真书（楷书）的影响下，逐步完善，臻于化境，成为“晋人尚韵”的体现。
楷书虽可谓隶书之小伪，但也是隶书与行书甚至还有章草等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受到了碑刻书体的深深的影响，在魏晋发展完善，到唐代成熟而呈今日之象。
本文只粗浅的探讨了行书和楷书的源流，而且，这种考察方法或许也存在某些不足，不可能彻底的解决这一问题，真正弄清其源流，有待研究的深入。